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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接触过大量黑社会成员，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充满了仇视
湖北成人高考高升专必背100题3月29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共有130名纪检监察干部受到表彰、嘉奖，纪检监察系统有36个集体（包括专案组）被授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我们知道，所有黑恶势力背后，几乎都有“保护伞”撑腰。要想让黑恶势力彻底断根，必须把他们的“大腿”“靠山”都挖出来。
纪检监察机关的使命就是，紧盯重大黑恶案件“涉腐涉伞”问题、群众身边涉黑涉恶腐败，深挖彻查。
而你知道么，打掉一个“保护伞”会有多难、多危险？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打“伞”那些事儿。
一、14个人，加班500天，打掉18个“保护伞”
原以为他只是一名骨科医生，却没想到还是卖淫场所的“保护伞”；原以为他只是“保护伞”，又发现他同时是涉黑团伙的黑老大，身后还有一批“保护伞”u2026u2026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纪委监委打“保护伞”留置第一案，充满了各种“刺激”与“反转”。
专案组与公安机关共同审讯黄某
黄鹤大学时就入了党，当过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分配到宜昌市人民医院骨科成为一名医生，同事和领导对他评价都不错。但这只是他水面上的身份。水面下，他是一名“猎手”，围猎了很多公安干警，借他们的势力为某卖淫场所充当“保护伞”。
而纪委监委手中最初的线索，只有黄鹤和组织卖淫主犯楚天的一条转账记录。
2017年，社会人员楚天因组织卖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他服刑两年后，和黄鹤的一条转账记录才转交到纪委监委手中。
楚天口风很紧，什么都不肯说。猇亭区纪委监委专案组协调湖北省监狱管理机关，将楚天异地服刑，隔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专案组灵活运用各种审查调查措施，锁定违纪违法证据，在提审楚天10余次后，楚天的心理防线终于被突破，把背后的“保护伞”黄鹤交代出来。
宜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与专案组研究案情
黄鹤被留置当天，专案组却发现黄鹤手机里来了一条奇怪的短信。
短信是一个姓王的人发来的，大概意思是请黄鹤延缓收费，字里行间带着哀求。
办案人员当时就判断，黄鹤可能在收取保护费。
难道，黄鹤不但是“伞”，而且还是“黑”？专案组找来王某谈话，这才知道，黄鹤长期向王某的歌舞厅收取保护费，多达40万元。
专案组于是联合公安机关伞黑并查，发现黄鹤是一个23人涉黑团伙的老大，背后还有多名公安干警“保护伞”。
就这样，从一条转账记录和一条短信，专案组挖出了“保护伞”和涉黑涉恶腐败问题18人，其中警“伞”6人，留置4人，移送司法机关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人。查出成员达23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最终主犯黄鹤被判21年且不上诉。
而拿下这场大案的猇亭区纪委监委，只有14个人。
猇亭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与专案组成员分析案件
纪委书记亲自挂帅，14个人集中力量，加班熬夜500天。光是初核，就用了8个月。他们查询银行交易流水与凭证70余份，到深圳微信、杭州支付宝查询数据20余份，通讯记录20余人，赴武汉查询大数据信息20多份u2026u2026最后拿出扎实证据，让犯罪分子不得不低头伏法。
二、“巅峰对决”，面对最狡猾的对手
“打伞破网”刀锋所指，可都不是普通犯罪分子，而是凶恶残暴的黑恶势力，还有很多具备反侦查经验的“警伞”。
这种案子办起来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的违纪违法案件。
2019年，广西打响了查办厅官“警伞”第一枪。
李庄浩，一名从警近40年的老警察，长期分管公安刑侦、经侦工作，查办过多起大案要案，捣毁过中越跨境地下钱庄，曾指挥玉林警方在13个月内连破三起当时广西历史上最大的制贩新型毒品案件，缴获毒品氯胺酮总重达2.8吨。
但这位警界明星，随着职务升迁，迷失了初心，纵情于声色犬马，被黑老大拉下水，成了“保护伞”。
李庄浩懂得如何规避法律，具有很强的对抗意识和反侦查意识。收钱不留痕，不存住所、不放银行、不留字据，以投资借款的方式转移藏匿在亲戚朋友处。
在审查调查阶段，他嘴上表示积极配合，却绵里藏针，向审查调查人员、安全员、看护武警、驻点医生四方套取碎片化信息，印证组织掌握的情况。
李庄浩还利用丰富的办案经验，在交代供述问题时故意设置陷阱，意图干扰审查调查，在自书材料和讯问笔录上做文章，编造虚假事实、删减关键信息，在犯罪构成要件上造瑕疵，在证据链条闭合中绕弯子，在交代赃款去向时留后手，企图混淆视听，影响审查调查进度。
面对这样的“狠角色”，办案人员怎么拆招？
李庄浩在关键问题上不开口？就从与他关系密切的黑恶势力黎健坤入手。当办案人员把黎健坤赠予的翡翠玉雕照片出示给李庄浩时，他再也无法回避，和盘托出自己多次收受黎健坤钱物的事实。
李庄浩的赃款找不到？办案人员动态掌握赃款去向，及时传递主动退缴政策，规劝涉案人员积极配合组织追缴李庄浩违纪违法所得。赃款顺利追缴回来，也就打破了李庄浩的侥幸心理。
李庄浩消极抵抗？办案人员对他以诚相待，建立信任。关注他的身体健康情况，中秋节给他送月饼，根据气温变化给他增添衣物，让他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这位老警察后来说，心灵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净化和洗礼，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无比羞愧和自责。
三、被跟踪、被威胁，打“伞”真的很危险
“我们接触过大量黑社会人员，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充满了仇视。”
宜昌市猇亭区纪委监委干部徐圣勇回忆起查办黄鹤案的日子，精神压力真的很大。
办案点房间不够，徐圣勇和同事出去租宾馆，总感觉有人监视他们，有可疑人员在宾馆里晃来晃去。大家都很警觉，绝不独自一人出门。
但退缩是不可能退缩的。
“和犯罪分子交锋过程中，你要是被他们的威胁利用吓到了，这个案子就办不成了。”徐圣勇说，“党给了我这个岗位，有了这个责任，我就不能退缩。后来我经常接到老百姓的反馈，说现在社会治安好多了，大家都更有安全感。”
“如果你问我是否害怕，我坦诚地说，我害怕，因为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有家庭，我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李庄浩案的主办人，广西区纪委监委干部黄海飞坦诚地说。
有一次，黄海飞和同事深入玉林当地暗中提审涉案公安人员，在居住的宾馆被可疑人物暗中跟踪，还发现宾馆房间的物品有被人翻动的痕迹。
