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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缢于宿舍之前，一向以坚强示人的杨元元最后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她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考入名牌大学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她30岁了还没有一次完整的恋爱，至死与母亲一起生活，且因此愧不如人。尽管她笃信“人不可以被打败”，但在这个单一崇拜“成功”的时代里，她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 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 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死了——她用两条毛巾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此前，她想带着生活无着的母亲一起住在宿舍，但学校拒绝了这一要求。她无力另租房屋，母亲因此在冰冷的学校礼堂台阶上睡了一晚。 11月24日晚，一个言辞尖刻的宿管员再一次挑战她微薄的尊严——驱赶其母亲并威胁让她“拿不到毕业证”，她感到羞辱和愤怒，但奇怪地保持了沉默。 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次警告。两天后，这个终其一生试图通过克制和倔强来保持内心高贵并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人，终于在长期的贫困、冷漠、无助和自责中不堪重负，以极其痛苦的坐姿自缢于宿舍的盥洗室。 她的宿舍需年缴费1300元，比走廊另一侧的房间便宜200元——因为背阴，见不到多少阳光。 种种迹象表明，进入上海海事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两个月，是杨元元多舛与吊诡人生的一次回光返照。在这里，被命运胁迫的她完成了人生仅有的两次自决——不断读书以求改变命运，却最终屈服并结束生命。 从未放弃奋斗的自杀者 “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 2009年11月26日上午，海商法研究生杨元元不选择自杀的话，她的任务将是上午8点半在班上出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 但直至近9点，同学等来了坏消息。杨元元被发现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场景恐怖：杨背对洗手盆呈坐姿，一条枕巾和一条毛巾首尾相接绑在洗手盆的水龙头上，绕过她的脖子并深陷皮肉中。她的腿微屈伸着，支撑着悬空的身体。 惊慌失措的发现者们用小刀割断了毛巾。首先赶到现场的是海大保卫科的陈亮，他把杨元元抱到地板上平躺，进行心肺复苏。此时她已摸不到脉搏，泡沫从嘴角冒出来。两分钟后，陈亮用筷子把杨紧闭的牙关撬开，发现舌头呈耷着，并且发乌。“看是救不过来了。”陈说。 一些胆小的同学哭了起来。此时，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正被学生拉到对面房间，哭喊着女儿的名字——从女儿本科起，她们就形影不离地生活了8年，两个月前，女儿带着她来这里继续求学。 送到医院后，杨元元的心电图已是一条直线，随即被宣布死亡，时间是上午10时。 沉默寡言的杨元元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带来轰动。海事大学随即发布了官方声明，称已尽了一切能力帮助杨氏母女，急救和善后工作也是规范和人道的。 但望瑞玲和亲属的描述却截然相反，她们坚信是学校持续地、不留情面地驱赶杨母，才让杨元元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走上绝路。此外，校方人员救助不力也是制造悲剧的根源。 这绝不是命运和这个女子开的唯一一次玩笑。在短暂的30年时间里，杨元元在现实的夹缝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和“要强”同样突出——成长于单亲家庭，自立完成学业，4次考研失败，度过了长达8年毫无成就感的不堪岁月，沉重的家负，带着母亲走到一个尴尬的年龄，甚至在自杀的前一天，她还担心朱丽叶演得丢 人现眼，排练到深夜。“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一位生前好友这样总结杨元元的一生。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杨元元在这里度过了不算愉快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但生前为化工工程师的父亲还是给杨元元姐弟留下财富——有趣的故事和读书的理想。还在幼儿园时，杨元元就喜欢提着一个塑料袋扮小学生。 父亲离世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望瑞玲带着姐弟俩挤进一个暗无天日的斗室，望瑞玲对那段时间最深刻的回忆是：墙壁整天掉泥。 有一天，杨元元回家告诉母亲，她日后要念法律，“为穷人作主”——某个当地领导的孩子通过关系，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市三好学生”荣誉。但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望瑞玲拒绝了女儿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元元当时都快求我了。”