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走进康复驿站

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反复不定的病情

给疫情后的心理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一名市民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往长江中抛洒鲜花，以示哀悼。图/IC

后疫情时代的心理援助

本刊记者/ 刘远航

发于总第944期《中国新闻周刊》

已经是下午四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前仍然排起了长队。这是4月5日，从大年初三开始，中心的门诊一直没有停过，每次提前一个星期放号，常常是早上几分钟就抢光了。该中心主任、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刘忠纯介绍，下周还将再增加一个专家门诊。

“阶段性的急性处理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下沉到社区，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后期干预需要政府的主导，也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单靠我们是不够的。”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相比于SARS和汶川大地震，此次的心理救助更加组织化，但与之相对应的是， 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在空间和时间范围方面都更深更广，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反复不定的病情，都给心理的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

清明公祭是社会心理的节点

在心理咨询师杜洺君的印象里，2月7日是具有关键性的节点。这一天，李文亮医生去世，社会情绪达到一个峰值。当时疫情处于最严重的时期，不同群体的心弦都紧绷着，恐慌焦虑、抑郁烦闷，以及愤怒和疑惑，都很常见。从封城的1月23日到2月5日的14天里，心理热线共接到了510个电话。

第二个具有节点性意义的时间是4月4日的公祭日。单从数量上看，咨询热线的压力在逐渐降低。3月的前10天，接到了285次，平均不到30次。而到了4月初，每天接到的电话降到了20次，相当于高峰期的一半。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封禁，清明公祭抚慰了很多民众的心理，让长久得不到回应的公共情绪有了纾解的回音。 “这是一个分界线，它给整个的社会心理一个很好的稳定剂，再到个人去承担家庭和个体的悲伤时，就会有较好的疏导作用。” 杜洺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在武汉封城当天组织开设了湖北心理热线，是湖北心协参与心理热线的首批心理咨询师之一。

武汉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期。如果说前期的援助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后期的重点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哀伤反应治疗。康复患者、逝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这些特殊人群的心理治疗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在杜洺君看来，个体有内在的支持系统，社会也有外在的支持系统。当个体的心理防线崩溃的时候，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精神堤坝。有时候，心理咨询师需要激发个体的内在潜能，但这需要社会的更多系统支持，包括政府、社区和社会力量。而在4月8日解封前后，武汉正逐步恢复，只是小区的管控仍然严格，心理的解封相对缓慢。

幸存者的愧疚与哀伤

整整一个月后，李建国才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疫情发生之前，儿子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带着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在李建国的印象中，儿子身体很好，从没生过什么病，感染新冠肺炎后，觉得肯定能扛过去。

李建国将孙女和老伴隔离开来，独自照顾儿子，结果也感染了。两人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李建国在五楼，儿子在十一楼。最后一次联系，是儿子病重时的一通电话，觉得快不行了，让父亲赶快上来。然而他不能上去。儿子住院的时候，留的是李建国老伴的电话，也是她首先得知了儿子去世的消息。

当时李建国仍然处于病重状态，老伴忍着悲痛，决定先不告诉他。一个月后，李建国康复过来，得知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一个人躲在洗手间的墙根下大哭。他先是感到愤怒，觉得家人不应该瞒着自己，后来理解了他们的决定。从医院转到康复驿站的时候，车子经过自己的家附近，他还是没有控制住，泪如雨下。

3月31日，李建国14天隔离期满，次日就要回到家里。心理咨询师杜洺君到康复驿站所在的公寓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是杜洺君团队为李建国所做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干预，他们聊了一个小时。李建国吐露自己的担忧，不知道自己回家看到儿子生前的东西，能不能扛得住。

在杜洺君和团队成员进行心理援助的过程中，新冠逝者的家属被称作失亲者，而更特殊的是李建国这样，亲属之间相互感染，一方去世，另一方活了下来。“幸存者心里会有愧疚和自责，觉得没有照顾好对方。特别是老年人，恨不得说该死的是我，不是你。”杜洺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建国今年七十岁，儿子刚刚四十岁，孙女不到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让他感到痛苦。死亡突然被推到人们的面前，杜洺君说着，做出向前的手势。 对于很多逝者家属来说，脑海中的最后印象不是临终的正式告别，而是最后一通来自重症病房的电话，或者是120转运到医院的那一次挥手。

死亡变成了一则突然传来的消息。很多家属因此一开始拒绝承认亲人逝去的事实，或者并不表露自己的悲伤。杜洺君介绍说，心理干预的第一步是引导失亲者接受事实，宣泄情绪，其次是厘清责任，澄清那些愧疚。

