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寫未來”
很难找到，现在提供一点相关的资料，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2、关于价值的断想 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习惯、心理和客观存在的稀缺程度之关系的总和。 世上发生任何事件，最终都会反映到价值上来。价值，也是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总和。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价值量。价值只能在各因素（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中由均衡决定。 3、中西文化的盲点：结构理性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一个结构比重的问题。一切对单一和纯粹的追求都是偏见。人们常常在面对选择时进退维谷，这正是缺乏结构理性的表现。 有三种理性存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 在中西文化中，只有前两种理性，缺乏第三种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们用来判断是非好坏，应该或不应该的一套价值体系。 工具理性是为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体系，如策略、政策、程序、组织、制度、科技手段等。 结构理性是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构造价值结构的理性。例如，义的价值和利的价值都不能单一地适用任何情况。人有时自利，有时利人，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一身，那么在何时何地对待何人讲利或讲义，这就必须用结构理性判断。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持同一价值观。这就是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矛盾和价值观应该在结构理性的支配下统一起来，这就使结构理性的含义。 东西文化中为什么有结构理性的盲点呢？就是因为人类有偏执的共性。一旦价值理性形成后，人们就将它固定下来，向一切情况运用。 4、结构理性不是价值观 结构理性是一种方法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理性，它当然与价值相对论和道德相对论扯不上关系。因为结构理性是一种中立于价值判断的方法理性。 结构理性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构建价值结构的方法论。它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个分析衡量错对好坏的内容准则，按照结构理性的方法理解真理与价值，真理和价值都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真理和价值的意义依赖于时空和情势。 5、信仰偏执与人间悲剧 由于人类在理性结构上有盲点，人类常常把信仰的追求推到了极度与偏执的程度。这种对信仰上的偏执，使得人们可以对信仰的追求不顾一切，对信仰的偏执导致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人类没有信仰不行，但信仰过度和偏执甚至更加危险。信仰偏执可能是制造人间悲剧的最重要根源。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也不可能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错误的，人们应该有结构的，有条件的，有程度的接受所有相互矛盾的信仰，形成一个比重、多少、条件不同的信仰结构：“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6、上帝的公平 贫穷吗？上帝让你知足。富有吗？上帝让你贪婪。劳作吗？上帝给你胃口，让你健康。享受吗？上帝让你乏味，给你肥胖。追求幸福者，上帝让你感觉命短，遭受痛苦者，上帝让你感觉寿长。 人世间有各式各样的公平，都不如上帝公平。例如，机会均等，结果均等，起点均等，贡献均等。然而这每一种均等，都有它不可克服的不公平的一面，并且带有一定的负面效果。机会均等，其结果就不会均等。买彩票，每人赢钱的机会是均等的，但结果只有少数人赢得巨款。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机会均等的，但结果却只创造了少数富人。结果均等就绝对公平吗？也不！结果上的均等掩盖了贡献上的不均等，收入上的均等掩盖了成本上的不均等。 7、视角 转化视角看问题，不仅是了解事物的方法论，也是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不仅以此待人，而且以此待自然、待宇宙、待一切。 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会呈现不同的形象，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人与人之间，以个人的视角去观察别人，多少会带有感情的、利益的和理性的偏见。所以我们也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别人看自己。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常能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偏见。 首先，我们要学会从别人的利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经验和知识的角度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从自己的利益、感受、知识、经验去看他人，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人类要学会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其它动物和生物的角度看世界。如此，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其它动物和生物就会和谐得多。然而我们人类对自然物种的分类全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为判别标准的。 第三，作为一般规律，我们对事物所作的判断，所下的结论，都是从某一视角看问题所作出的，视角一改变，这些判断和结论的正确性就动摇了。 8、动机、手段与效果 一个社会的模式，或各个国家的社会区别，大致就是由那个社会和国家队动机、手段、效果的道德和法律约束标准、方式和侧重点决定的。 在动机、手段与效果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要实现动机，就必须要有手段，有了手段的实行，就一定会带来一定的效果。但社会必须对三者的好与坏、准许与不准许作出界定，也就是说这三者的关系必须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丛林世界。 当我们分析道德和法律对这三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全部三者而法律却只能用来约束手段。因为动机无法用事实证明，而效果则有许多为人所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法治是不管动机与效果如何的，只要手段合法，就不能被治罪，虽然有可能受到道德的谴责，而这正是法治的短处。 道德的约束虽没有法律约束那么硬，却比之约束范围宽广得多，道德不仅约束手段，而且约束动机与效果。 