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经济师报名条件

概况费孝通（1910-2005），字彝江。祖籍江苏吴江。1928年夏天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高中，秋天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民族与社会》、《生育制度》、《行行重行行》等。 费孝通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人物生平早年经历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费孝通铜像》南京大学美术学院吴为山作品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师从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留学海外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1938年夏，费孝通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学成归国1944年费孝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45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1945年~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划为“右派”。晚年时期1978年~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1980年~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1998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1982年~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在美国纽约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1999年11月，费先生接受钱伟长邀请，担任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摄影：孙衍因篇幅所限，本文略有删减，完整版见《暨大学报》2019年1月刊葛亮是备受关注的“70后”作家之一。他耗时七年写就的《北鸢》在2016年出版，这是继《朱雀》后通过家国兴衰书写近代历史的“南北书”之“北篇”。该书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历史为经，以襄城卢家、石家、冯家等几大家族的故事为纬，家族沉浮的明线与历史变迁的暗线相互交织，不仅鲜活地再现了民国历史，还藉此深入探讨了文化问题：即新旧文化更迭交替的时代，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活性的同时，辩证地对待和融通异质文化。葛亮曾言：“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是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的。因为对于具有历史感的国族来说，每一个当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时空网络中的某个坐标，必然有其发展的起点与渊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感兴趣这种在结果基础上体会渐变的过程。”现实是历史的有机生长，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能在民国找到历史文化渊源，《北鸢》的这种探讨意义非凡，也是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然而，《北鸢》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还是葛亮创作至今的一部“集成之作”，不仅体现了葛亮对其以往书写手段的融会贯通，一些惯用的写作元素诸如历史、格物、宿命等，均在作品中有所延伸、回响，更重要的是，鲜明地展现了他独具“辩证”特色的创作理念。小说将南方/北方、民间/庙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日常/传奇、常情/大义、个体/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元素巧缝妙合，贯穿于作品的空间架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等各方面，用过去联结当下，使小说在讲故事之余，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辩证之思，新意与深度并存。- 家国同构，互为肌理 -在中国礼法社会中，“民间”与“庙堂”原本是相对独立的两种存在，辩证统一在“家/国”的二元政治体制，清中后期这种格局开始瓦解，而民国的风云变幻又使得家国之间再不能决然两分。葛亮自言“本无意钩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络，还是做了许多的考据工作。”小说兼写儿女情长与社会变迁，二者齐头并进、互为肌理，形成了明、暗两条线索，以及微观、宏观的双重视域。从小说最基本的三要素来看，《北鸢》环境、人物、情节的设置无不体现着家/国之间的内在勾连。首先，故事的中心地点“襄城”寓意独特，它位于中国南、北之间，是南北文化的共同载体，而且主要人物因政治、经济、战争、文化、情感等各种原因，与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四川、杭州、上海各地发生种种关联，由此连接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使“襄城”成为彼时中国之隐喻。