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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抗战史上，有一场正面战场的战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其特别之处在于：第一，这是一场蒋委员长唯一一次没有微操的大型战役；第二，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其惨烈程度可歌可泣，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第三，这是国军各派系真正精诚合作有组织且有执行力的一场战役，其后的战役中再也没有过。
这场战役，就是 历史 书上经常提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台儿庄战役”，又称“台儿庄大捷”。
当然，第一点和第二点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因为有了第一点的原因，才有了第二点的结果。蒋委员长对微操的执着是世人皆知，但是其微操水平也是一样难尽。比如在淮海战役中有名的“飞将军”孙元良就曾经为了躲避老蒋的微操而故意砸掉电台，李弥据说也跟孙元良学会了这一招，但没卵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蒋委员长后来一看电台联系不上，就直接空投小红盒发布指令。
关于第三点，顺便延伸说一下国军的战斗力。其实，国军基层的素质并不差，这从后来第二次远征缅甸时的松山战役等可以看出，国军战斗力还是有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朝鲜战争中参战的志愿军队伍，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国军投诚过来的，仅仅换了一下领导组织，直接就成了一群虎狼之师，打出了上甘岭战役、长津湖战役等经典之战。所以，在抗战和内战中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不怨士兵不行，是那群军阀头子不行。单打独斗还凑合，只要一牵扯到友军配合作战，那基本上就是一盘散沙，谁也指望不上谁，都是打着坐山观虎斗保存自己实力的小算盘。张灵甫不就是吃了这个亏，生死关头李天霞是打死也不救，导致全军覆没在孟良崮。
所以说，国军的这种事见多了，像台儿庄战役这样，各个派系能够摒弃成见奋不顾身精诚配合的，因为实在太罕见了，所以让国人感动不已。
壹|南京沦陷之后日军选择了徐州
言归正传。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失守，日军接着就把南京拿下了。当时负责保卫南京的是唐生智。
说起唐生智，之前本来也不是负责南京守卫的，淞沪会战之后日军直扑南京，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从军事角度考虑，均不主张固守南京，因为根本守不住，只是徒增无谓的伤亡。没想到唐生智正义凛然的疾呼，说什么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岂能轻易弃守，如不牺牲几员大将，怎么对得起总理对得起最高统帅之类的豪言壮语，说的那是慷慨激昂。蒋介石一看这哥们有血性，那好，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就你干了！
然而事实大跌眼镜。日本从1937年12月10日攻城，这老兄守了两天，12月12日就撤了。问题是前一天还下命令让守军死战不能退，还把船只都提前收缴了，导致撤退时无船可用，很多人没办法跳进水里打算冬泳过江，溺死者不计其数。接着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被惨杀者30余万，其中军人就有5万多人。实在是被唐生智坑惨了。
在中日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差距巨大的情况下，打败仗并不丢人，丢人的是这种一触即溃。这就有一个很坏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误判，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导致日军更容易作出军事冒险。
比如说九一八事变吧。实际上当时日本内部对发动事变有巨大的争议，内阁认为风险太大，并不支持关东军的军事冒险行为。而结果是张小六一枪未放就把东三省丢给了日本人，这大大刺激了日本的野心。咱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东北军死守东北，结果肯定也是守不住，但是日本人对全面侵略中国的决定，不敢说没有了，但至少要延迟好几年。所以东北之后就是华北，华北之后就是上海南京，日本成了一头永远喂不饱的饿狼。
这就是投降主义最坏的恶劣影响。
咱们继续说局势。 南京失守之后，中国和日本都有点懵圈了。
对中国来说，抗战仅仅才5个月，连首都都丢了，军民伤亡上百万，日军简直就是锐不可当。首都对一个国家的意义可想而知，连首都都丢了这不是亡国了吗？一时间，悲壮和凄凉的阴云笼罩着全中国。所以当时汪精卫的投降派论调，并非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日本一样也懵的一逼，拿下南京后不知道怎么办了。
咱们不要以为日本对华开始全面战争时就做好了整个的战争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很多时候也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且日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阁和军部，大本营和驻华部队，包括各种派别，都有数不清的矛盾。从对华战争初期开始，日本国内就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个派系。
