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宋代经济师人力资源

建议楼主可以系统理论的学习一些应用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在职研的课程。中科院就有这个专业，两年制学习，符合条件可以申请拿硕士学位，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具体课程包涵了以下课题：薪酬设计、员工培训、业绩管理、冲突管理、企业组织结构设计、企业管理创新系统、组织群体心理、危机管理、 360 度测评、职业生涯设计、企业培训管理、员工心态管理、领导艺术、团队建设与管理、绩效考核、企业文化建设……1、修完规定课程，通过必修课考试，修满35学分，即可结业，颁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2、全部课程成绩合格者，颁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证书》。3、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位。参加全国同等学力的考试（英语和专业课综合考试），四年内通过有效。招聘是人力资源模块中最基础的工作，对企业的意义重大，它是保证企业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心理学既研究动物的心理，也研究人的心理，而以人的心理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一门科学。自1879年科学心理学诞生后，心理学作为基础性学科，已经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人力资源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心理学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可以直接运用到日常化的操作过程中，心理学对于人力资源各个模块工作的完善和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帮助人力资源从业者真正地了解人，提高招聘技能，有助于协调团队中的人际关系，可以根据心理和人格特质的差异，把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设计多样化的激励手段和考核手段，提升员工满意度管理的技巧，帮助管理者提升领导魅力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只是抛砖引玉式的简单介绍心理学在招聘中的部分运用。 招聘是人力资源模块中最基础的工作，对企业的意义重大，它是保证企业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何有效地对应聘人员做出评价，从中甄选出最适合企业的人员是人力资源部门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对心理学的运用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和识别应聘者在招聘过程中的心理及其特征，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能有意识地克服和排除招聘人员本身具有的潜意识里的某些不良心理和心理障碍，对于提高招聘水平和质量是有帮助的。 传统的招聘流程缺乏对人心理的关注，往往导致招聘的效果不理想。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后使得招聘能够流程化并且能够更直观的进行数据分析。从招聘的初始环节招聘职位的发布到新员工试用期的评估和跟进的所有环节中如果能很好地运用心理学，将会使得整个招聘效果得到明显的提高。如果在发布招聘职位的时候能做好前期安排，考虑到潜在应聘者的心理感受，例如将招聘职位写的条理清晰，格式正规，印制精美的广告，都能吸引更多潜在的应聘者。目前心理学在招聘中运用更多的还是在面试过程中的人才测评技术，现代人才测评技术首先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运用，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后来这些测评的方法和技术很快就被社会工商企业以及教育、卫生等领域借鉴并加以应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是最早将现代人才测评方法应用于管理人才选拔与评价的工业企业。其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福特公司、美国俄亥俄州标准石油公司等国际著名的大公司都将现代人才测评方法用于其人事管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现在几乎所有的招聘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一些心理测评的方法和技术，最常用的有公文框处理、无领导小组讨论、管理游戏等。不少公司还有专门的测评软件，例如霍兰德职业倾向测验、卡特尔16PF等人格测验，能对应聘者有个大概的评估，在具体的运用中需要根据不同的职位对人员所需要具备的关键特质相关维度的分析，以确认应聘者与职位的匹配度。