望瑞玲有点后悔当年的固执己见。最终杨元元屈从，报考了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但从此耿耿于怀，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她这样开头：“你以后不要听妈的……” 家里多一个大学生，望瑞玲二百多元的月薪日渐变得捉襟见肘，要靠助学贷款和亲戚资助勉强支撑。 对杨元元的投资按理是值得的。只是在杨元元进入大学的次年，以拉动内需为主旨的中国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热潮掀起，“精英教育”走下神坛，但这场改革同时带来节节高攀的学费，还有每况愈下的就业前景。 扩招引发的困局仍需数年才显现结果。贫困生杨元元当下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由于不忍向家里要钱，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生活阶层的落差以及私人时间的稀缺，杨元元变得不怎么引人注目。来自城市的同学衣着新潮，而她的衣服大多是亲戚所赠，且单调陈旧。大多时候她对此并不介意，只是一次看完文艺表演，极其少有地在日记里表达了对那些漂亮彩妆的羡慕。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考上武大，二是原来居住的军工厂要搬迁，母亲失去住处，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 母亲拎着家什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望瑞玲就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到教师楼前卖。数月后，望托一个老师的关系，住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持默认态度。 很多迹象表明，大学后期杨元元的心情变得越发郁闷，除了来源于越发排斥的本专业外，更来源于变得现实而具体的家庭压力。她的生活如钟摆般精准而机 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与母亲代管和支持弟弟求学，直至毕业后5年才偿还贷款，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情况在2002年毕业那年继续变坏。一是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二是成绩第一的她却被挤掉了保研名额——据信是被人做了手脚；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考研，又失败了。 路越走越窄 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但在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招聘场所，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但纵然如此，当年仍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数目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由此催生，现在，他们被称为“蚁族”。 在相当长时间里，优秀毕业生杨元元很不幸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望瑞玲陪女儿投递简历吃惊于她的表现。“她大概有些清高，放下简历就走，也不和人家说话。”后来母女俩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对于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那一年可能并不友好，2002年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是小贩热衷光顾之地，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接望瑞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思考文学和法学，中途休息的时候又非常市井地记下一天的消费，事无巨细，精确到分。 房东李峰见过几次这对母女，他感觉“她们生活很封闭，而且不太懂人情世故”。“有一次楼下反映厕所漏水，有些生气，我说由我出钱修一修，但她们拒绝了，说嫌麻烦。”李说。 兼职做家教的时候，一位学生家长想和杨元元拉拉家常。杨显得不太乐意，搪塞了一下就走了。“我感觉她有些自卑。” 这种自卑像一扇屏障裹住杨元元。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失去联系。“她该如何开口介绍近况呢？”弟弟杨平平说，“说还在做家教吗？” 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眷恋大城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创造传奇，但越发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又抵消着他们的努力。这个已逐渐具备社会化意义的阶层，让一代人的青春在夹缝中渐渐失衡。 杨元元认可这种等待的一个例证是，她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而后者正是母亲从小教育的真正值得落脚的地方。