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经济师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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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飞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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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潘峰作为红三十军的一名营级干部，随同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向西游击。行进中，支队首长命令他带领一个排在后面阻击敌人，掩护支队主力向西撤退。他们在一座山头上坚守到天黑，仍未接到撤离阵地的命令。潘峰派人与支队首长联系时，却发现四周全是搜山的敌人。他急忙带领战士去寻找部队。危急时刻，他们根本不知道左支队的去向，在山上乱转了一夜，队伍也被敌人打乱。潘峰身边只剩下五六个战士。天亮以后，他们在一片灌木丛中隐藏起来，不敢发出一点声响……从天亮一直躲到天黑，但搜山的敌人却未曾撤离，他们自然不敢乱动。晚间，祁连山里冷风刺骨，冷得要命，加之腹内空空，大家都感到难以忍受。恰在这时，山下的敌人营地，忽然响起了红军的集合号声。潘峰不禁一愣：怎么搞的，是谁在吹集合号？原来是司号员投降了敌人。敌人给他吃饱喝足穿暖和之后，他便充当了敌人的劝降工具。他叫着潘峰等人的姓名进行喊话。潘峰心里很是生气，真想瞄准开上两枪，但他又不敢暴露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潘峰身边的五六人中间，有一名干部思想动摇起来，他支支吾吾地说：“老潘，到了这种地步，咱们还是过去吧！”潘峰没有吭声。他很诧异：这位干部刚才还表示要革命到底，宁死也不投敌，怎么忽然间就变卦了呢？沉思了好一会儿，潘峰才一字一句地说：“人各有志，到此地步，你想过去就过去，我姓潘的不加阻止。过去了也许能吃饱穿暖，保全性命，可我不去。我15岁当红军，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吃苦受累，可不是为了今天当叛徒。投敌叛变的事，本人坚决不干！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干，死了就算！”潘峰的这番斩钉截铁的话，使同志们听了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跟他在一起，决不私自逃跑投敌。那个一时产生动摇的干部，内心也感到羞愧，打消了投敌苟安的念头。于是，他们又在山里摸来摸去，试图找出一条生存之路。一天夜里，潘峰等人被冻得实在受不住，就燃起一堆火取暖。这一堆燃烧的篝火，把分散躲藏在四周的红军伤病员接二连三地吸引过来。子夜时分，大家都围着火堆睡着了。敌人乘机摸上山来，将他们打散……潘峰独自一人，摸黑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漫无目的地走着。天快亮时，因为分辨不清方向，也不知应当奔向何方，他只好仍在山上兜圈子。恰巧，迎面又碰到几个红军，他这才松了口气，感到有了依靠。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每人手里都有一把短枪，遇到意外情况，还能自卫抵挡一下。潘峰随身也有一支手枪和几发子弹，便跟这几个人结成一伙，紧紧地相聚在一起。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医务主任王恩厚，就在这支小分队之中。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负伤后，王恩厚便一直跟在师长身边，一面负责医疗护理，一面担任安全警卫。在紧急向西突围中，他们被敌人打散，王恩厚与师长完全失去联系。天黑夜暗，王恩厚喊不能喊，叫不敢叫，只得领着两个人满山遍野寻找师长。三人整整跑了一昼夜，也没有见到师长的影子。小分队在祁连山里转悠了几天几夜，虽说是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但却怎么也突出不了敌人的封锁圈。一天，潘峰、王恩厚他们在山上转移的时候，跟王树声、杜义德等人不期而遇。