我们能找到一套标准是使三者统一起来吗？回答是不能！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管它强调的是何种标准，总是会存在一定缺陷的。不过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任何一方面的标准若绝对化而完全不顾及其他标准就一定是不好的。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中庸之道似乎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个社会应该是法治、德治与情治的有机结合。 9、替代的困扰 每个人几乎每天作出一些类似非经济的替代决策。当你作出这些替代决策的时候，你去追溯过躲在这些决策后面曾经困扰过你的那权衡替代的尺度吗？那就是你最深层的价值观。 例如对不同对象的爱如何替代。对生命、自由、爱之间的替代也是如此。 10、争名与逐利 追名逐利皆为人类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名利而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利而往。大致而言，人是争名夺利的动物。所以有人把人类社会叫“名利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人逐利，与鸟无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人争名，与雁有同。 现代经济学，是用自利与理性解释人们的行为，即认为人类是逐利的理性人，又叫经济人。 按照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说法，以私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安排，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解，它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得益。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却很少研究人们争名的社会效果。人们争名也会像逐利那样有利于全社会吗？ 人类争名，基本上是一类相互抵消的浪费性行为。 人争名的根源是来自人的嫉妒本性。对于整个社会利益而言，逐利优于争名，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的争名之风不可长。 11、耻的标准和功用 有什么样的荣耻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 东方人以好、坏为标准，西方人以对错为标准。 12、信誉无价 一个人，一家公司都输不起信誉，何况一个国家？ “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讲到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此处得，将从他处失，并且是永远损失下去。 13、信心与价值 假若我们中国的自尊、自信心能增强，同样的出口商品定能换回更多的外汇。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信字若指信心与自信更有哲理。 信心生产价值。 现在中国出口许多产品到国外，有些质量超过日本货，可价钱却低很多。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过谦吃的亏。 西方人什么都是先看重自己的。各种优惠、赔偿等，都是自己人先得，然后才考虑外人。 14、常输是游戏规则使然 一个人要赢得竞争依赖于他自己可控的优势与弱点，也依赖于外在于自己不可控的因素。更依赖于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所用的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首先，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增加自己的优势，减少自己的劣势。这是他自己可控的因素。当然可以增加赢得可能性。然而他是否真能赢，还依赖于外在机会是否存在，是否机会均等。如果机会足够小，威胁足够大，即使自身努力也难以成为赢家，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二，如果一个人在竞争中总是输而无机会赢，这决非此人不想赢或他比某人低级愚蠢，而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于他不利。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他的优势不能被评价，而弱势反被评价，游戏规则有利于他的对手。例如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价高者得，价低者出”。有生意眼光的人总是赢家，有资本的人也总是赢家，而有些人无论怎样努力，最终还是赤贫，因为这游戏规则对他不利。 其三，一个人赢了，我们须问他是用什么手段赢的，一个人输了，必须问他是如何输得。 其四，任何一个人，总有他不可克服的约束条件。 最后，要问赢得目的是什么。 三、中西文化断想 文化的杂交有两种结果，一是优势杂交；二是劣势杂交。所以，两种文化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有引导，以防止劣势杂交而保证交汇的文化优秀。 1、人类千年的功过 人类匆匆的脚步，很快又走完了36.5万天，21世纪的脚步，已迎面踏进人类的生活。回首千年，人类既聪明也愚蠢，既有功，更有过。人类的聪明使科学昌明，却使环境恶化；使物质生活改善，却使精神生活空虚；制度的实验一个接一个，几乎每个制度在制造繁荣时，也制造灾难；人类追求和平，却更好战争。人类并没有成熟，她还在人头马的阶段：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2、治家与治国 西方以治国之法治家；中国以治家之法治国，各有优劣。 中西文化大致是互补关系，是以西补中，以中补西的关系，具体可为宏观西化，微观东化。 西法治国有效，中法治家治企业有效。即以法治与市场的方法治国，以道德秩序治理家庭、企业。 3、东西文化对比随想 东西文化之所以在文化上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各自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为尺度去评判他人的文化。 东方文化的主流是儒佛道，尤其是儒家文化。 文化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可见的行为方式；一是不可见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信仰。东西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两部分，有一些是共通的，如都认为和平和守信是好的。 （1）东西文化的第一个区别，也是最本质的区别，是责任、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差别。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却不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不强调人与人之间清楚的权利区分和对权利的互相尊重。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强调社会对个人人权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却不强调个人对社会人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东西文化的第二个区别是价值判断的方式不同。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重动机判断。