20岁的时候，望随单位调动在上海工作了5年，她喜欢这个洋气十足的大都市，几句蹩脚的上海话仍让她保持着不错的优越感。 为实现大城市梦，杨元元也尝试过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三年考研，均无果。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2004年，杨元元阴差阳错地接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但帮亲戚办了几份之后就卖不动了。她的业绩如此糟糕，以至于现在已没有同事能记得起她。 事业上最后一丝激情消耗于2005年。由于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连我也不看。”望瑞玲说。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也懒得慨叹命运。她开始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把未竟的愿望嫁接他人。弟弟杨平平成了这样的寄托者。本科临毕业时，一向温顺、保守的弟弟打算留本校读研究生即可。杨元元不同意，像母亲当年安排她的未来一样，她为弟弟树立了不容分说的目标——上北大研究生。她亲自搜资料，问内情，递表格，连专业也为弟弟选好。 杨平平后来保北大直博成功。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2007年开始，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入学通知。 外面的世界 入学之初就她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已是而立之年的杨元元非常高兴人生第一次真正把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望瑞玲理所当然地认为“要跟着女儿去”。杨的舅舅提醒姐姐是否考虑过元元的终生大事，望的回答是“我们楼上三十好几没结婚的多了”。 没有迹象表明杨元元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婚姻问题。毕业之后，她再没有发展过其他对象。“她说要等有了事业再考虑。”一位亲属说。 事实上，杨元元也的确在践行这样的想法。到新学校后，她勤奋和本分。“每次上课都独自坐第一排。”同学赵伟说，“现在还有这样的研究生吗？”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上海庞大得超出母女俩的想象。现在还说它是“冒险家的乐园”仍没有错，但只相对于那些积累丰厚的上层精英。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艰辛在这里加倍显现，犹如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感叹号。 杨元元和望瑞玲不舍得租昂贵又偏远的出租屋，宿舍就很好，还有全天候热水。像大学时候那样，杨元元和母亲每天挤在小床上睡觉。白天杨去上课，望就坐在田径场边织毛衣。她认识了一些学校家属，也从侧面领略到大城市的门户森严。“找份杂活还要有关系。”她说。 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这个封闭的空间隔绝了她和同学间的交流。“她好像一项集体活动都没参加过。”辅导员吴志毅说，“每次她都沉默地跟在母亲的背后，听她母亲说话。”“带母上学”虽然引起一些小范围的议论，但很快就被习以为常。杨元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入 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她不爱把困难告诉别人。”望瑞玲说。 等了一周仍无消息，杨元元母女就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能否解决母亲的住宿。“我和元元一直请求他，说武大当初也安排住处了。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望瑞玲说，“回去后元元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情。” 入学后，杨元元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同学，很快就当她是挚友，无话不说，但对方却只是礼节性地应付。后来，杨请求往她宿舍放些母亲的东西，对方拒绝了，杨转身就走，自此再也没有说过话。“大城市来的等级观念强，就连学校也按照原来本校还是非本校分班。”同学魏玲说，“但杨元元认为这样侵犯了她的尊严。” 后来，杨元元接过辅导员的几个电话，说最好把母亲安置在校外。望瑞玲没怎么放心上，坚信学校一定会管。“我看到宿舍楼还有很多空房子。” 11月21日，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望瑞玲看到女儿当时神色有些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随后就冒雨带母亲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索无果，最后花了100元住了宾馆。望说女儿心疼得睡不着。 第二天，她们找到了一处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节目，望瑞玲就叫她回去，说她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晚上海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望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 天亮后，杨元元知道后非常自责，当即就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毛坯房。