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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思考，以及结合多种考虑因素，笔者认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进，继而才能真正发挥陪审制度的功能和价值。　　第一，修改人民陪审员的任期时间。我国《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笔者认为五年的任期时间似乎有些过长。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员是从居民身份证、纳税名单或者驾驶证中临时随机抽选的，被抽中的陪审员在审理完该特定案件之后，通常不会再被选中担任陪审员；而在实行参审制的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法律规定的陪审员任期都很短。我国将陪审员的任期规定为5年，其弊端之一就是将陪审员异化成为职业法官，这无非变相剥夺了其他民众参与审理案件的权利。再者，五年的任期时间足以改变陪审员的思维模式，在熏陶渲染之下极可能变得与法官的思维模式，那么人民陪审员不再是“人民陪审员”，而是“职业法官”。如此一来，陪审员制度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修改陪审员的任期，不宜过长或过短，具体任期时间应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确定。 　　第二，修改人民陪审员的审判权限。虽然《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具有于法官同样的权利，具有事实认定和决定法律适用的权力。但是由于人民陪审员先天欠缺法律知识，难以形成应如何适用法律的有效意见，因而根本无法行使决定法律适用的权力。换句话说，这项权力形同虚设。众所周知，人民陪审员的强项在于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代表广泛社会道德和社会意识。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互补的状态，人民陪审员擅长于对事实的认定而法官则是法律的适用专家。人民陪审员审判权限的确定应基于自身的决策能力和决策特点，避开其认知盲区。④因此，陪审员的审判权限仅限于事实认定和在缺乏法律适用时，需凭借社会公序良俗形成裁判的情况。除此之外的法律适用问题，交由专业的法官。　　第三，修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可以认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然而实践中，民众广泛关注的“广州许霆案”、“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薄熙来案”或者是引发众怒的一些黑社会性质贪污性质的案件中，本应当采用人民陪审制审理的却没有人民陪审员的身影。　　对此有学者认为，要想在我国推广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其价值功能，首先要规范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强制适用，使民众形成对人民陪审员的具体认知和权威性、可信度认知。其次，法律还应授权公共组织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等有权要求、督促法院依法组建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⑤笔者赞成这种观点，我国应当修改人民陪审员制的适用范围，使之由粗变细，由模糊变明确，对该制度的适用与否的最终决定监督权交由审判法院之外的机构或组织。　　无论是过去的“邻人审判”，还是今天的英美陪审团制，法德参审制，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参与其中的普通民众都能将来至民间的智慧带入裁判活动继而影响裁判结果。其所体现的民主不亚于公民的直接选举权所体现的民主性。的确，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但这是制度设置及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的反应。不管是“因噎废食”提倡废除陪审员制度，还是纯粹的“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都是不理性的选择。诚然，在社会转型期间司法公信力饱受质疑的情况下，尽可能引入民众参与审判，是一个让民众监督司法、接受司法并恢复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在相关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的情况下，一味地推进“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其结果只会事与愿违。因此，笔者对该倍增计划持怀疑并担忧的态度。同时，也期盼着未来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能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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