王树声所率领的右支队六七百人，几经苦战之后，身边也只剩下二三十人。相逢之时，王树声、杜义德神情显得特别警惕和戒备，同潘峰等人招呼也不打，如同陌生人似的，板着面孔擦肩而过。此情此景，让潘峰、王恩厚等人都不禁愣住了，茫然不知所措。“走！我们跟上王副总指挥！”潘峰一声吆喝，大家都紧随其后。可谁知，他们还没跟上二里地，就被杜义德拦住了。这位跟随王树声并负责断后的西路军骑兵师师长，也不说个所以然，但就是不准潘峰等人尾随。他拔出手枪说：“给我站住！向后转，不准跟进！”潘峰等人只好停住了脚步，未敢再跟进一步。唯独王恩厚迎着杜义德的枪口，挺着胸脯向前走了几步，理直气壮地说：“我要见王副总指挥！”“嗬！你这小鬼，好大口气！”杜义德收起手枪说，“去，去去！王树声不见你……”王恩厚说：“我跟王树声是一个村子的，你去报告一声，他会见我的！我的名字叫……”经过一番交涉，杜义德才允许王恩厚、潘峰两人放下枪支，徒手走进一个山洞，跟王树声见了一面。叱咤风云的王树声，此时也陷入了困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潘峰、王恩厚：人多目标大，不打也会垮。大家在一起行军很不方便，也容易被敌人发现。因为敌情严重，不能集中行动，你们七八个人结成一伙，吃的粮食也好解决。当前最为要紧的就是想办法突出祁连山，然后再想办法穿沙漠，过黄河，奔向陕北，回到党中央的怀抱！突出祁连山以后，潘峰及其结伙的小分队，在回归途中仍遇到两大难题：一是敌情严重，二是吃饭困难。七八个人三天两头吃不上饭，经常饿着肚子行军赶路，几乎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为了填饱肚子，他们接连碰到两起不顺心的事：一是在一处荒草滩上，他们碰到个中年羊倌在放羊。大家在山里饿极了，见到羊，高兴地说：“哈哈，羊，羊！搞上两只，吃饱再说。”可那羊倌一见这别着枪的七八条汉子，就“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连声求告：“红军老总，高抬贵手！你们不要抢我的羊，吃我的羊……这羊是东家的，少一只我就活不了！”大家不由得生气地说：“我们又不是土匪，怎么会抢你的羊？”羊倌又说：“我知道你们是红军。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打抢老百姓。”潘峰等人说：“我们也不白吃你的羊，拿钱买还不成吗？”那羊倌说买也不成，前些日子有几个红军买了他一只羊，被东家知道了，将他吊打一顿，不准他再与红军来往，否则，就以私通红军拿他是问。羊倌把话讲到这个地步，大家只好打消了“开羊荤”的念头。虽饥肠辘辘，但也无可奈何。羊肉没有吃着，潘峰还对羊倌作了一番解释，讲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免得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那羊倌见他们没有行抢和强迫他的意思，便将揣在怀里的几个玉米面饼子，拿出来送给他们充饥。二是路过一户独门独院的人家时，七八个人全都进去，向农家主人讲明来意，要求为他们做一顿饭。这家主人倒也爽快，答应立即动手做饭。一个中年妇女生着火后，说灶屋里柴火不够，就跑出大门去抱柴火，谁知她竟一去不返。当小分队派人寻找时，那妇女早已跑得没有踪影。潘峰顿感到其中有变，一面在门外派上岗哨，一面督促农家主人快点做饭。不多会儿，外面的枪声响了，地方民团一路吆喝着，直奔而来。情况紧急，小分队每人挖了两勺半生不熟的饭食，装在干粮袋里转身就走……事后，大家才感到小看了那个妇道人家，由于对其提防不够，差点儿酿成一场大祸！打这以后，潘峰等人吸取教训，每次搞饭的时候，首先在门外派上哨兵，不准随便出入，实行临时性“戒严”。这样一来，倒也平安无事，大家吃过饭，嘴一抹，说上几句感谢话，拔腿就走。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武装行乞，总比拿个打狗棍，拎个破篮子，可怜巴巴地挨门乞讨，要好得多也优越得多。但是，他们也有个根本原则：手里有枪，但不能抢，以免造成不良影响！有一次，他们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请求一户农家大嫂给他们做点饭吃。这家是单门独户，靠近大路，家境很贫穷。男主人下地干活去了，女主人和几个孩子待在家里。“红小鬼”周黎看到屋檐下的背篓里面，盛有用草木灰拌过的土豆碎块儿，伸手就抓了两块吃起来。“吃不得，吃不得！”女主人快步来到屋檐下，“这是下地的种子块儿，看看，芽子都生出来了，人吃了会呕吐哩！”说着，她将背篓挪开，又急忙从窖里拾了一篮子土豆，对小分队说：“你们不说我也知道，都是落难的红军，我见过好几拨了。