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心理咨询师

人类传播的纪元及大事年表 大约在150亿年前 宇宙在“一声巨响”中形成，有了地球。 大约在亿年前 地球上出现像细菌一样的生物。 大约在亿年前 生命大爆炸，地球上出现“云南虫”(在中国云南澄江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故名。见图)，它 是人类祖先的起源。 大约在2亿年前 地球上出现恐龙。 大约在亿年前 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绝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共同先祖“攀援始祖兽”(形似小松鼠的动 物。见图)已生活在中国辽宁凌源境内。 大约在800万年前 人类的先祖古猿出现在中国云南。 大约在400万年前 古猿可能有了呼叫机能或发声系统。 大约在200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之一猿人(东非能人和中国巫山能人。见图)出现了。他们能制造和使用工具， 懂得体语传播。 大约在50万年前 北京猿人（见图）学会用火，标志人类已经开始改造自然。 一、 语言传播纪元(大约从10万年前至今) 大约在10万年前 人类可能产生了原始的语言。语言传播使人区别于动物。 大约在4万年前 人类可能有了较为复杂的语言。 大约在3万年前 史前人开始用简单的图画或穴画记事（见图）。 大约在7千年前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在陶器上作画传意（见图），以结绳、书契记事（见图）。中国发明了用 于绘画的笔和墨（见图）。 二、 书写传播纪元(公元前3500年至今) 公元前3500年 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中国人用笔在石头、树叶、树皮上书写“图画文字”。 公元前24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人在湿泥板上用棍尖写字。 公元前1600年 商周时代的中国人在龟甲兽骨上刻字。 公元前500年 中国人开始在石头上刻字和在木板、竹片上写宇。 公元前200年 中国人开始用毛笔在缣帛上写字。 公元前118年 中国西汉有了具备纸的特征和结构但形质粗糙的古纸--灞桥纸（见图）。 公元105年 中国东汉蔡伦完善了造纸术，造出了“蔡侯纸” （见图）。 公元600年 中国人造出了各种色纸。 三、 印刷传播纪元(公元620年至今) 公元620年前后 中国隋末唐初发明了雕板印刷术（见图）。 695年前后 世界最早的雕板印刷品《妙法莲华经》问世。此书于1906年在新疆出土，现存日本书道博物 馆（见图）。 868年 中国雕板印刷术在成熟时期印刷的佛典《金刚经》面世（见图）。 1041年 中国宋朝毕升发明了陶土活宇印刷术，并做过木活宇印刷试验。 l170年 中国宋朝发明木刻活宇印刷术，西夏(银川)印成木活宇版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0万字) 佛经。 1298年 中国元朝王帧再次用木刻活宇印刷成族德县志》。 1315年 中国元朝铸造出铜活宇，试印成《御试策》，效果不佳。 1456年 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借鉴中国印刷术发明了铅活字和手压印刷设备，印成了42行本的《圣 经》。 1490年 中国明朝华隧再次用铜活宇印成《宋诸臣奏议》，效果较好。 1810年 英籍德国人弗里德奇贡尼格发明了滚筒式印刷机。 1826年 尼埃普斯拍摄成功世界上第一张照片。 1839年 达格尔改进了银板照像法，照片开始出现在报刊上。 1946年 印刷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相继发明了静电印刷术(1946)，照相排版机(1950)，电脑排 版(1963)等。 四、 电讯传播纪元(1844年至今) 公元1844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传送了第一个电报讯号。 1860年 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梅乌奇在纽约公开展示了他发明的电话，此前他用电话将瘫痪的妻子埃斯 特的卧室与他的工作室连接起来，以便照料她。 1877年 爱迪生发明了抗阻式留声机，使人类的声音得以记录和控制。 1878年 大卫·休斯发明了麦克风。 1882年 法国人居勒·马瑞受中国灯影原理启发，发明了一种一分钟拍12张照片的摄影机--“摄影 抢”。 1884年 德国人科学家尼普科夫发明了用无线电传送画面的设备(“扫描盘”)。 1894年 爱迪生发明的“活动照片放映机”首次在纽约百老汇大道向群众展示。 1895年 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摄影机之后，在巴黎首次公映的《火车到站》等“一分钟”影 片。 1895年 俄国波波夫和意大利马可尼先后发明了无线电报。 1920年 美国匹兹堡市 KDKA电台首先作无线电广播。 1923年 中国上海开设了“中国无线电公司” (ECO)，于1月24日首次播音。 1926年 美国华纳电影公司于8月26日首次公映有声电 影成功。 1923年 美籍俄国人左瑞金研制成功电子扫描装置，奠定了现代电视摄像的基础。 1928年 英国贝尔德在伦敦用无线电发射电视画面获得成功。 1936年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 1948年 美国贝尔实验室于6月研制成功第一个锗单晶的晶体管。 1958年 中国北京电视台开始播送电视节目。 五、 网络传播纪元(1946年至今) 公元1946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埃克特等人于2月15日研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电脑主机“埃尼阿克 ”(ENIAC)。 1957年 苏联于10月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Sputnik)。 1962年 美国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首次实况转播电视节目。 1969年 美国加大洛杉机分校一群研究生于9月2日在实验室内首次将两台计算机通过一条米长的电 缆接通，成功地进行了通讯试验。 1971年 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成功微型计算机。 1976年 英国两家电视公司(BBC和ITV)首次播出无线图文电视。 1977年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互动式有线电视系统“丘比”(Qube)开始运作。第一台可以大批量 生产的个人电脑在美国上市。 1979年 英国邮电局首次播出有线图文电视(通过电话线由电视机呈现)。 1980年 美国结成互联网络(INTERNET)。在80年代，主要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利用这种网络。 1994年 美、英、日、德、法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立即跟进。个人计算 机开始与互联网络连接。 1996年 互接网络迅速普及，用户激增。已有100多个国家(含中国)的6000万台电脑与其相连，人们 通过电脑既接收信息又发送信息。传播学的产生与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于各参战国全心投入作战，整个思想界也好像进入了“冬眠”期。这正如罗杰斯（E·Rogers,1986）所说：在战争期间, 科学研究只能离开原有的轨道，遵循各种军事计划进行。然而，这对于传播学的产生和出现，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每当人们谈起与传播学产生有关的事件和人物，有人会列举电话的发明、广播的出现和电视的影响，有人会提到香农(,)的信息论和韦弗的控制论……这些传播科技与通讯理论，无疑都是重要的，值得我们专门评介。但是，我们认为最值得评介的的应是在传播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出现的四位创始人——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还有传播学的完善者——施拉姆。 