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高度警惕，严格遵守出行要求，确保案件保密和自身安全。“我们想到更多的是，如何把这个案件办成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铁案。”
四、打伞破网，治病救人才是目的
“如果你配合调查，组织肯定会挽救你。”
对走进谈话室的每一个人，安毅总会这么说。
今年54岁的安毅，转隶前是检察院反渎局局长，现在是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办过大量疑难案件，和很多违纪违法的干部过过招。
在这位“扫黑斗士”眼里，不是所有人都罪大恶极、必须一杆子扫完，而要根据主观恶性、违纪违法程度区分对待，能帮助挽救的，决不放弃。
有几个谈话对象，给安毅留下了挺深印象。
一个是民警陈某。陈某是部队转业干部，做过军官带过兵。安毅就以“老大哥”的身份，带陈某回顾往昔光荣岁月，唤起这位军人的荣誉感。很快，陈某就认错悔过，积极配合。
一个是辅警何某。大学本科毕业后当了辅警，没有在社会上漂过，心地比较单纯。他没有积极主动和犯罪分子交往，而是碍于人情，跟着同事一起和黑社会吃吃喝喝。安毅就结合他的成长经历，给他理清对错是非，让他意识到自己错误。
还有一个是辅警叶某。这人就比较“社会”，心存侥幸，称与犯罪团伙无来往，回答问题避重就轻。安毅和专案组成员改变谈话策略，打心理战、分析利害、拿出证据，用3次近24小时的谈话，让叶某如实交代。
严管厚爱、治病救人，是打“伞”者们始终不变的一个初心。
打“伞”者们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淌着许多人的汗水。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换得这平淡如水的安宁。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向他们致敬。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
二、参加成人高考高升专要看什么书
成人高考高起专真题问：参加成人高考高升专要看什么书
答：成人高考入学考试按层次区分考试科目。 高起专：文史类、外语类、艺术类、公安类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外语。理工类、体育类、西医类、中医类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理)、外语。
三、成人高考，高升专，的科目是不是就语数英三个！100
湖北成人高考高升专必背100题答：是的，成人高考高起专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理科）、英语＜divclass=“askask-supplyf-12grid“＞追问人家说还有什么专业课？＜divclass=“replyask-supplyf-12grid“＞追答高起专各专业考试科目：文史类、外语类、艺术类、公安类：语文、数学（文）、外语；理工类、体育类、西医类、中医类：语文、数学（理）、外语。本回答由网友推荐四、戴海斌︱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初晤——兼谈清流与洋务的关系
成人高考高起专真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戴海斌
按：光绪七年（1881）三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因张佩纶之介，往拜京城张之洞宅邸，晤谈餐叙，为目前有记录之二人平生初见。同光之交，以二张（之洞、佩纶）为代表的“清流”人物，以“知洋务”自许，较诸实际从事洋务事业的李鸿章，视野非局限于因应现实需要的一舰一炮，而主张“用人”“经武”并重，规画更加宏阔。究其知识来源，则又不出书生闻见。他们对待被外界奉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多有“假借”和“挟持”之意，两者关系近于“交而非党”；与李鸿章反而多有互动，并非如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那般疆界分明。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张佩纶而外，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不过，“清流”与“洋务”固有观念交集，然终究“各有门面”，尤其对和战问题存在根本分歧，最终清流亦以战而败亡。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这一段早期交往，也是二人在庚子年（1900）以“书生意气”与“中堂习气”互驳公案的前史。本文利用新刊《张佩纶家藏信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一手材料所做的回溯工作，旨在反思有关“洋务”“清流”的既有认知，为理解这一公案厘清脉络。
小引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张佩纶过访京师南城张之洞宅，同辑《畿辅先哲录》，饭后清谈：
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名核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林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崘，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为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未知将来孰作嗣音也。（《涧于日记》）
二人纵论当世人才，皆趋经世/洋务一线，言下继往开来，大有为之四顾，踌躇满志之态。甚而当时已有“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之势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竟也不在话下。陈寅恪尝论“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石泉发挥师说，虽见及清流士大夫中“亦颇有留心外事，其见解较新者”，不过仍强调“与实际任事之人如李鸿章辈，则又常相水火，虽亦侈谈洋务，而与实际之洋务工作，则无甚关联”（《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作过一段有关“儒臣”“大臣”的著名议论，认为同光清流“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在于“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张文襄幕府纪闻》）。与李鸿章淮系更接近的刘体智，则观察到张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心传” (《异辞录》)。前者解释清流何以“不满”于李，尚有“教”“政”判分，后者干脆指认张之洞在“洋务”一端，实得李“心传”，二说重心不同，然均提示“清流”与“洋务”并非实质上对立的关系。