两人和衣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杨元元整夜都向望瑞玲道歉，说这么大了也没把母亲安排好，明天就找学院领导商量。过了一会，杨似乎想起什么，说“算了”。 “不可以被打败” 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矛盾24号全面爆发。当天上午，望瑞玲和女儿在宿舍收拾衣物。半个小时后，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又指着望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 一直忙着赔礼的杨元元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回去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又向母亲道歉，说现在还没让她享清福。 由于持续的担心、焦虑、愧疚和疲劳，此时杨元元已严重缺乏睡眠。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语带怨气：“凭什么不让我们住，我要找领导。”接着她又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望瑞玲觉得有些反常，跟女儿闲聊起来，平复她的心情。杨元元开始把从小到大的事情细细回顾了一遍，这一次她大胆地对母亲说，如果当年支持她报大连海事，现在一切都好了。杨还特意说起她做家教时一个自杀的15岁女孩，仅仅因为学业压力从28楼跳了下来。她反复叨念着：“她出身这么好，可惜了，可惜了。 ” 望瑞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杨又让母亲陪她练《罗密欧与朱丽叶》，其间杨元元有点怅然若失，说起当年一个让人佩服的学长。然后她抱着头，说脑袋乱了。 到下午的时候，望催女儿上课，杨元元说“不去了，没意思”，然后她提议把租房的钱拿回来去玩。这种让人担心的状态到傍晚时分终于平静下来。晚饭后杨元元还拉着母亲到宿舍洗澡洗头。 当天晚上，杨元元跟同学排练话剧，其间她说了几次不想演了，怕丢脸。但一出场彩排的时候，她又丝毫不差地念出台词，表现堪称完美。11点，她甩着长辫子向同学们说再见，并约好明早起来再练一次，然后进了宿舍，再也没出来。 而当晚，弟弟杨平平在深圳用QQ给姐姐留言，商讨母亲安置的问题。他的建议是：春节后把母亲接到他那。而杨元元很可能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我很快就毕业了，能照顾母亲了，但姐姐却走了。”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大批记者闻讯而至，关心着这个平日无人问津的女研究生。校方惊讶于事态扩大之迅速，关停了招待所，并派保安人员监视记者行踪。事件的官方说法是：学校按规定劝离杨元元母亲，并从人性化角度提供房源帮助。整个抢救过程也是及时和尽责的。同时，校方还暗示杨元元有患抑郁症的可能。 “总之，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已经仁至义尽。”上海海事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彭东恺说。 而杨元元家属则坚持认为宿管人员态度恶劣是杨元元自杀的诱因，而且抢救当天个别人员相互推诿，延误了时间，应负相关责任。家属先向学校索赔35万元，后降为16万。 在校方要承认他们在这起事故上有责任的前提下，一位家属说，这笔钱准备为望瑞玲在宜昌买套二手房。 12月15日，一个阴雨连连的早上，杨元元的遗体在上海南汇区殡仪馆火化。对于望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她的文化不足以阅读它们，她也未必完全弄懂女儿多年的执著。“我对她还是了解太少。” 而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2009年12月28日

我觉得儿童剧本杀并非好事，虽然儿童基本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同时也扼杀了儿童纯真的天性，让他们过早地接触了本不该属于他们这个阶段的游戏。儿童剧本杀，顾名思义，专注于儿童的剧本杀，面向6岁到14岁人群。与成人剧本杀不一样的是，儿童剧本不会提及烧杀抢掠、情情爱爱等内容，更注重科普、教育与故事性。一场剧本活动持续1到2个小时，孩子们通过思考自由发言，能够提升阅读、社交、思维逻辑能力。去年下半年，儿童剧本杀开始“发芽”，今年年初迎来了一波增长小高峰。搬走课桌，装修成密室逃脱；授课PPT改头换面，加点情节设计，立马满足补课刚需……在网上，有种声音认为，儿童剧本杀就是披着马甲的学科培训。还有网友爆料，不光是剧本杀，还有奥数主题的密室逃脱，附加Python和C++编程的高端剧本杀，NPC的作用不是推动情节，而是讲解试题。与此同时，儿童剧本杀成为资本眼中的风口，也滋生出另一隐忧。除教培机构外，高额利润诱惑让毫无教育经验者也纷纷入局。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剧本杀”，相关笔记都在渲染新业态的“钱景”无限。加盟宣传语也极具诱惑力——“3天营收2.8万”“三个月带来150万”。品牌推广口号也在强调该产业“轻资产、低门槛、收入高”。

