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成人高考政治试卷_湖北经济学院成人高等教育考试试卷答案

长江十年禁渔，36种渔具为何要禁用危害触目惊心……

长江十年禁渔

36种渔具为何要禁用

戴小巍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名录》规定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大类36小类禁用渔具，主要是对那些捕捞强度大、捕捞对象选择性差、对水生生物重要生活史阶段和重要水生生物种类威胁较大的渔具种类进行限制，有效加强了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相关禁用渔具图示

第二类 围网之单船围网作业图

第四类 地拉网之船布有翼单囊地拉网作业图

第六类 敷网之拦河撑架敷网作业图

第七类 陷阱之导陷建网陷阱作业图

第八类 钓具之拟饵复钩

第九类 耙刺之锚钩

第十类 笼壶之定置延绳倒须笼壶作业图

生境修复通常成本高、见效慢，需要较大规模实施才能看见效果，所以办案中，专业机构提出的修复意见一般会以生物资源修复方案为主，通过在涉案水域放流成鱼和幼鱼的方式修复鱼类资源。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这段话告诉人们，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但是，长江作为世界上水生生物最丰富的河流之一，近年来遭到严重破坏，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经济鱼类资源接近枯竭。为从根本上缓解长江生物资源衰退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危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和长远发展角度，作出了自2020年1月1日0时起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的重大决策。

早在2017年1月，原农业部就发布了《长江干流禁用渔具目录》，将14种渔具纳入长江干流全面禁止使用的渔具范围。为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效率，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名录》(下称《名录》)，将原有的14种禁用渔具细化和拓展至10个类别36种，明确了渔具名称、结构和作业方式、危害性等。

36种禁用渔具有哪些特点？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到底有多大？受损生态如何进行有效修复？面对受损生态，检察机关作了哪些努力和探索？

36种渔具危害触目惊心

破坏幼鱼资源、破坏底栖生态、阻挡鱼类洄游……

“网目尺寸小，对捕捞对象的选择性差，对幼鱼资源破坏严重……”记者注意到，《名录》对禁用渔具危害性的说明中，除了“捕捞强度大”以外，“对幼鱼资源破坏严重”一词出现的频次最多，共出现了6次，涉及到5大类14种禁用渔具，这5大类是：笼壶、围网、地拉网、敷网、张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下称“长江水产研究所”)的朱峰跃博士告诉记者，幼鱼资源是确保长江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所在，破坏幼鱼资源，会直接阻遏渔业资源的正常补充过程，造成渔业资源急剧衰退；如果幼鱼资源被破坏，那么长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和完整性也就无从谈起。

湖北省检察机关提起长江“十年禁渔”行政公益诉讼第一案后，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确认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未能对汉江老河口段地笼网捕鱼等非法捕捞现象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责。

2019年9月12日，老河口市检察院接到举报称，汉江老河口段水域内投放有大量地笼网。检察官迅速赶到汉江两岸实地调查，发现在汉江王甫洲段浅滩处，人为投放了大量地笼网。随后，老河口市检察院向市农业农村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加强监督执法力度。2020年2月至4月，检察官对汉江老河口段府洲村水域进行了实地勘查，发现在浅滩水域仍有不少地笼网，随机打捞上船的地笼网中有大量死亡和腐烂的幼鱼幼虾，也有活鱼活虾。2020年7月6日，检察机关依法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

这起案件中的地笼网，在《名录》中对应的是第10大类第35和第36小类的笼壶。

笼壶俗称地笼、蟹笼、虾笼，笼壶作业是根据捕捞对象习性，设置洞穴状物体或笼具诱其入内。《名录》中禁用的笼壶分为两类，分别为定置(串联)倒须笼壶和定置延绳倒须笼壶，无论是哪一种，禁用的标准都是“网目内径尺寸小于30毫米”。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雷良伟告诉记者，在长江流域湖北段，笼壶是非法捕捞中很常见的一种禁用渔具，其危害性就是对幼鱼的破坏程度很大。由于网目极其细小，作业时对鱼类大小、种类没有选择性，会将水体中的仔稚鱼、幼鱼一网打尽，阻碍鱼类种群的正常补充过程，严重威胁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威胁可续持发展的表现远不止“对幼鱼资源破坏严重”一种形式。雷良伟说，36小类禁用渔具中，拖网、耙刺等2个大类5个小类的禁用渔具会“破坏底栖生态”，从而严重危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据了解，底栖动物是淡水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生态类群，主要包括寡毛类、软体动物和昆虫幼虫等，具有促进有机质分解、加速自净过程等作用，是维持健康生态系统的关键成员。在渔业上，底栖动物是鱼类等经济水生动物，如中华鲟、鳗鲡、青鱼、河蟹等的天然优质食料。在水环境监测上，底栖动物已成为有机污染的重要指示生物，起到水下哨兵的作用。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就办理过一起运用拖网捕鱼、破坏底栖生态的案件。

