天津市医师多点执业难

医师多点执业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医师多点执业可能会对医院发展带来一定影响。一方面具备多点执业资格的医师大多是医院骨干，如果外出执业行为多了，势必会对医院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为了增加经济收入，部分医务人员有可能将医院患者约到其他执业点进行就诊，这也会为医院带来一定影响。　　二是多点执业后医疗风险由谁承担。多点执业大部分为外出手术，外科工作需要团队合作，到外执业，助手，麻醉师、器械护士、环境都是陌生的，不可能细致了解病人病情，到达后匆忙上台，如果术前术后再配合不好，就会影响到手术的安全和质量，医生本人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医师手术完毕后就会离开执业点，治疗连续性也受到一定影响。　　三是如何加强管理和监管。多点执业后，医生是否会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影响本职工作？人才流动意义上的多点执业会不会变成医疗人才的无序商品化？多点执业会不会因医生精力和时间有限导致医疗行医质量下降?这些问题都不能忽视。　　医疗卫生行业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多点执业行医不能是“无限度”的，在多点执业时也要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必须要纳入规范化管理，为此建议:　　一、完善各项配套法律法规。《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已出台，但是还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第一，进一步规范医生多点执业，明确执业时间安排，执业期限，执业范围、执业地点、诊疗科目、工作任务、薪酬、签订劳动保险等内容。尤其对医生多点执业的责任、权利、风险、医疗责任分担等关键点要作出规定，如多点执业医生出了医疗纠纷如何处理，怎么样加强在外地执业医生的管理等。第二，在吸取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并对《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进行修改。结合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工作，配套完善医师的执业环境、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还有养老制度、医疗保险等。第三，对医师多点执业进行有效监管，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切实保障医疗安全。医生不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合理转介患者，扰乱医疗秩序，损害患者权益，损害原单位利益。一旦发现违规或违法行为，终止协议，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取消其多点职业资格。第四，普及医疗事故责任险，减少医生心理压力。同时，医师如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损害事件时，由发生事故或事件的医疗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原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用人单位在管理上要加强对注册医生的进一步规范和引导。第一，把医生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单位行为，这样既可以约束医生，又能为他们承担一定风险；第二，规定医师必须服从医院安排，保证本单位的工作完成数量质量等不受影响，才能外出行医；第三，对执业地点“区域化”，可根据医师的不同级别规定不同的执业地点范围；第四，建议依据医生级别限制其出去的次数等。　　三、加强医生个人的自律性教育。加强医务人员医德医风教育，让他们真正回归“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轨道。医生兼职时还要遵守所从业医疗机构有关规定,确保完成本职工作，要对患者负责，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他为啥辞了“协和” 　　龚晓明曾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几个月前，他辞职了。 　　2013年5月，龚晓明在一家媒体网站上撰文回忆去年在美国学习的经历，比较了中美医疗的差异，并建议开放多点执业。 　　他说，在很多国家，教学医院里承担教学任务的医生，除了医院的工作之外，还在自己的诊所或者其他医院里面兼职。“比如我在英国见到全球知名的Linda Cardozo教授，她每周为教学医院服务40个小时，每周二要去自己的私人诊所出诊，有手术的时候也是在那天安排在别的医院内进行。区别于公立医院，在私立诊所或者医院内，他们更多接触到的是有商业医疗保险的患者，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获得额外的收入。这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 　　龚晓明说，医生在公立医院之外获得了合理的收入，在公立医院里面的角色更多定位在教学上。不少医生和教学医院签订非全职的工作合同，每周为教学医院工作一两天，有些医生主要在自己诊所内工作，而每周在教学医院的半天到一天工作是免费的，只是为获得一些教学的头衔，也有助于口碑的建立。 　　在美国学习期间，龚晓明想好了自己今后的发展道路，就是在公立医院主要做一些教学工作，在外资医院或者私立医院多点执业，出门诊、做手术。 　　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最后几个月，龚晓明已经开始尝试多点执业，去一家民营医院出诊，每周出诊一次，大概看10位病人。“理论上，多点执业应该给医院打报告，经医院批准，我没打，因为以前院里也有人打过报告，被拒绝了，我不想再重复一次这个过程。我去意已决，打算辞职。” 　　6月，龚晓明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将要辞职的消息。7月底，他离开了已工作整整15年的北京协和医院。 　　