庚子（1900）事变后，中外和议，身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与在京外负“会办”之责的张之洞意见不合，以致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与“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相互讥嘲。晚清名臣间的口舌纷争，演成近代史上知名掌故，也几乎成为二人政治性格具体而微的象征。（此典故变体及评论甚夥，如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凌霄一士随笔》、瞿兑之《杶庐所闻录》、梁启超《李鸿章》《邓之诚文史札记》、李伯元《南亭笔记》、《清朝野史大观》等处，不赘述。）不过，回到二十年前，“中堂”与“书生”的关系，倒远不至如此剑拔弩张，甚至有过一段堪称“蜜月”的时光。利用二者相关文献，结合近年新刊之《张佩纶家藏信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材料，可以钩沉出李、张二人初晤一幕及其前后的历史情境，从而反思“洋务”与“清流”关系的既有认知。
“二张”与李鸿藻关系再探
同治九年（1870）八月，为平息天津教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此开启煊赫的廿五载督直生涯。同年，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寓南横街，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诸人订交，论列金石文字。翌年（1871），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年放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光绪三年（1877）返都，再充教习庶吉士冷差，至五年（1879）始补国子监司业。是时张之洞已届不惑，而官运蹇滞，经济拮据，其谱传谓为“处境清约”，用张本人更直接的话说“词曹清简”，纪事之诗有道“高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约略同时，其治学与言论取向亦有一变，“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他与侍讲学士张佩纶因穆宗升袝位次一折而“造庐订交”，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吴可读、何金寿、宝廷等人相互引援，隐奉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倡为清议。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开坊，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翌年（1880），晋右春坊右庶子，旋转左庶子。七年（1881）二月，转补翰林院侍讲，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二月外放山西巡抚。短短不到两年，官阶从正六品升到从二品，从翰院谏官一变为封疆大吏，可谓官符如火，节节高升。之所以如此，除去“帘眷”因素，也离不开李鸿藻的推挽之力。
关于“清流”与李鸿藻的关系，过去有些记载“过于夸张”。（樊百川已有揭示，见《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页467注1，本节予以申说。）《李鸿藻年谱》一则谓“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先生之同意”；再则谓“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皆公所领导‘清流’之健将，彼等一举一动，皆与公事先议之”。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则叙及二者关系中“假借”和“挟持”之两面：
吴江（沈桂芬）病逝，高阳（李鸿藻）柄政，意在延纳清流，以树羽翼。南皮张香涛阁学、丰润张幼樵侍讲、宗室宝竹坡学士、瑞安黄潄兰侍读均以清流自居，慕东汉士风，辄以平章国故，摩厉群僚为己任。文正（李鸿藻）一一延揽，假借讲官之力，排斥异己。仁和（王文韶）竟不安其位而去。当时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声望顿为之减。
以上“多以公马首是瞻”“文正亦为所挟持”等语，实有分辨必要。光绪五年冬，中俄伊犁交涉事起，崇厚使俄辱命，主持总理衙门的沈桂芬袒护之，张之洞、陈宝琛等上疏力攻，学者高阳称此为“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而幕后则有李鸿藻主持”（《同光大老·南北水火》）。六年，沈桂芬病卒。按《李鸿藻年谱》的说法，“沈与公为中枢两大势力，沈卒后公势大增”。此实“清流”风头最劲、风光最盛的时期。张之洞致李鸿藻密函甚夥，多录入《李鸿藻年谱》，其中一函“本应阅后即毁，故多暗语，亦无日期”，考其事实，当作于光绪六年，文如下：
总之，吴江（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廖寿恒）、常熟（翁同龢），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口言之，欲公烛悟其奸耳。……丙。
函内斥沈“昏谬私曲”，可与张佩纶同时私信中“吴江谬见”“吴江阴狠”“吴江病在全用小人”“吴江入柄大权，为阳极阴生之象”“吴江势焰愈张，中国危端立至”诸语并看。李鸿藻一系集矢于沈桂芬，兼恶廖寿恒、翁同龢，情势豁然。但细绎“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一语，则李鸿藻的派系斗争观念并不强，只是其门下媒蘖之。
李鸿章屡说李鸿藻“才短口讷”“才具太短”，张佩纶对友人坦白相告：“高阳秉政，遇事虚心谘访，略得藉手，而处事迟回寡断，论人博采旁搜，亦有千虑之失”（《涧于集·致顾暤民观察》）。这句话实有两层意思：李鸿藻身处政坛高位，而能“虚心咨访”张佩纶在内的清议诸人，使“略得藉手”，从而推行主张；但究其实际，无论“处事” “论人”，都不惬人意，所谓“迟回寡断”，即继承沈桂芬辈“应付之法”，二张在沈去世后所抱“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的希望无疑落空了。
与清流关系势同水火的李慈铭在日记中痛斥“二张（佩纶、之洞）一李（鸿藻），内外倡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五月初八日条），可与前引陈夔龙“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一语相互发明。清流诸人与李鸿藻实乃互为利用，所谓“挟持”“挟以为重”之语，正说明清流自有宗旨，并非只为李代言，二者因缘际会，一度聚合，甚至有“党援”迹象，不过落实在政治层面，合作并不投契。究其结果，“清流”未必能行其志，而李鸿藻亦“声望顿为之减”。故而，后来进入总理衙门的张佩纶遂有“土人之劝木梗人”之叹，据其自况之言，与李鸿藻的关系实乃“交而非党”。
清流人物之“洋务”见解并其来源