2020年6月至7月初，张某等9人经事先通谋，多次在长江上海段等水域，分别实施非法捕捞、运输、销售等行为，累计捕获渔获物600余斤。7月13日，张某等人根据事先约定，在向钱某等5名渔民收购完渔获物、准备运往销赃地的途中被民警抓获，民警当场查获94箱渔获物，总重量1200余斤。经评估，钱某等5名渔民捕捞时使用的渔具均为禁用渔具。最后，涉案9人被分别判处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该案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钱某等5名渔民捕捞时使用的渔具均为单船有翼单囊拖网，由网翼、网身、网囊、纲索与属具等组成，网囊最小网目尺寸在17毫米至42毫米不等。作业时，单船拖曳渔具，使用网板作为网具水平扩张装置，在其经过的水域将捕捞对象拖捕入网，达到捕捞目的。

“拖网的捕捞对象以底层和近底层生物资源为主，其特点在于能灵活自主地拖捕大量水生生物资源，捕捞效率较高、捕捞强度大，但危害性也显而易见。”据长江水产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渔民将网板与网具相连后形成的“底拖网”捕捞方式，会显著改变水域原有的鱼类群落结构和底栖生态环境，破坏水生生物群落的稳定，所以也被称为“绝户网”。

这位专家告诉记者，此次公布的10大类36小类禁用渔具，主要是对那些捕捞强度大、捕捞对象选择性差、对水生生物重要生活史阶段和重要水生生物种类威胁较大的渔具种类进行限制，有效加强了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破坏远比修复容易得多

理想状态下的生态修复应该包括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修复两部分

“从修复非法捕捞导致的生态影响角度来说，理想状态下的生态修复应该包括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修复两部分。”朱峰跃告诉记者，生境修复通常成本高、见效慢，需要较大规模实施才能看见效果，所以办案中，专业机构提出的修复意见一般会以生物资源修复方案为主，通过在涉案水域放流成鱼和幼鱼的方式修复鱼类资源。

日前，武汉市新洲区检察院提起的王某元等4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王某元等4人被判处拘役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不等，追缴违法所得，并被责令在案发水域放流成鱼8557千克、幼鱼约500万尾。

检察机关查明，武汉市新洲区的王某元在2016年制作了一张禁用的“拦河大毫”网具，其后每年都使用该网具在沙河(系新洲境内三条主要河流之一，为长江支流)新洲区辛冲街河段非法捕捞。2020年8月，王某元邀约王某祥、王某生、熊某等人，趁夜晚或凌晨使用“拦河大毫”网具在沙河新洲区辛冲段非法捕捞河中野生鱼类。8月19日，王某元使用该网具在沙河捕捞时被相关部门现场查获。经查，按起网次数计算，王某元等人当月非法捕捞13次，其中10次有渔获物，非法捕捞渔获物1.6万余斤。

据该案承办检察官卢永慧介绍，“拦河大毫”对应的是《名录》中的第6大类第20小类的“敷网”，俗称“迷魂阵”，其对渔获物的适用性十分广泛，严重阻遏布网水域水生生物种群的正常补充过程，过高的捕捞强度有致使渔业资源发生衰退的风险。该案中，拦河网以彻底隔断沙河的形式布设，完全阻断了经沙河上溯下行的鱼类洄游路线，由于鱼类上溯或下行时大多处于繁殖期或早期发育的关键阶段，因此以隔断形式布设的拦河网对鱼类种群具有严重的负面生态影响。