其次，小说人物遍及社会各界，从军阀、政客、商人、乡绅、买办到文人、戏子、画家、禅者、匠人、佣人，以及西方传教士、日本侵略者等一应俱全，不少形象原型都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所牵涉的家族又涵盖了工商士农各阶层。此外，小说情节围绕着个人史和家族史展开，各色人物的身份转变、情感变迁，以及卢家、冯家、石家等重要家族的转折起伏，都与民国动荡的时局密切相关。石家的败落源于军阀混战，卢家因日军侵略饱尝流离之苦，冯家则背负了莫须有的亲日罪名……男主人公卢文笙奔赴抗日前线时道：“入寇未灭，何以为家，”国家的血泪史亦是个人或家族的血泪史，家/国之间的内在辩证已不言而喻。此外，《北鸢》关于“独乐寺”的阐释，也颇能体现家国同构这一特点。孟氏姐弟三人去“独乐寺”进香礼佛，昭如看见寺庙匾额上“独乐寺”三字时，便脱口而出“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此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指君与民辅车相依，如果执政者能以民众之忧而忧、之乐而乐，那么民众也会为执政者之忧而忧、之乐而乐，反之亦然。这是中国家国同构文化的最好注脚，不仅精辟地阐释了家与国的辩证关系，还指出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小说还有一个细节极具深意，“耀先中学”讲授美术课的克俞老师，面对日本人的监视，在课堂上以画喻事、一画二意，他的一幅男女琴瑟之画倒转后竟成了反日侵略之画，暗喻个体私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家国大事，因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这也正是作品想要表达的。联系《北鸢》的民国时代背景，当时中国发生了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性转变，如何重新厘定“国”与“民”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国家，是当时时代的关注所在。由此，“动”与“静”、“变”与“常”这些二元命题也有了更深的蕴意，彰显了民间与庙堂二者相辅相成、同生共灭的关系。- 守常应变，旧邦新命 -《北鸢》是一部用“日常”真实写出了“传奇”高度的作品。它不仅将时代变化蜕变为日常生活的微观折射，还让传奇人物与市井小民在人性的逻辑下交相辉映，通过他们命运的开合反转言说了日常与传奇的辩证。小说一方面从“奇”中看“常”，展现传奇人物庸常普通的一面，让一切落实到日常生活这一原点，并在其中得到认识；另一方面又从“常”中看“奇”，呈现普通百姓的非凡传奇，为传奇找到了现实依据，由此传递了布衣芒屩皆英雄的独特历史观。众多周知，陈独秀、石玉璞是葛亮家族中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但他们却不是小说的主角，有限的描写也多从侧面进行。藉由克俞与思阅的对话，呈现文化、政治名人陈独秀的凄惶晚景，以及对亲情、温暖的渴望。通过做寿、娶戏子、责旧部、戴绿帽等日常琐事，展现孔武有力的军阀枭雄石玉璞也有无异于常人的一面，如面对旧部寻仇的惊惧、小妾出轨的冲动……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个性反映，预示了其人生的败落——被旧部绑架走向英雄末路。旧部柳年珍来寻仇时，妻子曾劝解他：“你造出了时势，就莫怪时势造出他这个英雄”。其实“时势造英雄”或“英雄造时势”，反映的就是日常/传奇、个人/时代的内在勾连与辩证统一。就像隐居天津租界五大道的“寓公”们，从前清贵胄到下野的军政要员，面对时代风云的冲击，却用“躲”的方式藏身，光环背后亦是惧怕生老病死的普通人。与此同时，小说中的普通人物却彰显了具有超越性的人性光辉，他们的命运发展同样有迹可循，像思阅、逸美、文笙、凌佐等人，正是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知性、正直、善良与信义，决定了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会放下一己之私挺身而出。这些危难中奋起的普通百姓与夹缝中求生存的达官显贵形成了鲜明对比。《北鸢》不仅抓住了民国历史多元变动的特质，并指出历史并非铁板一块，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时代的主流，正是他们的顽强生活、起起落落、互相连接，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脉络和命运。《北鸢》中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砥砺随处可见，从具象的饮食、服饰、建筑、医学、艺术，到抽象的教育观、婚姻观、商业观、艺术观等，涵盖现实生活和思想观念各方面。面对中西新旧纵横交错的千古变局，中国文化如何才能守“常”应“变”，与时俱进地实现“旧邦新命”？对此，葛亮用一种辩证的文化观予以作答，既不“泥古”，也不“媚外”，而是以“吸食”与“并存”为原则，体现了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文化自觉”，言说了其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思考。-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阅读《北鸢》的过程是一次有趣的中西文化之旅，带我们步入这次文化之旅的则是“火车”。小说开篇就带出了“火车”这一象征西方现代文明的意象，它对卢家子嗣、财产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卢妻昭如收养孩子后，借火车辗转外地，避免日后生母相认，以确保卢家血脉的延续；二是卢家商号“德生长”的货物，由水运改为铁路运输，躲过了水难带来的财产损失，卢家也逢凶化吉。