对于西方人而言，什么是动机和出发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好不好。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判断人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好不好，然后才看效果，这两种衡量好坏的不同方法，使得西方人特别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体系，达到目的的效率和效果。而东方人则特别强调证明自己是好人，是好的出发点和动机，对于效果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反而不去尽量努力寻求。其结果是西方文化导致手段体系发达而道德不张，东方人则重道德而手段不张。 （3）东西文化的第三个区别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西方文化假设人性恶；儒家文化假设人性善。故西方文化主张法治，儒家文化主张德治。 （4）东西文化的第四个区别是思维方式。西方人重演绎与分析，中国人重归纳与类比；西方人善于把整体分成部分，然后把每一部分都变成专业化、专门化。并且西方人也善于在纯粹的假设上作理论推演，以发现更为深层的东西。东方人则善于归纳与类比，从类比和归纳中发现一般规律，发现新的东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一般到特殊，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特殊到一般。 （5）东西文化的第五个区别是世界观上的一元世界和两元世界的区别。儒家文化重视现世，西方文化认为有帝国与王国存在。 （6）东西文化还有很多区别。例如儒家文化主张以治家的方法治国，西方文化主张以治国的方法治家；东方人重内容，西方人重形式；东方人喜欢内斗竞争，西方人喜欢外斗竞争；东方人讲情理法，西方人讲法理情；东方人讲谦虚，西方人讲自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4、东西方的价值判断标准 一个理想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应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的双重标准的比重，并且配合以完善的法治。 一个好的价值判断标准应是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二者的结合，而取一个适当的比重来判断好坏。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以效果判断为主，以动机判断为辅，并有严格的法治，其社会效果就会比较好，这是因为在法治的约束下，人们追求目的不能不择手段。 5、中国文化四论 要探讨中国落后之原因，改造之途径，未来之发展，不能不讨论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的今日落伍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文化影响选择的价值标准。 （1）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 儒家的治国文化，不利于甚至阻碍市场制度的产生，但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儒家文化则必西方文化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更具竞争力。 儒家治国文化，可归结为一句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曰以治家的方法治国。治家的法则主要是道德规范即人治，分等差而治之，家长治家，家人治于家长。 治家的方法，推广于微观组织例如公司的管理，是有效的，甚至是优越的。因为具有儒家文化的中国人家庭内部没有利益之间的相互算计、计较，但并不影响家庭成员尽力为家庭奉献。如果把这种文化和道德准则带入公司等微观经济组织中，使职员、工人感到公司就是家，那么公司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节省，而工人的激励程度与合作程度并不下降。 （2）工具道德与目标道德 中国是一个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前就鼓吹以道德治国，但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公德呢？ 因为中国人把道德当手段，甚至当作治国的手段，这就使道德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在人治的中国，人们讲道德、讲礼貌、讲敬老敬上，这是因为这样可带来功利，不这样做就要损失功利。在公共场所讲道德不增加功利，不讲公德也不失去功利使然。中国是一个讲工具道德的国家，人们的礼貌、笑脸相迎、点头哈腰、道貌岸然后面，总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在法治国度，道德是作为目的本身即目的道德的。不守法就会失去功利，但不讲道德并不损失功利，讲道德也不增加功利，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仍彬彬有礼，这说明人们讲道德的后面并不带有功利的目的。就是说，人们把讲道德当作目的本身去享受。 要使国人讲公德，根本之法不是教育，而是实行法治。 （3）价值的理性与工具的非理性 中国人只管价值理性或曰情感价值理性常导致中国人忽视对工具理性的探求。工具理性（制度、法律、政策程序）不发达，科学和工具落后导致发展落后。 （4）人权自由平等 中国儒家文化缺乏人权、平等和自由精神，因为它是一种信仰等级特权的文化。 6、平等待己的功效 如果你不尊重本族，劣待本族，别族也就不会尊重你，更不会善待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本族；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家人，别人就不会尊重你和你的家人；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老百姓，别人就不会尊重你的老百姓，也不会尊重你。这就是平等对待本族的功效。 我一直梦想有一天中国人能像对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中国人自己，我也一直梦想有一天政府能向上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否则，做一个中国人就太可悲了，到了外国受外国人的歧视，回到中国人的圈子中受中国人的歧视，到处不是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如此不自尊，如此劣待自己人，如此没有自信，如此崇洋媚外，悲哉！ 7、尺度与公正 世间的公正要以一个适当的或最佳的尺度结构来界定。人类之所以把公正用一把尺度界定，是人类理性的盲点造成的。 任何单一尺度面前的人人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公正。一个最佳的界定公正的尺度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社会中每个人，至少是每个利益集团的不同能力、优势和对社会的贡献要与他们从这个社会所获取的回报所适应。 第二、一个最佳的尺度结构必须正好消除每一个利益集团用非生产性活动破坏尺度本身的动机。 8、英雄与明星 现代传媒正把人类推向一个浅俗而缺乏理想的世界。因为理想、高深的思想和精神的极致没有足够的市场价值。这就使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困同步而行，“交相辉映”。 