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来历英文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样直接知道同一个字历史上的发音。幸运的是，在汉字（特别是形声字）、诗歌的韵律以及对外国人名的翻译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上古汉语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汉语 这种汉语使用于隋朝、唐朝和宋朝（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语。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说的是文学作品 。至于新闻报道、 政府文告、公文、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用的文言。这一方面是传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言文有简括的优点。这种情形，就全国范围来说，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给白话文。除了打电报和有意拟古以外，没有人再写文言了。 上文指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无论从句法上或词汇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来说，书面语句式除了跟口语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从文言来的,后来渐渐融化在书面语里,成为书面语句式的一部分。例如“进行、加以、予以、给予”是书面语用得十分频繁的几个动词。这些动词原来的意义已经虚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双音动词前边以适应句法和节奏上的要求。这种句法构造来源于文言。“进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议处），“加以”的前身是“加”（严加管束），“予以”和“给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边必须跟一个单音副词配合，造成双音节构造，后边的动词也必须是双音节的。在现代书面语里，这几个动词都双音节化了，后边还是要求跟双音节的动词，语法上的制约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书面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曾经从旧白话小说的语言里继承了一些句式。这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例如“在＋处所词”的构造可以放在动词前头（“在台上坐着”），也可以放在动词后头（“坐在台上”）。在北京话里，前置的“在”用“跟”、用[āi] 或是 [tǎi]，后置的“在”用[·tə]，都不用“在”。用“在”的说法是从旧白话小说里继承下来的。 有些书面语句式是受外国语（英语、日语、俄语等）的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作品）的影响产生的。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影响全部书面语句式的重要语法现象作为例证。上文曾经提到，汉语里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句子的主语往往可以不说出来。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没有主语。现代口语和古汉语都是如此。可是现代书面语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语。如果没有，就会感到结构不完整，逻辑上不周密。这显然是受了印欧语的影响。 书面语在词汇方面的特点是双音词的比重大。书面语双音词除了从文言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纪末叶以来100多年间新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如经济、干部等），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创造的词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语素 （书面上就是汉字） 造成的复合词。这种构词方式是能产的，生命力很强。 汉语是精确的。记得在本人早年读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堂而皇之地写着：“走拼音化道路是汉语的必然趋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理由便是，英文可以打字，而汉语不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的键盘输入速度已远远超过英文，而且速度还在不断快速提高。可英文输入呢？却似乎滞步不前了。[编辑本段]汉语的发展 汉字的构词法巧夺天工。词头前缀、词尾后缀是英文常用的构词法。 Saccharose(糖精)和Saccharomycetes(酵母菌)有相同的拉丁词头，但记住它们即便对英美人士也非易事，至少我测试过的几个母语是英文的工科研究生是这样。一维的串状结构是导致其不醒目不明了的直接原因。试问读书至研究生，连酵母菌与糖精都不知道，又该叫人作何感想呢？ 用汉字组词描述起来简洁明了。即便是没吃过糖精、没用过酵母菌的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也明白糖精可能是糖的“精炼部分”，比糖更甜(尽管这不确切)；酵母菌是“一种能引起发酵的细菌”。但英文就不能如此简单地组词，即便组出来也恐怕令人难以接受：糖精=Sugessece="Sugar"+"Essence"(“糖”与“精”合起来)，酵母菌=Yeabacteria="Yeast"+"Bacteria"(“发酵”与“细菌”合起来)。这岂不是太不像话了？ 与拼音文字一维串状前后缀构词法不同，汉字是通过二维方式构字的。例如： “人”在无门的四堵墙内便成了“囚”； “木”在无门的四堵墙内要受“困”； “露”--下“雨”天在大马“路”上要暴“露”在雨水之下了； “米”(与粮食有关)“唐”(表声)=“糖”； 柴“禾”上长“草”=“菌”； “木”“林”“森”——分别是tree、woods和forest的意思，但比较之下哪一种构词法更好？答案一目了然。 在当今的英语社会，早期英文造字所遵循的拉丁词根早字法也已逐渐被甩开了，类似以上造的Sugessece，Yeabacteria可一点都不是笑话，日常生活中天天都有。商店里不同品牌的巧克力、糖果总会有不同的名字，有些名字在字典里找不到，它们会随某个厂家的某种巧克力糖的产生而产生，消亡而消亡。当一个澳大利亚人读到这个词时，他不会意识到这是北美某个地区的很受欢迎的一种糖果，多半只能和中国人一样摇摇头罢了。 信息科技时代偏爱汉字。不知您是否了解《模糊数学》、《模糊控制》或《神经网络》等新学科领域？如果接触过，您便会理解人类的艺术、哲学、感觉看似不“精确”，但实为目前它们超越了当今人类的知识水平所能精确描述的范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它们逐渐会被人类以全新的知识结构所精确地把握，以上所举的新学科只是这一新知识结构序幕的小插曲。汉字集中体现了东方艺术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之所在。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它的智慧我们尚不能完全认识，对它的发掘方兴未艾。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的，毕竟15年前也没有人意识到传统汉字出版业要被淘汰；10年前的人没有料到汉字的输入会比英文快，而且还会更快；5年前的人没有想到传统的报业媒体会被逐渐淘汰，《南方都市报》会与百年老报《大公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互联网上抢码字新闻。谁又不敢断言若干年之后汉字编程不可能或不如英文呢？ 汉字是灵活的，但需要灵活的人使用；汉字是聪明的，但有赖于聪明人的开发；汉字是充满智慧的，需要有智慧的人认识到她的价值。为汉语骄傲！更为坚信汉语时代即将到来的中国人的热情与信心而欢呼！