经长江水产研究所评估，该案非法捕捞造成成鱼潜在总损失量为8557千克，间接损失换算为幼鱼损失量合计为约500万尾，水生植物、饵料生物损失量难以估量。

据卢永慧介绍，“放流成鱼8557千克、幼鱼约500万尾”是长江水产研究所提出的修复意见，并被检察机关采纳。

记者注意到，加上成鱼和幼鱼，要求增殖放流的重量实际上大于王某元等人非法捕获的重量。这是为何？

“破坏远比修复容易得多。”朱峰跃说，对受损生态的评估需要准确把握生态损失和经济损失的关系，专业评估的过程实际上并不重点关注放流生物的经济价值，而是关心放流生物的种类和规模是否与非法捕捞导致的生态损失对等，但如果把评估结果建议的放流鱼种换算成经济价值，往往会远高于实际涉案渔获物的经济价值。“这也提醒我们，非法捕捞造成的生态损失量远不止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他进一步解释道，修复过程中，放流种类和规模的搭配比例会被特别考量，有时放流种类并不是涉案渔获物种类，这主要是基于案发水域鱼类群落结构的现状、区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发展的大方向以及放流鱼种的生态安全性和可获得性综合考虑得来的，同时对于放流鱼种也会特别提出应购自具备相应资质的原良种场的要求，以避免出现用退化的人工养殖群体去修复天然群体的行为。

“生态检察”夯实保护屏障

最高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带领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充分履职，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为长江“十年禁渔”提供有力“检察助攻”

护佑一江清水浩荡东流，检察机关责无旁贷。

2021年3月31日，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四地检察机关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0年以来四地检察机关通过发挥检察职能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情况。2020年以来，四地检察机关联合开展了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三年专项行动、长江十年禁渔专项行动，聚焦淀山湖、太浦河等重点跨界河湖开展联合巡航、联保共治，推进流域“河湖长+检察长”制度全覆盖。

上下一体，加大办案督导指导力度；加强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形成长江保护“一盘棋”；加强跨部门协作，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注重探索创新，完善生态环境公益保护机制……最高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带领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充分履职，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为长江“十年禁渔”提供有力“检察助攻”。

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为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长江保护法、渔业法及相关法律解释规定，最高检分别于2020年12月、2021年2月印发《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刑事检察工作座谈会纪要》《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有关法律政策问题的解答》。2021年11月，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之检察机关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

长江流域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多个地方，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因地制宜，积极推进构建污染治理、生态修复、资源保护的生态检察工作格局，致力于构筑起一道守护长江生态环境的检察屏障。

在拥有最长长江干流的湖北省，该省检察机关成立了“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同时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行“非法捕捞现场庭审+增殖放流+综合治理”工作机制。长江“十年禁渔”以来，该省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履职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没收地笼网133套、非法捕捞工具340套，增殖放流鱼苗约1600万尾、成体鱼约1万千克，通过现场庭审及放生等活动，做到查处一案、警醒一片。

日前，湖北省检察院和湖北省河湖长制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决定在全省建立“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共同推进长江大保护。

《指导意见》实行后，湖北省、市、县三级将分别建立“河湖长+检察长”协作组织体系，各级检察长协同河湖长共同推进河湖治理管护工作。全省各级检察院与河湖长制办公室及相关责任单位协作联动，可实现法律监督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严厉打击各种破坏河湖环境资源违法行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督促相关责任人依法对河湖环境资源进行修复或赔偿，将切实为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重庆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行“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全市三级检察院全覆盖设立44个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明确工作职责，构建职责清晰、上下对应、运行顺畅的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组织体系，实现纵向一体、横向协同、联动履职；制定《长江生态检察官办案规程》，开发“长江生态检察官办案大全”工具软件，确保长江生态检察官工作高标准、高起点推进。重庆市各级检察院明确专门人员从事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充实专门办案人员288人，筛选其中9名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骨干人才，组建长江生态检察官办案团队，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跨行政区划抽调优势力量办理。

重庆市检察机关还探索“以劳代偿”等生态修复新方式，对部分无经济赔偿能力的公益诉讼案件侵权责任人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将判缴生态赔偿金的诉求合理调整为“以劳代偿”“生态替代性修复”等更具可操作性的生态修复方式，力争办案效果最大化。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引下，在检察机关的有力“助攻”下，以十年为期，今日饱受无鱼之苦的长江，未来必将重现“鱼虾自舞，但一舸芦花，数声霜笛，鸥鹭自来去”的美好景象！

(本报记者林中明、侯映雪亦有贡献)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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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第一部反映大革命的影片，因分歧周恩来参与审片，解禁后创当时票房最高纪录

