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非洲
武丁(?-公元前1192年),子姓,名昭,商王盘庚之侄,商王小乙之子,商朝第二十三任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史称“武丁盛世”。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庙号高宗,死后由其子祖庚继位。武丁(商朝第二十二任君主)个人生平商代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后人又称之为武丁大帝。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继承王位武丁是商王盘庚的侄子,商王小乙之子。相传,武丁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平民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艰辛,与下层民众比较接近。武丁在位前,是一个“旧劳于外,爱暨小人”,武丁长期在外,不能不认为是小乙的有意安排;马融曾说,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劳苦于外,与小人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公元前1251年,商王小乙去世,武丁继任商朝君主之位。武丁继位后,想要复兴商朝,但没有得力的大臣辅佐。武丁因此三年不说话,将一切政事交由冢宰决定,自己则观察国家风气。即位之初武丁继位之初,朝中并非无人可用,《尚书·说命中》:“台小子旧学于甘盘。”《史记·殷本纪》:“帝武丁即位……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可见,除旧有的官僚体系外,武丁既有可托政事的冢宰,又有可以师事之的甘盘,并不缺乏治国的人才。后来,武丁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说尽力辅佐武丁,将商朝治理得很好。史籍中多有记载:《墨子·尚贤》:“昔者傅说被褐带萦,庸筑于傅岩,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于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孟子·告子下》:“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国语·楚语》:“昔武丁能耸其德……而又使以梦象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朝夕规谏。”《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商大治。故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武丁利用“梦帝赉予良弼”的策略提高了傅说的宗教地位,同时也极力提高傅说在行政系统中的地位,称傅说“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使之成为权力系统中的关键人物。加强王权武丁利用傅说进行强化王权的同时,也在理论和制度上对采取了集中权力的措施,集中王权的方法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尚书·说命》中比较详细的记载:一是强调“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的君臣秩序。二是改革用人制度,加强商王对官员的任免权。“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建立任人唯能、任人唯贤的规则,力图改变盘庚所强调的“惟图任旧人共政”的用人模式,“最终取得了对官吏的最终任免权”。这实际上是对旧贵族在任职特权上的否定,大大加强了商王选拔官员的自由度,对王权的加强具有积极的意义。三是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权掌握到商王手中。商代前期与王权对立的贵族主要是依靠神权,《尚书·君》:“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所以列举的权臣皆是“格于上帝”的巫师,神权构成对王权的主要威胁。商代的神权最主要表现于祭祀权,研究表明,武丁前期的祭权十分分散,多种非王卜辞都有频繁祭祀祖先的记录,有的甚至祭祀商王的远祖。