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首席经济师刘利刚

加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提高利息的行为，从而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借贷成本提高，进而迫使市场的利息也进行增加。加息的目的包括减少货币供应、压抑消费、压抑通货膨胀、鼓励存款、减缓市场投机等等。加息也可作为提升本国或本地区货币对其它货币的币值（汇率）的间接手段。

美联储为什么加息？加息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

2021，人民币汇率会“破6”吗？2020年12月底，渣打银行出了一份预测——2021年八大“黑天鹅”事件，称此为“不太可能出现，一旦出现将颠覆金融市场”，其中第一位是拜登辞职，还有一条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6.0。“破6”意味着什么呢？等于说，今年人民币要再升值近8.8%！2020年全年，人民币升值全年累计升值幅度是接近7%，从5月份开始升值幅度最高超过了9%。渣打银行将之列为2021的八大“黑天鹅”之一，显然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2021，人民币汇率到底如何走呢？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CCEF）理事、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2020年人民币已积累一定涨幅，若未来一个多月无利空出现，2021年初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惯性冲高。但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走强是因为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若2021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意味着中国经济复苏的领先优势会收窄。管涛指出，同时，2021年国内经济若低于正常水平，或会加大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鉴于未来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人民币汇率新周期言之尚早。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今年将会有更多境外资本流入国内，促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我们还是认为到今年6月份左右，人民币汇率到6.3是可以达到的，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期应该是比较保守一些，因为现在人民币已经破6.4了，到年底我们认为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到6，甚至有破6的可能性”。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第一季度升破6的概率很大。王丹解释称，中美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中国出口动能仍然后劲十足，甚至更强；同时，对比生产力来看，中国科技进步、产业链升级速度很快，所以人民币面临较强升值压力。京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则认为，2021年人民币波动幅度将加大，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年内或达到6.1左右，“破6”概率不大。原因在于，一方面，2021年美元跌幅或有所放缓。另一方面，汇率升值过快不利于贸易，影响出口竞争力。政策层面，近几个月金融部门已经出台若干逆周期措施，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显示出防止汇率过快升值的政策取向。中金公司则认为，短期内，人民币走强仍有五方面因素的支撑，一是风险溢价有望进一步下行；二是中美影子利差仍有走阔可能；三是春节效应；四是全球走出疫情阴霾前，我国出口或将延续亮眼表现；五是弱美元所带来的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人民币在一季度可能有1.5%左右的升值空间（6.35）。但往后看，人民币或将面临一定的回调风险，一方面，全球共振复苏后“出口强、进口弱”的现象难以持续，经常项目顺差将大概率收窄；另一方面，疫苗铺开后，汇率或将因为利差的收窄而承压；此外美元也将在二季度往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预计拜登上台初期或侧重于国内事务，但往后仍需警惕美国政府继续打压中国企业和资本市场，进而抑制风险偏好，加剧汇率波动的可能性。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预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升值，2021年波动中枢在6.5附近，波动区间为6.3-6.7，上半年大概率可触及6.3高点，但下半年随着疫苗的使用使得海外经济体逐渐恢复生产能力，而我国经济增速逐渐下行，人民币汇率或将面临一定贬值压力，尤其是四季度我国GDP增速或回落至4.8%低位，此时货币政策也可能随之转向边际宽松，而美联储或逐步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中美利差也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升值。但中长期看，未来8-10年美元大周期下行，人民币汇率将走出确定性升值趋势。商务部回归6.5-6.8可能性非常大在2021年汇率趋势走向方面，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所长梁明认为，美国国内因素是一个重要因素：如1月20日后拜登政府顺利过渡，美国经济朝着恢复正常的方向变化，那人民币兑美元就不可能持续地、大规模地升值。“总体来讲，我认为人民币兑美元还是会回归均衡，比如说回归到6.8、6.9或7左右，这会是一个均衡水平。”央行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1月15日表示，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取决于经济形势、国际市场因素等，总的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将成为常态，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孙国峰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基本面是相符的。与其他主要货币相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也较为适中。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汇率变动对出口和经济的正负影响基本相互抵消。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取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外汇市场变化等因素。外管局总体平衡、双向波动1月2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介绍了2020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同时回应了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外资购债等热点问题。2020年上半年，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背景下，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66%，同比上升2.0个百分点。在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快升值之后，2020年全年的结汇率反而下降到了2个百分点至64%。2020年12月，结售汇顺差666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项下的结售汇607亿美元，占91%，说明了部分企业结汇意愿比较强烈。2021年外汇市场将会如何变化？王春英表示，未来外汇市场将进一步巩固和呈现总体平衡、双向波动的特征。首先，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会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协调发展。其次，坚定推动金融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为跨境资金双向自由均衡流动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三，外汇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保持比较高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在未来将充分发挥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不过，王春英也表示，从国际环境来看，今年全球经济有望稳步复苏，但不稳定不确定性的因素依然较多，疫情冲击导致的衍生风险也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可能还会存在，可能会加大中国外汇市场的波动。值得注意的是，外汇局调查了解到出口企业中有一部分是以人民币或者欧元等非美货币做结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这类企业的影响是有限的。此外，2020年企业的套保意识已经有所上升，套保比率是17.1%，比2019年上升了2.7个百分点。有部分企业对汇率风险高度重视，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比如在商业合同中增加汇率波动、重新定价的条款，采用多种货币结算，分散汇率波动风险；部分外资企业对于超过100万美元的汇率风险敞口都有非常明确的管理策略。