拿下南京之后，按照之前日本的设想，中国应该投降了，首都都陷落了嘛，所以都开始准备庆祝战争胜利了。但是没想到蒋委员长就是不屈服，跑到武汉去了，后来武汉陷落又跑重庆去，一边跑还一边说，“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让日军郁闷的要死。蒋委员长玩的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
于是日本人目瞪口呆，这咋不按套路出牌呢？那是继续打还是不打？日本人也是虚的够呛，“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又开始争论不休。中国面积太大了，日本的想法是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如果真的在中国陷入持久战，那对日本来说就是一个灾难。打仗就需要钱，需要石油，需要橡胶，更需要人。作为一个小岛国，物资匮乏，兵员也有限，石油更全是从美国买的，时间拖长了，这战争根本就没法支撑。
跟老蒋谈又谈不拢，日本人也没别的办法了，那就继续打吧，总不能再退回满洲去。于是， 发动大规模进攻用武力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蒋介石政府向日本投降的方针，在日本大本营达成了一致。
既然要继续打，日军参谋本部就开始选定下一个目标。当时日本大本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直扑武汉，一个是进攻徐州。
武汉是南北通衢的交通要道，是中国地理的心脏位置，战略位置及其重要。而且是工业重镇，包括汉阳兵工厂都在武汉，当时中国军队包括国军、八路军，用的基本上都是“汉阳造”。看地图我们就知道，武汉离重庆有多近，只有不到900公里，如果日军把武汉拿下，那陪都重庆也基本上够呛了。而重庆保不住的话，大西南就不用打算待了，到时候蒋委员长能跑到哪儿去？搞不好就真得去西藏待着了。
所以说，如果武汉失守，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抗战的难度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
幸运的是，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没有选择武汉，而是选择了徐州。
选择拿下徐州也不是没有道理。徐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徐州，是中国南北和东西交通大动脉的一个汇合点。什么意思呢，以徐州为枢纽，南北向为津浦铁路，东西向为陇海铁路，徐州就在这个交叉点。如果控制了徐州，不管南北方向还是东西方向，都可以进退自如。
南京陷落后，在沪宁的日军与在华北的日军，被中原所隔离。对日本来说， 控制了徐州，可以打通津浦路，就可以贯通南北，南方和北方的日军可以来去自如。而陇海线呢，则可以帮助日军西进，通过郑州沿平汉路可压迫武汉，更可向西直逼西安。
于是，日本就定下了 南北夹击徐州 的战略计划。负责北线进攻的，则是日军第二军的第5师团和第10师团。第5师团就是臭名昭著的板垣师团，第10师团的师团长则是矶谷廉介。
负责徐州会战的，则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那问题来了，作为宿敌，蒋介石为何安排李宗仁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毕竟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关系那是十分糟糕。李宗仁作为桂系首领，是当时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间，李宗仁曾五次举起反蒋大旗，三次逼迫蒋介石下台，两个人可以说是恩怨重重。
这就不得不说中国人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凝聚力。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的暴虐行为不断升级，中国民众由最初的恐惧迅速变成了激愤，民族危亡成了全中国人最紧迫的事情。包括各地的军阀也是一样，一改之前的只知自保实力的一盘散沙状态，甚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偏远地方的各路军阀，也都依附了蒋介石，听从老蒋的统一指挥。咱们看看当时各省的出兵抗战人数，就知道在抗战初期，大家都是尽了全力。作为老蒋也是一样，只靠自己的中央军去抗击日军那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抗战期间只要愿意抗日的地方实力派，都委以了重任。
李宗仁作为地方做大的实力派实力派，而且是一个坚定的抗日悍将，非常认可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所以，尽管私人恩怨难以化解，但是在国家的生死关头，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也就不奇怪了。
咱们继续说徐州的事。日军本来是打算南北夹击徐州，走南路北上的是刚刚攻陷南京的日军第13师团，在池河和淮河北岸遭到了在此阻击的桂军、东北军的迎头痛击，无法跨越淮河一步。因此，南线的日军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只剩下北线的日军第5师团和第10师团从济南出发，目标直指徐州。
徐州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如果直接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就守不住， 所以李宗仁就把防守区放到了外围，也就是离徐州60公里的台儿庄。
贰|台儿庄西北侧翼-藤县保卫战
咱们先捋一捋。台儿庄战役并不是一场单独的大会战，，只是徐州会战中的一部分。咱们这么理解吧：
临沂战役和滕县战役 台儿庄战役 徐州会战。