针对这种情况,武丁提出:“黩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对祭祀进行改革。武丁时期,特别是通过对土方、舌方和羌人等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不仅消除了边患,有利于边疆的开拓和发展,而且通过战争掠夺了大量财物和奴隶,从而又促进了商代奴隶制社会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庙号高宗,由其子祖庚继位。个人简介武丁,生卒年不详,小乙子。小乙死后继位,在位59年,病死,葬于殷,一说葬于今河南省商水县长平。相传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平民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艰辛。继位后,勤于政事,任用工匠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出土的武丁时期甲骨卜辞有“中师”之名,当是开创军队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也有认为是初建右、中、左三师。鉴于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边地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西北边安全,乃采取各个击破之策,多次遣将发兵进攻,又亲自统兵出征,终将鬼方、土方征服。发重兵击败羌方,俘获大批羌人充为奴隶。统兵南征,深入荆楚之地,击败荆楚军,俘获甚多。还出兵征伐夷方、巴方、蜀及虎方等。对周边方国、部族的战争,拓展了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在位59年而卒,祀为高宗。历史评价武丁是历史上一名君,武丁之道指贤明的政治。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国势就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武丁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国力趋于鼎盛,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是商朝的第23个国王。据说,武丁年少之时,父王小乙为了其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就把他派到外地观省民风、增长见识和锻炼才能。于是,武丁来到黄河两岸,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接触大量的平民和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有个叫傅说的贤人,是个奴隶,他在参加修建工程时,被掌管该项工程的百工发现,向武丁举荐。武丁亲自去面见这位贤人,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奇才。武丁为了任用傅说为相,三年不管事,自称梦见圣人,并画出傅说的相貌,令百官去寻找。殷人信鬼,武丁以此方法举傅说做宰相,贵族们便不敢反对。事实证明,武丁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自从傅说被提拔为相后,一心一意辅佐武丁,帮助武丁大力振兴政治、经济、文化,缓和了奴隶的对抗,商因此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此举在带来了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战争同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武丁的大规模战争,为商朝几百年的基业过早唱起了日暮时分的苍凉之曲。武丁中兴既是商朝兴盛的顶点,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开始。晏婴《晏子春秋》:夫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左丘明《国语·楚语》: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国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孟子《孟子》: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司马迁《史记》:①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张温:昔高宗以谅闇昌殷祚于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声贯罔极。