光绪五、六年之交，张之洞就中俄伊犁交涉连上折片，发言激切。初上《熟权俄约利害折》内称崇厚所订条约“不可许者十”，“可改议者四”，要求“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又诘责北洋大臣李鸿章“高勋重寄，岁靡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此后多次条陈海防事宜，并建议“促令左宗棠迅速来京，筹画戎机”。
身处北洋的李鸿章，对京中“清议”向来敏感，尤以“南城士大夫每谓弟办夷务过软”耿耿于怀。中俄交恶后，条陈军事者众多，李鸿章面对“言路庞杂，风波迭起”，以为多局外谈兵，致函友人，对主战派大发牢骚：
俄事之坏，自去腊宝（廷）、张（之洞）诸君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仍日进谠论。其源自左相发之，亦实由政府导之，而自诒伊戚也。……因宝、张之请，商调左相入都，谓可以主战吓俄，岂知俄人藐视太冲（左宗棠）已久？……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果孰为之耶？（《复周福陔中丞》）
李鸿章深恶“清议”，诚事实之一面，但出于“忧谗畏讥”，又不惜以利禄笼络，亦不容讳。当时尤注意接纳张佩纶、吴大澂等人，已为先行研究所证实（参见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张晓川《〈李鸿章全集〉所载吴大澂书信系年考证及勘误》）。光绪六年（1880）初，他有专函论及清流诸君之出处归宿：
近日廷臣中，如二张（佩纶、之洞）、黄（体芳）、宝（廷）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骛虚名而鲜实际。尊意能使在外历练，所成当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惟此中机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倘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扬历，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继课成绩而任以封圻，似亦实事求是之一法。张幼樵已奉讳在籍，敝处现订于三月间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复徐铸庵部郎》）
李鸿章以为清流人物病在“阅历太少，自命太高”，相应的“陶铸”办法是“出而扬历”，即放诸地方历练实务，虽然婉转表示决定者“不在疆吏而在朝廷”，但身为北洋大吏，为国“储才”、讲求“实事求是”，终归是题中之义了。当时正值李鸿藻守制期满重归军机、总署之际，李鸿章急于向李鸿藻系清流释放善意，张佩纶入幕，恰逢其时。
同年二月，张佩纶自京赴津，将入李鸿章幕府，张之洞为之送行，谓“君之才气，一时无两，但阅历尚浅，遇事可加一番讲求，加一番思索，然后出口，则完全无弊矣”，声口语气与前引李鸿章函逼肖；又谆嘱“此行可至太沽、北塘各海一览形势，蚊子船、碰船式样亦宜留意”，表现出对海防洋务的关心（《涧于日记》）。
光绪三年入都后，张之洞于“时政”更为究心，他与张佩纶、陈宝琛“分考史事切于实用者”，拟辑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便很能体现其“高谈经世”的趋向。光绪五年，他就俄事奏陈筹兵、筹约之策，蒙慈禧太后嘉许，以詹事府洗马奉谕“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谘询”。张之洞在《详筹边计折》中对历年来清廷之“洋务”实践有所反思：
窃念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靡耗者数千万……事阅三朝，积弱如故。一有俄事，从违莫决，缙绅束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叹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忧于君父，今犹中兴时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将何以处之？
张之洞出入总署，侃侃论列，俨然以“知洋务”自许，一时间也以此“负盛名”。他自觉区别于那些“号忧国、持高论”的守旧派，并不固拒西法，虚声言战，而提出“急修武备”，仿效西法，购造新式武器，指出：“战必资火器，守必藉炮台，防海必须战舰。而土枪土炮，万不如洋枪洋炮；旧式炮台，万不足以资捍御；木质兵船，万不如西式裹铁诸兵船”（《请修政弭灾折》）；“兵无利器，岂能徒手搏战？李鸿章津防紧要，岂能供众人之取求。若姑以各省旧存钝朽土枪、土炮充用，亦非致胜之策。惟有立发数十万金，饬南北洋大臣向上海洋行迅速购买各种精巧后膛洋炮、洋枪”（《条陈防务片》）。后来出任山西巡抚，见晋地军械简陋不堪，也函告张佩纶：“此间军装局直同儿戏，所存有狼牙棒、月牙铲、三股叉之类，全是戏剧，办军需二十年，糜费千馀万，而其械如此，可恨！可惜！”黄濬评论此札“可见光绪初军备窳弛，官吏侵吞之状”，而对作者颇加揄扬：“南皮于此等处，视昔之红灯照却枪，今之大刀队胜敌者，其智识自迥不同也。”（《花随人圣庵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
不过，以翰林讲官谈洋务、经济之学，立论常逞臆想，“侃侃论列”终觉不伦。兹举两例，光绪五年张之洞上《详筹边计折》，在检讨咸丰以来“洋务”“自强”不足恃的同时，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出下策，掷孤注”，以西藏阿里地区赐英，以台湾赐日，换取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决边患。此说连张佩纶也看不下去，私信中批评“游词之说，非纵横之策，时人误以烟云为堆垛耳”（《致容舫安圃侄》）。
同一折中，张之洞又谓“李鸿章新购蚊子船，颇称便利”，建议北洋尽量多购新式“蚊炮船”。可惜，他在此时的舰船知识并未丝毫领先于李鸿章，对蚊炮船与铁甲舰的功用短长、性能优劣一无所知，及发现北洋所购蚊船全不合用，一变为赞成购买铁甲舰，又想当然地表示：“战舰以多为贵，蟁（蚊）船既不可恃，铁船不必阻止，勿购废坏者而已！……中国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战难，控大连湾旅顺是海战也。战倭易，战俄难，两铁船仅足备倭耳。”石泉评论同光清流“所讲求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于此可得印证（《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张之洞的洋务见解虽然“颇动视听”，与实际之洋务工作确有不小的距离。
若深究这些“新进少年”的知识来源，多数不出书生闻见。张之洞拟编《皇朝经世文续编》，讲求西域畿辅水利、厘金、东三省等“考今不考古之事”，“惟在稽诸近日奏牍，或访之故吏老兵”。此外，或读过《海国图志》以及江南制造局译介出版的少量西书，借此略窥“西政”“西学”概貌。如光绪六年奏请颁发《防海新论》一书，内谓：“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板通行，于外洋争战，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辩论至详，京师洋书肆现有其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谨陈海防事宜折》）