10％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

最近，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咨询心理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起。随着武汉疫情几近收尾，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重担一下子挪走，种种心理问题却随之而来，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人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 “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跟打了鸡血一样，医护群体没有退路，只能顶上去，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疫情暴发以来，刘忠纯跟全国各地的学术同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已经合作了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外的专业期刊上，将已有的武汉经验分享给国内外的医学同行。

他们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1257名来自湖北本地和外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总结了常见的心理症状，包括压力过大（％）、焦虑（％）、失眠（％）和心理困扰（％）等等。其中，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相对更容易出现心理压力，而女性和中级职称的医护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

压力的来源是多重的。每天看到大量的死亡病例，很容易造成一种失控感。不断扩散的病毒延伸到了对自身的担忧，以及家人的安危。再加上工作环境和内容的临时性变化，以及隔离的状态，这些都成为了心理问题的源头，需要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否则可能变成遗留问题，在疫情结束之后反复出现。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2月24日，他随队来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昌医院。

一般的医疗队针对的主要还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但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仍然记得，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情绪也都很不好。

每天下午和晚上，李奇光和同事们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护士，那时候人多一些。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

一般的危机干预需要10到12次的疗程，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时间有限，治疗被缩短到3到5次。相比于医生，更常见的是护理团队的心理需求，基本都是女性。她们每天需要应对繁琐的工作，目睹了大量的死亡。

回归社会的心理关口

“最了解情况的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在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咨询师坐在那里不一定有人来找你，需要社工的帮助。”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康复患者自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无法及时疏导，可能会在以后反复出现。

上个星期，杜洺君在一所康复驿站进行心理咨询，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很壮，但有着明显的PTSD症状。尽管病情逐渐康复，但他变得易怒，出现了暴力倾向，折磨周围的人，也折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把腮帮都咬烂了。

过去的一些片段时常在他的脑海里闪回。他说自己死过三次了。第一次是感染初期，他的症状突然加重，吐血，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但到了医院没有床位，只能躺在地上。他的母亲奋力地捶住院部的门。他不忍心，最后咬紧牙，撑着站起来，跟母亲一起回家了。

后来去门诊打针，没打两下，血都漏出来了，这些景象印在了他的心里。住院之后，他原以为自己最多只能活两天，但最终还是挺过了过来。但患病后的那些艰难时刻，却总不时地在脑海里闪回，挥之不去。

杜洺君给这位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的时候，首先跟他确认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症状是暂时的，属于阶段性的状态；其次，这些情绪的确是应该发泄的，但在宣泄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更为普遍的，是很多患者都对重新回到生活正轨有一种恐慌感。刘忠纯跟一些患者和基层管理人员沟通过，有一部分康复了的患者不愿意回去，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歧视，周围的邻居会紧张，或者担心复阳，影响家里人的健康。还有少数康复患者准备回家，但是家里人不太愿意接。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给心理疏导增加了难度。

