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答案_成人高考语文答案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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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2018成考专升本政治 英语答案

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试题是否有重复

三虎同日被开除党籍！有人“退而不休”为他人融资谋利，有人退休后离婚、离婚后落马

构建责任贯通共同发力工作格局湖北做深做实对一把手监督

一、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张翼

疫情后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状态》（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所讨论的情形来形容。所谓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者用一个更常见的说法——“紧急状态”，指的是权力在一般性的秩序被悬置起来后恢复了其完满的特性，而秩序与法则变成空虚的状态。疫情这只“黑天鹅”所导致的“例外状态”是如此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人们在回想起2019年时，仿佛在说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这或许就是“例外状态”对我们身心造成的影响。

尽管“例外”是“常态”的对立面，但是当“例外状态”持续到第二年时，所谓的“例外”本身也就成了“常态”了。2020年若尚给人某种“新鲜感”的话，那么2021年的生活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内外的重压。这种重压不仅仅是经济压力下物质生活层面的“消费降级”，还表现为在急速变化的局势中找不到稳定精神依托而导致的焦虑与不安。人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这兼具旧秩序崩溃所带来的混乱与新世界诞生之可能的例外状态中，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又应当如何行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理解崩溃中的旧秩序到底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从最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旧秩序首先是14-15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可以算是对此最凝练的概括之一，他对“万物商品化”过程中充满辩证意味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讨论发人深省，也对解释当下中国社会中家庭支持下的青年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具有启发意义。华勒斯坦的作品固然精要但也失之过简，扬·卢滕·范赞登的《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更为细致地从利率水平、市场环境构建、出版业、婚姻年龄等社会层面描绘出中世纪的欧洲如何走向工业腾飞的“漫长跑道”。当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时，才能理解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的论断“资本主义并不根植于某种超越历史的自然规律”。伍德在书中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学术史讨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抓手。

上述作品关注的都是宏观过程和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

（商务印书馆，2017年）

则聚焦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探讨了中世纪彼此关系疏远的开放世系家庭如何在宗教改革时代完成“圣灵的家庭化”，并最终形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重视成员纽带的“封闭的核心家庭”。这一过程不仅是观念的转变，更是生产方式改变的反映。迈克尔·米特罗尔在《欧洲家庭史：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就强调，生产过程从家庭手工业转向集中的大工厂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成员关系的紧密化，这种紧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代死亡率，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更充足的劳动力。家庭模式的变迁便以此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了一起。Keith Wrightson的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J. A. Sharpe的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Arnold, 1997）则将家庭、人口、土地、犯罪和贫困等要素编织成一张相互作用的紧密网络，为我们理解英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度转变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俯瞰的视角。

同一时代的中国也绝非一成不变的“木乃伊”。易劳逸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重庆出版社，2019年）

以优美的文笔概述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面向。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则着重讨论了乾隆在控制粮价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手段，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前现代国家遇到了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在此展现的活力绝非一句“封建社会”可以抹杀的。事实上“封建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是超越历史的形而上的概括，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极为细致地分析了“封建”这个词是如何被泛化乃至滥用的。若结合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对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许多我们今日熟知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资本主义的胜利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世界”。这一改造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维度：从近代早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最终成型的现代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尽管宣扬“主权平等”的观念，但是却从诞生始就充满了地理空间上的霸权主义与文明等级论色彩，正如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中所总结的那样：“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被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而文明使人类社会趋向于一致（这同时也是资本的要求），这导致一种全球行为准则的诞生。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军事手段被条约所取代，模糊边境被精确边界取代。”