临沂和滕县是台儿庄的侧翼，台儿庄是徐州的外围，这几处战役都是徐州会战的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徐州。要想拿下徐州，就必须先攻下台儿庄，要想攻下台儿庄，则必须先经过临沂和滕县。这就容易理解了吧。
日军第5师团攻临沂，第10师团攻滕县，本打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然后从两边夹击台儿庄。战略计划是不错，然而在临沂和滕县都出岔子了。
中国军队阻击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日军的想象。
咱们先说一个事。当时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渠，任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渠本来是西北军冯玉祥的人，十三太保之一，是一员悍将，后来被蒋介石收买，就投了蒋介石。本来山东是作为徐州北线的防守重闸，先要在山东拦截日军的第5和第10师团，拦肯定是拦不住，至少也给敌人以重击，延缓一下日军的进攻速度。没想到韩复渠跟日本人干了几仗之后，怂了，估量了一下打不过日本人，又犯了保存实力的军阀老毛病，直接不战而逃，导致济南、泰安相继陷落。
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不仅失去了黄河天险，而且导致到徐州的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津浦线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了徐州的安全，让李宗仁的徐州会战的布防计划完全打乱。所以说，后来韩复渠被蒋介石枪毙，一点都不冤。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跑路，这不是明摆着送死吗？
韩复渠的不战而逃还造成一个恶劣的影响，那就是让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加蔑视，更加快了日军向前突进的脚步。对作为台儿庄两翼的临沂和滕县，就连普通的日本士兵，也觉得不用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
驻守滕县的，是川军第22集团军，总指挥是第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川军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队列中，属于杂牌中的杂牌，武器装备低劣，纪律也不咋地，战斗力并不高。因此由川军来驻守如此重要的据点，也是颇具争议。
川军来守卫徐州也有一段缘由。1937年抗战开始后，30万川军誓师出川，北上抗日。第一站是到太原，等川军到达山西时，太原已经失守。老蒋承诺的装备物资也没兑现，缺衣少穿的川军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立体攻击下发生大溃败，败退途中发生了不少强买强卖、侵扰军民的事。为此阎锡山把川军告到了蒋介石处，让老蒋赶紧把这帮人调走。老蒋就问第一战区的程潜要不要，程潜一口回绝。老蒋正因南京失守心情不好，一听川军都没人要，勃然大怒，就要把川军调回四川。白崇禧觉得不妥，于是就问了第五战区的李宗仁，李宗仁正好缺人，就这样，川军到了徐州。
谁能想到，就是这只都不看好的杂牌军队，在滕县打出了惊天动地的一仗。川军们以身殉国，也算是报答了李长官的知遇之恩。
王铭章的122师全师不过3000人，用的还都是四川本地造的步枪，瞄准性差不说，就这样的枪械还不能分到每人一支。就这样的一支军队，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日军第10师团。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穿着草鞋、拿着低劣武器的杂牌军，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之下，硬是在滕县把日军挡了三天半的时间，在日军轰开城墙攻入内城后，川军将士们跟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除去突围出去的少数部队，滞留在城内的小股部队与日军展开巷战，一直到3月18日，全部壮烈牺牲后，才停止了枪声。此役，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大部分的将士都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战后在武汉为滕县川军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蒋介石为王铭章题词：“死重泰山”。中共毛主席、董必武等人也联名题词致哀。
滕县守军，终于用数千热血男儿的生命，为川军正了名。
李宗仁本来命令汤恩伯派军驰援滕县守军，终因路途遥远没有及时赶到，滕县还是失守了。日军第10师团在付出2000多人的伤亡之后，终于越过滕县，目标直指台儿庄。
叁|台儿庄东北侧翼-临沂保卫战
作为台儿庄西北侧翼的滕县失守后，如果东北侧翼的临沂也失守，日军第5师团和第10师团合击台儿庄，台儿庄将很难守住。所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临沂保卫战的战况上了。
守卫临沂的是原西北军庞炳勋所率的第3军团。虽号称是军团，但实际上只有一个40军，40军也只下辖一个师，加起来只有13000人。装备也不行，全军只有8千支中正式步枪，每人一支都平均不上。庞炳勋所面对的，则是有“钢军”之称的日军第5师团2万多人，师团长正是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的板垣征四郎。
庞炳勋这个人很有意思，本来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后来投了蒋介石，因腿部受过伤外号“庞瘸子”。这个人把军队看做自己的命根子，打什么仗也不卖命，以保存实力为重，当时人称“庞瘸子逃命比不瘸的人都快”，在军届口碑确实不咋地。