比较一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我们会发现前者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后者则是明星辈出的时代，前者是英雄领导时代，后者是明星引导潮流。何因也？通讯交通传媒的发达与商业价值碰撞使然。 9、公德与私德 要取得公德与私德上的一种均衡关系，必须找到法治与人治的最佳结构，必须在重视义务与责任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权利的界定。 10、负面的真谛 有负面的存在，追求正面才显出意义来。完全消灭了负面，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意义全无。一切东西的珍贵都在于它们的稀缺，而稀缺正是负面的东西。 11、观念比知识更重要 所谓观念，就是人们对事物对世界的看法，对好坏对错的认知标准，对行为方式、社会规范的概念。两个观念格格不入的人合作，其克服观念矛盾的合作成本会很高。 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比方遵守合同的观念，公平竞争的观念，交换、贸易相互得益的观念，讲信誉不欺诈的观念，别人正当致富发财不眼红的观念等。 12、宗教的经济效果 每一种宗教，都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都对信仰者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正是宗教的这种抑恶扬善的功能，对社会产生正面的经济效果。 13、领导风格 现代管理关于领导的理论的一般结论是有效的领导者，是由有效的领导风格所决定的。然而哪一种领导风格最有效却存在各种学说。 领导与管理是不同的，管理是管理事，领导是激励和鼓舞人。所以好的管理者不一定是好领导，反之亦然。领导有两种职能，一是维系和凝聚团队；二是领导团队完成一切任务。与此相应，也有两类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人，以人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任务，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两种风格不同程度组合，又可派生出多种中间风格来，典型的风格有四种：一是重关心人，轻关心任务；二是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三是关心人也关心任务；四是轻关心人也轻关心任务。 到底哪一种领导风格更有效呢？按目前流行的情境领导理论，任何一种风格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依赖于三方面情况组合：一是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二是被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三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与阶段，按照这种变化不断调整领导风格才能有效。 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要求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在初始阶段，要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的关系。领导者必须以条规对下属严格管理，保证任务的完成。因为下属还不熟悉情况，缺乏自治能力。在第二阶段，随领导对下属的信任和支持增加，领导必须既高度关心任务，也高度关心人的关系。在第三阶段，下属有了更强的能力、成就感和责任心，因此领导的直接指导不再需要，但领导仍需支持与小心谨慎。在第四阶段，下属有了更多的自信、自我指导和经验，领导的支持与鼓励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因此，领导应该放手让下属自治，采用低度关心人的关系，也低度关心任务的态度。 14、情理法与法理情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重，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保险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度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 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中国人情味重，却易产生不公正。
樱桃小胖子O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及感想的写作思路在于：首先对自己看这本书的缘由做简要介绍，然后对书中内容做简要介绍，最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悟。
正文
前段时间看了《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里面几次提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而想到自己本身对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田野调查的兴趣，就产生了看这两部作品的想法。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借了书来看，但一直没耐下心看完，之后想了想就买了《乡土中国》。
书的话我应该是在上上周末就看完了，真正开始做读书笔记是上周末。做了前三章节的笔记之后，发觉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停留在对于某段文字的浅要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看作者是如何来写的，去理解这样写是要说明什么。于是变得很惶恐，这么一想好像前段时间看的另一本人类学书籍也是白读了一番。
作者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这十四个篇章来讲述乡土社会的一些现象，并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
前段时间看了《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里面几次提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而想到自己本身对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田野调查的兴趣，就产生了看这两部作品的想法。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借了书来看，但一直没耐下心看完，之后想了想就买了《乡土中国》。
书的话我应该是在上上周末就看完了，真正开始做读书笔记是上周末。做了前三章节的笔记之后，发觉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停留在对于某段文字的浅要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看作者是如何来写的，去理解这样写是要说明什么。于是变得很惶恐，这么一想好像前段时间看的另一本人类学书籍也是白读了一番。
作者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这十四个篇章来讲述乡土社会的一些现象，并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