为政举措政治封官对新的领土,或直接封给征伐的将领等,如象雀就被封为“雀侯”;或封当地臣服的氏族方国首领为侯伯,象犬侯、祝伯等。甲骨文中被封的侯有五十余个,伯有近四十个,数量不少,这一方面也可说明,被商征服的氏族方国何其多。此外,臣服于商的氏族方国,对王朝不仅有贡纳义务,还经常奉命征伐,象仓侯虎曾奉王命伐免方,侯告也奉王命伐夷方等。联姻商朝的统治区域,以现在的河南为中心。商朝的统治区域,以现在的河南为中心。甲骨文中常能见到商王族与氏族、方国联姻的事。一般是商先通过征伐使之臣服,然后再联姻,或娶诸侯之女为妃,或将王室之女嫁于侯伯等。这对巩固商与诸侯的关系,加强国家一统的力度,还是颇有成效。纵观中外历史,联姻都是国与国联络的一种重要手段。筑城在征服的地方建筑城邑,后可能再武装殖民,甲骨文中就常有“在麓北东作邑于之”此类的记载,这是对统治新的疆域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当时,商四周的氏族方国不少还处于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阶段,武丁此举,实际上也算是在这些地区播撒文明的种子。军事武丁鉴于朔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边地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朝西北边安全,于是采取各个击破之策,多次遣将发兵进攻,又亲自统兵出征,终将朔方、土方征服。用长达三年时间平定鬼方。发重兵击败羌方,俘获大批羌人充当奴隶。统兵南征,深入荆楚之地,击败荆楚军,俘获甚多。还出兵征伐夷方、巴方、蜀及虎方等。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战争,拓展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促进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对土方之战卜辞记载有一次土方曾入侵商朝北部附属小国沚,沚君只好派人向武丁求救,五日之内连续报告好几次,可见当时情况之危急,与土方的战争最后以商朝的胜利而结束,在武丁以后的卜辞中已不见土方的名字。对鬼方之战鬼方是比土方更偏北的一个游牧民族,是后来强大的匈奴民族的祖先,武丁时期对鬼方的战争进行的特别激烈,持续时间也很长,最后以商朝胜利而告终,不过,从以后匈奴的发展来看,武丁只是暂时将鬼方驱赶而解除它对商朝北部的威胁,并没有彻底击溃。对羌方之战羌方是商朝西部的一个部落,主要活动在今陕西西部及甘肃一带,地广人众,十分强大,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部落是北羌和马羌,他们与商朝的关系和战不定,卜辞记载,武丁对羌方的战争,一次就曾调动一万三千人,商朝人俘获的羌方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成为生产者,上至方伯,下至一般的羌民的绝大多数,都在商王频繁地祭祀中充当敬献给神灵的牺牲。
石语angeline
1959年5月7日,张爱珍出生在高平市河西镇官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父母出于对女儿的珍爱,为她取名为爱珍。这一天,她开启了自己的人生大戏。 张爱珍的父亲张东林,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党梆子票友。在家乡的业余剧团里,父亲是艺术全面的业务骨干。小爱珍和哥哥冯来生,从小就浸泡在这个业余剧团里,跟随父亲看戏成了他们兄妹童年时的最大快乐。 哥哥冯来生是个音乐爱好者,一次,他在家中拉胡琴,见爱珍和几个同龄孩子在院里玩耍,出于无意,他把这些孩子叫进家,让他们每人唱一支农业学大寨的歌曲。突然发现张爱珍音调准确,嗓音宏亮,能随着胡琴伴奏一起唱。这意外的发现,使冯来生惊喜万分。尽管爱珍当时只有6、7岁,由于不理解歌词的意思和吐字不清,把“粮冒尖”唱成了“两毛钱”,但凭着一个音乐爱好者的直觉,他感到妹妹具有音乐天赋,且有一副好嗓子,将来准是块唱戏的料。 张爱珍天生爱好唱歌,那时,村里的高音喇叭里经常播放郭兰英演唱的“清凌凌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等歌曲,她就是这些歌的忠实听众。学会了就唱,并且唱得甜丝丝的。