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火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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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五 舟 t e l：（ 4 0 0 —— 1 5 0—— 8 0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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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森似束：指竹子丛密，如同扎成一束束的。森：森森然，密貌。

〔2〕千叶桃：碧桃。簌（su速）簌：花纷纷落下貌。

〔3〕小年：年少时。

〔4〕上皇、太真：指唐玄宗与杨贵妃。望仙楼 ，本在华清宫，此是作者的想象。

〔5〕炫转荧煌：光彩闪烁。

〔6〕备言：说尽。

〔7〕寒食：冬至后的一百零六天为寒食节。唐俗在此前后三天禁火。

〔8〕贺老：指玄宗时以善弹琵琶闻名的一个艺人，名贺怀智。压场屋：即今“压场”意。唐人称戏场为场屋。

〔9〕此句诗人自注云：念奴，天宝中名娼。善歌。每岁楼下杯醭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大呼于楼上：欲遗念奴唱歌，分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悄然奉诏。其为当时所重如此。然而玄宗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或岁幸汤泉，时巡东洛，有司遣从行而已。”高力士，唐玄宗宠幸的宦官。诸郎：侍卫或其他艺人。

〔10〕特赦：因禁火，故特许燃烛。

〔11〕掠削：稍稍理一下，旋装束：马上就装束停当。

〔12〕九天：宫中。二十五郎：分王李承宁善吹笛，排行二十五。吹管逐：即吹管伴奏意。

〔13〕逡巡：指节拍舒缓貌。大遍：相当于“一整套（曲子）”的意思。凉州：曲调名。彻：完了，终了。色色龟（qiu秋）兹：各种龟兹乐曲。轰录续：陆续演奏。

〔14〕李慕句下自注云：“玄宗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诣验之。自云：‘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暮也。’玄宗异而遣之。”厌笛：按笛。

〔15〕大驾：皇帝的车驾。队仗：仪仗队。岐、薛：指玄宗弟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两人皆死于开元年间不与此时，这是诗人的误记。）

〔16〕杨氏诸姨：指杨贵妃的三姐姐。为玄宗封为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斗风：形容车行快。

〔17〕东都破：指安禄山占洛阳。安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占洛阳，此是约言之。过：指安禄山叛军沿途的所造成的破坏。供顿：即供应。

〔18〕两京：指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

〔19〕门：一作闼，指门中小门。

〔20〕六：应作五。

〔21〕玄武 ：唐德宗时建，花萼楼：玄宗时建、

〔22〕斫：砍。

〔23〕栉比：象梳齿一样紧挨在一起。

〔24〕文窗：雕有花纹的窗子。窈窕：深貌。

〔25〕花钿：金属花片，妇女饰物。风筝：此指一种檐鸣器

〔26〕衙：正门。

〔27〕指似：同指示。

〔28〕姚崇、宋王景：皆开元年间贤相。燮理：调和。阴阳：代指社会秩序。

〔29〕杨与李：指杨国忠、李林甫。

〔30〕庙谟：朝廷大计。疮有（wei 委）：疮疤。

〔31〕吴蜀平：指平江南的李奇与蜀中的刘辟。

〔32〕深望幸：深深希望皇帝临幸东都。

连昌宫，唐代皇帝行宫之一，高宗显庆三年（658）建，故址在河南府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西十九里。元和十三年（818），元稹在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任司马，写下这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今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显然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译文]：千里江南，到处莺莺歌燕舞，桃红柳绿，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在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到处都有迎风招展的酒旗。到处是香烟缭绕的寺庙，亭台楼阁矗立在朦胧的烟雨之中。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象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其实，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而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

??这首咏史吊古诗，似是讥讽周瑜成功的侥幸。诗的开头二句，借物起兴，慨叹前朝人物事迹，后二句议论：赤壁大战，周瑜火攻，倘无东风，东吴早灭，二乔将被虏去，历史就要改观。诗的构思极为精巧，点染用功。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古咏史之作。

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

诗篇开头借一件古物来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在那一次大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六百多年，还没有被时光销蚀掉，现在被人发现了。经过自己一番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之幽情”。由这件小小的东西，诗人想到了汉末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想到那次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斗中的主要人物。这前两句是写其兴感之由。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后来的诗论家对于杜牧在这首诗中所发表的议论，也有一番议论。宋人许?《彦周诗话》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这一既浅薄而又粗暴的批评，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如《四库提要》云：“（许?）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乃孙策妇，小乔为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故变其词耳。”这话说得很对。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