在新的理念指引下，如卡洛·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中所描绘的那种充满幻想与奇异关联的中世纪世界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几个近代大帝国永无止境的掠夺与扩张。在海洋上，有桑贾伊·苏拉玛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实践；在陆地上，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两卷本《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则是描绘帝俄兴衰的恢弘巨著。俄国的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几乎可以与领土扩张画上等号，这一趋势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才真正得到实质性的遏制。奥兰多·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极为细腻的笔调为我们呈现了这场充满了狂妄、愚行与肮脏的战争。英、法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却不过是用自己的拙劣表现成就了世人皆知的南丁·格尔，但南丁·格尔很大程度也不过是沾了英语话语霸权的光。人们只记住了南丁·格尔，却不知道俄国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他发明了“伤员分流系统”并且广泛地采用乙醚麻醉，使自己手下的伤员存活率高出英法两倍有余。克里米亚战争所象征的西欧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对抗不仅是政治-外交层面的，同样也是文化层面的。奥兰多·费吉斯的另一本作品《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就着力描述了俄国文化中“西方性”与“俄国性”之间持久的冲突，到了民族主义的时代，这对冲突中又加入了俄国的“亚洲元素”，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俄国文化永恒的内在张力。

当然要论帝国扩张史之最，俄国还是难以和大英帝国相比。一般而言，人们把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看作是英国取得海上霸权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加勒特·马丁利在《西班牙无敌舰队》

（华文出版社，2019年）

却告诉我们，事实上英国海军不仅在质量上，甚至在数量上都强于西班牙海军，所谓的“无敌舰队”更多的是西班牙人讽刺的说法。只是英国人自我包装的能力太强，才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以弱胜强”的印象，这也是英语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一个表现。有太多的作品致力于将不列颠民族崇尚的实力政治包装为正邪斗争，如巴巴拉·W.·塔奇曼的《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本·威尔逊的《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重铸大英帝国：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都是类似的作品。尽管我们在阅读时应批判其中关于英帝国描述虚伪一面，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书籍如何将霸权构建得“合乎道义”，对于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而言，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课。

要从学理上理解英帝国的扩张，Ronald Hyam的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和C. C. Eldridge 编纂的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是更好的选择。前者是关于英帝国扩张原因和特点深入浅出的总括，后者是分析这种扩张对英国社会与殖民地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对于英帝国而言，印度无疑是其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然而在英国殖民之前，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曾有着辉煌的历史，贾杜纳斯·萨卡尔的《皇位之争：奥朗则布和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生动地叙述了莫卧儿极盛时代的君主奥朗则布青年时代直到掌握权力的精彩故事。然而奥朗则布自身的赫赫武功却反而成为其统治印度之薄弱的证明，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各处平叛以及抵御萨法维波斯的入侵，这种高度不稳的统治结构在奥朗则布死后导致了莫卧儿的分裂，英国才能以东印度公司为媒介趁虚而入。浅田实的《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是了解东印度公司的浅显入门作品。那些在印度成为暴发户的英国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影响英国的政治，这与伍跃在《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对商人通过捐纳而进入中国政治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在东方掠夺的不仅有财富，还有艺术品，马娅·亚桑诺夫的两卷本《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就生动地告诉我们那些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到底是怎样用各种暴力与卑劣的手段运到英国的。

英帝国的模式既吸引了崇拜者也造成了敌人。沃尔弗拉姆·希曼在《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就指出了英国模式对于这位奥地利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强烈影响。而安德鲁·罗伯茨的《拿破仑大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则是这位英国人最大的敌人的上乘传记。不过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敌友，我们也应当关注更为隐秘层面的抵抗。例如迈克尔·卡瓦斯的《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就讨论了走私者如何抵抗本垄断与国家专卖的研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讨论了地方结构对政府权力扩展抵抗。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9年）亦可视作近代社会面对不断扩张的“大政府”的反弹，无论这个政府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这些抵抗者所代表的暴力传统与鲁大维在《神武军荣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和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结构，1680-178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所强调的那种崇尚荣誉、服从、等级与秩序的官方暴力文化迥然不同，其相互作用之间的对抗冲突也是18-19世纪社会秩序演变的重要议题。