文/朱安平

1924年至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蓬勃兴起，震撼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但因国民党右派突然叛变而告失败，是否坚持革命成为严峻考验。珠江电影制片厂1966年4月摄制完成的《大浪淘沙》，再现了大革命时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真实，深刻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的追求、奋斗和分化，主题鲜明、人物生动、气势磅礴，由于“文化大革命”到来而遭禁锢，直至运动过后才得以面世。

再现峥嵘征程

影片《大浪淘沙》系根据革命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编。原作者朱道南（1902－1985）系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张范乡北于村人，父亲是当地有名乡村塾师，但在其4岁时便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在舅父等帮助下读完小学。1922年，由于他刚正不阿打抱不平，得罪大地主儿子，为了躲避报复，与要好同学谢拙民、杨荣林连夜逃离家乡，在路上又遇到为躲避仇人而出逃的地主儿子孙之斌，4人一起去济南，考入济南师范讲习所。1924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开始接触进步思潮，参加共青团活动，又结识了曲阜青年公今寿，这几人便是后来回忆录及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原型。1926年冬，因参加济南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军阀张宗昌镇压，他们由青岛转道上海再去武汉，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次年2月又考入湖南长沙黄埔第三分校，3月他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他和十几名进步同学，与反动军队展开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失败，脱险后撤回武汉。他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负责人恽代英汇报了马日事变详细情况，被编入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幸存同学追赶部队至海陆丰，被编入第4师任第10团排长，后经多次战斗被打散，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1932年秋，他调至峄县教育局任教育委员，开始利用合法身份发展有生力量，1937年组织成立“抗日联庄会”，建起枣庄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同年秋组织策划“邹坞暴动”，投入鲁南抗日游击战争，先后任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负责人、峄县民众抗日总动委会主任、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政委、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3年后历任鲁南行署秘书长、处长，山东省办公厅副主任等。1950年调至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调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

◆朱道南

为响应党的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的号召，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署，朱道南于1959年初开始写作回忆录，所在单位宣传干部于炳坤作助手，并得到作协上海分会的指导。他详尽回顾了自己在大革命时代的曲折而艰辛的过程，分别整理成“走向革命”“湘江逆流 —马日事变追记”“从武昌到广州”“广州起义”“红四师奔向海陆丰”等篇章，合为《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于1961年8月正式出版。他在前言中充满感慨地作了说明：“这段经历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但它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难忘的。在大革命的风暴里，我们看到了工农群众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意志，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坚决勇敢地与反动派进行不屈的斗争。我们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残暴的血腥手段破坏大革命……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许多同志，在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他们英勇地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每当想到这一切，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

朱道南所记述的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曾在当年经过重重险难回到家乡养病时向人说起，听者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抗战初期在一次小学教师会议上提及，有不少人当夜就报名从军，此番写成回忆录，先行单篇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汇编成书初版印行即高达5万册。时为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导的伊琳看到后，有意将它搬上银幕。这固因同期出现的陶承回忆录《我的一家》，已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革命家庭》取得成功提供先例，以及《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忠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注意运用艺术描写手法，具有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的特点，较为适宜改编电影，亦与伊琳自身经历有关。其系广东潮阳人，青年时结识的一个同乡就曾参加过1925年-1927年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由此受到影响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后到延安进入鲁艺戏剧系学习，为一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打下基础，因而读到《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产生强烈共鸣，深感经过反右、反右倾、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在艰难之中，愈加需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力量，这是一个切合时宜很有意义的题材。

◆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经珠影领导同意，伊琳即与朱道南取得联系，会同回忆录整理者于炳坤，共同着手进行改编。鉴于一部影片长度有限，着重撷取书中前半部分，即“走向革命”“湘江逆流——马日事变追记”两章，延续并强化注重通过典型人物和事件反映历史面貌的特点，经过必要精炼和有机生发，形成“倒金字塔”式人物结构，即四个兄弟：因不满黑暗现实逃离家乡而结盟的顾达明、靳恭绶、余宏奎和杨如宽；三个姐妹：党的地下工作者宋珠萍和追求进步的女青年谢辉、刘芬；两个导师：赵锦章与薛建白，分属共产党与国民党；一个群众代表：长沙军校门房老张。互为关联、对比、映衬、照应关系，由此串连起原著有声有色描绘的大革命时代的典型情景：群众集会、街头讲演、游行请愿、撒传单、贴标语，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相信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激烈争论，以及革命胜利的雄伟壮烈气象和革命失败的尖锐残酷场面等。作为全剧叙事框架和冲突基石的，是“四个兄弟”同中有异的人生遭遇和截然有别的道路抉择，由于出身、经历、志向和性格不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思想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展示在大革命这一紧要历史转折之际，青年知识分子所经受的跋涉与探索、犹豫与彷徨、成长与堕落的曲折历程和复杂精神面貌，表明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跟随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斗争的道路，才是应当选择的必然道路。剧名最初与原著相同，拍摄中改为更能形象化反映影片内容的《大浪淘沙》，“文革”前夕送审又改为《革命洪流》以适应当时形势，1977年正式公映时仍定为《大浪淘沙》。

