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鹿儿
今时今日，有多少自称知识分子，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能准确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区分原理、定理、定律、理论、概念、效应这些烧脑词？并用日常生活中的案例举例说明。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无论是词条知乎还是其他信息， “理论”这个词语解释的“看了依然看不懂”。 比如以下： 人人都不笨。“笨”大多是因为人把自己创造的概念，往更复杂的路丢，自己把自己整得难懂。 我们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们的目标是思考和发现 。 经过我百度、知乎各种搜索信息，再到发朋友圈问。没有一个回答能回答这篇文内容开头我的问题。在查找信息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篇解释“什么是理论”的文章，这里分享给大家，能带给你不一样的视角，一窥“原理的起源”。 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是幼稚的。无论是学校、老师、砖家、叫兽，包括这里。因为哪里都不存在这种教育，除了我们自己对自己进行教育。下面分享的内容是当年轰动学术界 辽大副校长“抄袭门”事件 中被抄袭的文章。 以梦术之名，为抄袭而生。 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及北师大在读博士生杨伦在中国哲学权威学术期刊《哲学研究》上联合发表的文章《何谓“理论”？》抄袭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多年前的一篇讲稿《什么是理论(Theory)?》。抄的不是一点点，至少都有70%的内容。 事件当事人之一的杨伦在媒体报道后坦诚： 博士生杨伦： 再傻的人也明白，如果这篇学术文章没有价值，犯不上让辽宁大学副校长和博士生铤而走险吧。那么，这被抄袭的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的讲稿《什么是理论(Theory)?》到底有多大价值值得辽大副校长“刀锋中前行”呢？ 你能获得以下稀缺信息： 理论（Theory，Theoria）的起源是什么？ 哲学的起源性情绪是什么？ 引起人们好奇和兴趣的是什么？ 人们所谓的“审美”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著名的“洞穴譬喻”的关键点在于？理论（Theory，Theoria）一词来自希腊语，它是动词Theorein（观看）的阴性名词形式。因而，理论的本义就是观看或观赏。在希腊人的理解中， “看是人的本性” 1，因此人都有理论或形而上学倾向。 正如伽达默尔所说， Theoros（理论研究者）在其希腊源头乃是指节日代表团的参加者，亦即节日庆典的观赏者 。这样的观赏者“通过同在而参与了庆典活动，并且由此赢得了他的神圣合法的称号，例如赢得了他的不可侵犯性。”2 此源初意义提示出， “理论”有着与节日和公共生活的同契性 。理论乃是与节日同在，它自身由节日而被召唤出现和召集起来。节日是城邦公共生活的本质形态，在其中，人与人相互看见，形成一个透明性的空间，从而人们的共在达到其充分和极限状态。并且，节日的空间乃是由祭火打开，通过悲剧和祭仪，人的生活同样被置于同诸神与命运之强力的关联之中，因而节日空间就其本性来说也是与神圣的共在。作为观赏者，他一方面是节日活动的参加者，与节日活动中的表演者共同归属于节日空间，因而理论与行动具有源初的同在共属性；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取得了某种与诸神相似的观看点（因为节日乃是献给诸神观看的），因而分享了某种由神所独有的清晰和明彻性。 行动（action）的本性乃是展现，而展现意味着向自身聚集，以使自身成为形相（eidos） 。表演者愈专注于其自身的细节，其形相便愈加明亮地显现。行动是自由和自主的，它所展现的形相和physis一样也是现象。而观赏则与之相对，它除了与行动的共在便一无所为，亦无须有所为。它只是对展现中的形相的看，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形相的保存。由于观赏的纯粹共在性，观赏者就不能专注于自身，而必须专注于现象。这样一种与虔敬相似的忘我性乃是观赏之明彻性的保证。因而，观赏乃是被动和不由自主的，它并不是主动的看，而是一种被现象之伟力吸引并召唤出的朝向性的敞开。正是在这种行动的向自身聚集和观赏的向现象敞开的双向过程中，节日获得了其最高的善。 显然，就其各自对善或卓越(arete)的获得方式来看，行动与理论是不同的。行动的卓越乃是行动者形相的明亮性，亦即其荣－耀（doxa）。行动者的形相展现得越夺目和有力，他也就越高贵。这样一种形相的明亮性主要是通过习惯(ethos)养成的3，而习惯所做的便是让人学会对自身每一细节的专注和修炼。平庸者和邪恶者是没有形相的，或者说其形相是分崩离析的。而观赏的卓越则在于观赏者的投身和忘我，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形相识见的清澈性。这样一种卓越是由于观看者与神的接近： 纯粹的与事物同在、与人同在正是神的特征，它除了同在之外便别无目的，因而是最为自足的 。行动的卓越是属人的，而观赏的卓越则接近于神。 由此，Theoria的本质应被理解为与事物和现象的纯粹的同在。“ 能从事理论活动的能力是这样被定义的，即我们能在某个事物上忘掉我们自己的目的 。”4这样理解的Theoria显然不能被设想为主观性的一种行为，即设想为主体的一种自我规定，而要从它所观看的东西出发来规定。在此意义上， Theoria是一种感受或遭受（pathos），即由观看而来的入迷状态。 上面对“理论”一词的解释对于现代人是过于陌生了。正是这种陌生性让我们思索。 “理论”在现代被当成一种由研究而来的对事物秩序的规整，一种由从主体出发的看所导引的论证方式，一种仅仅用来指导行为或操作的先行筹划中的预备性原理，更有甚者，被当做毫无实际用处的空谈。“理论家”这一称号，似乎只有用在死人身上时才不会显得是一种嘲弄。 在这里，人们一方面遗忘了 “理论”一词所要求的观看的亲身直接性 ，从而把理论当成了仅仅是文字和书本上的东西，当成了使人不必亲身去看的教条和结论；在另一方面，即使“理论”一词与 “科学”结盟而获得了某种尊严和地位（说到底是技术的尊严和地位），人们也不懂得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实质上是被一种从近代而来的观看方式所规定，而这种新的观看方式与希腊人不仅相异，而且背道而驰。这种新的观看方式与近代以来人们对感觉或感受的重新规定有关，亦即把感受归结于主体的行为。在这种向主体的归结中，观看成为对象性的看：在科学中，观看便成为所谓的“客观研究态度”；在审美或消费时，观看则成为“体验”。 在希腊人那里， 感受（pathos）乃是一种被动性的经验 。它不是从主体出发主动地去感觉或体验事物，相反，它是事物朝向人的逼近和接触。在感受中，正如波齐亚所说，“ 人不走向任何事物。每一事物走向人，象这早晨 。”5它也不是一种内在性的经验，不是象体验那样作为自我的扩张性运动并返回自我，相反，它总是一种出神或出窍（Ekstasis），一种外于自身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证明了发生于我们面前的现象或事件的力量。这样一种出窍，在观看时就表现为惊异或惊恐，例如观看悲剧表演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寒噤和哀伤，或者在崇高事物面前不由自主的惊叹6。 更重要的，感受总是一种处于某个情境关联之中的产物，它绝非现代理解中的内感知。在希腊，感受所处其中的情境便是空间，亦即城邦。 感受，乃是被突然降临于人并袭击人的事件触动，由此而引发出感谢、激动、愤怒、快乐和痛苦 ，这种被动性总是与他人、诸神或命运的赠与有关。