传播学的四位创始人 对于传播现象给予较多研究、直接促成传播学产生的学者，是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以及拉扎斯菲尔德。他们的学术背景、事业生涯和兴趣爱好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家庭大多与欧洲大陆有着某种联系，其学术成果与欧洲学术有某种渊源，有两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移居美国。这四位学者还都有较富裕的家境，较丰富的学识，进最好的大学，广泛涉猎欧美不同学科。他们都在中年时期突然改变事业生涯，从他们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转向传播研究，并以恢宏的气度一起结识。他们都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出版了有关专着。他们的四周均聚集一批后来都成为该学科领袖的年轻学者，和一批批听他们授课的莘莘学子。在他们的传播研究中，都着重态度、行为改变的效果研究。正是这些推动了传播学的产生，确定了传播研究的某些方向，积聚了研究力量，为传播学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拉斯韦尔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7） 是一位着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 拉斯韦尔1902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192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后，赴欧洲英、法、德等国着名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最后获得博士学位。其间，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并最先向美国学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其《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感》(1953)一书也深受弗氏理论的影响。1927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任教的拉斯韦尔正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随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该书描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之间的宣传战，断定宣传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1935年，他又与人合写和合编了《世界革命的宣传》和《宣传与推行》两本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宣传的功能及其社会控制，探讨宣传的本质和规律。1946年，拉斯韦尔和史密斯合着了《宣传、传播和舆论》一书，认为宣传只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围要广得多，包括报刊、广播、书籍、电影、告示以及歌曲、戏剧、演讲等等。该书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并用四篇文章分别阐述了传播过程中的“渠道”、“传播者”、“内容”和“效果”等要素，从而显示出着者由宣传研究转向传播研究的思维轨迹和理论倾向。1979年，在拉斯韦尔逝世两周年的时候，他与勒纳、史皮尔合写的《宣传与传播世界史》三册巨着正式出版发行，从而将宣传与传播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着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着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但是，他的许多传播学成果并不为人所了解，一般人只是从他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论文中的“一句话”、“三功能”来认定他在传播学中的创始人地位。这一句震憾学术界的话就是：“谁?说些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有什么效果?”从而引申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五大研究课题，并长期左右着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三种功能为：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尽管后来传播学者认为拉氏的论述需要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2．勒温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又译为卢因，1890---1947）是传播学研究中守门理论的创立者，着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代表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等。他是一位美籍德国犹太人，1890年9月9日出身于维也纳，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等着名学府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到前线参加作战。1921年，他到柏林大学任教，与格式塔心理学派建立联系，并成为该学派的积极倡导者。1933年移居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衣阿华洲立大学任教，担任社会心理学教授。1944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群体动力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直到逝世。在任教期间，在勒温的周围吸引着当时一些最聪明的研究生，有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社会心理学或传播学领域里举足轻重的学者，如卡特赖特()、费斯廷格()等。 勒温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但以实用着称。他创立的“场论”和“群体动力论”，以及一系列由实地试验得出的成果，“在心理学的发展中留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G·Lindzey and C·Hall,1970）勒温认为，人的行为环境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动力整体，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任何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都由此情境和所属群体决定，这观点暗示传播者，要通过传播改变一个人的态度、认识和行动，不仅要考虑受传者的个人特性，而且要考虑他所属的群体的特点和环境因素。 勒温还将心理学知识引入传播学研究，用来研究“群体生活的途径”，以及群体对个人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的影响。 勒温最先提出“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政府鼓励公众食用动物内脏，勒温带领学生对这一宣传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家庭主妇对不受欢迎的食物，扮演着犹如守门人的角色。除非家庭主妇决定将动物内脏推销给她的家人，否则，她的先生和孩子是不可能吃到的。 