村里的人们夏天乘凉时,爱把她叫来唱几曲,冬天聚在一起闹红火,也少不了让她唱几首。每逢此时,平时少言寡语的小爱珍,心里也是乐滋滋地,俨然一位小歌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岁时,她失去了母亲;之后哥哥娶亲分出去单过,家里只留下了父亲和她两个人。为使父亲劳动之余不再操劳更多的家务,她用自己柔嫩的肩膀挑起了母亲留下来的家务重担。她的童年就是在上学、做饭、喂猪、洗衣、打扫中度过的。直到今天,每每回想起那段日子,她都会感慨地说,大概从母亲去世那时起,她的童年生活就已经结束,也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句号。 1972年,高平县青年文艺培训班招生,在哥哥的劝导下,她报名参加了考试。她穿着平生第一次买来的塑料底鞋,走在城里的柏油马路上,脚下发出“叭、叭”清脆的响声,她兴奋极了…… 考试分演唱和道白。演唱主要是考高音,这是她的强项,她自然不怵。道白却是她的弱项,当时的道白考试要求考生说两句话,一句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另一句是《阿庆嫂》中阿庆嫂的说白“倒落下话把儿(ba'r)了。” 由于她的高平口音,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舌尖音和舌后音不分,撮口呼和齐齿呼不分,又不会儿化音,这着实让这个说了十三年高平话的小姑娘为难了。为了能说得尽可能标准,她就在经常读错的地方画上圆圈,查字典,标上拼音,努力去读。到了考试时,其他人都是用高平口音说了这两句道白“我们的文学(xie)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倒落下话把(ba)儿(er)了。”只有她说得比较标准。经过一番努力,13岁的她被录取了,苦涩而甜蜜的从艺生涯开始了。 从此,定林寺里多了一位高挑而瘦弱的女孩,晨曦未露急起身,夜幕低垂人未归,踢腿、劈叉、下腰、拉顶……最让她头疼的就是拉顶,她始终不能完成这个动作。老师对此一点也不迁就,硬让她练,在老师的坚持下,她终于做成了这个动作,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随着她的倾斜倒地,和她在一起`练习这个动作的其他学员也 “扑通、扑通”地纷纷倒下。 初生牛犊不怕虎。还在培训班时,一次在农村演出《杜娟山》,观众陆续进场了,而饰演柯湘的演员突然病了,不能上场,她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手戴镣铐的柯湘上场了,唱得入情入戏,“冲开这……”边唱边做着动作,由于用力过猛,镣铐一甩,竟甩过头顶到了身后,情急之中,两脚迅速一抬,身后的镣铐又回到了前面。 她边讲边演示,嘻笑声充满了屋子。 “我到剧团里排演的第一出戏是现代戏《蝶恋花》,在剧中饰演杨开慧。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专程到北京观摩学习由李维康主演的京剧《蝶恋花》。她精湛的表演、优美的唱腔大大打开了我艺术的眼界。回来后,结合上党梆子的特点,在人物的身份、气质上狠下功夫,终于使这个角色的演出获得成功。当时在高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演20余场。晋东南地区文化部门的领导,亲率地区三团一校人员前往高平观看演出,戏校全剧照搬。”1981年,生活中的“蝶恋花”有了结果,这一年,她不再是孤身一人,她结婚了。 丈夫张建国和她是培训班时的同学,两人同窗4年,志同道合。张建国也是农民的儿子,忠厚、纯朴、为人正直,原来学表演,后来改学音乐,与她同年从培训班毕业后,同时被分配到高平人民剧团担任乐队演奏员。 1983年,儿子出生了。看着自己的儿子,她内心体验到了一位母亲说不出的快乐;但儿子的到来,也给增添了许多新的困难。演员的生活不固定,成年演出在外,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得带着儿子下乡演出。 有一次,她在高平青年团下乡演出时发高烧,当时还奶着5个月大的儿子,连医生都说她当晚不能参加演出,可后来,她硬是让医生想办法把体温降到38度,保证上台为观众演出。演出后连夜被送进医院。5个月大的孩子却因她发烧没有奶饿了两天,那时候,观众在看她的戏,而孩子却饿得直哭。回到高平住院后,奶奶抱着孩子来回往返走5里多地,还是吃不上奶…… 世上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张爱珍她也是个贤妻良母,可她为了剧团,为了事业,她只能这样做。 如今,为了能更好地照看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张建国离开了剧团,在职业技术学院当了教师。