关于英文“CHINA”一词的来历，一直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来源于瓷器一词，因为在英语中，中国和瓷器都是“CHINA”。另外，也有人认为，“CHINA”一词的产生与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有关（英文中“秦”的翻译是“CHIN”），还有一种观点则把“CHINA”与茶叶挂上了钩。 据新华社杭州11月7日电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周启澄6日公布了他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这位精通多种西方语言的博士生导师通过对西方语言演变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认为“CHINA”（中国）一词来源于中国的丝绸。 周启澄教授是在6日举行的《中国古代纺织品研究》国际学术报告会上，向与会的国内外考古专家发表这一研究成果的。 周启澄教授从西方语言演变历史以及中西方文明交流史的角度进行考证，认为“CHINA”一词来源于丝绸。 按照欧洲语言的演变历史，周教授对丝绸与“CHINA”一词之间的关联作了解释。他认为，在希腊文明时期，中国的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欧洲，于是希腊文中也出现了“丝”这一词汇，希腊文中“丝”的发音与中文相近。随后，在拉丁文中，“丝”的发音已经基本与以后“CHINA”的发音相近，在法文中，“丝”的拼写则为“CHINE”，与英文“CHINA”的发音与拼写已经非常接近，最后再从法文正式“过渡”到了现在的“CHINA”一词。 教授还找到了其他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英文在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翻译中，中国被译成“SINO”，这与拉丁文中的“丝”比较接近，而在印度语中，“丝”被称为“CINA”，后来口译成“支那”。 周启澄认为，丝绸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种载体，在西方人眼里，丝绸是中华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因此，英文中“中国”的翻译“CHINA”源自丝绸就顺理成章了。

不一样，古代的汉字读音跟现在的普通话标准读音不一样，语言发展的趋势是音素越来越少，今天的汉语发音完全可以用拼音概括今天英文字母是由远古时代的腓尼基人创造的。以前的汉语拼音也有不用英文字母的，用的是该音节同音字的草书，日语的平假名也是这种性质，现在统一成英文字母，其实跟英文本身也有很大差别，中国人觉得汉语拼音的发音很容易，跟英语很相似，外国人就难了，在他们眼里拼音跟英语差十万八千里。日语也有英文字母，叫“罗马音”，只不过他们是直接用英文发音来注音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 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陶瓷”。中国的特产是陶瓷，所以外国人就用这个词来指代中国了。

最近看到《全球通史》，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说道中国的西方名字（China）由秦（Ch'in）而来，不知道是否是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原来一直以为china来源于瓷器(china)一词。要我来判断的话，我觉得China一词来源于秦更为可信，基于以下几点：1、东西方瓷器的交流直到唐朝才兴旺发达，以常识来看，在一个语言环境中，某一具体事物被另一具体事物替代说明的时候，一定是替代品非常常见，唐朝时期中国瓷器才在西方比较普遍，但唐以前已经出现了China的叫法了；2、从直觉上来讲，china源于秦的汉语发音更为可信中国 有趣的是China（中国）一词并非中文字。 牛津英语字典（OED）上说，China一词最初出现在2000年前的梵文中，它以多种形式在几种亚洲语言中出现。 最早使用它的欧洲人是马可波罗，英国人最早引用可追溯到1555年。 美国基督教会词典给出了这词的来源，它是一个不正规的名字，指的是在公元前3世纪统治中国的秦朝的名称。 china （瓷器）的来历 世界瓷都地处昌江以南，俗称昌南（china的谐音），所以china有了瓷器的意思。昌南后被宋代皇帝改名为景德镇，与佛山镇、朱仙镇、汉口镇并列为我国四大名镇。关于瓷器，有俗语说：身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富人藏瓷，穷人藏陶。陶器以江西宜兴镇紫砂陶最为出名

来历一：欧洲一些国家称中国为“China”、“Chine”是源于“秦”（Chin）。英文“瓷器”（china）一词则是由“China”一词派生来的，而不是“China”是从“china”派生的。

来历二：早在东汉时期，古人就在昌南（现在的景德镇）建造窑坊，烧制陶瓷。到了唐朝，青白瓷晶莹滋润，有假玉器的美称，并大量出口欧洲。在欧洲，昌南镇瓷器是十分受人珍爱的贵重物品，欧洲人就以“昌南”作为瓷器（china）和生产瓷器的“中国”（China）的代称。

扩展资料

“中国”叫法的由来：

“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中国”一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则成了专指我们国家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china

你的问题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正在争论的问题。汉语起源于直接拟声（象声）。章炳麟(1868-1936，号太炎)在他所作《国故论衡•语言的缘起说》中主张：“语言不凭虚起，呼马为马，呼牛为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并找出了汉语中的许多象声词作为例证：“何以言‘鹊’？谓其音‘即足’也（按‘即足’为反切法表音）；何以言‘雀’？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现在大家都承认汉语中有不少象声词，“象声说”是语言起源理论之一，但象声只能指称发声的事物，范围有限，非发声事物如何指称？ 最早用例证说明汉语词字‘音近义通’现象可能是梁启超（1873—1929)。他在1921年写的《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十六，p.37，中华书局，1936) 一文中列出了许多说明‘音近义通’的例证，如声旁为‘戋’的十七个字“皆含小意”，“凡用‘Dee’之一音符所表示者，总含有在下之意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以上所举八十三语皆以‘M’字发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两原则概括之：其一，客观方面凡物体或物态之微细暗昧难察见者或竟不可察见者；其二，主观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观察不明之状态者。”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间接拟声（音义联觉）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