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贾瑞德·韦内特（瑞恩·高斯林饰）将一个能把40亿美元单子做成37亿美元收入的德银代理人，迈克尔·布瑞（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是独眼基金管理人，马克·鲍姆（史蒂夫·卡瑞尔饰）是华尔街世家出身，本·霍克特（布拉德·皮特饰）是康沃尔资本退休银行家。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 (2016)第73届金球奖 (2016)第69届英国电影学院奖 (2016)第68届美国导演工会奖 (2016)第22届美国演员工会奖 (2016)电影《大空头》取材迈克尔·刘易斯的同名小说，是金融危机后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　　提起这部电影，复旦大学金融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的第一句话是“我看了两遍”。他坦言，第一遍主要关注剧情，第二遍则是从专业角度出发去理解导演要传达的一些意图，这部影片在对金融问题的剖析上非常值得称道，因而引发的反思也是多维度的。　　在影片情节的铺陈中，几组主人公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前，预测到M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迟早会发生问题，并通过做空获得回报。　　传统思维中，空头被认为是作恶者，是他们导致了市场的混乱甚至崩盘，然而影片却认为：不是空头创造了危机，而是问题本身就在那里，空头只是发现了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已。　　孙立坚谈到，经济学课堂上，老师经常会告诉学生，投机是资产价格发现的必要机制，如果没有投机，价格要么单边升、要么单边降，而正是由于投机的存在，资产才能在市场中维持其应有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空头不仅不是一种恶，还是一种使金融体系健康运转的要素。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问题空头才会“找麻烦”。由此联想到去年A股的股灾，在市场急剧下跌的时候，不少人都把矛头指向做空，股指期货等做空工具也被迫“断了手脚”，但之后人们发现，没了做空市场还在跌，这已充分说明了问题。　　回过头来，人们都弄明白了，去除场外配置的高杠杆是导致2015年股灾的真正原因，而导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也正是房地产市场的去杠杆。在孙立坚看来，是美国政府和宽松货币政策制造了资产泡沫游戏，是他们放任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称，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的失衡，使得各国资金都投向美国债券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撑了美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风险源是美国自身及其他市场集聚起来的那么多资金。　　创新应分散风险不是隐藏风险　　当然，华尔街也难辞其咎。他们把金融搞得异常复杂，各种兜兜转转之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甚至产生了严重脱节。　　通常情况下，基础产品价格调整会影响衍生品价格，而现实中，这样的传导是扭曲的。相信大家肯定对影片中这样一个情节印象深刻：当美国楼市开始调整，房贷违约率不断上升，但从房贷中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CDO（担保债务凭证）却没有和一级市场产生联动，即价格不降反升，这令一向坚持自己判断的空头也自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这也是金融市场的残酷所在，有时即使看准了方向，也熬不到胜利那天。　　而华尔街真正的“恶”在于，兜售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时，不把风险充分揭示，投资者并不了解自己购买的金融产品中究竟“打包”着什么，甚至不知道一旦出现问题后，自己所要蒙受的损失。“人们只看评级机构的评价来进行投资，这也是一二级市场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孙立坚说，把原本应该金融机构自己承担的风险“转嫁”给毫不知情的投资者，而且他们能够获得的投资者回报还是非常低的，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恶。　　孙立坚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最值得反思的是道德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不是传统的金融危机，而是一场道德风险的危机，华尔街非常清楚凶险在哪里，但对他们来说，只要卖掉就和自己没关系了。而且卖得越多，卖到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地步，就能倒逼央行救市。”　　那么，各种金融创新、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本身有没有错？孙立坚认为，金融创新的出发点是好的，金融衍生品大多也是分散风险的产物，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监管、如何规范。　　理论上来说，风险只能分散，而不能完全规避，金融创新如资产证券化就是分散风险的一种手段，为的是把分母做大，那样每个分子所需承担的风险就小了，一个好的金融体系设计，风险能够降低到接近于零。眼下，我国正大力度推进金融创新，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就是按照分散风险的思路在操作，但切记，是分散风险而不是隐藏风险。　　大量流动性会不会酝酿更大空头　　影片结尾处提到，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造成巨大动荡的金融衍生品正死灰复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担心市场重蹈覆辙吗？　　孙立坚认为，当下全球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只会用应对传统经济衰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投放大量流动性，却又收不到效果，反而在金融市场上制造着一场场跌宕起伏。流动性之下，多样的金融工具都运转了起来，然而只是在金融市场空转，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才是问题所在，但这也不能说是金融工具的错。这些流动性的“横冲直撞”，确实可能正在酝酿更加凶险的大空头。　　“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状态，投放的流动性都被卷进金融体系内部，而不是应该去的实体经济里。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值得好好思考。”孙立坚说，这种恶性循环一定要找到解决办法，因为实体经济需要金融，尤其是创新创业这种高风险买卖需要金融支持。　　邵宇同样认为，当流动性过剩成为常态，实体经济跟不上虚拟经济的脚步，风险会逐渐放大，“金融创新一定要回到支持实体经济的本源上来”。　　“次贷危机”会上演中国版吗？　　看完电影再看看我们身边，像“大空头”引爆前夜那样的楼市疯狂似乎正在重现，因此不少人会问，“次贷危机”会上演吗？　　“形式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的。”孙立坚指出，对于复杂的金融产品我们不用太过忧虑，因为目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远不如美国发达，类似电影中CDS（信用违约条款）、CDO这类产品国内并没有，但需要警惕问题的本质，即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资金最终流向房地产市场。资金堆砌起了价格，而价格效应会吸引更多资金进场。　　邵宇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泡沫，但问题没那么严重。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杠杆没那么大，目前首付三成的总体杠杆是合理的，而美国5%甚至零首付都有过。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没那么复杂与庞大，美国在房贷上建筑了几百倍乃至上千倍的衍生品市场，造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还是最基本的形式，要对金融体系造成伤害，没有那么多的传导链条。　　不过，孙立坚也谈到，虽然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到房贷占银行贷款比例并不高，但房贷只是一级市场，基金、信托通过影子银行也进入了房贷领域，这是银行表内不体现的，其杠杆显然更高。当买基金也可以分享房地产泡沫时，问题就在那里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此时此刻观影《大空头》最大的启示或许是，我们有必要对房地产市场保持最大警醒。正如影片开头引用马克·吐温的金句所言：让你陷入麻烦的，并不是你未知的东西，而是那些你确信无疑、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