据说陈宝琛“曾借译署历年档案”，属人“分手抄之”，从而研究洋务，得习故事（何刚德《春明梦录》）。张佩纶自称早年“常肆力为经济之学”，实际亦不外读书、考古两途，尤其重视读史，以为“经济之学，读官书尤须读史传”（《花随人圣盦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当然，还有较特别一点，他与李鸿章“累世通家”，有“父执”之谊，故有机会被邀往北洋佐治军务，“因得周览北洋险要，讨究水陆战守之略”。他的许多洋务见识，说是从李处偷师学来，亦不为过。樊百川便注意到“张佩纶在1879年以前所上的奏折，虽然也有二三篇谈论洋务的，但皆简略，没有什么独特见解。此后从1881年起复，在1882-1884年两年多时间内，谈论洋务的奏折、书札不下一百篇，其所提出的许多独特见解，自与在北洋佐军有关”（《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页473注4）。
入李鸿章幕府后，张佩纶有意为“清议”正名，兼为自己争地位：
众论群言，在曾侯目之曰“书生”，鄙之曰“酸子”，而佩纶略涉曾文正之书，则故尊之曰“清议”。吾师伟略忠忱，故清流争附，而吾师平日言论亦甚爱护清流，惟前月十六夕谈，乃颇有非笑之意，此实吾师之微失，佩纶亦不敢为讳也。
此函委婉承认洋务派对“清流”不屑、不满，乃至“非笑”，但仍表彰清流“争附”李鸿章的事实，奉承李为“爱护清流”之人，心态相当纠结。无独有偶，张之洞对外间视清流为“书生之见”、“不晓洋务”也格外敏感，伊犁交涉时期在总署“备谘询”，援引曾、左故事为前例，亟亟为己背书：“纵枢臣以臣为书生之见，独不思左宗棠曾连篇累牍而上陈乎？纵使臣（指曾纪泽——引者按）以臣为不晓洋务，独不思其曾国藩固尝腐心切齿而力争乎？”（《议约期迫请筹挽回折》）
在张佩纶自我认知中，其“洋务”理解，能够贯通中西，超越畛域，要远高于一般办洋务者。他说：“近日不明洋务者固执不通，而所谓[明]洋务者，亦是固执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国之理，在彼以为大通，而自鄙人观之，正是固执不通也）。”（《复奎乐山中丞》）张之洞也有过类似大话，所谓“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执政皆阁之属，言路皆台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大过”（《致潘伯寅》），要旨在于处事圆融、通透，实发出了后来《劝学篇》标榜表里、本末，讲究“会通”的先声。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初晤及政治互动
光绪六年（1880）五月，张之洞就俄事上陈二策，一曰“守正”，即严惩崇厚，二曰“变通”，即“欲释崇厚，则必将南北洋大臣立加严谴”，抨击李鸿章、刘坤一“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而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敬陈经权二策折》）。然而未到半年，张之洞与李鸿章的关系即见缓和迹象。察其原因，一则李鸿章帘眷尤隆，攻之不智。二则身处李幕的张佩纶在协调北洋与清流关系方面出力甚大。当年下半年，张之洞致函称：
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尊论洞达，朝夕赞画，宏益必多。……合北洋三口之税以养水师，沿海屯防，自是胜算，能力赞之否？（《花随人圣盦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
函中呼应张佩纶之言，对“合肥”近论已表赞和。七月，崇厚“蒙曲赦”，张之洞“愤懑”之余，不得不改变策略，建议重用淮军宿将备战俄事，列首位者即刘铭传，请“责令速起赴津，会同李鸿章办理防务”（《谨陈海防事宜折》）。十月，迎合慈禧，奏请崇厚“戴罪立功”，刘铭传“亟宜促召北来”，李鸿章“节制北洋三口防务，责令通筹方略”，折内评价李鸿章语气较前一变，谓“该大学士究系更事重臣，精力犹壮，傥专其责，当可力图御侮，固胜于今日之散涣推诿者远矣”（《请饬李鸿章节制防务片》）。
在伊犁、琉球交涉案件中，张之洞原主联日拒俄。十月，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对前说作出重大修正，转将“商务”与“琉案”作分割处理。这一搁置琉球问题的立场，实出于张佩纶等人提示。同月，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奏请“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结果，俄事展限两月，琉案暂允日本改内地通商之约，分琉球南岛与中国。
无论如何，在琉球问题上，清流、北洋竟然合作，迫总署就范，这是一个新的局面。张佩纶事后称：“会译署与倭定约，结中山案，倭以南岛归我，我许其内地通商。潜（陈宝琛）、达（张之洞）均上言极论，合肥（李鸿章）亦龂龂称其不便，要津颇疑弟从中主持，可谓不虞之誉。”（《致顾暤民观察》）自诩之情溢于言表。经此一役，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距离亦迅速拉近。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慈安皇太后猝崩。李鸿章自津启程，叩谒梓宫，张佩纶随行，二十三日到京。这段时期，可谓李鸿章与清流之蜜月期。三月二十八日，张佩纶向幕主进言“香涛忠诚博懿，十倍于佩纶，深愿公延清倾谈也”。李鸿章乐从其请，复函表示：
手示敬悉。前专程往拜香翁，未值为怅。兹承订于廿九辰巳间枉顾，届时当拨冗祗候。相距过远，便留午饭，一倾积愫，乞代尊意。（以下数段引文均见《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在京期间，李鸿章专程往访张之洞，未遇，故张佩纶再为约定本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回拜，并留餐叙，此为二人平生初见。
李鸿章原拟于四月初二日陛辞，因张之洞、宝廷奏请，奉懿旨留京数日，“与枢垣筹商洋务”，至十三日始离京。其时，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本年六月，张由翰林院讲学迁升内阁学士，李即请张佩纶致意，“香翁超擢阁学，贤才登进，极可庆幸，晤时乞先道贺”。然而，张佩纶意犹不足，暗示“孝达超授阁学，但清而不要，亦未能稍有展布”。至光绪七年下半年，李鸿章函称：
洋务如做理题文字，有不容操切凌躐者，错在昔日，非在今日，威德何自而施，愿吾贤更加究心耳。周公于阁下似尚心许，非外人所能谮毁，然其褊衷抑何可叹。宜兴复值南班，方冀南皮汇进，或有沮格之者。
按“周公”，指恭亲王奕䜣；“宜兴”，周家楣，江苏宜兴人，总署大臣，五年丁忧，七年十月再入值。“方冀南皮汇进”，意在希望张之洞亦入总署办事，可见政治上已视张为同党，惟恐有人“沮格”。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李鸿章闻信，第一时间函询：“香翁先以晋试手，渐调东南亦佳。闻小恙未愈，何时出都？念念”。在张佩纶看来，“香涛出抚山西，晋亦仕国，但今日却非要地。公所论当事力不能办，知其无志于天下。按张之洞任晋抚出于李鸿藻所保，此处“当事”，当指李鸿藻而言。但张佩纶对此人事安排不满，并以为张之洞必不能如李鸿章所愿调任“东南”，此皆由于李鸿藻之“无志于天下”，他为此抱怨：
南皮之事，高阳先不谓然。以洋务得名，而置之无洋务之省分。论用才，可谓捉蟾蜍而使捕鼠；论为己，可谓翦六翮而欲傅天；论谋国，可谓纵骐黄于牧而策驽骀也。