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面对实力远超自己的对手，庞炳勋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刚烈勇敢。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仅仅三天，庞炳勋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40军就伤亡大半，最后连伙夫、担架兵都上了前线。部下劝庞炳勋撤退，保留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庞炳勋却说，“我年将60，一腿尚瘸，毫无牵挂。今日能为国杀敌，生而有幸啊！”面对强敌，庞炳勋坚持死守不退，已经做好了在此处殉国的打算了。
然而，实力摆在那儿。尽管庞炳勋部死战不退，却终究是实力太过悬殊，临沂已岌岌可危。在这关键时刻，张自忠率59军飞驰来援。狂妄的板垣师团本以为张自忠部从淮河过来，最快也要三天，还打算拿下临沂后以逸待劳等张自忠的援军上门送死，没想到张自忠带领59军日夜急行军，竟然在一日一夜内行军180公里赶到了临沂，从日军背侧开始猛攻。咱都知道红军有超强的急行军能力，59军这行军速度，跟红军相比也不相上下。
正在殊死抵抗的庞炳勋40军一看援军来了，士气大振，不要命的发起了反攻。板垣师团在侵华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军队如此不要命的打法，阵脚大乱，死伤惨重，连很多阵亡士兵的尸首都来不及拉，仓皇撤到了莒县。
这儿需要聊聊张自忠和庞炳勋的特殊关系。这两个人之前有一段很深的仇怨。二人最早都曾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手下，在中原大战时，庞炳勋眼看西北军大势已去，为求自保临战倒戈投降了蒋介石，并反戈一击偷袭了张自忠部，导致张自忠部实力大减，张本人也因此受了伤。所以张自忠一直对此事记恨不已，就想找机会报这个仇。没想到李宗仁因临沂危急，无兵可调，把张自忠调了过来。在国家危急之际，张自忠竟然能不计个人恩怨，舍命救援，真的是不愧为大丈夫。庞炳勋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炮火中迎接张自忠，热泪盈眶，紧紧地握住张自忠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关键时刻能摒弃前嫌携手抗敌，这正是中华民族八年抗战之底气所在。
随着孤军深入到台儿庄的日军第10师团被台儿庄守军击败，庞炳勋部和张自忠部也完成了延缓日军第5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使命。到4月20日撤出临沂城转移到沛县休整。至此，临沂保卫战胜利结束。而一辈子就知道保存实力的庞炳勋的第3军团，此战之后仅剩下800多人。张自忠的59军也付出了伤亡三分之二的巨大牺牲。
而张自忠将军，这个背负了多年“汉奸”骂名的铮铮铁汉，不仅仅在临沂保卫战中为自己洗刷了污名，终于在1940年5月16日的枣宜会战中，身中7弹而殉国。也许，自从被全国民众骂成汉奸的那天开始，张自忠就已经抱定了以身殉国以证清白的决心了。
肆|终于到了台儿庄保卫战
日军第10师团攻下滕县后，接着攻克了临城，这本来是日本大本营给北线日军规定的南下禁止线，等各路日军达到指定位置再一起进攻台儿庄。但是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狂妄的很，认为台儿庄防守空虚，不顾左翼的第5师团在临沂受阻，也不等南线的日军渡过淮河夹击，率第10师团直扑台儿庄。
矶谷廉介想的倒是挺美，此役若能胜利，自己和第10师团必将载入日本军史流芳千古。他没想到他的贪功冒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李宗仁看清了日军第10师团孤军深入想夺头功的急切心理，制定了“请君入瓮、关门打狗“的战术，就等矶谷廉介钻进来了。但是这个战术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台儿庄守军能否在一定时间内顶住日军的疯狂进攻，另一个是汤恩伯的中央军能否及时赶到台儿庄形成合围。二者缺一，都会成为巨大的失败。
因此，执行台儿庄防御任务的，李宗仁选择的是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这又是以善于防守著称的一支西北军。就是这支军队，在太原会战中扼守娘子关，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竟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中间插句话。话说西北军的冯玉祥虽然对属下的这些军官态度不太好，不是罚跪就是扇嘴巴子，但确实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将领和一批勇于打硬仗的军队。就说在这次台儿庄保卫战中，临沂的庞炳勋、张自忠，台儿庄的孙连仲，都是出身于西北军，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继续说正事。孙连仲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随即部署防御任务，中间为池峰城的31师，左翼为30师，右翼为27师。左右两翼驻守台儿庄外守点打援，池峰城的31师则是中央战场。
汤恩伯的第20军团按照计划，在津浦线稍作抵抗，就让开大道，跑到东南边的山区里去了。日军果然气势汹汹直扑台儿庄而来。之后的几天内，西北军在这儿打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战斗，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