大伙歇会儿，我这就给你们烧火做饭。”周黎实在饿极了，抓起个生土豆便啃了起来，两个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嚼得津津有味，比吃水果还香甜。农家大嫂把一口盛米面的瓮底刮了又刮，才刮了两碗麦、豆掺合的杂面，为小分队熬了一大锅土豆糊糊饭。吃饭时，潘峰发现这户家庭实在太穷：大小几个娃娃，全都赤条条光着膀子，紧紧偎在炕上取暖。春寒料峭之际，大嫂也只穿着件破破烂烂的单薄上衣。虽然吃了顿现成饭，可大家心里都感到不是个滋味，于心不忍啊！身无分文，想给点饭钱也给不起。无奈之下，潘峰把身上的羊皮袄脱了下来，顺手递给了女主人。他说：“好大嫂，请你收下这件皮袄，就抵给你当饭钱！”女主人忙说：“要不得，要不得！你这皮袄值钱哩！”推来让去，大嫂只好收下了。当天晚上，小分队在一座破旧的窑洞住下后，大家联想到白天用皮袄顶饭钱的事，便七嘴八舌地嚷嚷开来，形成了一场自发的讨论会。鉴于那些缺吃少穿的穷苦农民，连顿饭也供不起的情景，以及那些生活较为温饱的农户，因其胆小怕事，也不敢公开给吃给喝的种种行为，有的同志当即提出：“我们手里有枪，好赖也是一支武装力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打上几家土豪，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有了。”但也有人提出质疑：“红军打土豪要发动群众，名正言顺。我们吃了败仗，成了一伙散兵游勇，以什么旗号打土豪？怎么发动当地群众？给穷人分不分浮财？……”能不能打土豪，谁也不好拍板定夺。最后，王恩厚把目光转向麻城老乡何兰阶，急切地问：“老何同志，你当过红军的裁判所长，绑过土豪，审过土豪，你说能不能打土豪？”“要叫我说，有枪也不能打土豪！”二十七八岁的何兰阶说，“我们本来就像一伙乞丐，拿着枪一路上讨饭吃，要再跟土豪动起刀枪，老百姓会怎么看待？到时候，谁承认我们是失散的落难红军，都会把我们当成打家劫舍的土匪，这土匪罪名我们可不能背！依我看，不管是土豪劣绅、地主老财，还是胆小怕事的富裕人家，我们都只能商量办事，让人家施舍一些饭食，赖以糊口维持。总而言之一句话：手里有枪也不能打土豪！”何兰阶说得大家心悦诚服，思想认识逐渐一致。考虑到红军的声誉，大家都不再提打土豪的事，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又考虑到人多不好吃饭的难题，小分队决定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灵活策略：早晨分散出去讨饭吃，晚上按照预定的路线地点联络集中，如能多讨得一些食物，便集中起来赶路。行进途中，他们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经由祁连山北麓的民乐，很快到达永昌县境。永昌县城以西的水磨关，为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是一处要隘。潘峰、周黎、王恩厚等人，都参加过水磨关战斗，对这一带的地形道路比较熟悉。因此，他们决定经由水磨关向北行动，然后沿古长城直奔黄河岸边……趁着天黑，小分队快速越过水磨关后，又连续走了大半夜，绕到永昌县城以北的一座寺庙。经过侦察，寺庙里只有八九个和尚，四周也没有敌军驻防。于是，他们决定进庙歇息一会儿，搞点饭吃。不多会儿，两个小和尚就送来热菜热饭。大家吃饱喝足后，席地而眠，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潘峰刚刚迷糊了一会儿，忽然跳了起来，他想到晚上没有加派哨兵，有点不安全，便走出大殿，四下里巡查起来。庙内静悄悄没有声息，似乎平安无事。当他走向庙门时，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侧耳一听，觉得门外有人，并且还在窃窃私语。潘峰急忙回到大殿，将同志们叫醒，极其果断地说：“同志们，这古庙不是久留之地，夜长梦多，我们还是趁早赶路吧！”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时，事先把守在庙门外面的和尚拿着刀斧棍棒，大喊大叫：“共产汉子，你们跑不脱了！”“赶快把枪交出来，投降！”“我们主持进城搬兵去了，马师长的马队就要到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危急时刻，潘峰、周黎两人攀上墙头，开了两枪，吓得众和尚抱头鼠窜。王恩厚、何兰阶等人急急忙忙冲出庙门。