1947年，勒温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将传播系统内的“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予以理性阐述，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或关卡的某些渠道流动，那些能够允许信息通过或不许信息流通的人或机构，即为守门人。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接着，勒温的学生怀特（，1950）和其他的传播学者(如麦克内利和巴斯等人)便依据勒温的提示开始研究大众媒介机构中的守门人行为，如报社新闻电讯编辑就把持着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新闻流向和流量。可以这样说，“守门行为”和“守门人”的概念，是勒温成为传播学创始人的重要理论原因。 3．霍夫兰 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1912年6月12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193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担任该校心理学系讲师、助理教授、教授，是着名的实验心理学家，也是宣传与传播研究的杰出人物。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霍夫兰是学习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的追随者，后来又共事多年。这对霍夫兰研究态度改变的方法有极大的影响。本来他可以在实验心理学领域大展拳脚、早出成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在美国陆军军部新闻及教育署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从此，霍夫兰的实验对象由让老鼠走迷宫变为让士兵看影片，通过对影片内容、形式和设计变化，测量、分析传播来源的可信度、恐惧诉求的程度、问题提出的先后效用、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结论是明示好还是暗示好等传播问题。 战争结束后，霍夫兰带着同事和资料回到了曾工作过的耶鲁大学，继续进行态度改变方面的研究。他们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耶鲁传播研究项目，旨在“提出科学的见解，以辩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霍夫兰等，1953） 霍夫兰等人首先将战争期间的研究资料予以重新分析整理，编纂出版了一套《美国军人》丛书，共4卷，其中第3部《大众传播实验》(1949)代表了霍夫兰等人最早的研究成果。该书集中反映了这批学者所进行过的两类研究，即对现有影片的评价性研究和同一影片（或讯息）的两种不同版本加以比较的实验性研究。这两类研究都对传播理论的建设作出过某些有趣的贡献，而通过操纵变数以测量传播效果的实验性研究则构成了态度改革研究的开端。 不久，霍夫兰又主持撰写出版了《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研究丛书》，共5卷，其中以霍夫兰和贾尼斯（)、凯利（)合着的《传播与劝服》(1953)最具综合性和学术性，是这套丛书中的一部力作。这部着作涉及一系列命题，引发了一系列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有的甚至在耶鲁丛书中单独构成专着。例如，信源的可信性研究有力地扩展了传播者研究的视域，恐惧诉求的分析有利于深入认识受传者态度和行为改变的内在原因，一面之辞和两面都说、先说和后说的对比研究更为传播策略和技巧研究增添了崭新话题。 罗杰斯(E·Rogers,1986)认为：霍夫兰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传播研究对传播社会效果(以态度改变的程度测量)的重视。说服研究由亚里士多德经卡特赖特至霍夫兰，遂成为一个直到今天仍非常受欢迎的传播研究课题。霍夫兰的追随者、当代说服研究的首领麦奎尔（D·McQuail，1981）估计，每年约有1000种有关说服研究的出版物出现，从中仍时常看到霍夫兰的影子。总之，霍夫兰等人的研究项目既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又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4．拉扎斯菲尔德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是奥裔美籍着名社会学家。他1901年2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5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对社会心理学和传播研究产生兴趣，并作出突出贡献。他的主要着作有：《人民的选择》（1948）、《美国士兵-----述评》（1949）、《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1954）《社会研究的语言》（1955）等。 拉扎斯菲尔德于1933年移居美国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对失业、广播媒介、竞选、政治宣传等社会现象进行调查、描述和分析，第一个使社会调查在大学实现了制度化，将数学方法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 1937年，拉氏接受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广播 研究室，开始对传播新媒介-----广播进行研究。他认为：“广播是一个主题，而环绕其四周的事物，完全能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来精炼”。然而，他不久即发现广播研究可以作为走向传播研究的一个踏脚板。于是，他与同事墨顿（）先搞起了阅听人研究，试图弄清决定广播听众范围大小和听众特征的原因。接着，他开始研究广播的传播效果，即分析广播的内容和形式对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不久，拉氏又着手研究其他传播媒介产生效果的特殊情境架构。但是，这些研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甚微。 从1940年起，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并建立了应用社会学研究研究所。这不仅为他提供了研究基地和革新方法论的工具，而且为培养一代年轻的定量研究者提供了正规教育的场所。 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他在1940年用其独特方法（“拉扎斯菲尔德指数”的数学模型）对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详细调查，旨在探讨媒介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4年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1944)和《选举》(1945)两篇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大多数选民早在竞选宣传之前就已作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5％的人由于宣传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而这批人之所以中途“变节”，竞选宣传仅是间接影响力，其直接影响力来源于亲戚、朋友、团体等“意见领袖”。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包括《个人影响力》1952)，不仅破除了“魔弹论”的“电台的威力”无比强大的迷信，发现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十分有限的原因，而且还发现了信息传播的“中间站”——意见领袖这一特殊人物，，从而导致了“有限效果论”、“两级传播论”乃至“多级传播论”的问世，初步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复杂性。 