这种与赠与的关联意味着感受总是伦理性的，感受的品质就是一个人卓越与否的标志7。 由Theoria而来的感受，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规定为 惊异（thaumadzein） ， 而惊异又被称为哲学的起源性情绪 。正如阿伦特所说， 惊异乃是 “所承受的某种东西” ，它不同于形成对事物的某种观点（doxadzein）8。观点的形成同样来自观看，但这种观看归属于行动，它是表演中的看，这种看因其表演性和迫切性9而必须成为语言（logos），亦即某种富于表演性质的、修辞学意义上的说。观点总是公开发表的，它一旦成为语言便丧失了最初的感受本原，而被纳入公共生活中劝说、论辩、演讲的领域；它不再停留并栖驻于事物之上，而是被用来获得言说者本人的荣耀（doxa）和卓越。观点的形成不是为了探寻真理，而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显现自身的形相。作为惊异的观看则由于努力保存感受之本原，从而无法完全用语言来形容，因为语言在此是过于笼统了。 理论，乃是在惊异之中的观看。 这样一种观看不仅不同于人们借以形成观点或意见的看，也不同于人们在闲暇无事之中的好奇。不妨来看一下《存在与时间》中对好奇的解说： “自由空闲的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事的存在，而仅止为了看……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为了能放纵于自己的世界。所以，好奇的特征恰恰是不逗留于切近的事物。所以，好奇也不寻求闲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而是通过不断翻新的东西，通过照面者的变异寻求着不安和激动。好奇因不肯逗留而操劳于不断涣散的可能性。好奇同叹为观止地考察存在者不是一回事，同惊奇不是一回事……好奇现象的第三种本质性质——我们把这种性质称为丧失去留之所的状态。好奇处处都在而无一处在……这种状态委托给了闲言。”10 作为好奇的看由于其不居留于事物而不能达到与事物的同在，并无法专注于现象。引起好奇的是看来有趣的（interesting）事物，但并非能引起人的真正兴趣 (interest)的事物。 “兴趣”，其拉丁文为interesse，由词根inter-（在……之中）和esse（存在）构成，因而意味着在事物之中存在、处身于事物的中心并在那里居留 11。而好奇之物，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其特征在于它根本不与观看者相关。“在好奇心的对象里没有什么观赏者实际想返回和集中注意的东西。因为正是新奇的形式上的性质，即抽象的异样性的形式性质，才形成所注视东西的魅力。这一点表现在，无聊和冷漠作为辩证的补充而归属于它。”12 但是由好奇而来的闲言也并不同于公共生活中的观点，因为好奇和闲言更多沉浸于大众性而非公共性之中。 闲言到处相似，而观点各不相同；闲言使人失去形相而沦为“常人”（das Man），而观点则使人获得其形相的卓越和明亮；闲言中的日常此在碌碌无为，而观点则总是伴随着开启新事件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闲言自以为无所不知，并仅止于知而已，闲言引发的争吵因为这种知的止步性而只能以谩骂收场；而观点虽然囿于各自的视角，但观点在其公开之中便进入一种正当论辩的情境，这使得观点有可能上升和综合为某种审慎的意见。一种 充分考虑了各方立场的观点总是包含着明智（phronesis），这种明智正是政治家所应具有的卓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中海德格尔似乎前后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好奇总是“自由空闲的”，另一方面后文又说好奇“不寻求闲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这是不是自相龃龉？但事实并非如此。前文的“自由空闲”与好奇的涣散和丧失去留之所相关，好奇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所以是“自由空闲的”；后文的“闲暇”则指向作为理论的观看所必须的一种品质，亦即空出自身，去承受现象和事件。 众所周知，理论产生于闲暇。然而这种闲暇并非仅是指理论者只有从日常劳动和工作之中出来，在解脱了必需品的束缚后才能进行纯粹的观看13；真正 对观看具有根本意义的闲暇是人的灵魂的一种能力 ，亦即将自身充满的种种来自尘世的事物（激情、欲望和意见）全部倾空，在这种空闲状态中 默默地承受事件和现象的冲击，并沉浸于这种冲击带来的惊讶、赞叹和喜悦之中 。灵魂愈空闲，与事物的同在便愈专注14。倒是那种被各种意见、结论、方法和教条充斥的脑袋，表面上对事物可以引经据典、有条不紊地议论一番，并且由于这种貌似的勤奋和博学而赢得专注的假象；但这种议论始终与事物无关，因为它们不是从亲身的、本源性的观看而来，因而也就称不上什么专注。真正的理论不是集注性的大杂烩，它就 起源于我们对自己置身其中的事件和现象的持久而专注的承受 ；真正的解－经，不是对已经失去情境亲身性的经书的注释和疏解，而是 解释我们自身的经验。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作为理论的观看并不只是被动性的，它也是主动性的；但这种主动性乃是对被动性的主动加强，是将自身主动倒空，以便更好地去承受和出窍。这种倒空事实上就是理论本身的现象学品质： “面对事情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常好奇和公共生活的观点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理论的态度，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从“自然态度”向“现象学态度”的转变是如何进行的。大家知道，这一过程在 柏拉图著名的“洞穴譬喻” 中得到过经典描述，并且主宰了后世的观看方式。没有必要重述这一譬喻，这里只需指出对本文来说的 两个关键之点 ：首先，在整个洞穴比喻中，看是以光为前提的，但光源绝非是人的眼睛，相反是来自事物自身的形相（eidos），并最终是作为一切形相之形相的善；其次，囚犯目光的转向开始并不是由于光的吸引，这种转向是强迫发生的，转向的被动性并不同于观看中承受惊异的被动性。 第一点提示出看的被动性 ，它使柏拉图与近代以来将光源归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 第二点则提示出教育的被动性：事物的自然，或形相，只能被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所洞见；但人不会自发地要求教育，相反，教育开始必定是强制性的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现象和事件的力量无法直接地击中他们，使他们获得理论态度的唯一方法是教化。 然而，柏拉图的描述并未揭示出看的全部条件。对看来说，光并不是第一性的。事实上，看的更根本的先决条件是一个空间的先行敞开： 我们的视线只有通过、穿越一个已经打开的空间才能抵达事物 ，没有这个敞开的、空出来的空间，观看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甚至 光也以这个空间的敞开为前提 15。对于理智的观看来说，这个空间就是灵魂空间；但这一空间并非完全内在的，相反，它总是一向在外，是已经世界化了的。举例来说，真正的悲剧空间并不存在于实际的舞台上，也不存在于观众的“内部”，而是在表演和观看的相互敞开中被演员、合唱队和观众重新构建起来，成为每个个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 同时， 空间的开启总是由于事件的发生 。 没有节日所纪念的事件，就没有节日 。空间的敞开程度及其形塑人的生活的力量，取决于事件的深度和力量。事件是一次性的，但它在空间的维系中获得了可再性。