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的英文视频

达沃斯运作之谜 每年夏天，大马哈鱼都会排除万难，回游到自己出生的淡水河中婚配繁育。每年冬季最冷的时候，有一群全球顶尖人士都要经过10－20个小时不等的舟船颠簸，辗转到瑞士一个雪山下的小镇，住在拥挤窄小的房间里面，度过充满高密度谈话、疲倦的五天。 1970年，瑞士商学院31岁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向欧洲企业界倡议，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参加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力量拢至达沃斯。每年年会都有近百个国家的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演艺明星和新闻记者等约2000人聚集达沃斯小镇，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寻求应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办法。从0到世界顶级，达沃斯论坛也经历了几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逆势引入“中国概念”，自1979年以来，中国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论坛，并有政府领导参与。另一转折点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达沃斯又一次逆势把论坛移往纽约。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被称为是新的转折点。“施瓦布最初的想法是让欧洲和英美企业家聚在一起，有一个交流的机会。随着论坛的成熟，施瓦布的想法也逐步成熟。他认为，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的进步，必须要靠企业和政府联合起来，所以他一直在推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挑战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位世界经济论坛员工告诉记者，在达沃斯内部，大家把施瓦布视作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商人。 “和《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相比，世界经济论坛的最大区别是非盈利性。”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中国负责人于江向记者强调，“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达沃斯论坛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收取会员费、论坛战略伙伴和议题合作伙伴的合作费以及年会、地区性会议和峰会的会费来维持论坛运转。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将会再次投资，或者是建立新的计划或项目，或者是既有的项目。对达沃斯而言，会员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蒋睿杰（Jeremy Jurgens）称，论坛会从三个方面给CEO会员带来启发：首先是宏观趋势与形势的判断；其次是商业层次上的交流；第三给CEO们提供商业之外的灵感启发，比如，论坛会请天文学家、艺术家等跟CEO们进行头脑风暴。 最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总收入一直处在稳步上升中，2001年总收入为7220万瑞士法郎（1美元等于1.2瑞士法郎，按照8月14日美国汇市收盘价），2002年总收入为6645万瑞士法郎，2003年为7406万瑞士法郎，2004年为8334万瑞士法郎，2005年则达到1.04亿瑞士法郎。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员工有300多名，来自五十多个国家。 有人评价，达沃斯论坛的最大“盈利”就是知名度、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对于达沃斯的“非盈利性”，外刊曾有过“非盈利但是很赚钱”的评论。赵民则认为，“虽然世界经济论坛不盈利，但是与其相关的媒体、投资机构都非常赚钱。” 达沃斯在规模和规格上能够远远超越其他国际经济论坛，除了非盈利带来的“公正”效应，时间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芮成钢分析道，“世界上只需要一个高端经济论坛就够了，谁最先做出来，就最有竞争力。” 除了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区域峰会、会员内部交流、全球竞争力报告等机构报告。如果说一个论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影响力，世界经济论坛拥有的1010家会员（大多是世界1000强企业）则保证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他们到底为什么乐此不疲？《商业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达沃斯有让他们快乐的承诺。事实是，金钱和权力并不必然使人快乐。社区是的强有力的制造者，这使得CEO们又一次回来。” “我们是在运营一个社区。”毫无疑问，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响力的社区。围绕这一社区，有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区域合作伙伴、会议合作伙伴等，分别提供场地、车辆、餐饮、电子设备等的赞助，和一般的商业赞助不同，这些合作伙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现在论坛上。于江认为，“这就是社区的精神，把论坛当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无偿的。如若不然，大企业和小企业永远无法平等对话了。” 在大众层面，《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的品牌影响要远远超过达沃斯，但这并不会让世界经济论坛有任何不安。“我们目标客户很明确，就是政府部级以上领导和大型企业的CEO和董事长。我们只在精英层面上推广，大众层面的主动推广根本没有，也没有用，做了或许反而会损害品牌。” 在议题设置上，达沃斯年会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政治和商业各占50％。达沃斯论坛的员工会不定期的到会员企业去，了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另外，论坛会通过世界各地的专家沟通交流，了解最新的研究运用到商业领域会带来哪些变革。 达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声讨。每年达沃斯论坛举办其间，苏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马云第一次去达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机枪。“大厅里的企业家在台上谈希望全球化为人类做出贡献，门外则对这些企业家破口大骂。”马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金融时报》则有专栏文章对达沃斯批评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讨论常常退化成为陈词滥调。坐在大厅后面花上几个小时听人们讲‘经营全球风险的有效领导’——本年度达沃斯主题之一——你会睡着的。” 在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看来，达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该机构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世界各国的政府、经济和舆论界开展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该机构又充当了一个传教士，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规则通过更委婉的渠道灌输给其它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乃至认同、膜拜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规则，而这些规则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论坛主席施瓦布是达沃斯论坛的真正推手，绝大多数与施瓦布有过接触的人都把他称作“有远见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现出对新兴经济体、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关注。“我们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一是经济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二是地缘政治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三是决定权由企业向终端消费者转移。”施瓦布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如是说，达沃斯的战略重点也开始转移。 中国正成为施瓦布的未来重点，对于达沃斯的中国图谋，梅新育直言道，“作为一个社会机构，达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除了传统的权力中心之外，还必须在崛起中的权力中心加强影响力；否则，随着老权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额下降，仅仅在老权力中心拥有影响的社会机构影响力也就将随风而逝了。