小分队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距离黄河岸边不远了，潘峰等人却都成了马家军的俘虏。潘峰等人沿着古长城遗址，一步不停地向东行进。几天后，由民勤县进入到武威北边的荒漠地带。途中，他们不只是忍饥挨饿，就连口水也难喝着，一路上口干舌燥，喉头冒火。这天，他们从一个集镇路过时，听说当地有个盐务所，专门对过往盐商进行稽查和征税。小分队一举包围了这个盐务所。盐务所里只有两名税警，没有枪支，都乖乖做了俘虏。趁此机会，潘峰等人不仅吃了个饱饭，还搞到一些炒面、炒米之类的干粮，以及两个盛水的大葫芦。临走时，小分队又用枪口迫使税警拿出七八块银元，每人分得一块做路费。当天晚上，小分队在一家羊场歇息时，先与羊场主人进行商量，让他给小分队宰只羊吃。谁知羊场主人十分吝啬，以春乏时节羊只瘦弱不可宰食为由，予以拒绝。小分队见协商不成，就采取“武”的方式，宰了两只羊，连夜煮熟，开了一回“羊荤”。再次出发时，小分队一分为二，各自分头行动。潘峰与周黎、张纯德、董少彦等人为一组，先行出发。他们一面探路，一面为后续小组设制行进路标。王恩厚与何兰阶、汪乃荣为一组，随后跟进。两组约定，在土门子或大靖以北地区再行联络集中。潘峰小组天不亮就出发了。天亮以后，王恩厚小组抓紧吃过早饭，顺便向羊场主人做了一番解释工作。何兰阶还把一块银元顶了羊钱。何兰阶在红军中当过秘书，写得一笔好字，特意在一本皇历上写了几句话，以表明红军的诚意。大意是：我们宰你两只羊，留下一块现大洋，等到红军得天下，再还你家两只羊。空口无凭，立字为据。随后，何兰阶、王恩厚、汪乃荣都签上各自的姓名。这样，他们才匆匆赶路……走戈壁，穿沙漠，清晨寒风凛冽，中午烈日炙烤，傍晚又风沙骤起，刮得人难以行走。第二天午后，因为狂风大作，搅得天昏地暗，王恩厚等人没法赶到预定的村子，就在一座烽火台的残墩处躲避风沙。巍然屹立在长城线上的烽火台墩，历经风沙侵蚀，多处早已坍塌。在台墩的向阳面，不知谁挖了个猫耳朵似的洞穴，勉强可以容两三人栖身。王恩厚小组虽然躲过了风沙，却没有逃脱马家军的魔掌。由于小分队“抢劫”过盐务所，暴露了行踪，因而招致了马步青部一个骑兵连的跟踪追击。就在这座烽火台墩里，王恩厚三人被敌人抓住。敌人搜身时，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扒光，搜了个一干二净。王恩厚等人于危急中埋掉的3支手枪、10多粒子弹也被刨了出来。最后，敌骑兵连长拿出从羊场查获的那个皇历本，挨个核对了三个人的姓名后，即由一个班的骑兵将他们押送到武威，关押在战俘集中营。数日之后，潘峰等人也不幸当了俘虏，与王恩厚等人同关在一个集中营。两个小组成员相会时，都不由大吃一惊，嘴唇不住地蠕动着，欲言又止。因为狱中情况复杂，双方只能挤眼努嘴，一切即心领神会。过了些日子，潘峰、王恩厚等人才利用放风的机会，挤在一块儿互通情况，讲了各自的被俘经过。原来，潘峰小组在行动中，感到武装行乞的做法弊多利少，很容易暴露行踪目标。即使遇到敌人，人少枪少想打也打不赢。有时向老百姓讨碗水喝，人家见你有枪，两手就直打哆嗦，把一碗水全洒光了。本来，老百姓见到挨门行乞的失散红军，也是很同情的，多少都会施舍一些食物，但一见你腰里别个“盒子炮”，吓得转身就跑。凡此种种，都是带枪造成的不良后果。因此，他们就将手枪拆卸开来，分散埋在沙窝里。这样一来，他们就都成了赤手空拳的叫化子，可怜巴巴地挨门乞讨。一天夜里，他们赶到一座小庙住宿——那庙里早已挤满了落难的红军，而且大都是些病号伤兵，其中还有几个女红军，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当时，潘峰等人也无处可去，就挤在这一伙难友中间，熬过了那个夜晚。谁知天亮以后，他们却全都成了敌人的俘虏。潘峰等十多个走得动路的，被押送到武威……回想起他们千里行乞的情景，眼看就要到达古浪、景泰县境，距离黄河岸边不远了，没想到全都成了马家军的俘虏，叫人好不伤心！两个月以后，马步青将一批被俘的红军官兵押送到兰州，补充到国民党陆军第九十七师。潘峰及其结伙的“乞丐帮”，全都被分配到九十七师五七七团，除王恩厚在团部当看护兵外，其他人分在各个营、连当兵。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与九十七师进行交涉，陆续要回来几名红军干部。1937年9月初，九十七师又送回两名干部，其中一人就是何兰阶。何兰阶将王恩厚、汪乃荣等人在五七七团当兵的情况，向中央代表谢觉哉作了报告。谢觉哉决定“向九十七师去要”。秘书长朱良才前往交涉要人时，对方表示“查明交还”，但在9月13日复信中说：“只有红军士兵二十余人，已全部送西安。”据谢觉哉日记记载：“九十七师的几个干部，师长孔令恂肯了，营、连长不肯，把要求回队的毒打一顿。”