事实上， 真正的光乃是在事件的爆发中迸射出来的，它使人不得不去注视；这才是初始性的光 ，它不同于事件之后在空间中显露的事物形相的光。或许，这初始之光就是柏拉图所说的 善（agathos） ――对柏拉图来说，其对话空间中所有的光芒都来自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来自 苏格拉底身上闪耀的卓越，而这种卓越就是哲学自身 。事件发生之后，其力量在空间中聚集和成形，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形态（包括政治和宗教，以及技术），对这些事物的形相的洞见因而就是对事件的始初之光的回忆。 哲学乃是回忆 ，因为初始事件是一次性的，而 我们只能从当下的事物回溯才能最终理解这些事物。 因此，理论之观看，不仅是在事物和现象中的居留和沉浸，它同时是 一种回忆，一种返归本原的倾向 。 本原乃是事件 ，它所发出的光芒才是事物之形相使我们惊异的原因，正是它使我们的观看得以可能。在这一意义上，真正的观看总有一种逾越事物形相的冲动，它总是要越出事物，而去寻求使形相得以显现的光源；然而由于作为光源的事件已经隐藏和消失，因此观看就陷入一种对不在场和隐藏的经验之中。因此克尔凯戈尔把观看之惊异说成是对于非物的经验，对于无的经验。这里的“无”并非虚无，而是 初始事件的不在场，正是它召唤着回忆。 事件的力量也主宰着事物的变形：每一事件都产生了自身的时间和历史，并构成空间中诸事物的历史性本质 。一旦观看不再与事件相关，而只去关注事物的形相，观看就不再能理解事物。并且，在这种与事件的隔离中，观看也会渐渐地忘掉自身由事件而来的被动性，变成主动地去强行照射和索求，并最终变成意识形态的世界－观、程式化的研究和任性的审美。柏拉图的形相论虽然保留了观看的被动性，但由于隐藏了事物与事件的关联而使人们只注意其中对形相的观看，从而成为后来主体形而上学对象性的观看方式的一个导因。 现代理性一方面遗忘了“理论”的源初含义，马克思进行的理论与行动之优先性的倒转不过是这一遗忘的表现而已16；另一方面人们又无反思地接受了从主体形而上学而来的对象性的观看方式。 意识形态的观看方式的特征 在于，它将所有的事物都视为论证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材料，事物只在被强行加工后才能进入其眼界之中。意识形态的观看永远不会被什么事物或事件击中，因为一切都已经被预料到或被先行解释完毕，因此 意识形态不能从新经验中学习 。现代科学研究纯粹是对象性的，它一方面由于高度的专业化而保留了理论所具有的专注性，尽管这种专注更多地只是眼界狭窄而已；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合法性越来越依附于其能否转换为技术成果，研究正在成为技术的一个附属环节。无需在这里重复海德格尔对研究的技术本质的解说17，仅仅是发生的事实就已经说明了一切。至于审美， 在我们时代所谓的审美不过是一种消费 ，它寻求的是优美或奇异的体验。这样一种审美性的看，它总是从主体出发，在客体身上寻求满足或自身力量的确证。 体验从自我出发并返回自我，至于体验的对象，不过是一个终究要消逝的中介环节而已 。 自我不是沉浸在作品中，而是沉浸在对作品的感觉中 。现代艺术对自我的扩张和对新奇体验的寻求，加速着这一感觉统治的进程，并由于其对新的欲望形式的召唤而成为新的商业增长点。 倘若我们时代的观看方式是与理论格格不入的，倘若这种格格不入在我们这个完全被技术－意识形态－消费所浸染的国度里尤其为甚，那么理论态度还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些个体身上生成呢？ 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是幼稚的：哪里都不存在这种教育，除了我们自己对自己进行的教育 。 唯一的可能性也许在于我们自身的经历，在于我们生命中那些被击中和出窍的时刻，正是这些时刻让我们开始思考，并与伟大的经典一道思考 。 阅读经典永远是必要的 ，但不是把它们当成可以引用的结论或者用来进行研究的材料，而是 学会承受那些伟大人物曾经承受过的事物 。这些事物可以称之为崇高的事物，因为崇高正是那种人在其中被震动和出窍的感受，它与任何审美无关。崇高感使我们自身的世界与那些伟大作品孕育于其中的世界相互接近，使我们知道那发生于我们身上的事件也曾在那些伟大人物身上发生过。它也是理论本身的起源，因为任何惊异都包含着崇高感。这种降临的崇高使我们认识到了命运的威力和自身的有限存在，使我们 忘我地投身于观看，并栖身于事物的中心。 一行2002年12月28日于海甸岛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5 波齐亚：《声音》。 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8 阿伦特：《哲学与政治》。 9 这种迫切性乃是由政治事物的本性带来。在政治之中，人对事件和形势的观看必须立即形成某种意见，并用来说服和争辩，否则时机一过，哪怕所说的是真理也为时已晚。 1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修订版）200－201页。 11 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 1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上卷第164页。 13 “在世作为操劳活动乃沉迷于它所操劳的世界。为了使对现成事物的观察式的规定性认识成为可能，首须‘操劳着同世界打交道’的活动发生某种残断。从一切制做、操作等等抽手不干之际，操劳便置身于现在还仅剩的‘在之中’的样式中，即置身于‘还仅仅延留在某种东西处’这种情况中。这种向着世界的存在方式乃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在世界内照面的存在者只还在其纯粹外观（eidos）中来照面。”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修订版，第72页。 14 可以参考薇依对注意力的解说，见《在期待之中》。 15 见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林中空地”（Lichtung）不是以光为条件的，相反，光是以林中空地的先行敞开为条件的；在这片公开的场域中，光与影的游戏才有可能。 16 在这种倒转中，技术和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被当成实践，并取代了古典时代理论所享有的优越性。这种取代同时也是只关注此岸的尘世生活的结果，因为理论的优越性乃是属神而非属人的；一旦神和不朽被逐出人类的视野，技术和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便走上前台。 17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
慧心永梅
SOLO分类评价理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皮亚杰的发展阶段学说。皮亚杰是影响巨大的儿童心理发展学家，他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阶段性，从低到高依次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上世纪70年代，比格斯的同事把皮亚杰的分类细化为五个阶段：1.前运演阶段（4—6岁）；2.初级具体运演阶段（7—9岁）；3.中级具体运演阶段（10—12岁）；4.具体概括运演阶段（13—15岁）；5.形式运演阶段（16岁以后），并着手把这一理论与具体学科的学习评价结合起来研究。然而，实践证明，皮亚杰的理论仅仅是一个天才的假设，真正的儿童心理要比这一理论复杂得多。比格斯的同事在实践中遇到了两个困惑：第一，儿童的心理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地理学科中，他可能处于具体概括运演阶段，而在数学学科中却仍然停留在中级具体运演阶段。第二，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反复性。例如，一名儿童的数学水平已经到达形式运演阶段，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倒退到中级具体运演阶段。