“火车”意象的第二次出现，则是仁珏拒绝做妾,坐火车离家出走，以此反抗传统婚姻。也就是说，“火车”具有救急救难的作用。小说的这种安排绝非偶然，辛亥革命后各种势力盘踞中国，民众期盼的清明政治并未到来，社会凋敝、思想混乱、文化衰败，有志之士无不奔走努力，而西方近代文化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小说借“火车”意象呈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特征，并指出西方先进文明之于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作用，因为“交通器具凝聚着资本，驼载着象征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资本……没有交换和流通，思想长不出翅膀，历史成不了火车头”。文笙以“外来者”的身份承继卢家血脉，亦隐喻着文化的介入与融合，对家族起到了“破旧立新”的作用。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中国家族文化。昭如领养文笙是建立在家睦拒绝纳妾承祀继世，由非血亲继承家业的基础上，这涉及了文化之根的问题，对“家”与“国”都具有撼动性。另一方面，象征着不同文化的融合。文笙融入卢家的过程没有任何断裂感，深得养父母喜爱，与家族其他人也相处甚好。尽管文笙身世不明，但他却是一个中西文化兼具的形象，他身上既体现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亦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元素……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使他成为了家族的支柱，并推动了家族发展。小说没有用“是”与“非”的二元价值观，将中西文化对立并择其一，因为文化并无优劣高低之分，不同的文化各有优长，体现了中西融合、兼容并蓄的辩证文化观。中西文化虽有融通之处，但若新文化的输入，超出旧文化规范的容纳限度，冲击了既有的价值观，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北鸢》中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追求恋爱自由且婚前同居，却因得不到妻子名分而自杀，新旧两套价值系统的并存和博弈，“刻意”的解放被“无意”的束缚所扼杀，这可作为我们洞察民国文化的窗口。李大钊曾这样精彩地评述民国：“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究其根源，在于近代中国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如何处理好中国文化的继陈与开新，实现“美美与共”、“和而不同”，避免邯郸学步、反失其故，是《北鸢》的写作立场和文化诉求。- 亦虎亦猫，以人为本 -《北鸢》甫一问世，因其独特的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情怀，被誉为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葛亮也被评论界称为新古典主义作家。葛亮如此阐释“新古典”，“它有古典的一面，也有新的一面。新的是题材在当下如何呈现，是一种观念、立场和技巧，而古典是情怀。”葛亮在继续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之余，更关注了人类普遍处境和文化总体变迁，他不断对当下的精神困境作出正面回应，最终走向古今、中西结合之路，开拓了兼具深广度的历史文化书写，并形成了风格鲜明、辨识度高的创作特点：即写作手法与思想内容互为一体、辩证统一。兼具创作者与研究者双重身份的他，将感性的情感与理性的思考相融合，使得其小说创作呈现出外在与内里的有机互动，形式/内容、史实/虚构、感性/理性、传统精神/现代意识等的辩证统一，藉由这种创作方式来阐释他对文化的思考。不仅《北鸢》，葛亮的很多小说都在思考文化定位问题，这种思考兼具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与形而下的现实意义。《北鸢》多次写到虎头风筝上的那只虎“猫虎难辨”，其实这就是辩证问题，即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随时可能受外界影响发生改变，历史与文化亦是如此，唯有守住根基，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就像小说中“一线”牵引的风筝。也就是说，家国发展一定要以“人”为本，中国文化在借鉴外来文化时，一定要以自身的主体文化为坐标和参照系，坚守住其核心和精华。《北鸢》以风筝始、以风筝终，其外在环形结构所包裹的是现代线性史观下的历史进程，新旧更替当中，葛亮始终是来自当下的文化重现者与反思者，他是一个既期盼着传统，又超越了传统的作家。（作者简介：艾尤，女，文学博士、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End-编辑：刘治禹

和而不同指有德行有志向的人，能与大家和睦共处，但是人家有自己不同大众的理想和智慧。出自儒家经典中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美美与共 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原句: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那么它就可以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话，培养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