时在五七七团二营五连当兵的汪乃荣，还从定西写信说“一些干部向营长请假（实则要求回队——笔者注），不但不准，反被捆起来恶打”，并就此事致信师长孔令恂表示抗议。．幸运者何兰阶和另外七八名被营救的红军官兵一起，于9月18日由兰州乘汽车前往西安，从而结束了“兵丐”和战俘的苦难。虽几经周折，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终未能将潘峰、王恩厚等人要回。不久，九十七师从所属各团抽调1200名老兵，临时编为“补充旅”，以补充抗日前线部队兵力。潘峰等人全都被编在其中，踏上了吉凶难测的坎坷之路……十多天的长途行军，一路上倒也平安无事。在由甘肃泾川进入陕西境内的第一座县城长武时，王恩厚就去找潘峰碰头，秘密商量走不走的大事。原来，在从平凉至泾川的行军路上，王恩厚探听到泾河以北的镇原、宁县驻有八路军，驻军团长名叫张才千。张才千比王恩厚年长五六岁，都是湖北麻城人，虽说两人没在同一个单位共过事，但见了面也都认识。因此，王恩厚曾向潘峰提出：“到了长武，溜之大吉！”然而，由于“补充旅”当天抵达长武时已经很晚，大家都疲惫不堪，因准备不及没有跑成。到了彬县后，潘峰安排周黎去察看地形，事先探明出城的道路。周黎刚满20岁，个头不高，年纪又小，装出一副贪玩的小兵模样，蹦蹦跳跳上了城墙。他以扔土块打鸟雀作掩护，找到一处城墙的垛口，发现外面墙根底下正好有个突起的土堆，即便跳下去也摔不着。周黎侦察好出城的道路后，潘峰、王恩厚即分头串连其他同志，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恰巧，第二天是星期日，上边决定休整一下，抓紧换洗衣服，恢复体力。这样，潘峰等人就以星期六会老乡、请朋友下馆子为幌子，约定好行动时间和集合地点。星期六这天，除城门口的岗哨戒备森严外，城内各处岗哨都疏于戒备。当晚9点以后，在周黎的带领下，潘峰、王恩厚、汪乃荣、张纯德、董少彦等人，极其隐蔽地上了城墙。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生怕出什么祸端。一旦被夜间游动的哨兵发现，抓回去后，不死也得脱层皮。他们上了城墙后，周黎却怎么也找不着白天选好的地点，急得团团转。夜色漆黑，周黎猫着腰在墙头上爬来爬去，还是没找到墙外那个土堆子。紧急关头，事不宜迟，潘峰果断地挥了下手，悄声说：“别找了！就从这里往下跳，生死就这一下了！”说是“往下跳”，其实都是紧贴着墙壁溜了下去。外面墙根底下，尽是些丛生的灌木杂草，大家只是擦破点皮肉，谁也没有伤着筋骨。为防止敌人跟踪追捕，他们连夜紧急向西行动，天亮后转而北上……潘峰他们终于从敌人的营垒里逃了出来。大家沿着马莲河谷抵达宁县后，即在驻军张才千部第七七○团某连的帮助下，经由陇东根据地回到延安。先期回到延安的何兰阶，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乞丐帮”难友再次相聚，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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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0415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一军团战士、通讯排长、红一军团侦察参谋、红四团第二连连长，参加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359旅作战科长、718团二营副营长、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第二纵队第五团副团长、热西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察哈尔省察东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野战军整训第三师副师长，湖南省湘西会同军分区司令员、黔阳军分区司令员，组织和领导了湘西剿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军区常德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64年2月在湖南常德离休。2005年10月24日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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