瘦小的土拨鼠
参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启发产业组织理论(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又称产业经济学，是国际上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是国外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它的理论基础。不过，产业组织学虽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但在近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相当理论化的学科。（注：参阅Tirole,J.,1988,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pp.1～10。中译本参阅〔法〕J.泰勒尔著，张维迎校译，1997，《产业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p.1～20。）关于产业组织学的学科范围在主流经济学界意见也是基本一致的，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阿宁德亚·森(Anindya Sen)主编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汇集了19篇产业组织学领域的名作，森在导言中指出：“产业组织学(IO)的定义可以较宽，包括企业理论、规制、反垄断政策、合同理论以及组织理论的某些内容”。（注：参见Sen,A.,1996,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st]ed.,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简单地说，产业经济学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 economics)就是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应用性微观经济学科如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比较经济体制也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中受益良多，此外，与产业经济学联系较多的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市场营销学、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理财学、企业战略等领域也深受其影响。（注：想进一步对此了解的读者可参阅马广奇，“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10期。）一、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主义观点如果追根溯源，一般认为马歇尔(A.Marshall)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源头，其后如20世纪前半叶的斯拉法(P.Sraffa)、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J.Robinson)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克拉克(J.M.Clark)的“有效竞争理论”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但当时的产业组织理论还处于萌芽阶段，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产业组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伴随着上个世纪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大量涌现，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垄断或不完全竞争问题上的失败分不开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以梅森(Mason)和贝恩(J.Bain)为主要代表形成的，理论界称为哈佛学派。哈佛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注：所谓SCP是Structure（市场结构）－Conduct（市场行为）－Performance（市场绩效）的简称，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所以，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这一范式的最初形式是贝恩(1956)的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两段论范式。贝恩编写的著名教科书《产业组织论》(1959)的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形成，（注：参见Bain,J.S.,1959,Industrial Organizatio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ain,J.S.,1956,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并在其后的20年间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决策者。这一阶段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海弗里鲍尔(R.Heflebower)和斯托金(G.Stocking)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集》中。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Scherer)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谢勒在1970年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初步成熟，产业组织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那时，哈佛大学成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但哈佛学派的组织理论具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强调经验性的产业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观点对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政策的开展与强化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权威马场正雄就将自己的主要理论称为“反垄断的经济学”。