作者首先提出总的观点：“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费孝通认为大家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的很好，因为他们离不开泥土，要种地。史禄国先生说中国人远住到西伯利亚，却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颇有意思。
从农业本身来看，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故而在乡土社会，人和空间的关系是不流动的；而耕种活动其实分工很浅，许多人群居也不太有必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的概念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是孤立和隔膜。
那么农民聚村而居乃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作者认为有四种：一是各户耕种面积小，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距离至于太远；二是水利方面的合作；三是安全；四是因为土地继承，人口一代一代累积。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这样的熟悉社会中，社会和个人通了家，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故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前面也提到在读另一本关于多瓦悠人的人类学笔记，从作者的描述中，些许也印证了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关于传统社会的现象，觉得这种书与书之间的联结还蛮奇妙的。
我认为本章和第三章“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是否真的有意义。费孝通首先阐述了文字发生的原因：
“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
而在文字下乡这一章从空间间隔来讲述。其实，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有话可以当面说清楚，不必求助于文字。文字在此情境下是多余的，就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因为还有动作和表情。
因此作者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本质，它是关于知识的问题，并非智力问题，城里人知道的知识乡下人或许不懂，但乡下人知道的很多知识城里人也不懂。
前段时间看了《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里面几次提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而想到自己本身对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田野调查的兴趣，就产生了看这两部作品的想法。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借了书来看，但一直没耐下心看完，之后想了想就买了《乡土中国》。
书的话我应该是在上上周末就看完了，真正开始做读书笔记是上周末。做了前三章节的笔记之后，发觉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停留在对于某段文字的浅要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看作者是如何来写的，去理解这样写是要说明什么。于是变得很惶恐，这么一想好像前段时间看的另一本人类学书籍也是白读了一番。
作者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这十四个篇章来讲述乡土社会的一些现象，并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
前面也提到在读另一本关于多瓦悠人的人类学笔记，从作者的描述中，些许也印证了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关于传统社会的现象，觉得这种书与书之间的联结还蛮奇妙的。
接下来的部分是我对于这本书的梳理，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理解，有很多都是原句，不过在写思维导图的时候没有标注，在此先声明一下。
作者首先提出总的观点：“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费孝通认为大家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的很好，因为他们离不开泥土，要种地。史禄国先生说中国人远住到西伯利亚，却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颇有意思。
从农业本身来看，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故而在乡土社会，人和空间的关系是不流动的；而耕种活动其实分工很浅，许多人群居也不太有必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的概念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是孤立和隔膜。
那么农民聚村而居乃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作者认为有四种：一是各户耕种面积小，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距离至于太远；二是水利方面的合作；三是安全；四是因为土地继承，人口一代一代累积。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这样的熟悉社会中，社会和个人通了家，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故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我认为本章和第三章“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是否真的有意义。费孝通首先阐述了文字发生的原因：
“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
而在文字下乡这一章从空间间隔来讲述。其实，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有话可以当面说清楚，不必求助于文字。文字在此情境下是多余的，就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因为还有动作和表情。
因此作者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本质，它是关于知识的问题，并非智力问题，城里人知道的知识乡下人或许不懂，但乡下人知道的很多知识城里人也不懂。
本章紧接着前一章从时间阻隔来阐述，时间阻隔又被分为两种：个人的今昔之隔以及社会的世代之隔。
首先从个人的今昔之隔说起，人和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学习能力的，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反复去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也即形成一种新的习惯）。