《标准》分为总则、设施设计标准、服务管理标准和分则4个部分50条。 （一）关于文件名称。由于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一个新生事物，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和管理运营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仍处于探索创新阶段。为此，我们将此《标准》确定为试行，主要目的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验，总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和运营管理中的经验做法，查找不足，为今后进一步规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对于基层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好的意见建议，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方、社会群众均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反馈给市民政局或各区民政局。 （二）关于驿站的服务半径。《关于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意见》规定，城市地区的驿站原则上以“一刻钟服务圈”进行服务范围测算。为方便老年人就近到站接受服务，同时保障社区养老驿站服务辐射到位，《标准》进一步细化了驿站设置原则，明确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应综合考虑地区人口密度、老年人口分布状况、服务需求、服务半径等因素，同时参考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分布情况进行规划设置。原则上，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服务半径不超过1000米。 （三）关于驿站的环境要求。一是外观环境要求。《标准》规定“驿站的名称、功能、标识应按全市统一标准设计，附近区域设有道路交通指示标志”，主要目的是帮助老年人有效查找、发现居住区周边养老服务设施，同时发挥宣传功能，增强驿站的知名度。 二是装修材料和通风要求。为确保驿站的绿色环保，防止危害老年人身体健康，《标准》对驿站建筑材料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驿站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符合国家有关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的规定，品种规格和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设有通风设备和通风通道，确保老年人居住和活动空间空气清洁。 三是内部环境要求。驿站布局科学合理，公共设施与功能相匹配；公共区域设有明显标识，符合老年人生理特征，位置明显、信息精准、图文清晰；活动场所布置合理，清洁整齐，公共健身设施、照明设施符合国家规范。 （四）关于驿站的设施设计标准。一是消防标准。安全是养老机构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驿站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居住人群多为老年人，对消防安全的要求更高。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公安部颁布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设计标准》有关要求，《标准》对消防标准再次进行了强调和细化，要求驿站建筑应为低层建筑或设置于建筑物底层，耐火等级不低于2级，其疏散距离及宽度应符合相关建筑设计防火疏散要求。供老年人使用的房间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及半地下室；驿站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灯、低位照明灯及疏散指示标志，配备防火毯、独立烟感报警器、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二是无障碍设施设置标准。为方便老年人出入驿站，根据部分专家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标准》规定驿站出入口须为无障碍出入口，出入口处的平台与建筑室外地坪高差不宜大于500mm，并应采用缓步台阶。主要出入口宜设门斗，应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或电动感应平移门，不应选用旋转门。 三是驿站功能区划分。驿站用房分为生活用房、医疗保健用房、公共活动用房和服务用房4大类；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生活用房、公共活动用房和服务用房可合并使用。 生活用房主要包含老年人休息室、公用卫生间、公共餐厅。其中，老年人休息室不应与电梯井道、有噪声振动的设备机房等贴邻布置，同时根据驿站规模大小和老年人需求设置床（椅）位，且平均使用面积每张达到5平方米。 医疗保健用房包含医务室、护理站、心理疏导室、保健室、康复室等。驿站可根据设施情况和实际需要决定是否设置医疗保健用房。如设置医务室、护理站等医疗机构的，需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和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4〕57号）规定，养老机构医务室建筑面积不少于40平方米，至少有1名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经注册后在医疗、保健机构中执业满5年，身体健康的临床类别执业医师或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至少有1名注册护士。养老机构护理站建筑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至少有2名具有护士以上职称的注册护士，其中有1名具有主管护师以上职称；至少有1名康复治疗人员。下一步，市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明确规范驿站设置医疗机构的相关标准。 公共活动用房包括阅览室、棋牌室、书画室、健身室和多功能厅。多功能厅宜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墙面和顶棚宜做吸声处理，避免对老年人休息室产生干扰；公共活动用房应有良好的天然采光与自然通风条件，并根据实际情况配备电视、音响、健身器材、休闲棋牌类用品、书籍报刊等。 服务用房包括值班室、厨房、居家养老服务用房、职工用房、洗衣房。为保障驿站安全，《标准》明确提出不支持驿站增设加工功能的厨房，厨房仅提供配餐、无明火加热保温、简单备餐。如配备加工功能的厨房，宜设置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并应有排风、排烟、排污、消防设施和适当的防潮、消声、隔声、通风、除尘措施，符合卫生、环保和消防要求。此外，居家养老服务用房主要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生活照料、助医等上门服务使用。 （五）关于驿站的服务管理标准。一是提出驿站人员配置要求。为确保驿站的服务质量，《标准》规定驿站设站长，配备相应比例的养老护理员，以及必要的社会工作人员、医疗保健人员、工勤人员、财务人员。鉴于驿站规模相对较小，如养老服务人员均要求专职配备，将极大增加驿站的运营成本，不利于驿站可持续发展。为降低驿站的人力成本，《标准》规定除养老护理员外，上述人员均可聘用兼职人员。此外，为鼓励驿站连锁化、品牌化运营，还进一步降低了连锁化运营驿站的人员配置要求，即“连锁化、品牌化的驿站可根据实际需要，统一调配人员”。 二是明确驿站服务项目设置。按照《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有关要求，《标准》规定驿站需设置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六类基本服务项目。考虑到驿站运营的低偿性和不同区域养老服务需求的差异性，为降低驿站运营方的成本，《标准》提出“以单体设施建设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实行连锁化、品牌化运营且相毗邻的，驿站可不必全部具备六类基本功能，通过连锁服务商的区域组合、组团服务、集成服务等方式，实现毗邻区域的服务提供”。