历史最终证明，有组织的国家暴力终究是更胜一筹。但是暴力作为手段则必须服从于更高层面上的价值理性，否则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便很可能如韦伯所担忧的那样是理性本身走向其反面。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所描绘的战前欧洲社会就如同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样陷入非理性的残忍狂喜之中，是人们成为祭品而不自知。这种癫狂既是心灵层面的，也有赖于药物的使用。诺曼·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中就指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从元首到普通士兵都大量依赖被称为“帕飞丁”（parvitin）的冰毒才能维持战争所需要的亢奋状态。然而纳粹的暴行却又是高度理性化的，克里斯托弗·吕康在《硝烟中的葡萄酒：纳粹如何抢占法国葡萄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就以葡萄酒为例为我们呈现了高度理性化与系统性的战争掠夺是如何实践的。

正是纳粹的这种疯狂与理性的两面性，才使欧洲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毁灭。也正是这样彻底的毁灭才使战后的反思如此深刻。基恩·罗威的两本关于二战的反思与总结《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和《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我读过的同类型作品中的佼佼者。罗威这本书几乎全面地网罗了二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经历战火的亚非欧到间接参与的拉丁美洲，从超级大国到流散的个人。罗威记录了许许多多人的故事，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流畅叙事，为我们带来剥去了神话色彩后“平衡”的真话，以及发人深省的思索。我特别强调“平衡”是因为罗威叙述中无与伦比的对称性。他在解构战胜国的“英雄神话”的同时也不忘重审战败国的“妖魔神话”，在讨论战后的科技乌托邦设想时，也关照了社会治理中的乌托邦实践。最后再将镜头由远及近，从国家组织和超级大国一直到一般的个体，使得战争带来的影响得以层次鲜明的铺陈，其文笔的精巧令人叹服。

然而二战结束后人类构建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努力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下被无情地击垮了，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维度，20世纪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与美国的单极格局。新自由主义如同麦克·布若威的《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

（群学出版社，2005年）

的书名所形容的那样，不断利用人类的贪婪本性“制造甘愿”，并使人异化。这种异化既造成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提出“虚假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如乔治·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提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力而甘愿受到物的奴役，进而成为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贪婪滋养出了最令人炫目的企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大概就是那些所谓“军工复合体”。尼克·图尔斯在《复合体：军事如何入侵我们每日的生活》

（后浪出版集团，2021年）

中指出，这些复合体不仅制造了最具毁灭性的武器，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日用品的供应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渗透才为这些企业带来了“大到不能倒”的超经济影响力，同时这种影响力也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但仅仅是暴力绝无法成就霸权，美国巨大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学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麦克尼尔的《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就以哈钦斯校长治下的芝加哥大学为案例，为我们勾勒出美国大学在二战期间如何从老欧洲手中夺取学术领头羊的地位的过程。对于挑战者而言，了解对手，学习对手的优势并最终超越对手乃是必由之路，美国是这样崛起的，那么后来者也理应如是。

知彼还要知己，超越对手之路上的困难不仅来自对手的打压，也来自于内部的挑战。例如人口问题与城乡问题的讨论，我认为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或者个体经历的层面理解是难以得出答案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陈剑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非常详细而客观地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政策的得失，熊易寒的《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则讨论了现代化运动中的城乡居民的认同是如何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所导致的代际撕裂也是如今普遍存在的问题。刘岩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则从文化角度切入，将赵本山现象与东北不顺利的市场化改革联系在一起。赵本山所塑造的那些“丑角”身上的笑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边缘群体“跟不上时代浪潮”而造成的尴尬。许多人对于这种尴尬感同身受的体悟才使赵本山的小品借春晚这个舞台获得了“共时性”。在诸如《卖拐》这样的小品中，关于市场化的黑幕的揭露以及言语间对过去的社会主义风格的语言的戏仿让人们得以在“消费共有的过去”的同时，也意识到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理性精神和传统农村的朴素正义观之间的某种张力（这在《马大帅》中也有体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能够消费的“共同过去”越来越少，社会的分化也使人们共享的话语日益消失。春晚也因此失去了世纪初的那种影响力。