历经三载拍摄

珠影对拍摄《大浪淘沙》极为重视，有意继以前辈电影艺术大师蔡楚生为主编导的《南海潮》之后，将它再打造为一部大制作，为此精心组建摄制班子。由珠影元老之一、亦是该厂主创领军的伊琳亲任导演。他于抗战爆发即参加救亡戏剧演出走上革命道路，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后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实验剧团团长，1946年奉调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影”），编导了我党直接领导下建立人民电影事业后的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50年又与吕班联合导演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1952年出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曾赴越南帮助培训电影艺术干部，指导拍摄越南北方解放后第一部故事片《同一条江》，回国后参与珠影筹建。为拍好本片，在人物、时代、环境、细节的真实感和典型化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力求做到粗中有细、主次相宜、情景交融、脉络清晰，赋予全片大江巨浪、荡气回肠的格调。摄影师刘锦棠原为上海海燕厂副摄影，拍摄过《绿洲凯歌》《两代人》等影片，刚从新疆电影制片厂调入珠影。作曲车明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曾任长影、中央新闻纪录片电影制片厂作曲。制片主任胡重华是珠影厂第一位女制片主任，抗战时即投身抗战戏剧工作，解放后在广州话剧团任导演，1961年调入珠影。

因片中人物众多而又面目各异，珠影当时演员队伍还不健全，遂采取本厂与外请结合方式选择与配备，按照角色性格、形象、气质特点及演技等要求，力求与演员本色贴近。“四兄弟”中的老大哥顾达明忠厚中庸，处处以和为重，是非观念有些模糊，由原广东省话剧团演员、1960年调入珠影的简瑞超饰演，其生活中就是个“老好人”；老二靳恭绶激越倔强，怒杀地主恶霸为父报仇出身，接受共产党教育最坚决，在革命洪流中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特意邀请已是著名演员的北影于洋饰演。老三余宏奎自私狡诈，富足家庭逃婚出来，在金钱地位利诱下投奔国民党，挑选了湖南省话剧团优秀青年演员刘冠雄饰演，虽是第一次拍电影，但有话剧表演经验，而且形象与所饰人物气质非常接近；老四杨如宽浪漫纯真，革命高潮时十分活跃，革命失败却退缩回家，由刚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的杜熊文饰演，其眉宇透显青春活力，表演尚显生涩，恰吻合人物初涉世事的盲目与轻率。

◆《大浪淘沙》演员定妆照 。

影片于1963年7月开拍，直至1966年4月结束，前后历时3年多。固然与摄制精细有关，因涉及早期大革命时代，需参证相关历史材料，熟悉当时社会状况，无论演员准备还是美工制作，都很花费时间与气力。导演艺术处理严谨，每一场戏均经排练，加之剧情迭经军阀统治下济南、北伐军取得胜利时武汉、“马日事变”后长沙等时空大转换，外景戏很多，又都是实景拍摄，周期相对较长。更为主要的还是拍摄正值政治形势变动之际，反复较多致使延宕。如为突出阶级斗争，强调与工农结合，原有的爱情描写，即靳恭绶与谢辉、杨如宽与刘芬的情感戏就被删减，政治斗争方面的戏则不断加强，如长沙军校门房老头之子张大荣及其在湖北领导农民闹革命等都是后添的。