终究日军的炮火优势发挥作用炸开了城墙，日军突入城内，31师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巷战虽然残酷，却是中国士兵最喜欢的方式。日军的飞机、大炮、重机枪比中国守军强出太多，远程作战时非常吃亏，反而是肉搏战时是日军的这些优势就没有了，大刀的优势就出来了。在危急的时刻，随时就可以组成敢死队去突击，敢死队员都是抱着有去无回的决心，整营几乎全部阵亡的情况比比皆是。
从3月23日打到28日，日军强大的火力压制，让池峰城的31师已经伤亡过半。本来跟汤恩伯约定的时间是坚守3天，汤恩伯率部赶到台儿庄从背侧夹击。一直到了4月6日，汤恩伯才赶到台儿庄。而此时，池峰城的31师已经伤亡殆尽。在4月3日的时候，孙连仲眼看第2集团军已经伤亡十分之七，就给李宗仁打电话说，“敌人火力太强，守军伤亡惨重，但是也把敌人消耗的差不多了。能否暂时撤到运河南岸修整，好给西北军留下一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听了也是悲怆不已。但是现在撤退，将前功尽弃，只能是狠心拒绝了孙连仲。
池峰城本来还抱着撤退的想法，孙连仲按照李宗仁的命令还是指令要死战到底，池峰城犟劲上来了，直接把唯一退路的浮桥给炸了。31师抱定了必死之心，不成功，便成仁。
到4月6日，池峰城的31师基本上伤亡殆尽了，眼看台儿庄就要陷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千盼万盼的汤恩伯军团终于赶到了。
4月7日凌晨，中国军队的反攻号角吹响了。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和汤恩伯的第20军团从两面进行夹击，对日军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双方展开了惨烈的巷战和肉搏战。日军最终抵挡不住，矶谷廉介下令全线撤退。中国军队仍然紧追不舍，一直把日军撵到了枣庄。
至此，台儿庄战役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结束。此役中国军队以伤亡5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万多人。捷报传开，全国各地包括海外侨胞都一片欢腾，很多大城市举行几十万人的大集会庆祝胜利。
伍|结束语
首先分析一下台儿庄战役为什么能取得大捷。咱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鉴于中日巨大的武器装备的差距，以及兵员素质的差距，双方的战力及其不对等，伤亡比例要达到5:1。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投入了29万人，日军投入了5万人，其中中国伤亡5万余人，日军伤亡2万余人。这个数据，和其它的战役相比，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台儿庄大捷能够取得胜利，第一个原因是日军的第10师团贪功冒进，孤军深入，导致总兵力不足。第二个原因是李宗仁防御部署得当，前后夹击的战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各派系能够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在各个环节都基本完成了阻击任务。
第三个原因我们要着重说一下。参加台儿庄阻击战的全部是杂牌军，只有最后包抄的汤恩伯的第20军团是中央军。这里面有川军、西北军、东北军、桂军等，清一色装备低劣的杂牌军。然而，就是这些之前在内战中以保存实力为重、一触即溃的军队，在台儿庄死战不退，甚至明知全军覆没也一往无前，打出了一场可歌可泣的保卫战。而且，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加入了战斗，以游击战的方式不断袭击敌人，让日军防不胜防，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此时，曾各自为战的政党，曾你争我夺的派系，都在抵御外侮面前，把热血凝聚到了一起。
台儿庄大捷的意义非同凡响。在抗战前途一片迷茫之际，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仿佛一支强心针，深深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这不仅仅只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为中华民族共同塑造了一座精神丰碑。全国人民都认识到，只要国人精诚团结、拼死抵抗，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增强了全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而在国际上，这场胜利也改变了各国对中国抗战前途的看法。一直不看好中国前途的各个国家，对这次胜利大为惊喜。台儿庄大捷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争取外援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信用。
“
基斯颠奴86
程思远（1908～）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政治活动家。广西宾阳人。1930～1934年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秘书。1934～1937年在罗马大学攻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8～1942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秘书，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1942～1946年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兼服务处处长、中央常务干事，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1949～1965年居住香港，曾任《正午报》专栏作家。