尽管我们相信新世界终究到来，届时“例外状态”也就自然解除。但这究竟需要多久，哪怕最优秀的学者也难以回答。在这动荡的时代中，或许只有不断地阅读才能抓住维持自身稳定的“知识之锚”。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人已经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或者韦伯的经典作品，但是更多的人还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时间和知识储备去钻研，所以在最后，我想再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作品尚·纽曼·杜康吉的《沙滩上的马克思，生活中的资本论》。

（台湾商务，2020年）

这本书以相当轻松而易懂的语调带领人们走入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没有晦涩的语言，没有冗长的书单，只有咖啡馆漫谈式的娓娓道来。若这本书能够带领人们真正走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而通过阅读原典而真正理解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那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社会，都不会是一件无意义的事。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二、2018成考专升本政治 英语答案

答：一、什么是成人高考成人高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属国民教育系列，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承认学历。经教育部审定核准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大学等等，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普通高校...

三、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试题是否有重复

最佳答案近3年的题目是没有重复的，但是很多题目大同小异，做多了就有感觉了。基础比较重要，多看看书，做多几套试题，差不多的了。不是很难的，加油，祝您顺利通过！

四、三虎同日被开除党籍！有人“退而不休”为他人融资谋利，有人退休后离婚、离婚后落马

春节前最后一周的第一天，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3名落马官员被处理的消息。其中，包括两名原副部级官员。他们是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鸣，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执行局原局长孟祥。三人同于2021年7月被查。三人均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中纪委在通报中称蔡鄂生“寡廉鲜耻”、“退而不休”，顶风作案。徐鸣则“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热衷迷信活动”，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蔡鄂生退休后8年落马，曾在金融系统内任职30余年，在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负责的领域包括信托等非银金融机构。以信托为代表的非银机构在蔡鄂生任内迅速崛起，同时信托行业乱象频出。

在2008年去往重庆之前，徐鸣在商务部任职。历任市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后，徐鸣于2012年6月不再任重庆市委常委，次年3月，转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保留副部长级待遇，直至2018年3月。退休后，徐鸣与前妻开始三年的离婚诉讼。离婚判决书曾披露徐鸣夫妇财产状况。离婚成功后，徐鸣落马。

被查“老虎”蔡鄂生：

中纪委通报其“退而不休”，任内信托业崛起

中纪委通报提到，蔡鄂生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治上彻底蜕变，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滥用金融监管权，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严重污染金融领域政治生态，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奢靡腐化，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和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多次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组织观念淡漠，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蔡鄂生 图据“央广网”微信公众号

通报还指出，蔡鄂生寡廉鲜耻，大搞权色、钱色交易；不正确履行职责，违规干预和插手行政许可事项；目无法纪，“退而不休”，顶风作案，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人在融资贷款、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此前，蔡鄂生退休后8年的2021年7月30日，中纪委宣布蔡鄂生被查。

这是继2017年银监会原主席助理杨家才落马后，原银监会系统级别最高的“老虎”，也是自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后，银保监会系统落马的第二位副部级以上干部。

公开资料显示，蔡鄂生1951年生于湖北，长于北京，曾在山西省农村插队，后又入伍，1975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海淀区办事处部工作。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剥离商业银行职能。

工作三年后，蔡鄂生于1978年2月回到山西读大学，在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金融专业学习，毕业后重新进入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6月即升任金融管理司体改处副处长。此后他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内一路升迁，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01年，蔡鄂生转任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监事会主席。此前一年，《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通过。2003年，中国银监会由副部级事业单位升为正部级。从2005年起，蔡鄂生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8年之久，直至2013年退休。

在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蔡鄂生负责“法规、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邮储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非银行机构监管和融资性担保业务”领域。其中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等。2009年来，以信托为代表的非银机构迅速崛起，同时信托行业乱象频出，并在近年引发“影子银行”风险的讨论。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有业内人士表示，蔡鄂生在银行及金融机构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2021年7月30日蔡鄂生落马当天，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业务的通知》，叫停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治理市场乱象。