不少医生选择“只做不说” 　　宣布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后，龚晓明开始寻求新的工作目标。“允许多点执业，是我向新单位提出的唯一要求。有一位院长说，龚晓明还没来，就想着要多点执业，这种人不能要。” 　　早在2009年9月，原卫生部下发《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随后，广东、四川、北京、江苏等地相继展开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在上述试点运行两年多后，全国所有省份都有了多点执业试点。按照当初的设计，行政管理部门希望把大医院的优质资源引到基层和社区。然而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不少省份申请人数不足百人，在一些城市甚至出现零申请。 　　根据现行的政策，医生多点执业必须经过所属单位的审批，而且还需要所属单位和新增执业单位签协议。这无形中设置了一道“玻璃门”。一些院长担心，医生多点执业会给医院的科研、医疗、教学带来冲击。 　　“有名医来是好事，我们最缺的就是知名专家资源。”一家北京民营医院负责人说，但是相关规定令那些医生顾虑重重——出来坐诊必须经原单位医务处批准，还要去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因此，目前在这家医院兼职的专家，大多没有告知原单位。 　　记者在和睦家医院的网站上看到，不少公立医院的知名专家都在这里有出诊信息，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经过了多点执业的注册。“院长和卫生行政部门不批。”当记者问及为何没有注册第二执业地点时，一位知名专家如此回复。 　　其实医院对于专家在外出诊并非毫不知情，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不能开这个口子。如果放开了审批，医生都出去挣钱了，医院怎么办？来这里看病的病人怎么办？”一位公立医院院长直言不讳地说，专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公立医院的长期培养，所以医生理应回报医院。 　　2013年7月，深圳市一度公布“颇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包括取消执业地点数量的限制，医生无需获得医疗机构批准等。不过在媒体广泛报道之后，深圳市又出人意料地撤销了这一方案，试点也因此搁浅。 　　对于中止试点的原因，深圳方面并未作出解释，外界有诸多猜测。 　　深圳市一家医院的医生说，当时在政府的要求下，医院也出台了多点执业的实施细则，其中要求相当苛刻，诸如“医师多点执业须征得科主任批准，该医生当年考核由科主任决定”，“医师外出出诊时间，要扣除本院待遇”，“科主任原则上不允许多点执业”等。 　　相对而言，龚晓明还算幸运。他在网上认识了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院长段涛。对于龚晓明多点执业的要求，段涛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邀请他到该院妇科做副主任。龚晓明觉得，那里会有做事的空间。 　　一些院长还是“想得开” 　　在天津新世纪儿童医院工作的小胡（化名）开始多点执业的经历显得波澜不惊。他是天津市一家公立医院的儿科医生，从今年8月起，他的工作比原来更加繁忙。“我利用业余时间到新世纪儿童医院出诊，每周出诊一两次。”小胡说，在这里出诊的感受与在公立医院有很大不同。 　　首先是大环境的变化。他所在的公立医院，每天门诊大厅里病人和家属熙熙攘攘，难得片刻宁静。但是在这家民营医院，“家长可以安静地抚慰孩子，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跟患儿家长沟通”。 　　其次就是压力的变化。“在原来的公立医院，一周3次门诊，每次半天的门诊都看几十位病人，解释沟通工作都是有心无力。我还管着20多张病床，脑子里那根弦时刻紧绷。”到民营医院出诊，让小胡觉得工作是一种享受。 　　记者了解到，近期，为缓解天津市儿童看病难，天津市儿童医院安排主治医生以上职称的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天津新世纪儿童医院住院二线值班及急诊值班。所有兼职医生需办理多点执业。第一批130余名医生已经集体办好多点执业手续，第二批22人正在办理中。 　　天津新世纪儿童医院CEO辛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约有150名多点执业医生加盟该院，其中天津市儿童医院有130余名儿科医生申请加入。对天津新世纪儿童医院来讲，这些医生的加入，一方面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进入天津新世纪儿童医院出诊，并不单纯是拿钱出诊这么简单，医生一样要接受新世纪儿童医院的考核和管理。”辛红说，多点执业的医生在这里工作之前，都要进行为期数天的脱产培训。“因为我们的工作模式与公立医院不同，工作流程不同，服务标准也不同。”　　天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常诚表示：“我院的医生是利用业余时间出诊，到那里体验到了与公立医院不一样的执业感受。这不是坏事，可以促进医生在本院的工作。”一上午出门诊看五六位病人，每位病人保证出诊30分钟，既给患者带来满意的服务，也给医生带来了舒适的诊疗环境和好的报酬。 　　像常诚这样“想得开”的医院管理者，还有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经他主持，北京儿童医院与安徽省立儿童医院等8家外省（市）儿童医院共同组建了北京儿童医院集团。这种“病人不动、医生移动”的医疗服务体制新模式，旨在促使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下沉，同时带动人才培养。 　　“我们将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倪鑫说，他不担心自己的医生会流失，也不担心本院的工作量完不成。“只要在考核的范围内完成了本院的工作量，为什么不能到别的医院发挥一技之长？相反，如果医生去其他医疗机构执业，和单位连招呼都不打，病人怎么办？单位如何安排日常工作？” 　　倪鑫认为，多点执业政策应该在患者、医生双方医疗安全的基础上实施，以实现专家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