琶洲塔英语

“黄埔先生”与黄埔古港、新港 ·许肇琳· 一、胡璇泽及其黄埔花园 胡璇泽，号琼轩，亦名玉玑，小名亚基。他一身兼任多国领事之职，除大清国驻新加坡领事外，俄、日在新加坡设领，均聘胡璇泽代理。他先后被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授予立法议会非官议员、行政会议特别委员、太平局绅、名誉推事等，并获英女皇维多利亚颁给C.M.G三等宝星勋章。显赫一时，蜚声海内外。因他在新加坡开设黄埔公司，当地又尊称他为“黄埔先生”①。 胡璇泽之花园又叫“黄埔园”或“南生花园”，面积约4.7万平方米，是当时新加坡数一数二的名园。早在此之前20多年就已遐迩名闻，为人们所称道。请看俄国冈察洛夫笔下的“黄埔先生”和黄埔别墅花园。 冈察洛夫是随俄国“外交使节”普提雅廷海军中将乘坐军舰于1853年5月抵达新加坡的。他在后来所著的《环球航海游记》②一书中写道：新加坡全岛居民6万，华人就有4万。虽是弹丸港岛，已成为各国商贾汇集的世界市场。此地商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名叫“黄埔”。他离开中国来这里定居已有20余年。……讲英语就像英国人一样流利。店里的伙计有一个英国人，其余都是中国人。 “黄埔先生”的花园别墅究竟是怎么个样儿？冈察洛夫写道：屋前，小径盘回，四通八达；路旁，大树参天，林木蔚然；更有琪花瑶草，争奇斗艳。在各种花簇中，以荷塘内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最引人入胜。另外从中国引进的、用水培植的大花盆里一种常青灌木，也十分姣美。花盆里还有几条金鱼儿环绕着它的根部游来荡去。园中蕉竹交翠，宛然绿篱；百花吐蕊，馨香袭人。 对他的别墅是这样描述的：别墅比花园更为出色。迈过别墅的雕花大门，步入堂屋，但见幽房四合，拱门通连。窗垂绢帘，显得半明半暗。处处铺陈华丽，金碧辉煌。四壁和家具饰以浮雕彩绘；镀金屏风，精巧雅致；铜瓷器物，古朴高贵；壁上悬挂画幅和肖像。曲槛回廊，迂回交错。所有房间，异香扑鼻；无数花卉，盆栽瓶插，各尽其妙；中国古画，文玩匣器，琳琅满目…… 二、关于胡璇泽的籍属 为弄清胡璇泽的原籍（有人对他原籍“黄埔”的具体乡村产生疑问），笔者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同事和广州华侨研究会的同行，结合编写广州华侨志的工作，选点新滘镇黄埔村进行调查研究。 黄埔村是一个典型的侨乡，全村现有760户，2800多人口，连同已转为城镇户约达5000人。但旅外（包括港、澳）黄埔人，估计比家乡人口多一倍以上。黄埔村人杰地灵，近代以来涌现了不少著名人物，如，清末著名外交官梁诚、梁询；保护孙中山先生安全脱离陈炯明魔掌的永丰舰舰长冯肇宪；当过陈济棠的中将副官的梁广谦；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清末工科翰林，后任广东广九铁路局局长的胡栋朝；还有清代行商巨擘、构成十三行之一天宝行的梁经国等等，说明黄埔村是一个不寻常的“乡村”。 我们经过多次调查访问，终于找到了胡璇泽家庭在黄埔村的惟一苗裔——第四代侄孙胡烈，并参观和考察了胡璇泽当年在家乡黄埔村所建造的十座大屋（至今仍有四座保持原样），和占地十亩的胡氏花园遗址。当年从新加坡运来的红木家具及其他器物，仍保存完好。事实已经说明，胡璇泽原籍为黄埔村。 胡烈说，根据父祖口碑，胡璇泽乳名叫“胡亚基”。父辈兄弟五人，胡璇泽的父亲排行第二。新加坡开埠后，老五率先只身到新加坡谋生。大约1830年，其他四个弟兄也随后来到新加坡。胡亚基被携同行，时年才十几岁。他聪明智慧，精灵锐敏。亚基到新加坡后，先学文化和英语，后承继父叔事业。据说他英语讲得很好，更便于同洋人做生意，胡家因此更加发达起来。胡璇泽本人成了新加坡的大富翁和华侨领袖，并当了俄、中、日等多国驻新加坡领事。胡璇泽在新加坡去世后，其灵柩用专船运回家乡，安葬于新造（旧番禺县政府所在地）大岗脚，但墓地今已被毁。