二、SCP范式的衰落自60年代以来，SCP分析范式成为理论界和经济界讨论与批评的热点，这些批评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包括施蒂格勒(J.Stigler)、德姆塞兹(H.Demsetz)、波斯纳(R.Posner)等人，正是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芝加哥学派崛起，并逐渐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其代表人物施蒂格勒还由于其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而被授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蒂格勒的获奖公告中指出：“斯蒂格勒为市场运行的研究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市场和产业结构运用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的学术带头人”。引自马广奇，2000,10。）芝加哥学派继承了奈特(F.Knight)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注：关于产业组织的芝加哥学派理论的评述可参见夏大尉，“西方产业组织流派：方法论与基本观点”，载于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版，pp.10～17，及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一书第4章第3节的有关内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该学派在理论上皈依新古典经济理论，坚信瓦尔拉均衡和自由竞争理论依然有效，厂商行为是厂商预期的函数，政府无需干预。1966年施蒂格勒的名著《产业组织》（注：Stigler,G.J.,1968,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Illinois:Irvin Press.中译本见〔美〕J.施蒂格勒，潘振民译，1996，《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一书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理论上的成熟。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在芝加哥学派形成的过程中，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波斯纳为代表的学者们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法学家与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共同合作，应用价格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重大转变，而且推动了新兴边缘学科——法学经济学的诞生。芝加哥学派对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施蒂格勒、德姆塞兹和佩尔兹曼(S.Peltzman)等人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这一分析的结果是开创了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批判，鲍莫尔(W.J.Baumol)、帕恩查(J.C.Panzar)和韦利格(R.D.Willig)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于1982年合作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机构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所谓的“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该理论以完全可竞争市场和沉没成本(sunk cost)等概念为中心，来推导可持续的、有效率的产业组织的基本态势及其内生的形成过程，对贝恩的进入壁垒理论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进入壁垒，而在于是否存在人为的进入壁垒，这一理论对80年代鲍莫尔(1982)提出的“进退无障碍理论”（Contestability Theory，又译“可竞争性理论”）有很大影响。在政策上该学派主张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重视市场结构，倒不如说更应该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注：参见〔美〕约翰·伊特韦尔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7～872页。）与哈佛学派相同，芝加哥学派对美国反托拉斯活动和政府管制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在里根政府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等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直接参与反垄断商业活动的司法实践。SCP范式的衰落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一方面该范式缺乏深刻而又明确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旧产业组织学”与3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融合以及它对大型企业的成长与行为和日益突出的产业集中趋势缺乏解释能力，才导致70年代后期SCP范式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地位不断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于立、王旬译），《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版，第4页。）另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无法发现那种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关系，导致对统计结果的解释自相矛盾。还有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的广泛运用，企业在市场中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企业内部代理人的策略性行为，为博弈论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如斯宾塞(Spence)、萨洛普(Salop)、泰勒尔都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预示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参见Spence,A.M.,1977,Entry,Capacity,Investment and Oligopolistic Pricing,Bell Journal ofEconomics,8,pp.534～544.Salop,S.C.,1979,Strategic Entry Deterr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and Proceedings,69,pp.335～358.）