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如果按照许?那种意见，我们也可以将“铜雀春深锁二乔”改写成“国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韵脚虽然无一不合，但一点诗味也没有了。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另外，有的诗论家也注意到了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如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也说：“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虑的。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这首七律写于唐文宗开成年间。当时杜牧任宣州（今安徽宣城）团练判官。宣城城东有宛溪流过，城东北有秀丽的敬亭山，风景优美。南朝诗人谢朓曾在这里做过太守，杜牧在另一首诗里称为“诗人小谢城”。城中开元寺（本名永乐寺），建于东晋时代，是名胜之一。杜牧在宣城期间经常来开元寺游赏赋诗。这首诗抒写了诗人在寺院水阁上，俯瞰宛溪，眺望敬亭时的古今之慨。

诗一开始写登临览景，勾起古今联想，造成一种笼罩全篇的气氛：六朝的繁华已成陈迹，放眼望去，只见草色连空，那天淡云闲的景象，倒是自古至今，未发生什么变化。这种感慨固然由登临引起，但联系诗人的经历看，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因素。诗人此次来宣州已经是第二回了。八年前，沈传师任宣歙观察使（治宣州）的时候，他曾在沈的幕下供职。这两次的变化，如他自己所说：“我初到此未三十，头脑钐利筋骨轻。”“重游鬓白事皆改，唯见东流春水平。”（《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这自然要加深他那种人世变易之感。这种心情渗透在三、四两句的景色描写中：敬亭山象一面巨大的翠色屏风，展开在宣城的近旁，飞鸟来去出没都在山色的掩映之中。宛溪两岸，百姓临河夹居，人歌人哭，掺合着水声，随着岁月一起流逝。这两句似乎是写眼前景象，写“今”，但同时又和“古”相沟通。飞鸟在山色里出没，固然是向来如此，而人歌人哭，也并非某一片刻的景象。“歌哭”语出《礼记·檀弓》：“晋献文子成室，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歌哭”言喜庆丧吊，代表了人由生到死的过程。“人歌人哭水声中”，宛溪两岸的人们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聚居在水边。这些都不是诗人一时所见，而是平时积下的印象，在登览时被触发了。接下去两句，展现了时间上并不连续却又每每使人难忘的景象：一是深秋时节的密雨，象给上千户人家挂上了层层的雨帘；一是落日时分，夕阳掩映着的楼台，在晚风中送出悠扬的笛声。两种景象：一阴一晴；一朦胧，一明丽。在现实中是难以同时出现的。但当诗人面对着开元寺水阁下这片天地时，这种虽非同时，然而却是属于同一地方获得的印象，汇集复合起来了，从而融合成一个对宣城、对宛溪的综合而长久性的印象。这片天地，在时间的长河里，就是长期保持着这副面貌吧？这样，与“六朝文物草连空”相映照，那种文物不见、风景依旧的感慨，自然就愈来愈强烈了。客观世界是持久的，歌哭相迭的一代代人生却是有限的。这使诗人沉吟和低回不已，于是，诗人的心头浮动着对范蠡的怀念，无由相会，只见五湖方向，一片参差烟树而已。五湖指太湖及与其相属的四个小湖，因而也可视作太湖的别名。从方位上看，它们是在宣城之东。春秋时范蠡曾辅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功成之后，为了避免越王的猜忌，乘扁舟归隐于五湖。

他徜徉在大自然的山水中，为后人所艳羡。诗中把宣城风物，描绘得很美，很值得流连，而又慨叹六朝文物已成过眼云烟，大有无法让人生永驻的感慨。这样，游于五湖享受着山水风物之美的范蠡，自然就成了诗人怀恋的对象了。

诗人的情绪并不高，但把客观风物写得很美，并在其中织入“鸟去鸟来山色里”、“落日楼台一笛风”这样一些明丽的景象，诗的节奏和语调轻快流走，给人爽利的感觉。明朗、健爽的因素与低回惆怅交互作用，在这首诗里体现出了杜牧诗歌的所谓拗峭的特色。

??这是一首登高望远，即景抒情的诗。首二句写驱车登古原的原因：是“向晚意不适”。后二句写登上古原触景生情，精神上得到一种享受和满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二句，素来人们多解为“晚景虽好，可惜不能久留。”今人周汝昌认为：“只是”二句，“正是诗人的一腔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这种看法，虽有新意，却不合诗人的身世，也不合诗人当时的情绪。