1979年春天，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2013年夏天，中国政府在东海边又画了一个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贸区的三大背景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着以下三大时代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全球贸易竞争。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对于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可能有困难，可以先让自贸区主动门户洞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自由投资和贸易，做一个对接的小窗口，并可以适当将其中的某些高商业标准映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和服务业。如果试验失败了，由于限定范围，影响也有限，而一旦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推广并全面对接整个中国经济。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不能说发达国家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是错误的，因不少规则符合市场发展和经济升级的内在规律要求。所以中国须用积极态度对待，其中一些合理的规则同中国自身的改革方向是兼容的。因此还是得采用最小公约数原理，找到交集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同时借此规则消解掉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最终建立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尽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类似当年加入WTO，也就是所谓的用“开放促改革”。如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改不动，那就不妨开放多些、大点。因此，设立上海自贸区是本届政府力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第三个背景是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貌似规模已经不小，香港现在官方口径8000亿，实际可能有1万亿，台湾也有4000亿，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中国确实是想这些人民币在海外多一点、飞久一点。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的回流获利的动机，人民币货币的海外总量还是无法做大，而构建回流闭环就需要巨大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基础和衍生）来容纳和吞吐。　　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因此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过去没有自贸区，资金进来的龙头要直接接到内地的资产市场，需要通过QFII管道或者借道贸易途径才能获取人民币资产。有了自贸区之后，就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自贸区的四项使命　　　　简而言之，上海自贸区肩负四项重大使命。　　一、贸易的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离岸贸易的最核心是解决跨国公司的资金管制问题，自贸区内企业允许搞一个国际资金池和国内资金池，当中设计有互联互通的管道。这样的贸易就是订单和资金环节是在上海完成的，货物未必经过上海的港口。　　自贸区不会做成集装箱的堆场，并探索同大长三角周边地区的错位竞争和协同合作。更重要的是，推进与自由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配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及航运金融交易平台，允许境内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和航运远期交易。在自贸区内将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的交割仓库，一旦建成，将替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LME仓库的部分作用。这些设计不仅会促进相关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行业（包括融资租赁、检测维修、审计会计等）的发展，还降低了跨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源调配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门槛和成本，将助力于自由贸易港的繁荣。　　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这特别针对的是服务业：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全部开放。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发展较好、竞争力变强。因此自贸区内投资会大部分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预期率先在试验区范围内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而船舶运输、资信调查、融资租赁、检测维修、演出经纪、娱乐文化、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众多现代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性行业，都将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准入标准，欢迎国内民营资本和海外直接投资。　　其实这应该也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预演，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磋商。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将首次延伸至“准入前”，并不再依赖当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进行行政控制，用以交换美国对等的更透明的外资准入审核流程。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目的是消解既有政府部门的审批权以及相应的设租、寻租能力。此外，投资也是双向的，鼓励中国资本从自贸区向海外直接投资。可能未来在自贸区，对外投资只需要备案。鼓励成立对外股权投资基金，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让自贸区同时成为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平台，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　　三、金融的国际化：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预期在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是市场决定的，积极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可能具有有限牌照）。鼓励其建立综合交易平台，全面放开产品创新。也允许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去海外发债，拿钱回来之后可以贷款给自贸区里面的企业，并突破现有存贷比的限制。同时变革自贸区内企业外债管理方式，力图实现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以便建立跨国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中心。　　未来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发展愿景是很大的，首先是初步实现香港、新加坡、澳门、瑞士、开曼、维京群岛等具备的自由贸易和离岸金融等功能，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国际板），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者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最终形成类似伦敦的，全面渗透型和内外一体化的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四、行政的精简化：自贸区将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化繁为简，减少行政成本，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有效路径。可以预见，未来在自贸区内，质检工商等所有的市场行政管理职能都会汇总到一个机构，而分散在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也可能都并在一起只有一个金管局，所以真正意义的大部制改革完全可以在试验区里实现。其最终目的是──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透明度，并进行地方立法试验和履行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这即是实践“小政府”的全新的执政理念，也是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的最新尝试。　　　　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未来前景　　　　那么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复制性又如何呢？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自贸区自身区域是否有扩展空间，28平方公里很小，现在做的很多文章其实是在28平方公里以外的。因此未来扩张是留有空间的，主要要看试点的效果，不排除未来自贸区会推广到浦东甚至是上海全境。二是其他地方自贸区会不会跟上，管理层是有可能会放出其他赛马来进行平衡和竞争，也有传言几个地区已经在上报方案，但短期内可能还有一些难度，主要是这一次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的力度、尺度之大，难度之高，对于现有行政机构来说都有一个消化和适应的过程，如果短期内多次复制，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过度负荷，无法有效响应。　　作为七大改革顶层设计，至上而下拉动新三驾马车的核心抓手，以及自下而上的全面积极试验和回应，上海的自贸区试验意义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这是当下中国全力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它不是一两项税收优惠，也不是招商一两家骨干企业，而是机制和体制的真正全面创新和升级。这是一个完整的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它将创造出一个符合国际惯例、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