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崛起中的权力中心。” 重启中国 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之路并不顺利。 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国众多人口形成的广阔市场。”曾参加国家经委代表团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潘承烈对《中国企业家》回忆到这一点还是满怀敬佩。“讨论会能够迅速成型，国家经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协调作用。袁宝华当时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所以最后确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来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负责与达沃斯方面的合作超过10年。在“中国企业高峰会”创立之初，双方合作相当愉快。通过国家经委，每次峰会中国企联都能够保证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和“部长级报告”，中外企业家可以在部长报告之后直接面对面向部长提问。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给对于政策难以把握的中外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世界经济论坛也借助自己在发达国家的号召力，将外企引入中国。据介绍，西门子、大众第一次进入中国，都是通过“中国企业高峰会”这一渠道。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强化，“中国企业高峰会”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联的合作也摩擦频繁。“最开始，双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在换过几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态度越来越倨傲。”潘承烈告诉记者，双方在财务方面的安排也产生了分歧。以前双方的财务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请中外企业，在国外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中，前50家注册费由中外双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获得15％；国内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则全部由中方享有；论坛开支由外方负责。后来，外方不再把海外企业参会费用与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担论坛开支。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见到中国大使吴建民时，提出“中国企业高峰会”能否更换一个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议被拒绝后，“中国企业高峰会”虽然仍旧每年照常举办，但是已经乏人经营、日趋没落。现在，当达沃斯要重新启动中国，反思“中国企业高峰会”的经验教训相当重要。“总在一个城市举办，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经理马德志这样总结。这一点，潘承烈也有共鸣，“每年都开同样的会，不可能部长每年都来，后来可能就是副部长或者其他官员了。”这正是夏季达沃斯在确定首届论坛选择大连之后，马上公布下一届将落地天津的初衷。世界经济论坛筹措夏季达沃斯时，没有继续选择中国企联，而是选择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在夏季达沃斯的筹备中，国家发改委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已经显现无疑。“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注册的是非盈利的基金会，但是在中国尚未有这种性质的组织，注册成立办公室非常麻烦。发改委出面协调民政部、外交部，为论坛单独设立了一个国际社团组织的类别，方便我们注册。”张励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从达沃斯决定在中国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到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在北京成立，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而类似的国际机构在北京成立代表处的平均时间大约是3－4年。2005年1月，中国常务副总理黄菊带团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举办全球新领军者年会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对中国企业有很大帮助”的反馈。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进攻”。在2006年达沃斯年会上，中国副总理曾培炎与施瓦布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在中国举办第一届“夏季达沃斯”。同年9月，参考奥委会选择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做法，通过投标的方式，世界经济论坛选择了大连作为举办城市。“世界经济论坛将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冬季达沃斯，一个是夏季达沃斯。”施瓦布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上如此表示，显示出对夏季达沃斯的看重和倚赖。冬季达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强，全球新领军者年会则定位于新兴市场500强，商业议题与政治议题的比率则调整为7：3。夏季达沃斯和冬季达沃斯相比，邀请企业的规模要小得多。年营业额达到1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长，都在被邀请之列。预计参会的500家企业中，会有1/10来自中国。于江表示，“年营业额超过45亿美元的，我们会直接邀请它参加冬季达沃斯。希望现在参加夏季达沃斯的新兴企业，可以很快毕业，加入冬季达沃斯的俱乐部。”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0个《财富》500强公司的CEO注册参加夏季达沃斯。“他们想了解中国，更想见见新兴企业和挑战者。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伙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竞争对手。”但是，达沃斯论坛始终要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本土化难题。据潘承烈回忆，达沃斯派到中方的代表，虽然看似越来越多的华裔，但是对中国的了解却越来越少。达沃斯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达沃斯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后来在北京建立办公室。更大的难题是议题设置。虽然最近几年中国话题在达沃斯上炙手可热，但是，不少中国参会者都感觉讨论相当初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达沃斯对中国虽然足够关注，但是理解未见得足够深入。“作为一个中国和世界互相了解的窗口，达沃斯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达沃斯是一个外国机构，对中国的了解很浅，“外国人、华裔和非常少数的中国人，都非常年轻，你说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 “达沃斯最无聊之处就在于谈中国。去的中国人太少了，嘉宾凑不够，就邀请了一堆日本人、新加坡人讨论中国话题，或者是请一个中国管理咨询专家评论中国环保问题，全都是是初中生水平。”赵民直言，“总有人说中国人在达沃斯是过不了语言关，这很可笑。谁规定中国移动的老总必须要说英语，行业讨论配一个同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反而被放大了。”达沃斯的闭门行业会议，往往都是邀请行业前20－30位的企业，这样中国企业即便入围也数量有限，性格内敛的中国人如果感觉势单力薄就发言很少，很难形成有效的讨论。这种负面的评价已经反馈给达沃斯，张励告诉记者，夏季达沃斯最重头的工作，即是如何让中国企业家更有效的参与到论坛中，这些会通过一些细节性的安排来保障。“重点不是把中国企业会员数量增多，而是怎么让现有的会员更有效的利用这个平台。” 张励认为，夏季达沃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会议太多了，竞争激烈。“要不断地解释：为什么要收费？为什么不能有长时间的演讲？参会能够得到什么？” 达沃斯的三大价值观“平等、非正式、发人深思”，看似简单，要照搬到中国来并不容易。在达沃斯，国家元首带随从最多不过10多个人，世界首富经常单身前往。这让习惯了前呼后拥的一些官员和企业很不适应。达沃斯需要在保证论坛品质和风格的前提下，尽量把中国因素都容纳进来。“一个大的冲突是，达沃斯追求的是平等的对话，但是有些领导更喜欢大段时间的发言。于江告诉记者，“要把冬季达沃斯的一套完全拷贝到中国来很难，可能需要几届的调整。” 在形式上，达沃斯能否复制到大连也面临考验。“老外拿杯酒在那可以站三天、站三个小时聊天的，中国没这个习惯。”马云笑说，“达沃斯的商业模式在中国肯定是要改造的，夏季达沃斯必须以亚洲为中心，必须以中国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