1965年随李宗仁回北京定居。历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覃元隆（4月2日生）著名音乐人/歌手，广西宾阳人，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近年一直从事音乐创作及担纲音乐制作人，创作音乐作品多达300多首出版发行，是华语乐坛最受关注的流行音乐人之一，是广西有史以来音乐作品发行量最高的音乐人。被媒体喻为“北有张亚东，南有覃元隆”。风靡一时的韩剧《大长今》中文作词均出自其手笔。曾担任广东飞乐唱片/广东亿龙唱片音乐总监，旗下合作艺人：张真菲《雪花》、曹磊《车站》、阳一《回来我的爱》、香香《猪之歌》、杨臣刚《老鼠爱大米》、张振宇《不要再来伤害我》、爱戴《彩云追月》、S翼乐团《QQ爱》、邵雨涵《我是超级女声》等众多港台及内地艺人。覃元隆个人演唱作品：《你爱上他了吗》、《孤单的等候》、《别再逃避》等。。。覃万安 (1930-)，诗人，作家、艺术家、楹联家、知识经济企业家、经济学博士、美国世界名人科学院院士兼研究员，世界华人远程科学院院士兼高级顾问。广西宾阳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省宾中后函授广西教育学院。杨玉铭 男,1939年5月生，广西宾阳县人。广西电影制片厂一级摄影师。中共党员 。中国影协会员，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会员，影协广西分会理事。巫高云—1944年生，广西宾阳人。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家理事、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韦德洪,男,汉族,1962年生,广西宾阳人,广西大学商学院财会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南宁永凯实业集团总裁财务顾问。曾祥伟，1942年9月生，广西宾阳人。1987年广西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广西分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南宁分会副会长，广西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中心副主任，《骨科正误》第二、三册编委，《老年医学大全》第一部主编，从事骨科临床和研究工作，在小儿麻痹后遗症手术矫治、肢体延长、人工关节置换、创伤、骨折治疗等方面有精深研究。施焕中,男,1964年10月出生,广西宾阳人.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爱媛大学医学部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现任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危重症监护医学中心主任兼呼吸内科副主任.目前担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全国中青年委员和全国哮喘学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评审专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和<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编委,<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特邀审稿专家等学术兼职.1999年入选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同年被评为第四届"广西十大杰出青年",2002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自1994年开始从事支气管哮喘发病机制的专项研究，研究成果在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莫鼎新 生于1945年，男，壮族，广西宾阳人。 1969年北京大学自然地理专业毕业。现任广西科学院处长，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地质地貌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华秀馨 主任医师。女，1938年12月出生，广西宾阳人。农工党党员。1964年毕业于广西医学院。现任广西龙泉山医院心理咨询室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兰承晖LanChenghui(1945～)，广西宾阳人。中共党员。1964年9月就读于广西师大中文系。1968年至1970年在广州军区某炮团劳动锻炼，后参军到总后西北物资局从事宣传工作韦植叶(—)广西宾阳人。擅长雕塑。1953年毕业于广西艺术专科学校。历任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干部，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研究室雕塑工程师。作品有《高云涛，田继跃烈士纪念碑》、《非洲少年》、《罐舞》等。覃异之（1907——1995），广西宾阳人，黄埔军校第二期炮科毕业。参加第二次东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参加了长城抗战、保定保卫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对日作战。1949年起义。