最为重要的是，SCP范式的衰落正是产业组织理论迅速发展的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理论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和兴趣。他们不断地加入研究的行列，极大地弥补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主要来源于经验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缺陷。尤其是博弈论的应用，“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第2页，英文版见Cable,John(ed.),1994,Current Issues in Industrial Economics,New York,Macmillan.）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研究对象明确、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应用性强的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学科。三、产业组织理论的修正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手段和研究重点等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沿着SCP范式的方向发展成为“新产业组织学”。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力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并且不存在反馈线路，寻求将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崛起的以科斯(R.H.Coase)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之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的著作之中，可参见Williamson,O.E.,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Williamson.O.E.,1989,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in Schmalensee R.,and Willig,R.D.,(eds.)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Holland: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话，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企业内部，从企业（公司）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变异及其对市场运作绩效的影响。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nbawa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注重个体行为的逻辑分析，在理解市场时着重过程分析，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其研究目标是从个人效用和行为到价格的非线性因果传递，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数学函数的相互决定，与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在基础理论上的区别构成了新奥学派的最主要特征。针对新古典学派通过均衡对市场进行分析，把经济学当作客观的科学并模仿物理学的分析方法来构筑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新奥学派对此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经济学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通常存在某种规律性，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还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而经济规律是通过对一些不言而喻的公理进行逻辑推论而发现的，历史事实是由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复合结果，因此难以用来检验经济理论。所以该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注：参见哈耶克，1982年，《知识的虚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新奥学派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把竞争性的市场过程理解为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过程，而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哈佛学派建立在SCP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反垄断政策着眼于形成和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又由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所决定，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惟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促进竞争的政策首先应该是废除那些过时的规制政策和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新奥学派认为，社会福利的提高源于生产效率而非哈佛学派强调的配置效率，只要不是依赖行政干预，垄断企业实际上是生存下来的最有效率的企业，这导致新奥学派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持宽容的态度，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本来就是淘汰低效率企业的过程，反对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的结构主义政策主张。（注：对产业组织新奥地利学派理论的进一步评述可参考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3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泰勒尔（法国）1988年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这是近10年来国外大学最具权威性的产业组织学教科书。