蔡鄂生落马前三天，2021年7月27日，银保监会曾召开全系统2021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电话）座谈会，要求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持续加大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探索建立金融反腐与处置金融风险统筹衔接机制。

退休后的蔡鄂生仍活跃在公开舞台上。公开资料显示，他曾担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业界导师等社会职务。落马前，其频频出席会议，2021年7月9日和6月28日，蔡鄂生还分别在两场活动上演讲。

据媒体报道，蔡鄂生落马当天下午计划出席一个金融论坛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此前，蔡鄂生还曾自嘲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据中新社报道，2017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针对密集的楼市调控政策，蔡鄂生说：“控也好，不控也好，反正北京房子我都买不起。”蔡鄂生称，房地产调控不能搞强压强控，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很复杂”，不能单纯从企业角度来看，而要从整个机制视之。

被查“老虎”徐鸣：

从退休到落马之间三年，在打离婚官司

同日被宣布开除党籍的还有2021年7月13日被查的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鸣。

徐鸣 图据“央广网”微信公众号

中纪委通报称，徐鸣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热衷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私营企业主财物，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并接受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为追逐个人名利多方算计，把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力寻租，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1958年生的徐鸣是安徽凤阳人。与蔡鄂生类似，他于1975年-1978年在老家做知青，后入伍。徐鸣于1987年转入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后在国务院经贸办工作。2003年，他来到新组建的商务部，历任市场体系建设司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综合司司长。

2008年4月，徐鸣去往重庆，任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2010年12月，他升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一年后从市委秘书长转任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兼）。2012年6月，徐鸣不再任市委常委。

2013年3月，徐鸣回到北京，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保留副部长级待遇。2018年3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国家粮食局的职责进行整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徐鸣则就此退休。

退休后，徐鸣与前妻进行了长达3年的离婚诉讼。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徐鸣于2018年和2019年两次起诉离婚。双方纠纷焦点在于一套住房的使用权。2021年5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徐妻搬出涉案房屋，房屋判由徐鸣居住使用。

离婚成功后，徐鸣于2021年7月13日被中纪委宣布落马。

红星新闻记者 张炎良 实习记者 胡伊文

编辑 谭王雨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五、构建责任贯通共同发力工作格局湖北做深做实对一把手监督

近日，在湖北省纪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该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就做深做实对“一把手”监督工作进行部署。当天，该省各市州和省直单位40名“一把手”向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述责述廉并接受测评。

据了解，为推动落实对“一把手”监督工作，省纪委全会前，湖北省纪委监委主要领导深入10个市州调研，分别与市州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个别谈话，与全省新任县（市、区）委书记集体谈话，要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召开市县纪检监察机关、巡视巡察机构座谈会，要求协助党委切实抓好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工作。

“认真落实‘一把手’述责述廉制度，全面推开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与下一级‘一把手’谈话，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信访举报研判分析……”湖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湖北将进一步落实谈话提醒、述责述廉、信访研判、政治生态分析研判等相关工作机制，推动对“一把手”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动省委一届任期内听取下一级“一把手”述责述廉全覆盖，并规范谈话内容、方式和程序。根据相关实施意见和监督清单，进一步明确党委（党组）、党委（党组）书记、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巡视巡察机构等各类主体的责任，以及监督工作步骤、完成时限、各环节责任人。此外，该省纪委监委将省直机关、国企、高校作为重点领域，根据具体实际，分别明确监督重点，细化监督举措，丰富监督方式。

据介绍，2021年，湖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查处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秦军，孝感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仇平贵，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林放等“一把手”典型案件，全省查办“一把手”案件828件，其中涉及厅局级“一把手”30件，县处级261件，向各级领导班子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10113份。同时，该省纪委监委制定以案促改工作办法，要求对领导班子成员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职务犯罪的，必须开展以案促改促治。编印8名涉嫌职务犯罪县委书记的忏悔书和建议书，用“一把手”案例警示教育“一把手”。

“我们将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工作部署，持续紧盯‘关键少数’，统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协助职责，形成责任贯通、共同发力的工作格局。”湖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讯员 杨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