历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队区队长、二团连长、教导二师营长、五十二军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起义后，任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称天山 男，1947年12月生，广西宾阳人，书画家。毕业于师范。现任国际文人画家总会执行理事、中国新世纪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书画研究会名誉教授，曹州青年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怀素书画理事，东莞市书法家会员，大朗书协理事陆超祺，广西宾阳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评论员、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撰有通讯《党保证我们走向胜利》，评论《通过先进与落后的对比促进生产》、《思路更广些更活些》等。覃本东（1948－），侨眷，广西宾阳人，壮族，高级经济师，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企业家。自1988年担任南宁百货大楼总经理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拓创新，科学管理，经济效益连续九年居广西同行业首位，使一个当时有300多人、资产总值170多万元的小型企业变成了今天拥有2150人。资产总值6．52亿元的大型企业，跨入了全国百家最大零售企业的行列。其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劳动、人事、分配等制度的改革，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策划“南宁百货”股票上市成功。在其组织领导下，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并获准在上海证券公司发行股票，为企业发展筹措了大量资金；组建南宁百货大楼新北楼开业。为了占领黄金宝地，提高市场占有份额，由其主持兴建的新北楼校资3亿多元，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楼高10层，融商贸、餐饮、文娱为一体，属国内现代化的最大型商场之一，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大大提高，使公司形成了规模化、集团化；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取得成效。近几年来在其主持下，公司走“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的路子，搞好百货为主业的同时，发展旅游、边贸、房地产开发、建筑物业、进出口贸易、商品加工等项目的经营，先后成立310个子公司，兴办了一批实业，其中南宁时空导光纤维厂、唯尔福卫生用品厂、桂林竹地板厂等已建成投产。1995年获得国家外经贸部授予进出口经营权以来，对外贸易成效显著；重视企业管理，在其主持下，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扎实，文明经商。优质服务，在自治区内外享有盛誉。其是企业的好当家，其具有讲政治，讲正气，讲团结，顾大局，勤政廉洁，求真务实的领导风范；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法，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公仆素质；具有抓住机遇，正确判断，开拓拚搏，激流勇进的企业家精神，其领导才能和高尚人格受到广大员工的信任和爱戴。1999年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以“谦让求实，开拓拚搏”作为人生的座右铭。梁增勇 男，1947年8月生，广西宾阳县人。广西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副主任。 《广西妇幼卫生》报美术编辑。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县文化馆从事美 术创作、展览广告、舞台美术等工作。擅长水粉、风景画，亦探索油画、国画。有油画、 年画连环画作品参加省级美展展出。多次参加省以及全国大型展览会筹备工作。1980年出 版连环画《风雨芒果树》一本。代表作品有《大海》、《田园风光》（水粉画）、《鸟语 花香》（中国画）、《三月春》（舞台美术）等。1984年《大海》水粉画参加中国艺术界 名人作品展示会获优赏奖，并载入《20世纪国际美术精作博览》、《世界当代著名书画家 真迹博览大典》等，1997年《大海》获全国中原杯邀请名家作品展荣誉金奖。辞条入编《 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1998年《大海》又获第一 届“世界华人艺术大奖”优秀作品奖，并载入《世界名人录》。杨怀震，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他弃官从教，大兴学风，历任左江蔚南、紫澜书院主讲，宾阳书院主讲，终身为教育作出贡献。刘明信，广西宾州人，性敏锐、淡名利，刚直不阿。自幼酷爱中国书画艺术，曾从著名画家、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黄格胜先生学艺。画余闲暇喜读闲书、赏闲山野水。时有画作展示于国内外各种展览，雅俗不论。1989年曾于邕城举办首次个人书画展，1996年水墨画《苗寨深秋》被北京中南海收藏，近年频有画作流传海外。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南宁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李若珠，广西宾州人。武举出身。江南大营将领。蒙询 明朝广西宾州人，明嘉靖（1522－1567）举人。任承天府（湖北钟县）推官（掌管勘问刑狱之职）后提升归州知州。