儿童剧本杀属于正在兴起的儿童娱乐、游戏活动，这当然可以成为教培机构或从业人员转型的选择，但如果以之前学科类培训的逻辑来运行儿童剧本杀，希望尽快做大儿童剧本杀的生意，则可能成为“镜花水月”。儿童剧本杀的学科类培训经营逻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向客户（家长），宣传剧本杀对孩子的阅读、思维、交往、表达等能力的培养提升作用，刺激家长的需求，扩大剧本杀市场，如果孩子每周双休日都来玩剧本杀，一场活动就赚十个学生的钱，生意会相当火爆。这一运营思维看上去符合市场逻辑。但“双减”前，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存在的严重问题，就是机构通过焦虑营销方式，刺激家长的培训需求，把本属于少部分学生差异化选择的校外培训，演变为“全民培训”，增加家长的焦虑与学生的学业负担。以这种运营逻辑“培育”儿童剧本杀市场，是想把小众的儿童剧本杀娱乐、游戏，变为所有儿童都热衷参与的娱乐和游戏活动。机构能否有效教育家长都接受儿童剧本杀仍存疑，即使“成功”教育家长，把儿童剧本杀变为风靡的儿童娱乐与游戏，恐怕也会出现行业发展的巨大问题。针对儿童剧本杀，中国有关监管部门已经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对于家长来说，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到儿童剧本杀之中，那他们要做的首先就是替孩子们选择好适合他们的剧本。再者，如果真的对儿童剧本杀不放心的话，父母可以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和孩子们一同参与到儿童剧本杀的过程中。这样一来，还能够起到监督和保护的作用。随着剧本杀这一沉浸式娱乐活动在成年群体中的流行与发展，儿童剧本杀也逐渐兴起，不少家长纷纷选择带孩子体验尝鲜。区别于成人剧本杀，儿童剧本杀没有凶杀情节，也没有那么烧脑，更注重通过角色扮演的沉浸式演绎，培养孩子的阅读、语言表达、推理等能力。剧本内容也往往会结合古诗、名著、历史、数学等学科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记者在小红书、抖音等网络平台上看到，儿童剧本杀的创业推广内容颇多，发帖内容的细致程度可谓创业保姆级教程，从儿童剧本杀的招生、剧本推荐、DM（剧本杀主持人）培养到异业合作、利润分成等，详细分享了如何从零开始成为一名儿童剧本杀行业的创业者。儿童剧本杀行业发展现状如何？剧本杀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纳入监管后，儿童剧本杀行业如何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的基础上实现行业的长远发展？网名为“目暮”的新星魔方、葵花发行、乐嘟嘟数字剧本创始人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准确地说，儿童剧本杀应该被叫作“儿童剧游”，剧本的创作是围绕着没有凶案剧情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为主，不同于成人剧本杀的纯粹娱乐功能，每一次儿童剧游活动结束时，孩子们会有所收获。目前，儿童剧游市场仍在起步阶段，大部分儿童剧游线下活动都是在地产、景区、咖啡店、书店等以异业合作形式开展的，单独的儿童剧游店目前还比较少。作为一名成人剧本杀门店的股东，陈世文意识到成人板块增长乏力，从去年年底开始，便入局儿童剧本杀行业。陈世文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说，行业目前鱼龙混杂。首先是剧本质量参差不齐，虽然核心内容没有负能量，但有些剧本内容并没有达到教育的效果，仍停留在“过家家”的水平；其次就是入局的市场主体很多，有教培机构、地产商、景区、咖啡店、书店等，但各自入局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急功近利，有的是真正抱有创业情怀。

我认为薪资是求职的一方面如果薪资高，就好生存，但不是重要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薪资绝对是挑选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谁都要生存，不可能说为了理想而不要钱。但是作为过来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来说挑选工作时，不要只选择那些工资高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毕业时工资差距在3000以内的都是正常的，就不要为了这个3000元去纠结如何选择，而应该纠结对比的是公司规模，发展前景，岗位性质，未来的发展。但虽然如此，并不是所有人在找工作时都会这样做，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也都有各自的诉求，一个特别缺钱改善家庭生活的人，可能就会为了一个地方多500的工资而选择这份工作，才不管工作前景和未来发展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更要紧而对于已经工作的老人来说对于工资的看重意义明显会强于应届毕业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场老人们跳槽的主要原因都可以归因于工资不够，只要有足够诱惑力的工资，这些职场老人们就会相对稳定很多，对职场老人来说，某种意义上，工资的高低直接体现着自身价值的高低。因此，企业的薪酬竞争力才会显得如此的重要一个想要招揽人才的企业，就不能在工资上定出低分位职的工资水平，相反，一个能用定出高工资水平的公司也不一定能吸引到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所以，我认为薪资是求职的一方面，但不是首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