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研究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创立的数理（定量）研究方法。他开创的社会调查的数学模型，可以有效地进行社会传播的潜在结构和定组分析；他首创的交叉列表方法，则有利于研究传播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分析有关传播现象。总之，拉扎斯菲尔德既是一系列重要传播理论的开拓者，又是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开创者。 上述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传播学的创始人，都以自己所熟悉的学科知识营养合力浇灌了传播学这株新苗。他们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而且用本门学科的铁锹为传播学打开了一扇扇观照和审视外部世界的窗口，使其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收获。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他们的缺点（如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传播活动）同优点一样十分明显，但他们对传播学产生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也是不可低估的。

情侣间的约会时彼此相互交流，相互提升印象的好机会，那么外在的修饰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可以直线增加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印象分，而着装最能提升整体形象。试想一下，一位衣着精致的女性和一位不在乎自我形象的女性，你更愿意和哪位约会？着装除了体现自己的穿衣习惯，还能体现生活方式。假如两者是初次约会那么从穿衣的重视程度便可以看出自己是否被对方足够重视，当然一般情况下只要衣着大方得体，不另类彼此都还能接受，过度的改变自己的风格，反而会别扭。衣着搭配同样是一门不断变化的学问，那我们该从哪个方面去提升呢？其实着装和自己的品位习惯息息相关，品位则体现了自己的内在修养，内在修养则需要不断地补充知识，所以想要好的衣着搭配离不开阅读相关的书籍，了解最新的时尚穿搭，流行配色，才能与时俱进！同时着装要根据自己的风格出发，不要盲目跟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每一次约会都是双方加深认识的机会，而好的着装能将你优秀的内在体现出来，更容易获得好感，培养彼此的情感。所以着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优质的着装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负责，可以让自己能把握住每一个约会，体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一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有五位： 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拉斯韦尔(1902-1980) 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 2、 Kurt Lewin，卢音（1890-1947）德国犹太人。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的概念。 3、 Carl Hovland，霍夫兰（1921-1961）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 4、 Paul ，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奥地利籍犹太人。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 5、 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美国人，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德传播学教材。开辟了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他被认为是集大成者。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因为20世纪上半页，欧亚大陆连续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祸害，而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众多科学家的避风港。而且，美国本身由于本土未遭破坏，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一直持领先地位。比如：1920年匹兹堡无线电视台的开业，1926年，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成立等等。 从社会状况来说，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报纸曾被称为第二国会。 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盛行，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大量的实用信息为人们所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的运行。但是也有大批的商业推销政治宣传欺骗、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问题或是潜在问题就成了美国学术界必须面对、必须研究的课题。以上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四大学派：以麦奎尔为首的社会学派；以霍洛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牌；以奇斯曼和加纳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牌；以利兹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职能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大特点：一是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苏联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传播模式，较著名的有菲尔索夫传播模式和阿列克谢耶夫传播模式。 应当看到，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不适当地把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从而排斥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一主要标志；他们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归之于人的本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把他们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研究传播事业的社会控制时，又往往不能彻底揭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等等。