胡家裔孙主要分布于新加坡和香港，因几十年来失去联系，有多少亲人在海外不得而知。而在故乡黄埔村，现今只存一个支系即胡烈家。胡烈祖父名胡华穗，父亲叫胡国杨，均已辞世。而昔时胡氏在家乡的人数不少，是个大家庭。胡璇泽在家乡也置有产业，除拥有十座大屋和花园、田地外，还在广州开办几家工厂和商行，后来由于生产经营不善以及其他原因，生意不断亏损，家道衰微，经济拮据，连房屋都变卖掉，现只剩下两座大屋是胡家的。 另有，成书于1918年（民国7年）的凌鹤书的《番禺县续志稿》，其中《人物·宦绩志》撰有《胡璇泽传》一篇。该传云：“胡璇泽，一名玉玑，号琼轩，茭塘司黄埔人，年十四随父与诸（叔）父往新加坡助理商业，十八总其权。”今属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的黄埔村，在清代属于番禺茭塘司辖。那么，“茭塘司黄埔人”，非今新滘镇黄埔村莫属。我们应该无可置疑地断定，这位新加坡开埠初期的侨领胡璇泽，其原籍在今广州海珠区新滘镇的黄埔村，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今黄埔港区。 三、黄埔村与黄埔港的关系 经过我们的考察和调查研究发现，新滘镇黄埔村曾是兴旺发达一时的广州外港——黄埔挂号口，而今长洲岛的黄埔港，乃是它的延续和发展。因为今长洲岛的黄埔新港仍沿用“黄埔”之名，故人们将今天的黄埔新港和黄埔村古港混淆了。 新滘镇黄埔村形成于何时，据黄埔村人传说，最晚在北宋年间已有居民迁到黄埔村这个地方聚居。黄埔村现有梁、冯、胡、罗四大姓。此外，还有关、黄、卫、陈等小姓。他们或许是黄埔村最早的居民，现村里还有卫家厅。 黄埔村昔时不称“黄埔”。重修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位于村内的天后宫，后来有书于同治二年（1863）的对联曰：“迹著甫田恩流凤浦，德敷海国泽被凰洲。”此地昔时称“凤浦”、“凰洲”，有碑石为志。立于黄埔村南北门门楼原各有碑石一块，南门碑石刻有“凤浦”二字，北门碑石则刻“凰洲”二字。据村人传说，“黄埔”一名的由来，盖因此地昔时为外国商船经常碇泊汇聚之所，外国船员讹读“凤浦”为“黄埔”（Whampoa），于是，“黄埔”之名日著，而原“凤浦”称谓反而日益淡化，最后被“黄埔”一名完全取而代之。 黄埔村的黄金时代是在清代被辟为广州外港时期。明代以后，兴旺近千年的广州对外贸易外港扶胥镇（波罗庙），由于“淤积既久，咸卤继至，沧海为田”（清代《波罗外纪》）的自然条件变化，扶胥镇对外贸易地位，逐渐为琵琶洲（包括黄埔）所取代。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说，此地早在南宋时期已是“海舶所集之地”。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琶洲塔（也叫“海鳖”塔）就是为海舶导航而设，至今仍屹立在珠江畔。洲东南的黄埔村，清代被指定为广州外港之后，更是商船云集，舳舻相接，兴旺发达。 根据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记载：外国商船均驶澳门，在澳门聘用一名引水，再雇用一名通事和买办，并领到粤海关颁发的红牌（印照）后，才准进入虎门。③船在虎门经过丈量，方可进入黄埔港水域。到黄埔后，必须向设在黄埔村的税馆缴清一切税费，才能开舱进行贸易。曾于1826年来广州的美国人亨特写道：当时黄埔已是一个拥有“数千居民的大镇。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同外国船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④。每年来广州进行贸易而停泊在黄埔的外国船，据《远东国际关系》一书记载，1789年，“停泊在黄埔的有英国船61艘（计东印度公司船21艘，港脚船40艘），美国船15艘，荷兰船5艘，法国船1艘，丹麦船1艘，葡萄牙船3艘，共计86艘。”