此外，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形式出版的一期论文集和1990年由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以及1994年由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布尔主编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这些著作包括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基本上反映了整个80年代西方产业经济学各个流派取得的最新进展。更加注重对产业组织理论政策含义的研究也是其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浏览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探讨公共经济政策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兼并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掠夺性定价问题、反托拉斯法是否有利于竞争等问题。（注：参见Hay,D.,Morris,D.,1991,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at]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四、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工具的演进20世纪产业组织理论的长足发展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的巨大变化上，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诸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演变，研究方法的演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取决于它所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单一的方法难以满足各个领域的需要，所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集合，包括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博弈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等。实证方法是产业组织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在整个产业组织学的方法论集合中居于核心地位，实证研究又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部分。就方法论而言，产业经济学也是一门具有强烈规范经济学色彩的应用经济学，在有关理论的研究分析中，其有关判断或结论的得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标准为前提的。产业组织学中的经验性规律，大多是综合应用静态和动态分析方法的结果，静态分析常被称为横断面分析，虽然一般而言静态分析是动态分析的起点和基础，但产业组织学研究进行的主要是动态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产业组织学中有许多研究成果是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总结出来的，归纳一般规律需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而在研究具体国家产业问题时又往往需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与相应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状态进行比较。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十分重视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十分注重研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产业内各企业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并由此结构出发研究整个产业的整体行为。系统动力学方法是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反馈结构关系来研究整个系统整体行为的理论。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这一点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系统动力学进一步指出，系统的结构是动态反馈结构，可用控制论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系统动力学尤其注重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反馈结构，而对变量的精确度要求不高，因此特别适合于像产业经济这种许多方面难以定量的复杂系统的研究。国外已有许多学者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诸多产业经济对象，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从时间上看，20世纪50年代案例分析是产业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都曾广泛使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案例法特别适用于无法精确定量分析的实际的复杂经济事例，非常有助于揭示出普遍经济规律在不同的实际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有助于培养经济研究人员对实际经济事务中所蕴涵的经济规律的敏感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计量学方法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产业经济学转入实证以后采用的主要方法，目前仍是主要的实证研究方法。“6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经济计量学方法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或匆匆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学者的出现，也由于电子计算机和经济计量学软件的迅速普及，利用结构—绩效模式横断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一时间几乎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总之，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脉络是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来建立和验证SCP范式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五、博弈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是应用博弈论方法较早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在寡头垄断、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领域。