不合时宜遭禁

《大浪淘沙》的拍摄，得到时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关注与支持，这不仅因珠影地处广州隶属中南，而且与其个人革命经历有很大关系。原作者朱道南系黄埔军校六期学员，所记述的虽是在长沙、武汉等地分校的经历，但真实再现了那一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令出自黄埔军校五期总校的陶铸为之感到亲切并动情，因而对影片拍摄倾注了真诚关心。他曾亲莅拍摄现场看望勉励主创人员：“你们搞了个很有意思的剧本，希望大家把这部电影拍好，这是第一部反映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影片，能把这样的电影拍出来，呈现给广大的群众、青年同志，让他们看看有好处。你们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还应摄制组要求，介绍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经过，结合自己所在黄埔军校警卫连耳闻目睹情况，详尽讲述了广州起义过程，对如何真实拍好影片给予具体指导，包括人物造型、穿戴和行为等。

殊为难得的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文艺领域“左”倾思潮愈加严重，给该片摄制带来困惑，陶铸依然坚定不移大力扶持。就在1964年8月拍摄接近完成，遇到操控中央文教领导大权的康生把《逆风千里》定为反革命影片，下令“停止发行，彻底审查”，珠影上下面临巨大压力，《大浪淘沙》剧组亦不例外。陶铸除据理力争，以《逆风千里》“可以改一改发行”、“不要追查创作人员的思想”应对，还抓住召开中南区各省省委书记会议之机，亲率中南五省一把手视察珠影，当场交待书记们要在各方面支持珠影，并到《大浪淘沙》拍摄现场参观。当样片出来后，陶铸立即仔细审看，并积极而明确地做出表态，首先肯定影片描写大革命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有意义，同时指出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厂里多请些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同志看看，一定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慎重一点，把影片改好再拿出去放映。

◆电影《大浪淘沙》剧照。

根据陶铸指示，导演伊琳专门偕制片携带样片，于当年11月到北京征询意见。首先应邀审看的是军委副参谋长张宗逊、彭绍辉，他们在大革命时代分别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和农民协会暨农民赤卫军，看完影片后都很激动，表示支持拍这样描写大革命的影片，认为片名很好，很恰切，片子搞得不错，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继而在中宣部直接召开的部署次年故事片生产会议期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审看了样片，认为“改一改还是可以的”，并要编导“多听听老同志的意见”，并在会上讲话强调革命题材还应该写时，特意提及“珠影厂拍的《大浪淘沙》是革命的历史题材，我看了样片觉得还好，这个片子的主题就是大浪淘沙。”此后伊琳根据各方面领导审片意见，拟订修改提纲送交周扬审阅，周扬批示：“同意照修改提纲修改。回去请示一下省委。”

然而，高层领导中也有持完全相反表态的，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他认为影片与历史不符，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必要。

当时在场的珠影领导向陪同看片的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请示，王匡表示按陶书记的指示办理。随后王匡来厂传达陶铸指示，决定珠影厂直属中南局领导，并通知伊琳继续修改《大浪淘沙》，同时将样片即送北京请周恩来总理审看。当年4月16日，周恩来审看了样片，听取有关同志汇报陶铸对该片意见后，指示按陶铸意见修改。随后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审看样片，也表示了同样意见，他说：“陶铸同志对当时的情况很熟悉，我当时只是普通一兵。”

◆剧照

鉴于各方面领导意见不一，朱道南、于炳坤、伊琳就剧本修改问题专门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陶铸接信后于6月17日再次亲临珠影，与他们讨论并解答有关问题，具体研究确定影片的修改路子。他说：“你们搞好一些，搞好了，我再看看，不要马上印拷贝。周总理说按我的意见改，这意思就是要我负责，那我就负责吧！”

1966年1月18日，陶铸邀请正在广州的国务院分管文化副总理陈毅、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农垦部长王震等来厂，共同审看了修改后的影片。张际春说：“片子可以！可以！”陈毅举起双手说:“我投赞成票，赞成上映！”随后，陶铸又和陈毅一同商议，提出几处小的修改意见，并说明供导演参考。