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借鉴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至今，传播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大基础学派：控制论学派、经验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一、经验功能学派：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和社会调整的决定性机制，从而成为一种鼓吹西方社会制度价值和现存事物状态的再生产的理论，被称为“管理研究”。注重定量分析，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实验室观察等方式进行研究。以美国的研究为代表，强调传播媒介及结构只是众多单元之一。它们与社会上其它单元如政治及经济系统，各为自身的利益而联盟或抗争。传媒因应不同的社会条件及状况而发挥不同的功能。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没有一个社会单元可独占所有资源或权力。有些时候政治系统可能占优，但有时经济作用却是最重要的。多元社会的特征是出现众多不同的利益团体，其中包括传媒。这些团体在争取自己利益之时，形成一个包容、协商及自由的社会。在多元社会里，传媒并非单单是统治者的工具，它们也有其它的功能。“媒介效果”的研究是这个学派的中心课题。功能分析学派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学研究分为控制研究（who）、内容研究（what）、媒介分析（in which channel）、受众研究（to whom）和效果研究（with what effect）五个领域，其中，又以效果研究为重中之重。1、控制研究：（1）把关人研究（2）施拉姆等人《报刊的四种理论》，大力宣扬“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2、内容研究：易读性测量3、媒介分析：（1）媒介类型分析（2）4、受众研究5、效果研究：（1）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强调传播（宣传）的绝对效果，受众就像应声而倒的靶子。（2）20世纪40-50年代，有限效果论，（3）20世纪60年代之后，适度效果论和强效果论。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一般被称为批判学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欧洲兴起的传播学流派，旨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反省及批判。批判学派主要由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组成。批判学派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讯息的生产、分销及消费过程，研究重点是传播如何配合资本主义的延续、再生及扩大。批判学者关注的不仅是传媒的运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及霸权文化 (Hegemonic Culture) 等的影响。这一派认为现时的社会是阶级社会，任何传播研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如我国学者陈卫星所说，批判学派的西方学者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巿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现象。（一）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语境中的媒介权力问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所制造的“文化工业”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按照理查德·约翰生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注重“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发现“文化工业”，关注文化领域的异化现象，认识到“大众文化”不过是一个奴役人、压迫人、束缚人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枷锁和文化的鸦片。文化工业是打着文化标签的工业，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工业化为模式、以赢利化为目的的工业，而不是为生命赋予意义、为精神提供家园的文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文化工业扮演了高度控制性的角色，成为束缚人的精神桎梏。代表人物：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2、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象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3、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二）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关注的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代表人物：1、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961），他指出了文化的双重含义：一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作为批判标准的文化，即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显然，是前一种定义使媒介文化研究成为可能。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1965）中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彼此联系的变化进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人类的交流本性之间的矛盾。劳资关系的再生产阻碍了民众学习和创造文化的机会。而在威廉斯看来，解放文化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容纳了。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是竭力提倡一种肤浅的虚假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要么把严肃艺术边缘化，要么就使之成为仅仅属于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化。 在1965年的《传播学》一书中，提出要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为言论的自由、开放、真实创造条件。为此，威廉斯简要概括了4种传播体制：（1）专制式体制简单地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2）家长式体制意在保护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维护统治；（3）商业式体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混淆了对民主的需求和对商品的需求，并排斥了不能快速销售的文化商品。（4）威廉斯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摆脱商业式体制和家长式体制，只有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才能为文化做出贡献。威廉斯的后期作品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改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威廉斯拒绝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而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一书中，威廉斯把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制造“共识”的连续文化过程，是3种文化过程的结合体：传统、体制（教育和大众传播等）、各种对抗形态。