也就是说，对于相互毗邻的以单体设施建设的驿站，如均由同一家服务商建设运营的，不再要求每个驿站均必须具备六类基本服务功能。 关于延伸性服务功能，根据《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基础上，《标准》采取列举方式进行了细化，规定驿站可拓展开展助洁、助浴、助医、助行、代办、康复护理、法律咨询等服务项目，同时对延伸性服务的服务标准作出了规范。 三是明确驿站服务基本要求。为降低驿站运营风险，要求驿站必须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购买相关综合责任保险，并与长期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知情同意书，主动出示安全须知，鼓励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为深入推进社区层面医养结合，要求驿站在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的统筹协调下，加强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对接，在挂号、就诊、取药、综合诊疗、转诊等方面为居家老年人就医提供便利条件。为依法维护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规定驿站要注意保护老年人隐私权，与所属工作人员签订服务对象隐私保密协议，对于服务过程中获取的个人隐私信息，不得泄漏。 四是规范驿站服务项目标准。参照外省市居家养老服务相关规范，结合本市实际，对6项基本服务项目、7项拓展服务项目的服务标准进行了详细规范。这里，重点就6项基本服务项目进行说明。 日间照料方面，规定“针对有特殊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开展短期全托，短期全托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15天；对于需长期托养的老年人，统一推介转送到附近的养老机构（照料中心）接受全托服务；有条件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可接送需要日间照料的居家老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社区养老驿站不属于养老机构，难以长期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为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考虑居家社区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和老年家属子女的喘息服务需求，《标准》做了适当创新，提出驿站可开展短期全托，但短期全托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15天。对于接受短期全托服务的老人，驿站须签订临时托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超过15天的，应及时视情转送到附近养老机构（照料中心）接受全托服务。 呼叫服务方面，提出对于老年人提出的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代办等服务需求，由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转介其他专业机构提供服务，或者由驿站直接提供服务。承接服务的服务机构须是经民非或工商注册、管理规范、服务记录良好的服务机构。同时，驿站和社会专业服务机构还应做好该服务的跟踪督导做到高效便捷、收费合理。 助餐服务方面，规定助餐主要分为集中用餐、分餐和上门送餐；提供助餐服务应根据营养、卫生要求、老年人需求、地域特点、民族、宗教习惯制定菜谱，为老年人提供营养丰富、全面合理的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合理，每周有食谱。同时，《标准》还对集中用餐、分餐送餐的服务标准作出了规范，再次提倡驿站通过中央厨房方式开展助餐服务。 健康指导方面，着眼于居家社区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规定驿站至少依托医疗机构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也可依托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开展慢性病管理、常见病护理、翻身拍背、养生保健、用药指导等医疗护理服务。设有护理站的，可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开展基础护理、专科护理、临终护理、消毒隔离技术指导、营养指导、社区康复指导、健康宣教等医疗护理服务。同时，还要求驿站须定期组织专业人员举办健康知识及技能培训，加强健康指导；依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站或专业医生、护士为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上门巡诊、家庭病床、社区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 文化娱乐方面，考虑驿站是政府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基本载体，要求驿站必须组织开展或协助老年人开展各种类型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区域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针对实践中部分机构担心个别老人长期占用棋牌室、阅览室等设施的问题，驿站可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规范，明确活动设施场所的开放时段、注意事项、服务保障措施，在不同时段安排适宜的活动方式，确保不影响老年人正常休息和身体健康。 心理慰藉方面，明确驿站应及时掌握签约服务老年人的心理变化，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同时指出，心理慰藉主要以陪同聊天、情绪安抚等形式开展。陪同聊天以老年人感兴趣的话题为切入点，多倾听，引导老年人倾诉，与老年人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帮助消除不良情绪反应及孤独，满足老人情感慰藉和心灵交流需求。提供心理慰藉服务的人员，可是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也可以由经验丰富的养老护理员担任。 五是规范驿站服务事项公开。为促进驿站规范运行和服务提升，方便社会群众监督，《标准》规定驿站应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规章制度、工作流程、服务承诺、投诉方式等信息；主动、详实地向老年人介绍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及收费价格等。同时，建立工作人员公示制度，主动公示工作人员基本情况、持证情况。 六是明确驿站收费基本原则。驿站作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是政府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和主要途径，是社区老年人家门口的“服务管家”。为推进全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由政府无偿提供设施交由社会力量建设和运营。为此，《标准》对驿站的收费基本原则作出规定，即驿站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应低于本区域市场平均价格，高于成本价格；在文化娱乐、心理慰藉，以及量血压、健康知识讲座等方面设定公益服务项目，不收取服务对象费用；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相关政府部门无偿提供设施建立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具体收费标准在区民政部门指导下，由驿站运营方与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协商确定；按照政府有关规定，为城乡特困老人和低保低收入家庭老人提供的基本公共养老服务项目，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给予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