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与会计

“会计”一词，早在西周就有。《周礼·天官》中指出：“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日成”为10日事之文书，相当于旬报，“月要”为一月成事之文书，相当于月报，“岁会”则是一年成事之文书，相当于年报。也就是说，“日成”，“月要”和“岁会”已初步具备现代会计报表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古代用的是算盘，现代用得是计算机，

对于“文人”的理解，社会有社会的认识，文人有文人的认识。小的时候，认为戴眼镜的就是文人，比如老师；认为经常看书的就是文人，比如阴阳先生；认为记帐打算盘的就是文人，比如大队会计……用现在的观念理解，文人首先是知识分子。如果你不是知识阶层，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某个方面的知识建树，谈何文人。这应该是关于文人的起码标准。当然了，许多作家、诗人小时候没进几天校门，可他们都成了名家，成了文学创作方面的专家。比如高玉宝，你能说他不是文人吗？这里注重的是文人的能力，并非专指文凭而言。这和劳动人事部门所指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你要拿知识分子补贴等待遇，没有文凭怕是不行。也就是说有能力而没有文凭还不能算享受待遇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制度的机械性、强制性和残酷性。试想，不以文凭来衡量是否享受知识分子待遇又会是个什么景况。看来，能力和文凭是决不能划等号的。不管有没有文凭，没有能力算不得文人。古时候对文人的理解，是对“武”而言即非军事的，非武即文。所以，朝廷里有武官、文官之称。这样说来，文人就是一个大的概念，包含了“武”之外的所有，当然也包括了任文职官位的写诗作赋之人。其实，传统意义上的古代文人，是指专门写诗作赋之人。是以诗、词、赋为主要形式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人。这样，文人就有了一个限定和界定，所谓文人骚客。这里的“骚”是特指诗人，是诗人的更高境界。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分出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小说等文体。更不包括诗人以外的其他文艺从业者。“文人”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现代意义上的文人，应该是专门从事诗歌、散文、小说、影视、戏曲等文学创作的人，不仅仅包括作家，编剧，还要包括导演、演员、作曲等。还要包括所有从事舞台艺术的人群。这就是文人概念的延伸和内涵的变化和发展。所以才有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你能说加入文联的不是文人。当然，文人和文化人应该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创作形式和创作方法上。多数情况下，写作是个体劳动，而艺术为集体创作。不管怎么说，文人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文人是文化生产力的代表，重视文化建设首先要重视文化“人”的建设。否则文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除了上述有用没有，或清晰或模糊的界定，文人是有其特点的。苦读书、耐寂寞、勤创作、淡名利、无强欲、独建树；生活宁静、不修边幅、铁骨铮铮、不畏权势。当然，“文人”也是有毛病的，且各种各样：其一，“文人”自傲，彼此看不起，所谓“文人相轻”。相互猜忌、相互不服，甚至相互诋毁侮辱。多为利、为名、为权而为之，此乃非文人也。实为商人的利，名人的名，官场的权所浸所引所造所致。其二，尖酸刻薄。对政治不满，对社会不满，对政策不满，对领导不满，对同事不满，对文人不满。甚至对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也要评论一番。看问题论是非，着眼于个别、着眼于个案、着眼于特殊、着眼于不足，甚至专门找问题挑毛病，且用放大镜视之。同朋友相处，嫌别人的“笑”姿不好、“坐”态不好，“走”相不好。本来自己来去无踪，却怨别人不送不迎不热情。此乃心态不正常，心理不健康。其三，自视清高。对社会不屑一顾，对同事不屑一顾，对朋友不屑一顾，对周围的一切不放在眼里。穷的就剩下个“骨气”了，还有钱不挣，有力不出，有主意不说，有方案不提。走在街上仰着头，坐在会场看顶棚，朋友聚会玩深沉，开句玩笑还训人。此乃不能适应社会，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差，是人体不健康的标志之一。其四，穷酸无赖，小家子烂气。君子有财取之无道，不懂经济规律，不懂金融政策，不熟取财之道。观念陈旧，思想固化。管个单位，无办公经费，无奖金，无福利，连自己的出差费也无从报销，办公桌上的灰尘比纸厚；管个家，既不会节流，又不会开源，既不会理财，又不会投资，常常上一些老头老太太在街头被骗的挡，还抱怨社会治安不好，诚信却失，而从不从自身找原因；小有聚餐时，经常吃别人，从不请客买单。下饭馆，有了汤面不吃拉面，有了素饭不吃肉，有了五块钱的酒，不喝十块的。还假装同别人争抢着交早点钱，且拉扯的面红喘粗气；出本书，讨吃无赖的挨个单位要钱。书出了，又难得赠人一本。此等文人何能写出大气的好作品！其五，依赖权贵，官本位意识膨胀。创作是为了改变身份而步入仕途和上流社会，书是敲门砖，出书是敲门。结交权贵，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今天想当协会秘书长，后天想当协会主席，过些天想当局长和书记。把个心态扭曲的，把个“文人”可怜的，像个小丑上下出溜。官隐大到填个表，写个名单都苦思冥想怎样把自己排在别人前头的程度。当了官，一不懂管理，二不懂行政，三不动财务，四不懂文书政秘人事，难受的让别人为之可怜和痛惜，自然是官场呆不久。下来了又怨天尤人，愤愤不平，无车坐了，无饭局了，无随从了，心理又不平衡。如此文人的如此德行，行之见之，遇之有之，视之多之。使文坛变得不成熟、不规范、不确定。因而“文人”们普遍浮躁、迷茫。因而很难出现好作品。真正的文人是那些既坚守心灵道德，又渐入市场；既有个性又不牢骚满腹愤世嫉俗；既要广泛接触社会又要洁身自好；既有创作成果又不自视清高；既不排斥权贵又不追逐名利；即能耐得住寂寞又能适当参加社会活动；既注重节俭又不失大家风范；既能潜心读书勤奋创作，又不排斥现代网络创作与文明交流。注重的是文人自身个性性格的和谐，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和谐，文人与同事的和谐，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和谐，文人与自然、与环境、与整个社会的和谐。真正的文人才会有真正的作品问世。时代需要真正的作品。