这也减轻了张爱珍的负担,演出时再也不必为孩子担心;在家休闲时,同样可以静心地唱、练、琢磨台词,此时,他还是她的顾问兼第一观众。 不知谁曾和我说起过“完美家庭是成功人生的一半。”可以说,张爱珍的完美家庭成就了她的事业。“1978年,我演出了平生第一部传统戏《英台抗婚》,我扮演祝英台。上党梆子传统戏中本无此剧,是高平县上党梆子剧团根据川剧《柳荫记》移植改编而来的。这是文革期间禁演传统戏之后,上党梆子恢复上演的第一个传统剧目。并且在短短的1个月内,就将此剧搬上了舞台。那一年,我才19虚岁。”在培训班学习期间,传统戏尚属禁区,因此,她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传统戏的表演。为了演好这部传统戏,她从青衣的手指、提鞋、走脚步、跑圆场开始,一招一式都虚心向老艺人学习;也曾自费到太原,向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和肖桂叶老师学习水袖功夫。短时间内,她就掌握了戏曲身段的基本功。上党梆子的表演,比较粗犷、豪放,追女性求粗线条、大轮廓,强烈明快,但她在《英台抗婚》中扮演的祝英台,却别有一番韵味,着眼于刻划人物的微妙心理。因此,《英台抗婚》演出后,观众和领导对她塑造的祝英台反响不错,这是对她的鼓励,是一个好的开始。 学无止境。为了更广泛地吸取上党梆子的优美唱腔,她又开始学习上党梆子名角吴婉芝的唱法。上党梆子名剧《皮秀英打虎》是吴婉芝老师的成名作,为了排好这出戏,她把吴婉芝老师“文革”前演出所灌制的唱片找来,认真地听,反复地学。为得到真传,她登门拜访,拜吴婉芝老师为师。吴婉芝老师热情地接纳了她,收她做徒弟。临走时,吴老师还以师徒的初次见面礼,送给她一身布料,一条裤子。吴老师不仅教她唱,还在生活上给予她关心,所以,张爱珍说:“我们师徒既有师徒缘,更系母女情。”在以后的排戏中,她都要向吴老师请教,特别是排演《秦香莲》一剧,吴老师给予了她许多指导。当吴老师病逝后。她深感悲痛:“声声泣哭先师鹤鸣,句句缅怀泰斗恩泽。”“上党梆子是一种传统艺术,但也需要创新。演员不仅要唱戏,更要唱情。《杀妻》就是对上党梆子唱腔做了改革之后推出的一部戏。我对《杀妻》的表演体会是,第一要分清段落层次;第二要抒情动情;第三要张驰有度,自然流畅,一气呵成。”1984年,张爱珍还在高平县上党梆子剧团时候就开始演了,那时候的本子和当今的不太一样。1986年调入晋城市上党梆子青年团,重新加工了这出戏,王玉莲仍由张爱珍扮演,吴汉改由张保平扮演,所不同的是,原来吴汉的扮相为武生,张保平则改为须生(吴汉改画红脸,上党梆子旧称红生),在这一年的山西四大梆子青年团调演活动中,张爱珍和张保平双双荣获主演金牌,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尤其是《杀妻》的最后大段唱功戏,每次都震撼着观众,被深深地吸引。当时的场景是,观众席上一片安静,人们专注凝神,多少人泪流满面都忘了擦一下……”(——原晋城市上党戏剧院院长、国家一级作曲吴宝明语)调演结束后,上党戏和《杀妻》在省城引起了很大轰动。各种评议和反响也特别多。有“声震晋阳大地”之说,有“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的范例”之说,有“看了戏叫人‘心神为之一震,耳目为之一新’”,“上党戏变好听了,变好看了,再不是过去的‘圪吵吵’戏了”,还有不少人说“过瘾啊,着实让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家乡人扬眉吐气一番”、“咱上党人和人谈戏时,头也能抬起来了,胸也能挺起来了,咱的戏、咱的演员再也不比别人差了”等等。之后,《杀妻》在全国声腔学术讨论会、东北拍电影、进京演出时均获得了很高评价。至今,这出戏常演不衰,粗略估计,《杀妻》演出已达1000多场。 1991年,张爱珍到北京参加梅花奖评比演出时,参评剧目就有《杀妻》,只不过吴汉改为郭孝明扮演。她和郭孝明是长期合作的舞台搭档,在北京演出时,他俩的表演珠联璧合,征服了北京的观众。张爱珍在这次梅花奖评比活动中,荣获“梅花奖”。在上党梆子戏曲史上,获得全国艺术大奖的,她和同年获得“梅花奖”的吴国华,属首得殊荣者。 1995年,由张爱珍演唱的《杀妻》唱段“窗前梅树是我友”获得了中国唱片第3届金唱片奖。这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奖项之一。在山西省,第1届是艺术大师丁果仙得了这项大奖,第2届没有,第3届是张爱珍和王爱爱。一个演员的好坏,观众和戏迷是评价的标准。张爱珍每次演出都非常注重和观众的感情交流。这样,每一场演出以后,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启发。