其中，各种对抗形态虽然表现为具有对抗性，但却再次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威廉斯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电视的分析。电视之所以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为私人资本的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电视成为消遣的途径，而不是批判的论坛。因此，在威廉斯看来，离开了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而单独研究传播“效果”的“科学”探索是注定要失败的！2、霍尔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意识形态霸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霸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进一步地，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的三种方式：（1）以霸权为主导的解码，受众（解码者）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2）协商式的解读，解码者和讯息编码进行微妙的讨价还价；（3）对抗式的解读，与文本（编码者）的愿望格格不入。3、戴维·莫利对电视观众的研究；（1）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质疑：首先，与其说存在着主导性解码，不如说信息内容受制于编码者有意识的意图。第二，与其说存在着三种彼此不连续的解码模式，不如说存在着一条连续的意义的“输送带”。第三，如果文本和受众没有产生共鸣，其意义就会被忽视。最后，单一性、封闭性的各种叙事文本的主导意义容易被觉察，肥皂剧等开放性文本可能产生抵抗主导意义的阐释。（2）对性别化的家庭收视模式的研究，对家庭（私人领域）的不平等关系与受众的解码策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4、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费斯克在1987年《电视文化》一书中提出电视文本是开放的，是“生产者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观念。生产性文本和生产性受众犹如一枚货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受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受众的阅读行为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受众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的资源，但他们确实从那些资源中创造了他们的文化。在费氏看来，受众面临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同质力量，比如传播者的意愿、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等，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多样化力量。（三）政治经济学派政治经济学派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会结构及生产力对传播活动的影响，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1、G·默多克()2、P·戈尔丁()3、J·哈洛伦()4、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得出结论：电视被中产阶级出身的媒介工作人员把持，所以重演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小组认为，1975年前22个星期的产业电视新闻在3方面存在着偏见：（1）罢工报道和实际罢工的情况不一致，汽车工人的罢工报道得就比煤矿工人的罢工多；（2）罢工从来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工人永远是错的；（3）工人阶级的意见被排斥在大众传媒之外。而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报道集中于士兵妻子的感受，抑制了反对国家政策的意见。 （四）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与A·马特拉特()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1、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1）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2）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3）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五）符号学派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1、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2、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3、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4、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 “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但是，批判学派固有的“只破不立”的立场，使得传播学批判研究流派更像是一种社会思潮，一剂清新剂。三、控制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技术控制学派关注媒介本身及媒介形态变化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发展。1、维纳：控制论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2、申农：信息论1949年，申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3、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4、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0]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第一次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5、麦克卢汉学派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靡欧美，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三点：第一，提出了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第二，把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的文化分析上；第三，有一种美国式人道主义标记的乐观主义，这主要是“地球村”的概念。6、美国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7、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