同时有六个国家的近百艘船在黄埔汇集停泊，黄埔村港昔日之盛况，可以想见。黄埔村港的进口货值，在当时广东对外贸易的进口总值中占很大的比重。据武育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统计，以1817年为例，广东是年对外贸易的进口总值为23488440元，而通过黄埔港的进口值就有19711444元，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以上。黄埔村港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正由于黄埔村港是当时对外开放的港口，外商、船员云集，此地居民有机会较早地接触外国人，当地居民出洋经商、谋生，较早和较多是很自然的。据黄埔村人反映，黄埔村先后共涌现有48个大小买办。19世纪中出现的第一个大买办、广州十三行巨擘天宝行的创立者梁经国，就是出自黄埔村梁姓。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对外贸易的首要地位逐步为上海所取代。黄埔村港的重要地位也因此而衰落。同时也由于本身自然港口航道逐渐窄浅，缺乏港口设施，不适应于航运业的发展，加以船运吨位越来越大而被淘汰。大约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黄埔海关被迁至长洲岛北岸的扯旗山麓后，长洲岛便发展成为新的港口，但仍沿用“黄埔”之名。被称为“黄埔新埠”⑤。于是，黄埔村古港便失去港口地位和昔日的繁荣，历经百余年的沧桑变化，昔日的古港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此次我们在实地考察发现，其古港残迹仍依稀可辨。 我们在实地考察调研中，发现黄埔村并非一般的中国农村模式，而是中国古城镇的格局。今天虽已沦为广州市郊的一个农村，但黄埔村于今仍保留过去的街、坊、里、巷的建置名称。黄埔港镇除现有黄埔村外，还包括今天的石基乡。当时全镇划分为十二坊，这十二坊的名称是：申明居、盘石、石门、碧沙洞、柳塘、大道、泰来、西浦、北浦、松庆、宾日、太平。同时还有街、里、巷的建置，如汇源街、敦庸街；太平里、青云里；副魁巷、桂芬巷等名称。昔时黄埔港镇有东市、西市之分，东市即今黄埔村直街，西市在今石基村的海滂街。很显然，这是昔时商业汇集之地。这里的洪圣王殿、天后圣母宫和城隍庙之设，乃是中国古港口城镇之特征。洪圣王和天后圣母都是海神，是沿海港镇人民经常出海和过洋贸易谋生，为祈求海神保佑而设立供奉的。今石基乡沿海堤岸原酱油码头的“海滂街”，顾名思义，即海滨街道，是黄埔古港最繁荣的一条街。设在这条街上的海关和酱油铺，遗迹可寻。街上还有铁铺、木铺和石铺，是专为来往海舶提供服务的。还有与黄埔古港隔江相望的马鞍岗，据说是有清一代在广州死去的外国官员、商人、海员的墓地，被称为“蕃人�”。可见，今日的黄埔村（包括已分村的石基乡）就是昔日盛极一时的黄埔古港。胡璇泽在新加坡开办“黄埔公司”，而后被人称为“黄埔先生”，盖因家乡黄埔村而得名。而今长洲岛的黄埔港也是黄埔村古港的延续和发展，“黄埔”之名源自黄埔村。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注释： ①有关新加坡华侨记述见黄倬汉编译《冈察洛夫笔下的华侨》一文，载《东南亚学刊》，1998（5）。 ②袁为祚：《琶洲海鳌塔记》，见任果《番禺县志》卷十九、艺文二。 ③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四章。 ④〔美〕亨特：《广东番鬼录》，林树惠译，13页。 ⑤赵立人、黄伟：《黄埔港的变迁》，载《岭南文史》，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