同年4月，影片终于摄制完成，易名为《革命洪流》送京审查，岂料即被已控制文艺领域的康生压住，指责“影片里写的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作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并说“这是一部坏影片，不能拿出去放，要拿出去，就要批判”，遂打入冷宫。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先是珠影建厂以来所有艺术片无一例外被斥为“封资修大毒草”，该片亦未幸免，继而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该片作为“陶铸一手扶植的特大毒草”遭受批判，除加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罪名，还诬指“以陶铸为模特儿进行创作，替陶铸树碑立传”，所谓“证据”就是剧中人“金公寿”名字暗喻“陶铸”，理由是“金”、“寿”两字合为“铸”，再与“公”字相连便是“铸公”，即为陶铸也，实乃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最初这一人物之名沿用回忆录“公今寿”，剧中军校女同学称作“老公、老公”，其饰演者于洋感到很不顺耳，而且容易产生误解，因“老公”在南方是女方对丈夫爱称，作为剧中女性人物叫起来极不合适，于是建议何不颠倒一下改叫“今公寿”，“老今”叫起来既响亮也顺当，后来夏衍指出百家姓中没有“今”，遂又将“今”改为“金”，因而成为“金公寿”。岂料这纯属技术性的改名竟惹出轩然大波，成为于洋后来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个原因，导演伊琳亦硬被说成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惨遭批斗。

直到1977年3月，《大浪淘沙》终于作为“文革”前已完成但未获发行放映的影片获准面世，虽然解脱“四人帮”禁锢，原有片名得以恢复，但此时陶铸尚未平反仍需避讳，而拷贝对白已定型，便将演员字幕表中的“金公寿”改为“靳恭绶”。影片在全国各地引起极大轰动，受到电影界和广大观众交口称誉，成为当时票房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产影片，在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地区也产生轰动效应，并先后被英国电视台播放，选送第28届德国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第9届印度国际电影节，开创了珠影故事片走向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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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流行病学专家：科学问题不应政治化，一些西方媒体蓄意抹黑中国

中国日报网2月8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国际专家组成员、丹麦流行病专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塞娅·菲舍尔近期出版新书《病毒侦探：追踪大流行病起源》。在这本丹麦语新书中，菲舍尔现身说法，揭露了一些西方媒体罔顾事实、歪曲真相、蓄意抹黑中国的恶劣行径。

uniavisen.dk网站截图

在书中，菲舍尔回顾了她作为世卫专家组成员赴华开展溯源研究的情况。她在新书发布后接受丹麦媒体uniavisen.dk采访时表示，在华开展溯源时，她与世卫专家组其他成员走访了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所，并详细了解了早期病例的情况。她和她的同事们在2021年3月30日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其中包含他们的发现和建议。

菲舍尔遗憾地表示，这份长达120页的报告发布后，却很少有人谈论报告本身的内容。相反，他们却专注于那些子虚乌有的内容。媒体们在报道中乐此不疲地发布博人眼球却经不起推敲的内容，病毒起源阴谋论广为流传，西方国家忙着指责中国。

菲舍尔补充道，这份报告中有大量翔实的数据，这是无法质疑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无视这一点。“我发现进行科学的交流非常困难，” 菲舍尔说。“科学问题被政治化，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被冻结了。对于一个致力于在科学职业中解决病毒难题的科学家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去年2月，塞娅·菲舍尔就曾因美国媒体罔顾事实的歪曲报道而被卷入争议中。当时，《纽约时报》声称援引赴武汉的世卫组织独立调查专家“说法”，称中国继续拒绝公布有关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信息，这使他们很难发现重要线索以遏制未来这类疾病暴发。

对此，塞娅·菲舍尔在推特上转发了另一名被“援引”的专家、动物学家彼得•达萨克的推文说：“这也不是我在流行病学小组的经历……我们说的话被故意歪曲，这为重要的科学工作蒙上阴影。”她还表示，要建立信任必须要忠于事实。“请停止这种关于‘无法获得原始数据’的负面说法！”

达萨克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这不是我在世卫组织任务中的经历。作为动物及环境工作组的负责人，我感到中国同行们值得信任，感受到他们的坦率。我们的确获得了关键的新数据，也增加了有关病毒传播途径的了解。”菲舍尔转发了这条推特。

在新书中，菲舍尔也回忆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在去年年初世卫专家组完成在中国的工作后，《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她。她当时在采访中表示，专家组一直基于科学精神开展溯源研究工作，公开透明。与中方的某些分歧也只是科学研究层面不可避免的情况。最后结论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结果这篇采访文章于去年2月12日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时，标题却赫然写着“中国拒绝向世卫组织交出重要数据”。当菲舍尔看到报道时，她意识到自己被“设了套”。菲舍尔曾写信给记者要求撤回采访引语，但被对方无视。“这让我认清了一些美国媒体扮演的角色——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编辑：刘世东 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