十二月，张之洞出都赴任。李鸿章函询“香翁十二日果否出京？属抄各件容即面交”。按“属抄各件”，实由张之洞之请求状而来。据张佩纶函禀：“孝达抚部一函属为专呈。渠一切求教，并欲祈洋枪队章程，恳公处借洋教习两人，望与前辈并垂察也。”张之洞履任之际，已未雨绸缪，就制订章程、购运机器、聘洋教习等节，向“洋务”前辈取经。李鸿章积极回应，提供档册抄本，同时也提示晋地“洋务”存在的现实困难，“晋处万山之中，机器笨重，似难运入，其章程随时随地核实为之，原无定格外”。（张之洞真正着手西式武器与训练，采矿冶炼、兴修铁路等事宜，实现所谓“洋务转向”，尚待西人麦士尼（Mesny）、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启蒙”，及在广东受何献墀、郑观应等人熏陶，此是后话，参看陈晓平《麦士尼与张之洞的洋务转向》）。
十二月十四日，张之洞到保定，晤李鸿章，“勾留畅谈”，十六日辞行赴山西。除切磋“洋务”外，二人所谈多关政事。十九日，李鸿章函告张佩纶：“香翁密商叔度（阎敬铭）出山，顷拟密片再荐，明日拜发。鄙言未足增重，吾宗（李鸿藻）力量能之否？”二十五日再函：“叔度品诣、学识在同辈中不可多得，昨因南皮商催密疏上陈……高阳（李鸿藻）素以扶植正气为心，谅能设法推挽。”张之洞离京时，已与李鸿章密商中枢人选，事后上疏奏荐，自然属于有的放矢。（参见张之洞《阎敬铭定期赴阙折》。按张之洞与阎敬铭有交，且多书函往还，徐一士尝言“张之洞素推服敬铭”而“劝出山”，并论及张督鄂时期与前后总管的户部阎敬铭、翁同龢之三角关系，见《凌霄一士随笔》“阎敬铭张之洞与翁同龢”条。张、阎之历史渊缘，尚多追索、发覆的空间。）
当时张佩纶对枢、译大臣，也多不满，以为“宜兴（周家楣）复入译署，与荆公（王文韶）比周，恐外务更将废弛”“瞻徇、颟顸、骄蹇种种习气全有”。外间视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在他眼里“才不逮志”“无远谋”，实属差强人意。
张之洞入晋后，也有向隅之感，眼前棘手者为“晋省事可办者颇多，惟同志无人”，心中不惬意者实“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故向张佩纶示意：“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致张幼樵》）。
张佩纶不但答应张之洞“外事自请与闻”，并有与之同进退之意：
……以公为帅，而佩纶如骖从靳，未始不收驽马十驾之益，不然亦绊骥马而求致千里也。近兰相（李鸿藻）力任此事，而义兴（周家楣）治宾客，军旅不问，商政不问。合肥（李鸿章）书至，焦急万端。他日迟回展转，终出于召，而不兼两府，安足有为？元祐调停之政，岂柄不专哉？司马公有喜蔡京、恶东坡之一念致之耳。（《复张孝达中丞》）
按照张佩纶设想，由李鸿藻出力，设法将他与张之洞双双召入总署，而且最好同入军机，如此身兼“两府”，专执政柄，才能“有为”，不复蹈北宋元祐党人调停新旧党争失败之覆辙。
光绪八年(1882），云南报销案发，张佩纶奏劾王文韶，提议由张之洞、阎敬铭为替人，直言：“文韶之才，皆以译署推之，其所承者，沈桂芬应付之法耳。以言商务，则综核不如阎敬铭；以言防务，则操纵不如张之洞也”；更明白指出“修内攘外，要在枢廷、译署，若两府之地，或有佥壬，则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再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至此，其安排军机处、总理衙门人事布局，谋求实掌朝权之政治意图已曝露无遗。
然而，事与愿违，张佩纶推举张之洞、阎敬铭均以“洋务”立言，李鸿藻却“不以二公为是”，后来恭王奕䜣、醇王奕譞举荐工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潘祖荫为军机大臣，且均不兼总署差使，张抱怨“舍颇、牧而用文学侍从之臣，在圣明初无成见，决策由懿亲贵近，言者将如之何！此事不得不归过于高阳矣”（《复黄漱兰侍郎》），可见对于李鸿藻怨怼之深。旧说多谓攻倒王文韶，为清流派排除政治异己的空前胜利，但就所得而言，却相距初望甚远。
“清流”“洋务”终究“各有门面”
光绪九年（1883）底，张佩纶受命以署左副都御史充总署大臣，但深恶“译署事事迁就，人人疲玩，殆难自立”，行事已感力不从心。
光绪十年（1884）三月，慈禧太后一谕推翻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入值军机，并启用醇亲王奕譞参与政务，庆郡王奕劻管理总理衙门。“甲申易枢”猝发，朝局为之翻覆，此事缘起于盛昱弹劾张佩纶，波及奕䜣、李鸿藻，惟张事后“独中流容与”，圣眷未受影响。姜鸣注意到“这是整个事件的吊诡之处”，并论及张佩纶从反对“枢（军机）、译（总署）分置”的思路出发，谋划挽回局面的尝试。（《“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张佩纶一面抱“内隙可弭”的一线希望，“涕泣一陈，冀回天听”，一面致函李鸿章，仍图有所补救：
时事如此，果得贤才辅世，诚宜舍旧谋新。奈丹老（阎敬铭）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香涛（张之洞）召入，闻将属以译署，若鄙人所请不行，谨当拜手稽首，让于夔龙耳。兴献（奕譞）既欲转圜，劻（奕劻）、礼（世铎）亦愿调处，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
张佩纶不仅努力保全恭王，且犹作“舍旧谋新”之图，希望因中法战事内召的张之洞能入主总署，合力“救时”。而后者适时地保持了沉默。
中法战争之际，李鸿章以“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为由，坚持“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张佩纶则针锋相对地批评：“言和之害与战败之害正同，而战败犹有不败之道在也”“为国家长久之计，疆宇远大之谋，正不如奇，守不如战。”虽与李鸿章关系密迩，但不讳言“合肥怯敌”“肃毅慎葸”“合肥过于慎重，将涉畏葸”。
张之洞由翰苑清流一变为地方大吏，议政立场自然有所转移，但“主战”思维仍然一贯，屡言：“法事即决裂，亦复何妨？横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鄙人则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不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致胜之方。”（《致张幼樵》）
光绪十年（1884）春，李鸿章为接受法方条件，对朝中清议深致不满，张佩纶面对“主和一线到底”的“师相”，坦承“有主战坚持之语”，戏言为其“损友”。尤值玩味的是，他有关“清流”立场的一番辩白：
鄙人昨请丹老（阎敬铭）代奏，云张某之论，言路主战者多，转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异议为嫌。（今日又言之兴献[奕譞]，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一笑。）……至鄙人来津议和，断不遵命（宁死，断不附和和议），幸公勿为此言。