人才测评对企业的成长和对个人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不仅能帮助用人单位实现科学有效的选才以及有的放矢的用才、育才和留才，实现个体与组织的最佳工作绩效。而且能帮助每个人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帮助个人客观地分析自己，获得职业信息，掌握求职方法，确定求职方向，避开择业误区，在职场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除了可以直接量化的测评方法，也可以尝试用一些不可直接量化的测评方法作为辅助，比如用投射技术。宋代著名学者苏东坡和佛印和尚是好朋友。一天，苏东坡去拜访佛印，与佛印相对而坐。苏东坡对佛印开玩笑：“我看见你是一堆狗屎。”而佛印微笑着说：“我看你是一尊金佛。”苏东坡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很是得意。回家以后，苏东坡得意地向妹妹提起这件事。苏小妹说：“哥哥，你错了。佛家说‘佛心自观’，你看别人是什么，就表示你自己是什么。”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心理特征（如个性、好恶、欲望、观念、情绪等）归属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如，自己喜欢说谎，就认为别人也总是在骗自己；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就认为别人也都认为自己很出色……心理学家称这种心理现象为“投射效应”。这是蕴藏在人类行为深层的动力，你自己是意识不到的。由于投射效应的存在，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人对别人的看法中来推测这个人的真正意图或心理特征。这种技术属于心理测验的三大技术之一——投射技术。如果想要洞悉求职者的内心动机，想要获取求职者真实的应聘目的，可以设计了以下两个问题： 1.你到我们公司来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A：收入高B：有发展前途C：公司理念符合个人个性D：有住房E：工作轻松 2.你认为跟你一起应聘的人到我们公司来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A：收入高B：有发展前途C：公司理念符合个人个性D：有住房E：工作轻松 显然第一个题目并没有多大意义，大部分求职者都会选择B或C，第二个题目才是重点考察求职者的心理投射，求职者一般会根据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来推测别人，第二个题目的答案才是求职者的内心想法，因为别人到底想什么，自己是不知道的。就会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别人身上。不可直接量化的测试方法对心理观察的非直接性，能有效减少谈话对象的社会掩饰心理，因而使内容较为真实可信。但是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有心理学的专业训练，故评价结果作为参考的辅助工具更加恰当。 新员工入职后，招聘工作并没有结束，还需要对新员工进行试用期的评估和跟踪，心理学也能发挥作用，例如招了一名女大学生做客户服务工作，刚开始时小女孩工作挺卖力，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女孩工作热情有所下降。经过多方了解，得知主要原因在于女孩对工作岗位的认可度低。于是，人力资源人员便可以与女孩进行了多次交流，并运用一些测评方法了解她的优势，最后发现女孩的沟通能力很好，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工作的。同时，可以着重就客户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发展前景等方面与女孩进行了深入交流，使女孩对这个岗位的认可度大大提高，这样女孩以后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如果忽略自身的一些心理学效应，也会直接影响招聘的效果，常见的有刻板印象，我们不时都能听到有的面试官说说白白胖胖的我不考虑，这种人常常养尊处优，吃不了苦，或者千万别招上海和北京人，上海人刁钻，斤斤计较，北京人眼高手低等等这些。这样就导致了具有这类特征的人首先就被淘汰出局，根本没有展示自己其他方面才能的机会，也会潜在的人才流失。另一种经常出现的是首因效应，也是第一印象、先入为主，是面试官在面试刚一开始就对应聘者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印象。这种印象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比如说：面试官对应聘者的第一印象是诚实和友善的，那么当发现应聘者的第一个谎言时，会认为是无心之过或是过份紧张，是可原谅的；而如果面试官对应聘者的第一印象是油滑和伪善的，那么当发现应聘者的第一个谎言时，会认为是习惯使然或是有意为之，是不可原谅的。这样就对应聘者缺乏一个公正、客观的整体判断。还有晕轮效应、近因效应等，这些需要面试官自身认识并克服到这些效应。