演出时,常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观众和戏迷到后台来和她说唱说戏。有一回,在乡下演出《唐太宗游春》,郑青宵里面有一句唱“原来是寒风飒飒戏门环”,唱到这儿,观众说:“不要唱了。”她停了下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观众说:“就唱这句,我们还想听这句。”她就又唱了一遍,观众又叫,说:“不要乐队伴奏,就要听她干唱(清唱)。”受了这句唱腔的启发,把它又用在了《杀妻》“戏门环”唱腔里面。 正是这一点一滴的积累,才有了她日后的成绩。“如果说《杀妻》使我在唱腔艺术大大地提高了一个层次;那么,《两地家书》则使我在表演艺术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和领悟,对艺术规律和表现有了进一步的把握,对戏曲艺术各门类的综合表现特点以及演员在舞台艺术各方面的定位与角色表演有了很深的体验和心得。”演员要想塑造好一个角色,必须先得理解人物。《两地家书》是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爱情故事的重新演绎。她首先请著名京剧导演马科来上表演课,马科详细阐述了关于角色“动作”的重要性之后,她细细惴磨她所饰演的卓文君这一人物形象,为了准确地把握她的形体语言,她向上党名家柏扶疏老师学习练毛笔字,向乐队的演奏员学习弹古筝…… 要想成功塑造一个戏曲人物,光有形体语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符合人物性格的唱腔。张爱珍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到位。有一次,戏演到了卓文君情深意切、终于盼来了司马相如的家书一折时,她处理得非常细致、准确。拿到这封信,本来非常兴奋,可打开一看,上面只有11个数字“1234567,7890”。这是什么意思?她思索着,台下的观众也看得非常地忘我,见她还没有想出来,就急急地喊出声来:“还不明白,是两个妻!”直令周围戏迷不满地对她发出了一片“嘘——”声。其实,上党梆子的音乐唱腔特点不仅只是高亢激越,不尽是阳刚,它还有秀丽、委婉、阴柔的特点。如果在一出戏里,既有阳刚又有阴柔,既有高亢又有委婉,那才是真正的视听享受。“一个演员不能稍有成绩就停下脚步,不能在这一行当唱出了点名堂就满足。只有多方借鉴其他行当的唱腔,你的唱腔艺术才能更加丰满。”《杀妻》是她冲击上党梆子唱腔艺术高峰的一次飞跃,《两地家书》则是她完善表演艺术的又一次重要的自我超越,面对这些成绩,她并没有满足,而是一直努力挖掘自己的潜力。《杨门女将》中她饰演穆桂英,增添了自己的刀马旦功夫。她说,排刀马旦戏是为了增加和开拓自己的青衣、小旦戏路。《姐妹易嫁》中她一改平时大多饰演端庄大方的正面人物,而是饰演嫌贫爱富的反面人物张素花。《斩花堂》中她饰演被奸臣陷害的忠良之女、为人正直的宋巧莲,同时在剧中还为杀害宋巧莲之父的张金香一角配唱。上党梆子音乐剧《塞北有个佘赛花》,这出戏浓缩了所有杨家戏的板本,从“七星庙”演到“辞朝”,她饰演的佘赛花,从小旦、刀马旦一直到青衣、老旦。 生活中,她的行当也是非常多,既当过剧团的领导,又是老师,还是妻子、母亲,但这第么多的行当丝毫没有影响了她的演戏。“如今,张爱珍已是上党梆子表演艺术的一个代表人物,她的“爱珍腔”广为流传,她为上党梆子做出了重大贡献。“很小的时候,我听上党梆子;稍大一些,我学上党梆子;现在,我唱上党梆子。上党梆子是我一生的最爱,我会用我的一生来演绎上党梆子。” 她看到了上党梆子当前的处境:“在我市戏曲文化发展很不乐观,陵川县、沁水县剧团已经解散,泽州县剧团也不下乡演出了。原因有5种:剧团挑大梁的演员少;演职员收入偏低;各项社会保障不到位;没钱排不出新戏;老戏老唱,观众不满意。”“为了使我市的戏曲文化得到进一步升华,扭转现阶段低谷的局面,我个人有几点建议:让一些有名气的演员挂职到各县去扶持1至2年县级剧团,为各县培养一批青年演员;让市团的青年演员自己挑大梁去闯开市场,得到充分的展示和锻炼;戏剧院组织一批作家整理创新一批上党梆子老剧目,给老剧目披上新装、换上新衣,让更多的青年观众走进剧场,去看、去欣赏美妙悦耳的上党梆子艺术;为了不使上党梆子成为‘夕阳艺术’、‘垂暮艺术’请市里尽快办一所上党梆子戏曲学校,免费招收学员,用3年的时间培养一批上党梆子后继人才,出几个小‘梅花’;调入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充实文化艺术队伍,解决他(她)们的工作生活待遇问题。同时,要培养自己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 “青训班”结业后,张爱珍走上了人生社会的第一站——高平县人民剧团,担任演员。