玉溪诗人，另有一首七言绝句，写道是：“万树鸣蝉隔断虹，乐游原上有西风，羲和自趁虞泉〔渊〕宿，不放斜阳更向东！”那也是登上古原，触景萦怀，抒写情志之作。看来，乐游原是他素所深喜、不时来赏之地。这一天的傍晚，不知由于何故，玉溪意绪不佳，难以排遣，他就又决意游观消散，命驾驱车，前往乐游原而去。

乐游原之名，我们并不陌生，原因之一是有一篇千古绝唱《忆秦娥》深深印在我们的“诗的摄相”宝库中，那就是：“……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玉溪恰恰也说是“乐游原上有西风”

。何其若笙磬之同音也！那乐游原，创建于汉宣帝时，本是一处庙苑，—应称“乐游苑”才是，只因地势轩敞，人们遂以“原”呼之了。此苑地处长安的东南方，一登古原，全城在览。

自古诗人词客，善感多思，而每当登高望远，送目临风，更易引动无穷的思绪：家国之悲，身世之感，古今之情，人天之思，往往错综交织，所怅万千，殆难名状。陈子昂一经登上幽州古台，便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的感叹，恐怕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了。如若罗列，那真是如同陆士衡所说“若中原之有菽”了吧。至于玉溪，又何莫不然。可是，这次他驱车登古原，却不是为了去寻求感慨，而是为了排遣他此际的“向晚意不适”的情怀。知此前提，则可知“夕阳”两句乃是他出游而得到的满足，至少是一种慰藉—这就和历来的纵目感怀之作是有所不同的了。所以他接着说的是：你看，这无边无际、灿烂辉煌、把大地照耀得如同黄金世界的斜阳，才是真的伟大的美，而这种美，是以将近黄昏这一时刻尤为令人惊叹和陶醉！

我想不出哪一首诗也有此境界。或者，东坡的“闲庭曲槛皆拘窘，一看郊原浩荡春！”庶乎有神似之处吧？

可惜，玉溪此诗却久被前人误解，他们把“只是”解成了后世的“只不过”、“但是”之义，以为玉溪是感伤哀叹，好景无多，是一种“没落消极的心境的反映”，云云。殊不知，古代“只是”，原无此义，它本来写作“祗是”，意即“止是”、“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了。别家之例，且置不举，单是玉溪自己，就有好例，他在《锦瑟》篇中写道：“此情可待（义即何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意正谓：就是（正是）在那当时之下，已然是怅惘难名了。有将这个“只是当时”解为“即使是在当时”的，此乃成为假设语词了，而“只是”是从无此义的，恐难相混。

细味“万树鸣蝉隔断虹”，既有断虹见于碧树鸣蝉之外，则当是雨霁新晴的景色。玉溪固曾有言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大约此二语乃玉溪一生心境之写照，故屡于登高怀远之际，情见乎词。那另一次在乐游原上感而赋诗，指羲和日御而表达了感逝波，惜景光，绿鬓不居，朱颜难再之情—这正是诗人的一腔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若将这种情怀意绪，只简单地理解为是他一味嗟老伤穷、残光末路的作品，未知其果能获玉溪之诗心句意乎。毫厘易失，而赏析难公，事所常有，焉敢固必。愿共探讨，以期近是。

我们在李商隐的〈嫦娥〉诗中，提到后羿到昆仑山向西王母乞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故事。西王母的神话，常被中国的诗人引用，更有趣的是有关西王母的容貌、性别，历代的记载不同。虽然诗人所描述的西王母都是丰姿曼妙的女子，但事实上西王母的形貌，在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中，他只是一只人状、豹尾、虎齿而善啸的怪物罢了。我们就透过李商隐的另一首〈瑶池〉诗来探讨这则神话故事。

这首诗首句的「瑶池阿母」，指的就是王母。〈黄竹歌〉是穆王作的哀民诗，八骏是穆王所骑的八匹骏马，它们的名字是：绝地、翻羽、奔宵、起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诗中的穆王是指周昭王的儿子满，在位五十五年。

诗的大意是说，住在昆仑山瑶池的西王母打开她美丽的窗子，这里是她当年宴请穆王的地，当她在窗边等待，希望穆王能够再来，却只听到人间传来穆王眼见天寒地冻，北风雨雪，路有冻人，心中悲悯，写下的哀民诗－〈黄竹歌〉，哀怨的歌声传到昆仑山，西王母心想，穆王的八匹骏马能够日行三万里，但是为什么穆王不再到昆仑山来呢？

有关西王母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西次三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头上戴花），是司（掌管）天之厉及五残（瘟疫、刑罚的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