博弈论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说，产业组织经济学过去几年来在理论方面的重大进展都是由于博弈论的广泛运用而取得的，同时，博弈论及机制设计、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应用也使得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大大加强。如果说经济计量学方法主要适合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博弈论方法则主要适用于理论分析，80年代以法国学者泰勒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应用博弈论分析的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了再造。博弈论被引入产业经济理论的分析中，意味着那种过去认为只能依靠市场实现的瓦尔拉斯均衡现在可以通过组织内部结构调整等来解决市场问题。理性预期学派为这一客观事实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企业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结构，还取决于企业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致的其他企业反应行为的预期，即企业的行为是其心理预期的函数。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企业的行为是各个企业所共同拥有的信息结构或判断概率的函数，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产业组织理论对现实经济中厂商的行为有更强的解释力。现在博弈论已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工具，常用于研究寡头垄断、不完全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问题，也正是由于博弈论的应用，才使产业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进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并吸引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投身其中，“我们开始找到一个对丰富多彩的行为的某些方面进行处理的理论方法……我们现在有了能从策略性行为和信息方面对种种现象给出解释的理论模型，这些现象包括：价格战、不真实广告、限制性定价、各种默契合作与合谋、讨价还价的破裂与协议的延误、担保和服务合同的作用、寡头垄断企业选择的定价方式、供货商与顾客之间的合同性质、各种交易制度的采用等，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在5年前几乎是无法得到的……”。（注：Roberts,D.J.,1987,Battles for Market Share:Incomplete Information Aggressive Pricingand Competitive Dynamics,in Bewley,T.(ed.),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Fifth World Congres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p.157.）但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谢勒(Scherer)就认为“‘新产业经济学’的成绩被大大高估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我们需要基于坚实的实证研究，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两个方面……”。（注：Scherer,F.M.,1988,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ominance,Basil Blackwell:Oxford,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6,pp.517～518.）施马兰西(Schmalensee)也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对许多古典问题的认识，包括进入障碍和卡特尔稳定性问题，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的两个不足：首先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即使简单的多阶段博弈也有多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但如何处理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一般方法尚不清楚，而且认为具有有限理性的人能够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复杂的多阶段博弈问题这种假设，也似乎把理性原则推得过远了；其次，大量使用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的多重均衡结果对假设的细微变化都很敏感，使得均衡非常脆弱，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也变得相当困难，博弈论模型的预测看上去很微妙，但往往难以检验，这样除非博弈论分析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般性预测或者被能做到这一点的其他理论所取代，否则就应相信，产业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来自于实证研究，只有实证研究才能揭示出哪些理论模型是“空盒子”，哪些理论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注：Schmalensee,1988,Industrial Economics:An Overview,Economic Journal,98,pp.675～676.）这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又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组织学家们又转向依靠实证研究来解决分歧、填补漏洞和提炼思想”（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和实证研究者的界线消失了，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实证研究的技术和手段整体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准，理论研究者也比过去更多地接触实际，实际数据更加准确并且更易于获得。所以，伴随着理论层次上对博弈论的广泛重视，案例研究方法继续受到青睐，其重要性相对提高，但横断面回归分析有所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除了非合作博弈论仍将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外，网络博弈和合作—非合作混合博弈将日益渗透到产业组织的分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