南宋从高宗赵构“康王泥马渡江”建立南宋政权以来，历经高宗，孝宗两代皇帝，已有六十年时间。由于靖康之难，宋室南渡，以及金朝占领中原，对华北、中原地区北方人民的野蛮统治，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给南宋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他们与当地百姓一起，辛勤劳动，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农业生产技术在南宋时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初，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一百零五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至此，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一直沿用至今。二是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提高了两倍多。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而明清两代均以杭嘉湖地区为朝廷主要赋税来源地，也是自南宋始。其次，南宋时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北宋时，南方手工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虽然已经赶上北方，但还有不少生产部门在南方之上。到了南宋，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以及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人，使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了矿冶业因受资源条件限制，仍较落后以外，其他生产部门如纺织、瓷器、造船、造纸、印刷业等全都超过了北方。再者，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的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具体表现为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南宋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临安府，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仅城区(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即达991650口，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全市约有140万人左右。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了。南宋时期，由于广大军民抑制、打击了金军，保卫了南宋的半壁河山，使长江流城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自唐宋以来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免受严重破坏。由于北方人民不甘忍受女真贵族的压迫奴役，大量南迁，一方面给南方补充大量劳动人手，另一方面，使南北方生产经验（技术）得到交流。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之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社会经济仍有所发展。南宋一代，水利兴修，垦田面积增大，注意精耕细作，产量有所提高，上等田亩收五、六石。经济作物种植范围扩大，出现了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商品化的迹象，粮食贸易成为交易的大宗；采用货币折租形式者有所增加。南宋时期，政府控制的地区比北宋小，可北方王朝屡屡兴兵、以及早期南宋为了扩大战略防线多次发动的额北伐，这都导致了巨额军费开支，财政支出大大超过了北宋；同时也不得不说南宋比南明强多了，这样多的开支之下都能持续这么久，而南明如果有南宋一半的能力恐怕历史将是另一个局面。不管为了巩固防线的北伐、还是应付北方王朝南下的战争，总之南宋朝廷对劳动者的剥削比起北宋反而有过之。人民的主要负担是：（1）二税。从表现上看，税额与北宋差不多。实际不然，政府收税时要附加“耗米”，“耗米”几多于正税。收租时往往用大斗。（2）杂税。名目繁多，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曲引钱、卖纸钱、折纳牛皮筋、角钱等，不一而足。据统计，南宋人民的负担比徽宗时增加了一倍，比北宋初增加了七倍。在南宋间，曾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休战期，一是1141~1160年高宗赵构、秦桧为了求和，在大反攻的大好时机（那次时机可以说是南宋将战略防线向北推进的大好时机，从而将弹性防御区扩大到淮北以北乃至河南河北地区的大好时机，说明了弹性防御和南宋甚至两宋的国防政策—弹性防御的原因以及作用），剥夺韩世忠兵权、害死岳飞后，有十几年的宋金相持期。二是1164年~1205年约40年间，宋金相安无战事。在这个休战期内。人民得以修养，生产得以发展，商品得以流通，整个经济处于蓬勃向上的形势。没有战争，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得南宋的经济总量在领土减少的情况下，反而超过了前朝―北宋。宋朝诗人林升有一首诗颇能说明南宋这些年的繁荣景象：“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只将杭州做汴州。”看来在农耕社会经济太繁荣了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毕竟人不愿意打战和扩大国防战略防线了，而又不像工业文明的西方那样有着让人恐怖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享受繁荣；这样的繁荣在农耕社会和冷兵器时代（确切的说是缺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护自己的时代），必然其它武力强（更确切的说是战争成本低）、但文明落后社会的眼红，自然会来抢夺这个成果，这样就自然导致连年战争，而在农耕社会和冷兵器时代，并非经济发达和综合国力强就能取胜——因为那样农耕时代经济无法非常快转变成国防力量，最简单点说没法制造出足够杀伤力大的武器。

因为宋朝实行海关制随后发展大量经济。宋朝的制度是师大附共天下，因此，有很多收入来源。

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共同辛勤劳动，使南宋的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宋时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宋代的纺织纤维生产仍以丝和麻为主，而棉花的栽培区逐渐扩大，产量逐渐提高。 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已大量开采石炭（煤）。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北宋时，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宋代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的钧瓷、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各有特色 。 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 ，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纸币出现并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大城市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和沿海，都相当兴盛。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 、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 。 两浙、江西、荆湖、陕西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 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 。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宋代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

北宋确实很富有，看看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就知道了。以下摘录《东京梦华录》部分章节东京梦华录卷五：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二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二五百两银器”可以留在人家过夜，现在酒店有这么阔么？明朝时50两就可以买个中等宅子了。建议你看一看《东京梦华录》，看完才知道什么叫奢华。）说北宋最富一点不过分。但由于冗官冗兵等原因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军队人数巨大。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