任职期间，曾多次向朝廷呈上奏章，要求减轻归州人民群众茶税，因此归州人民极为感激，他死后建立祀庙纪念他。（见《中国名人大辞典》）柯炽 广西宾阳黎塘人。中共党员。1949年广西黎塘开智中学毕业后自修大学中文课程，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粤桂边纵八支队二十二团文化教员，中共宾阳地委、南宁地委干事，《邕宁农民报》记者、编辑，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系统秘书、科长，《广西文学》诗歌散文组长，《南国诗报》总编辑，广西文联高级编辑，教授。1992年、1998年曾分别获广西政府有突出贡献荣誉称号和勋章。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韦贵康（1939～ ）骨伤科专家。宾阳人。1964年毕业于河南洛阳正骨学院。现任广西中医学院教授、院长、骨伤研究所所长、广西科协副主席、中国脊柱相关疾病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广西中医骨伤科学会主任委员、广西国际手法医学协会理事长。以手法治疗软组织损伤、脊柱相关疾病的方法，获得省级以上3项.科技成果奖。多次应邀到新加坡、澳大利亚、前苏联、香港等地讲学。主编或参加编写《骨伤科发展简史与医籍选》、《筋骨缝损伤》等13种著作。发表40多篇论文。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梁树英（1919～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宾阳县民族织锦厂技术顾问。宾阳人。女。长期从事民族织锦设计和织造。1957年设计制作毛主席手迹《各族人民团结起来》。1958年设计制作的《壮锦台布》，被选送北京人民大会堂广西厅陈列。1983年制作《壮锦摆芯》，获全国少数民族用品生产优秀产品奖。1984年制作《四燕被面》、《盘龙被面》，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并被列为国家珍品，收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珍品厅。1984年10月赴日本东京银座有乐町参加世界稀有纺织品展览交流会，并进行民间土布织造表演。1988年获轻工业部授予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梁瀚嵩（1884——1949）爱国将领。字浩川，宾阳人。壮族。清末就读于宾阳简局师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辛亥广西独立后，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援鄂。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在桂军中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代理师长，广西民团中将副总指挥，南宁区、武鸣区民团指挥官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邕钦前线前敌总指挥、战工团团长，第四战区宾阳民团指挥官、宾阳县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和李济深等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发动内战，1947年春与中国共产党广西地下组织建立联系，掩护中共党员，支持武装斗争。1948年2月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5月被国民党军杀害于宾阳县新梁村宅第中。1984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韦同芳（1901-1984）印度尼西亚著名华侨教育家。精通数理，擅长诗文。宾阳人。1931年毕业于交通部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获学士学位。同年去南非。1933年定居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任教于巴达维亚中华中学，直至1966年学校被当局勒令停办。林黛 原名程月如，原籍广西宾阳，生于南宁。曾就读于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49年随父程思远移居香港，在香港莱顿书院及新亚书院肄业。1950年入长城影片公司，1952年转入永华影业公司，因主演根据沈从文小说《边城》改编的影片《翠翠》而知名。后在香港永华、新华、国风、国泰、邵氏、电懋等影片公司主演近四十部影片，扮演各种类型的角色。1957年在影片《金莲花》中兼饰两角，获第四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1958年主演影片《貂蝉》，获第五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后主演歌舞片《千娇百媚》和文艺片《不了情》，蝉联第八届、第九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并获第十三届亚洲影展特别纪念奖，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为荣誉生。主要作品还有：《春天不是读书天》、《渔歌》、《金凤》、《梅姑》、《杏花溪之恋》、《欢乐年年》、《乱世妖姬》、《追》、《黄花闺女》、《窈窕淑女》、《情场如战场》、《春光无限好》、《蜜月旅行》、《亡魂谷》、《笑声泪影》、《红娃》、《银色万花筒》、《情网》、《江山美人》、《三星伴月》、《嬉春图》、《白蛇传》、《王昭君》等。1964年去世，年仅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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