中国会计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1.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衍生物。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力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2.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3.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4.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5.元代的会计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6.明末清初时的会计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现代的会计制度是古代发展而来的，基本上记账方法是相同的。只是现在借鉴了一些国外的记账模式，同时改用电算化会计，但记账原理是一样的。

古代文人的“风月情结” 田园 发表于 2007-3-28 10:06:48 少年时读杜牧的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从中虽然悟出了诗人的悔悟之意，但作为诗人这一正面形象，杜牧的放任之举还是大惊了我一番。后来，从诗词、影视作品等各中发现，古代文人对青楼声色的眷恋决非个别现象，甚至近乎一种潮流。 白居易大约在五十四岁任苏州刺史时，始有关于家妓的记载：“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觎。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对酒吟》） 才华卓越的大词人柳永则更为突出。柳永一生沉迷酒色，终日混迹于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为歌舞娼妓填词无数，深受妓女们的爱戴。他的一首首动人心魄的美词中，无不透着妓女的影子。一首《西江月》就满写了三个妓女，“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多情，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著我”，坦荡表现了柳大才子的风流禀性。当时妓女中流行着“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唱词，便是妓女对柳永喜爱崇拜之情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柳永死时乃是妓女们合金而葬，死后还频有妓女前去凭吊。 此外，元稹、温庭筠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都与青楼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古语云：“万恶淫为首。”作为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很自然地对风月场所充满抵触情绪。但客观地分析古代文人的这种情结则不难发现，古代的妓院作为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它的存在不无一定的原由，文人对它的依恋也不能完全用现在的价值观来评判。 首先，娼妓业在古代虽社会地位低下，为主流文化所鄙夷，但毕竟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容纳的，属合法经营。这是一个大前提。 其次，我以为，古代文人对青楼的留恋并非纯粹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寄托。众所周知，在那个被礼教重重包围的时代，结婚要听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身伴侣之间可能毫无感觉、毫无交流可言，要人们忠实于这样的婚姻，实则极不人道。与此同时，古代的主流文化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无法受到文化教育，她们所接受的教化中，“三从四德”更胜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循规蹈矩的言行举止使她们变得棱角平平，天性全无；妓女则恰恰相反，她们是针对人性化的需要而专门调教出来的，大多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同时又挣脱了礼教，秉月貌，擅风情，真实自然，可以说，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妓女比一般妇女更富有才情和浪漫气息，这也是中国古代出名妓的最有力解释。对于追求浪漫、渴慕知音的文人骚客们来说，妓女显然比良妇更令他们心驰神往了。 实际上，古代的青楼是被诗化了的青楼，是激发诗人灵感的特殊土壤，它具有诗意和浪漫，富于文化气息，由此还产生了所谓的“青楼文学”：不但咏赞妓女的诗词大量涌现，更有文人为妓女写传，如《赛金花》、《李师师》、《小凤仙》等。 然而，从杜牧的“十年一梦”中，我们还是读出了诗人的悔意。对风月场所的青睐到了“沉迷”的地步，仍是不可取的。之所以会沉迷，除了正常的情感需求外，更多的是对现实的逃避。仕途坎坷、江湖落魄是这些文人墨客的共同遭遇，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面对“学而优则仕”的主流价值取向，文人们无不感到失意、落寞，满腹才学却无用武之地，只得躲进风月场里偎红依翠，寻欢度日了。 与此相应，在以男性为尊的封建社会中，妓女即使得到喜爱，也不过是被男人当作赏玩的工具而已。柳词中对妓女的歌咏，如“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鸳衾暖、凤枕香浓”、“娇波艳冶，巧笑依然”等，多是对妓女容貌体态的赞美，难见真情真意，俗语云“多情便是无情”一语中的。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更充分说明了古时文人对妓女的狎弄和贱视。 再则，妓女虽才艺出众，但毕竟以卖笑为生，迎来送往逢迎讪笑是家常便饭，始终难脱商业本质。所以，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感情仍然没有超出娱乐之情的俗流，并非现代意义上平等、专注的“爱情”，不值得歌颂和提倡。 我们在欣赏古诗词时切不可忽略时代背景，混淆道德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