因此，学习需要人们打破个人的今昔之隔（新习惯和旧习惯）——靠的是时间的桥梁，也就是记忆。而人的习惯有一套象征体系帮忙，我们不断学习说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用词来表现。（说明了“词”是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人们也要学习，要习得，也必然会记忆，但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把具体情境抽象成普遍应用的概念时，只要用到“词”就已经够了，并不一定要使用到文字。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但不一定有“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
再从社会的世代之隔来说，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是依他们的生活需要而决定的。乡土社会生活很安定，世代之间生活基本一致，连“历史”都是多余的，人们得到的经验也就是祖先的经验。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
花花洒洒洒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刚好5000字左右吧，呵呵）前言：上学期刚好读过《乡土中国》这本和社会学有关的书，这个学期本来就打算再读一遍的，也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作业，所以又读了一遍。但是读完之后发现，要写一篇相关的读后感真是无从下手，所以姑且用读书笔记的方式来完成这次作业。虽说是读书笔记，但我想也是极不标准的那种，因为我是完全凭自己读完后的第一感觉胡乱写的，所以，请老师姑且容忍一下了，O(∩_∩)O哈！， (*^__^*) 嘻嘻，hoho……一、乡土本色“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费老的《乡土中国》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费老已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我想，这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独立模式应该就是“城市社会”吧。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而是情愿怀揣着对美好优越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告别父母甚至妻儿，离开故土，涌入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淘金梦”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二、 文字下乡 & 在论文字下乡“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三、 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四、 家族&男女有别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五、 礼制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礼制秩序”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无讼”也已经不是乡土常态。毕竟，六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费老所描述的那个正在流变的中国基层早已“面目全非”了。但费老对于许多概念的深刻生动地阐释还是让我们获益良多。“人依礼而治”的社会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而“人依法而治”的社会仍需要制度上的健全。对于“无讼”的状态，我想，可能少许的乡下人，或是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残留这种思想吧----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对于纠纷更愿意以一种“调节”的方式，按照传统和道德来解决。但毕竟我们的“法治”宣传是有力并富有成效的，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或者说是更愿意用法律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武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现代的“法治中国”，道德与法律还常常会发生冲突。怎样将法律与道德进行和谐的统一，也还是一个须我辈奋力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法治”高倡，“道德”损抑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长老统治”的概念，作者通过对“暴力权利”和“同意权利”的描述性解释来突显出乡土社会模式于两者的异同，正是其存在的迥异，使得作者用“长老统治”来描述乡土社会。长老统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上。作者并进一步推及到年长者对年少者经验的传授模式上，说明传统乡土社会由于范围的狭小，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就是经验特别奏效。这就使得具体经验的传授显得尤为重要和富有意义，而具体经验则掌握在那些因为早出生而在具体环境中有所经历的长者手中。所以，就这一点上讲，我们再加以引申就不难理解乡土社会秩序的、代表传统的“长老统治”了。对于“无为而治”作者指出，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使得乡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由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相互依赖减少，这也使得其统治方式本质上更趋近于“无为而治”了。六、 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从欲望到需要”展示了经过变迁，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人们在行动指南上的区别及背后的原因。在乡土社会，个人只需依着欲望活动。原因有二。首先，人们经过了社会的教化，欲望就受到了文化的规定，如同感情定向受到文化的规定一样，使得欲望不是生物事实而成为文化事实。其次，作为文化事实，欲望便是传统，是累积的经验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的得以基本上符合生存条件，依着欲望总是利于生存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依着欲望行动却是不行的。因为现代社会变迁很快，原来的文化很快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欲望作为文化事实也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旧的一套生活模式不管用了，人们不得寻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联，按着生存的目的生存的需要去发现新的行为方式。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从盲目的被动的遵从变成了理性和自觉的，从没有选择地被教化变成了有选择的探索，行动指南从欲望变成了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里程碑。后记：其实觉得自己对社会学还是蛮感兴趣的。朦胧中一直有一种愿望，一种想解释社会的存在性和人类的行为的愿望……看到这，老师不要觉得好笑哈……嘿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