“清流”“洋务”，在张佩纶看来不过是对外门面语，而非政治归属或学术取向的实质，但既然是“门面”，就必须贯彻到底，不能动摇。二者观念不乏交集，但于和战大端仍存根本分歧，而最终结果，清流亦以战而败亡。甲申（1884）四月，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南下福州，在前线作“屯马尾、护船局”之计，而只“香涛以两船及五营来援”，由是慨叹“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致安圃侄》）。以后视眼光来看，此时“清流派”风流云散的命运将临，而二张终究坚持“门面”到了最后一刻，也算得其所哉。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
五、人物｜百炼成钢张之洞（一）
湖北成人高考高升专必背100题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一百年前，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对晚清名臣张之洞作出了几乎完美的评价——“他是一个矮小而简朴的人，平易可亲，质朴的服装表现了庄严的气质。这种卓越的风度显出他是一个完美的最高地方长官。尽管身躯矮小，可是决不有损于大官的气质。我不相信中国别的官员都像他这样充满中国人的美德和富有裨益人民的运筹。”
这些极高的美誉，很大程度上把张之洞渲染成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使他成为后世景仰的对象。但人性和野心通常隐于历史的暗流，权力与欲望，也曾是张之洞生命中爆闪的火花。
张之洞
一
琴声中的小官保
夕阳西下。
苍茫的荒原中，依山而立的城郭，渺小而脆弱。两万义军，围困贵州的边陲小城兴义府。
城楼暗影里，守将张锳注视着城外阵容闲散的义军，静默不语。夕阳渐渐隐入林下，只剩一片灰濛，义军燃起篝火。远远的火苗，如寒星般映入眼帘，张锳传令身后的游击林普洲：午夜突袭。
子时，一支精锐骑兵潜出兴义府，绕道后山出城。半个时辰后，这支骑兵从侧后对围困兴义府的起义军展开突袭。义军猝不及防，被杀伤数百。张锳率兵追击，再杀伤数百，义军溃退。随后，张锳组织乡勇团练三万余人，将普安、安南一举攻下，兴义府解围。
兴义府，原名安龙，位于贵州省西南部，隶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历史上，安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镇，直至南明时期，永历政权为了避难迁都于此，才小有名声。大西军将领孙可望曾说，“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夷情叵测。臣再思维，唯安隆（安龙）为滇黔粤三省会区，行宫修葺，一切粮储可以朝发夕至，莫此为宜。”
当时，永历帝朱由榔在安龙，“宫室卑陋，服御粗恶”，所居文华殿，窗壁颓圮、风吹雨洒。大西军将领李定国东进之师，取桂林、破永州、下衡阳、逼长沙，掀起了南明反清的最后一次高潮。但孙可望叛乱之后，朱由榔不得不迁出贵州，逃入云南，不久被吴三桂消灭。随后，清廷改安龙为“南笼”，有“南明的囚笼”之意。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南笼府又改名为兴义府。
贵州安龙招堤，十里荷花
如今的安龙县，是一座峰林环绕的荷花之城，有南明历史博物馆、明十八先生墓等多处抗清遗迹。安龙县城东北陂塘海子有一道堤，名叫招堤，是安龙一处著名的风景，这和张锳、张之洞父子大有关联。
张锳（1791—1856），字右甫，直隶南皮人，嘉庆十八年举人。道光六年（1826），张锳以“大挑”选中来黔，录派补授为贵州安化知县。“大挑”，是清乾隆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第的举人，国家挑取优等的用做知县等职，意在给举人开拓出路，六年举行一次。
张锳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知县，以清明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有声望，升黎平知府、兴义府知府。时至今日，安龙县城依然流传着“张锳添油劝学”的故事：道光年间的兴义城，每天夜里到交更时，就有两个差役从知府衙门中走出，一个提着灯笼，一个挑着桐油篓，见到哪户人家亮着灯光、并有读书声，差役便会停下来，高唱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读书人开门后，差役便从油篓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进读书人的灯盏里，并补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每晚给兴义城里的读书人添灯油，张锳前后坚持了十三年，这个故事也被现代演绎为“加油”。
道光十七年秋，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乳名官保，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襁褓中的张之洞爱哭，只有母亲朱碧筠的琴声才能使他安静下来。
朱碧筠，广西桂林人，出身名门（其父朱绍恩进士出身，官至四川邛州知州），聪颖贤淑，喜棋诗画，特别擅长弹奏古琴。可惜，张之洞只在母亲的琴声中长到四岁，朱碧筠就因病溘然长逝。朱碧筠去世后，张锳未再立正室，张之洞由张锳侧室魏芷香抚养长大。
二
少年俊才一飞冲天
史家研究张之洞，发现其言必称河北南皮人氏，对于在贵州的一段经历，常避而不谈。
张之洞禀赋聪慧，五岁入家塾，十一岁时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此记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
万山辐凑，一水碧潆，雉堞云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者，招堤也。缘是数里，蒹葭苍苍，有阁巍然，峙于岩畔者，魁阁也。穿绿荫，拂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微通，石碧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做亭者谁？吾家大人也。翠萝红蓼，罗列于轩前；竹榭茅檐，欹斜于矶畔。太守之意，得之半山，而志以亭也。
岁在壬寅，家大人先守是邦，文风雅俗，焕然一新，故常与民同乐者也。夫其得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由是常徘徊于此阁，以寄胜慨；而亭未有焉，然其烟云万状，锦绣千重，早以毕具于目前。盖天钟灵于是，必待太守以起之也。爱乃建亭于阁之东偏，古径半弯，危廊数转，不崇朝而功成，易如也。
……
《半山亭记》颂张锳为官政绩，极尽夸耀之能事，叙写光宗耀祖的决心，抒发凌云壮志的情怀。文章写得花团锦簇，但是不是出自十一岁的张之洞之手，无从考证。可以得知的是，张之洞十三岁以前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孙子兵法》《六韬》等。
道光三十年，不满十四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中第一名秀才，进县学。两年后，张之洞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得“解元”。
本以为人生会一气呵成，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哪知太平天国出兵北伐，京畿忙乱，张之洞在一片惊恐中离京返黔。离开京师，顺运河而下。张之洞四顾茫然，不禁赋诗感怀：“绮绣州原变水乡，误看秫稻作孤蒋。泽鸿休怨无安所，且限南来丑虏狂。”
