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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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尽长廊到大穹顶 从波士顿去麻省理工学院，最快的方式是坐红线地铁。从坎道(Kendall)站下车，不用出站，一墙图文并茂、不时跳出“诺贝尔奖”字样的大事年表就告诉你，你已经来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学院的地盘上。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或许是常常为匆匆过客所忽略的两条铁轨之间的3组看似破铜烂铁的装置艺术。深受无聊等车者欢迎的是一张悬在半空的大铁片儿，用力摇动墙上的把手，它便会抖起来并发出“轰隆隆”雷鸣般仿如列车将至的声音，颇能以假乱真。这块铁片儿有个在科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伽利略”。它和由16根金属管组成的可以发出B小调全部音符的“毕达哥拉斯”及一响便是5分钟的“开普勒”钟一道，并称为“坎道乐队”。设计者是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的孙子保罗·马蒂斯(Paul Matisse)——一个哈佛毕业生，却深得MIT之三昧。 不过，对于观光客来说，前往MIT的最佳路线，却是另外一条：从波士顿最繁华的后湾区沿麻省大街一路向北，越过横跨查尔斯河的哈佛桥，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那个全世界理工科学生都心向往之的地址——麻省大街77号。这个地址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它的邮政编码——02139——据说是美国高中生除了生日之外最常使用的密码组合之一。 选择这条1公里多一点的步行路线，固然是因为可以在哈佛桥上看到MIT众多轶事传说中最著名的“364.4斯穆特外加一耳朵”和“到地狱还有一半路程”的标记，更重要的是，这几乎是麻省理工学院看起来最庄严美丽的一个角度。走在哈佛桥上，“大穹顶”(Great Dome)，这座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威廉·伯斯沃茨(William Bosworth)以哥伦比亚大学洛氏图书馆为原型建造的仿罗马万神殿式建筑，以它最经典的一面逐渐拉近。而从通常被当成MIT正门的麻省大道上的7号楼入口进入，充满传奇色彩的“无尽长廊”便现在眼前。在每年11月中旬和1月下旬的几天里，可以从这条全长825英尺的长廊一端看到另一端的落日余晖，“MIThenge”这个词便是专门造来形容这一奇特景象的。它的词根来自Stonehenge，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经常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万里迢迢地跑去那里用身体摆出MIT几个字母的形状，拍成照片张贴到网上。不过，这种恶搞和每年开学考试时例必出现、不断花样翻新的匿名恶作剧(hacks)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一个MIT的新来者，7号楼一进门处的访客中心绝对是必去之地。如果不从这里拿一份有数字编号的校园地图，问路都无从问起。和其他大学一样，MIT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的命名，其实主要用的也是捐资者、校长或著名校友的名字。比如西校区的研究生宿舍“唐氏楼”(Tang Hall)，便以捐资建造这栋大楼的MIT校友唐炳源命名，而东校区的“王氏运动中心”(Wang Fitness Center)，则由前PC时代电脑行业霸主之一的王安公司捐赠。但是，在MIT的校园话语体系里，这些大楼向来只以数字相称——唐氏楼是W84，王氏运动中心是57，吃饭娱乐办理琐事的斯特拉顿学生中心就是W32，没人会特地因此感念一下第11任校长尤里斯·斯特拉顿，而一提起去E23，对方马上会对你的健康大加关怀：“怎么样，不要紧吧？”因为那栋楼正是校医院所在。 由无尽长廊所贯穿的、始建成于1916年的1号楼到10号楼，是麻省理工学院现存最古老的建筑。1865年2月20日，麻省理工学院开天辟地的第一堂课，上课地点是波士顿市中心的商会大楼。那时候，MIT创始人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费尽千辛万苦从各方募集资金建造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栋教学楼还是一片大工地，直到一年后方始建成。这栋坐落于波士顿后湾区博伊斯顿街上、后来被命名为“罗杰斯楼”的红砖大楼陪伴MIT走过了开创之始筚路蓝缕的半个世纪。但在20世纪初MIT迅速扩张、为求发展于1916年北迁至查尔斯河对岸的坎布里奇之后，它却被迅速弃诸身后。1939年，就在坎布里奇校区的新“罗杰斯楼”——7号楼——落成一年后，老“罗杰斯楼”被拆掉，土地作价卖给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加盖办公大楼。如今，只能从照片上摹想它当年的风貌。 如果从建筑风格的角度考察，伯斯沃茨为MIT坎布里奇新校区所设计的1～10号楼群，很好地延续了老罗杰斯楼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而这也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主流的建筑风格：庄严，宏大，简洁，质朴，讲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对称之美。站在以MIT第10任校长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的名字命名的基里安方庭(Killian Court)正中，面向须仰视才见的10号楼的廊柱和大穹顶，处在一圈中楣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牛顿、富兰克林、巴斯德、拉瓦锡、法拉第、阿基米德、达·芬奇、达尔文和哥白尼等科学巨人名字的配楼的包围中，那种对科学传统的高山仰止之感会让你立时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成为MIT的标志性场景，频繁出现在明信片、到此一游的照片和电影电视中。 