主动调控仍在左右经济周期 文/刘利刚 2012年07月08日　　中国经济放缓的背后，是政府的主动调控。由于调控政策压抑了需求，政策一旦放松，释放的需求可能使反弹力度超出想像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即将出炉，目前形势显示中国经历着一轮放缓。　　与历史同期数据比较，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在今年前5个月超过10%，而过去3年的平均数据则大约在13%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今年至今的增速为20%，而过去3年则到了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初至今同比增速为14.5%，也低于过去三年大约16.7%的水准。此外，今年前5个月出口平均增速大约为7%，过去三年则为12%。　　数据印证着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但放缓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周期性放缓，政府可通过一些反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阻止经济继续下滑；而如果是结构性放缓，则放松不会带来明显效果。　田满文认为，由于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经济正在出现结构性的放缓，但如果梳理一下中国经济放缓的脉络，这样的结论则显得过于草率。　　首先本轮经济放缓，固然存在外界因素，甚至也有一些结构因素（工资和成本的上升），但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明显降温，其背后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而5月以来，房地产成交量开始明显上升，价格也开始企稳，并有反弹之势。如果这一趋势延续，则表明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仍十分强劲，政府通过调控仅仅达到了“暂抑需求”的目的。　　从工业增加值看，今年以来放缓最为明显的是钢铁、水泥、有色等重工业，而这些行业无不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高度相关。而剖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可发现，受创最严重的行业，除房地产之外即是铁路投资。从资金来源来看，私人投资仍保持在高位，而政府投资则大幅下滑十几个百分点至10%左右。　　这表明，放缓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有意为之，即通过调控房地产减少自身投资，并达到收缩经济的目的。去年开始的高通胀，令官方对过热高度警惕，主动减少了投资。数据表明，与往年不同，去年整体财政存款显示出收缩流动性的迹象，控通胀的意图十分明显。　　控制通胀和控制资产价格上涨，最终造成经济放缓，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不应算作“结构性放缓”。　　当然，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结构性放缓”因素：一是资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二是环境成本的上升；三是社会分层加剧导致的社会摩擦；四是投资与消费在GDP中占比失衡等。　　对比一下真正陷入结构性增长困境的欧洲国家，可以发现明显差异。欧洲面临的是政府债务高企，货币政策已放松余地，只能依赖量化宽松，而民间资本却仍缺乏投资热情。其结构问题，已造成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失效，这样的结构性放缓是致命且难以挽回的。　　相信即使强调中国经济“结构性放缓”的人，也认为中国经济至少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而这一数据是非常可观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1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仅为10万亿元人民币，每增长10%意味着新增1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而到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达47万亿元，即使增长5%，也意味着将近2.4万亿元的财富。对全球经济来说，意味着中国的需求将十分关键。　　如果得出中国经济不是“结构性”而是“周期性”放缓，其背后是政府调控在起作用的判断，那么对短期经济走势而言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放松，那么中国经济将能很快实现周期性复苏，同时，由于此前的调控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需求，而经济一旦反弹，其力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中国的政策和政治周期存在着一定的暗合。　　中期来看，“结构性放缓”带来的压力仍然存在，必须用改革化解。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表明，在中国人均GDP 以 PPP计算达到1.7万美元之前（大约为2015年），中国经济的放缓都不会是致命性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高继续用传统手段来刺激经济。中国应意识到结构调整的必要和紧迫性。 尽快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打破垄断，深化金融改革，降低经济体内的内耗和成本，进入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周期。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