贵州安龙县明十八先生墓（图据安龙县政府官网）
咸丰四年（1854）秋，贵州桐梓杨龙喜率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官军连连败北。年底攻克安南，围攻兴义。张锳与部下闭门坚守，并让子侄张之洞、张之渊、张之清在城楼上作战。午夜，张锳组织敢死队潜出城外，在义军侧后发起进攻，义军溃退。
这一年，张之洞十七岁。张锳深感自己年老体衰，遂为张之洞定下亲事。年底，张之洞与贵州都匀府知府石煦之女喜结良缘。张之洞新婚不久，新城涂令恒、冉秉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府城，安义镇总兵先率镇兵从征遵义，张锳组织团练千余人防堵。
面对农民起义军对兴义府城的围攻，张锳只得将新婚的女儿、女婿送出兴义府城。而张之洞坚持留在兴义府城，与父亲坚守。有人问张之洞这是为何，张之洞回答：“城若陷，吾父尽忠，吾当尽孝，不敢偷生惜死，贻门第羞也。”情况最危急时，张锳令堆积柴草于城楼，一旦城破，即举家自焚。经过三天三夜激战，最后总算暂时击退围城的农民起义军，张锳全家化险为夷。
因守城有功，张锳升贵东道道尹，在黔南各地指挥镇压起义军。这次升迁离别，也是张之洞父子最后一次见面。咸丰五年（1855）九月，贵定、龙里等县苗民起义，各地起义军相互呼应。贵州巡抚蒋霨远在咸丰的严旨斥责下，调集贵州全省军队在川、滇、桂等省的配合下，向义军进扑。张锳也率兵向贵定进发，由于积劳成疾，于咸丰六年七月廿五日（1856年8月25日）病死于任上。
七天之后，都匀府被义军攻陷，张之洞的妻兄、代理知府石均被义军杀害，前知府鹿丕宗（张之洞姐夫之父）自焚。父死兄亡，张之洞悲伤不已。他一生不仅对义军有切肤之恨，也对贵州，对都匀、兴义等地怀骨鲠之痛。
为父亲治丧守制三年，二十三岁的张之洞打算参加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只得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
同治二年（1863）春，张之洞再一次入京会试，初试被录取为第141名。复试时，张之洞得心应手，榜列一等一名，接下来是最后一关殿试对策，对策的主题是求才、纳言、吏治之类的问题，张之洞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直陈时弊，他写道，当今人才缺乏，主要原因是“资格太拘，科目太隘”，导致朝廷下诏天下举荐将才时，“应者寥寥，山林隐士则绝无闻焉。”他也直言，“今天下大患在贫，吏贫则黩，民贫则盗，军贫则无以战。”他提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乱。”“杀一贼不如使民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求一良将不如选一良吏之为力易也。”
这样一份不袭古套，直言无讳的殿试对策，引起了阅卷大臣的争议，多数人主张列为三甲之末，但大学士宝鋆十分赏识，以为奇才，准备录取为二甲第一名。试卷进呈两宫，西太后将张之洞拔置一甲第三名，中探花，赐进士及第。
三
尊经书院五少年
高中探花，仕途起步，张之洞的人生就此洪水奔流。
苏轼说：“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张之洞正有这种秉性，“鄙人性情，向来专作独任其难之事，尤专作费力不讨好之事。”
同治五年（1866），张之洞大考二等，以后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职务。从浙江到湖北，张之洞完全是意气风发。出任湖北学政，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同治十二年（1873）秋，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出闱后奉旨简放四川学政。这是他四年来第三次出任考官和两度简任学政。
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历史小说《张之洞》中，对这位崇尚实干的四川新学台有详细的描述——
那时四川士林风气不正，科场作弊之风十分严重。张之洞通过深入考察后，制定了诸如“禁鬻贩，禁讹诈，防顶替”等整理科场的八大措施，督促各州府严格执行，科场作弊之风顿时根绝。张之洞又针对不少士子参与当地士绅们举办的局所，与局所办事之人勾结为奸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令不准士子参与局所，凡有违背者，一律惩办，直到革去功名。张之洞说到办到，雷厉风行，在革去几个秀才的功名之后，此风已几近绝迹。
为更多更好培养人才，造就四川新学风，张之洞接受丁忧回籍的前工部侍郎薛焕等十五名官绅建议，创建了尊经书院，这就是四川大学的前身。
贵州安龙县半山亭（图据安龙县政府官网）
光绪元年（1875）春，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外落成，延请薛焕为山长。薛焕也是一位名宦。咸丰十一年，薛焕在江苏巡抚任上，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道奉旨购买洋枪洋炮及雇法国工匠传授制造经验，揭开“徐图自强”的序幕。张之洞聘请薛焕出任书院第一任山长，正是他对书院的重视和期望。开学那天，四川总督吴棠也亲自前来祝贺。
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定的目标是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在四川造成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在川期问，他经常去书院给士子们讲课。为了指导书院的学子和川省士人，他撰写了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
《辅轩语》中，张之洞以学政的身份发表许多有价值的教戒之语和经验之谈，希望士人们成为德行谨厚、人品高峻、志向远大、习尚俭朴的道德君子，并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求学原则；《书目答问》中，张之洞则以广博精审的目录学家的身分，为士人开出二千二百余种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书目，为初学者打开走进学术殿堂的大门。
在尊经书院的授课过程中，张之洞发现五个资质特别聪颖、读书特别发奋的少年。他大力表彰他们，树立五少年为全省士子的榜样。
“尊经五少年”，最早出自张之洞离川回京的路上写给继任学政谭宗浚的信中：“蜀才甚盛，一经衡鉴，定入网罗。兹姑就素所欣赏者，略举一隅。绵竹杨锐、井研廖登廷、汉州张祥龄、仁寿毛瀚丰和宜宾彭毓嵩。”“尊经五少年”中，尤以绵竹人杨锐知名，被称“当世扬雄”，为血染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张之洞》（唐浩明）
《川大之源：四川尊经书院纪略》（雷文景）
《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
《谭嗣同全集》（谭嗣同）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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