不久,团里准备移植上演京剧《蝶恋花》,由于嗓音条件好,张爱珍在青黄不接的青年演员中脱颖而出,担任剧中的女主角,饰演杨开慧。初出茅庐的张爱珍面对这个重要的角色,既欣喜,又担忧。为了更好地驾驭这个人物,张爱珍专门到北京,观摩了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在《蝶恋花》中的表演,从唱腔到身段,举手投足、嬉笑怒骂,张爱珍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团后,张爱珍又查阅了更多有关杨开慧的历史资料,进一步加深对人物的理解,从内心感情着手,结合上党梆子的特点,在唱腔表演上狠下功夫,最终使这个角色丰满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蝶恋花》的成功也标志着张爱珍舞台生涯的正式开始。 在艺术道路上,张爱珍始终在寻求各种方式,以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技艺。1979年,张爱珍拜上党梆子表演艺术家吴婉芝为师,吴老师精湛的唱腔及表演给了张爱珍莫大的帮助,同时,也使得张爱珍在艺术水平上不断提高。随着舞台经验的不断积累,张爱珍的艺术造诣也在不断精进,由她主演的多部剧目在各种演出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她的表演也逐渐被认可和肯定。进京争夺“梅花奖”就成了她心中对艺术追求的目标。此时的张爱珍已经成为晋城市上党戏剧院第二演出团的团长,她的想法得到了文化部门和本院、本团的大力支持。1991年,张爱珍带着精心编排的《杀妻》和《两地家书》踏上了进京角逐“梅花奖”的征程。张爱珍温文婉转的独特唱腔,与老搭档郭孝明珠联璧合的舞台表演,着实征服了首都的观众,上党梆子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张爱珍如愿以偿,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梅花奖”的桂冠。“爱珍腔”也一下子成了戏曲界关注的焦点,全国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争相报道,张爱珍成功了。 多年的戏曲生涯中,张爱珍始终奔波于农村和城市的舞台之间,忙碌的工作使她无暇照顾家人和孩子,对于这位名角,家人给的最多的是理解和支持。张爱珍的爱人张建国原先和她是一个剧团的演员,后来转做行政,便有了更多的时间照顾爱珍和孩子。张建国是个十分细心的丈夫,一切有关张爱珍的艺术资料他都会分门别类,梳理得相当仔细。张爱珍有一儿一女,可能以前对孩子疏于照顾,如今工作负担轻了,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在家陪着孩子,似乎要将先前的母爱一股脑得补回来。张爱珍一家是安静的,和谐的。 张爱珍在上党梆子中取得的成就,使得她的艺术光环越发耀眼。同时,上党梆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逐渐受到了冷落,我市唯一的戏曲学校被兼并,戏曲班被取消,先前培养的戏曲人才也都分散各地,上党梆子的舞台上不再有新鲜的面孔出现了。上党梆子即将后继无人的窘境,成了阻碍上党梆子发展的最基本障碍,培养上党梆子接班人成了目前最为关键的问题。1999年,张爱珍在侄儿冯怀玉的提议下,自筹自创了“张爱珍少儿艺术中心”,就是为了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艺术人才。然而,多年来,眼看着舞蹈、绘画、钢琴等课程的火爆场面,戏曲始终无人问津,张爱珍无奈且感叹:要抓紧时间培养戏曲人才啊!作为多届省、市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张爱珍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也曾多次向政府提出改革上党梆子的方案,修建大剧院,开办戏曲班······然而,至今没有落实,上党梆子的发展之路是否还能走得顺畅,张爱珍也显得十分迷茫和无助。当前,上党梆子的舞台上还是以张爱珍、吴国华这一批八十年代的演员为主要支撑,抓紧时间培养后备人才成了振兴上党梆子首当其冲的关键问题。然而,要想全方位推进上党梆子的发展,势必要以市场为导向,对演出内容、角色体制、舞台音乐、人事制度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只有改革才会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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