事实上，以MIT为背景的两部著名电影《骄阳似我》和《决胜21点》，因为无法取得在校园内拍摄的许可，绝大多数镜头都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但他们都没忘了插入几个以无尽长廊和大穹顶为背景的远镜头。这顿时为电影增加了可信度。与之相对应，为了节约费用而在纽约布朗尼克斯社区大学和曼哈顿学院取景的《美丽心灵》，虽然剧组人员费尽心机几乎营造了与MIT内部一样的走廊和办公室，但就因为“连一个大穹顶的转换镜头都欠奉”而被人大加嘲笑——“我可没从里面看出一丁点儿MIT的影子。”物理学系教授伊萨多·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毫不留情地这样说。 然而，大穹顶真的能够代表今日MIT的形象吗？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曾经总结过美国文化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因为缺乏历史与传统的遗憾，而不惜补偿性地动用一切资源，营造一种古典和传统之美，狂热程度甚至超过那些古老文化的源起之地。在美国的公共建筑——尤其是政府办公楼和大学校园——上，这一特点体现得格外淋漓尽致。美国的8所常春藤盟校，校园建筑或罗马式，或哥特式，或维多利亚式，外观一个比一个宏伟壮丽，历史最悠久的哈佛反而是其中最寒酸简陋的一个。而在《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美国教育史专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指出，即使是历史较短的新兴大学，如东岸的芝加哥大学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也用大笔金钱打造出一种古老、神圣的近似欧洲大学的象牙塔氛围，以吸引捐赠人慷慨解囊。与这些学校相比，MIT这所诞生了美国第一个建筑系的大学，校园总体上却显得风格极其混杂，草率而又凌乱。以至于有这样的俏皮话流传：耶鲁=石头，哈佛=砖头，MIT=水泥板，耶鲁长于高，哈佛长于红，MIT长于丑。 北迁坎布里奇之后，MIT在“一战”和“二战”之间、60年代、80年代前期和90年代末至今又经历过几次大的扩建。如果按照上面提到的第二条路线，在7号楼不进正门而是继续前行的话，你就能看到这些扩建工程的实例：左手边启用于1947年的洛克威尔篮球场(Rockwell Cage)代号W33，当年曾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培训的大批军人的室内操练场，如今是校园里仅存不多的几处“二战”期间仓促动工上马的临时建筑的遗迹。紧挨它的旁边，是建成于1968年的被戏称为“水泥蛋糕”的斯特拉顿学生中心。十字路口对面，有个突出白色大圆罐的楼群是已经有50年历史的MIT核反应实验室，右边一片乱糟糟有如废弃工厂的所在，则是超导发生器的实验基地。走过这片以水泥混凝土和简陋红砖为主基调、几乎毫无美感可言的工业建筑，向右转，便是以玻璃幕墙和钢结构为特色的80至90年代建筑，沿着瓦萨街两侧，编号从30多一直排到40多。而在这些平庸而讲求实际的楼群中，却突然跳出了完工于2004年、强烈挑战人们对建筑的思维定势的施塔特中心(Stata Center)。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是一个被纪念大道、瓦萨街和梅恩街定义了三边的扁长三角形的话，那么其间各种时期、各种风格、彼此甚少联系、以空间上的并置来取代时间上的延续的建筑物，便将这个三角形变成一幅巨大的拼贴画。使一种传统得以庄严维系下去的纽带是它的连续性，然而，在这幅三角形的拼贴画中，肇始于麻省理工学院开创时的古典主义风格却在其后最辉煌的几十年中完全被弃之不顾，反而令它带上了某种反讽的味道。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作为校园里最庄重肃穆的所在，无尽长廊和大穹顶虽然被外人顶礼膜拜之，但对于MIT的学生来说，却是最常被“hacker”们恶搞的所在。近几年来，MIT逐渐减少了大型公选课的数目，而改为小规模的研讨式授课方式。以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型阶梯教室为主的1～10号楼逐渐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挤。穿梭在无尽长廊上的学生虽多，但目的地多是位于校园北部和东北部的新教学楼。流连于这两处的，不是外来的游客，便是专门来看hacking热闹的好事者。 虽然在MIT之外的地方，hacker指的都是侵入电脑网络的黑客或骇客，但在MIT，对应的名词却是带有贬低意味的cracker。hacking专指那些“富有挑战性和娱乐性的、聪明的、无伤大雅的、道德的恶作剧”。麻省理工学院hacker们的经典恶作剧包括：1999年，电影《星战前传》放映前，把大穹顶改造成了星战中机器人R2-D2的样子；2006年的“9·11”事件5周年纪念日，一辆红色消防车突然出现在高高的大穹顶之上；以及一个月前，刚刚在无尽长廊的进口处现身的电视剧《神秘博士》(Dr.Who)中的道具灵异电话亭。 然而，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的对MIT“传统”和“经典”的颠覆，无论是属于高层决策的迅速夷平一座自己已经不需要的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大楼，或拥抱众多与现有建筑完全不搭界但能满足当下需求的新的建筑尝试，还是虽处于学生层面但被校方默认甚至鼓励的在地标式建筑上的集体恶作剧，都及不上那栋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施塔特中心所带来的震撼。对这栋在MIT校园中占据独特地位的建筑的考察——在所有MIT的建筑中，施塔特中心是唯一一个大多数MIT人习惯以其名字“施塔特”而非传统的楼号“32”相称的教学楼——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当MIT人骄傲地说，‘这就是MIT’(This is MIT!)的时候，他们在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