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WX遁遁
既然已经名存实亡，那么宁可分了。人这一生何其短暂，枕边躺着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留着受气？说不定放手以后还能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人也说不准。如果有孩子了，第一步是先处理好孩子的问题，毕竟他们是无罪的，要对他们负责。解决好他们的问题后，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后的路该怎么还怎么走。
smilejune521
“一份高质量的社交离不开恰当分寸的拿捏和考虑，这是一种体谅，也是一种修养。没有分寸感的友情，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没有分寸感的社交，更是难以维持和经营的。”
7年前，乐嘉和谢娜搭档主持综艺节目《超级先生》。录制过程中，乐嘉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与同场嘉宾发生争执。这时，一旁的谢娜为了缓和现场气氛，主动上前安抚乐嘉。让谢娜没想到的是，她的善解人意，换来的却是一阵尴尬：众目睽睽之下，乐嘉把谢娜按头搂在怀里，做出亲吻的姿势。
乐嘉的举动，出乎现场所有人预料，让大家措手不及。好在，在他做出不当举动的第一时间，谢娜便偏头躲过了“强吻”。此新闻一出，乐嘉遭遇无数谩骂与指责。对此，他不作任何回应。直到7年后，6月29日。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上，给乐嘉留言：“乐老师，你想强吻谢娜真有些事吗？”乐嘉回复道：“善人多数都是蠢人，没有最基础的分辨力。”
说实话，乐嘉前面这句话没有看明白，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查阅了很多书籍，都无法找到出处，姑且可以理解为“人善人欺天不欺”，意思就是善恶一定会有报应。讲白了，乐嘉就是在否认当年有强吻谢娜的想法，认为这一切都是造谣中伤，诋毁污蔑，误导真相。
实际上，强吻事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没想到还是有人会提到这件事情，足以可见当时现场的氛围是非常尴尬的。虽说乐嘉没有强吻到谢娜，但他过于亲密的行为，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更何况谢娜那个时候已经嫁为人妻，要是她老公张杰在现场的话，估计影响很不好，说真的，乐嘉有没有强吻谢娜的想法，冤不冤枉他，其实对于大众而言并不是最核心的点，而真正让人反感的就是，他的言行举止太过于热情奔放，几乎不会去考虑女嘉宾的切身感受。现乐嘉也公开否认了此事，而谢娜也从来没有对此事作出评论，由此可见她早将此事忘记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对此事做多猜测了。
而真正让乐嘉遭到整个娱乐圈的抵制是在《超级演说家》之后，在那一次的节目中，想要用酒壮怂人胆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学员能够大胆表现。可是没想到的是，自己却喝醉导致失态，将在场的嘉宾都得罪了一遍，金星甚至节目都不录了，转身离开。
这一次，让乐嘉的形象跌下神坛。他骂脏话、拍桌子，冲着其他主持人大吼大叫，或许爆红的经历已经让他膨胀到听不进别人的话了。但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向来都是这个道理。乐嘉作为心理咨询师，却不懂得谦虚接纳别人的意见，这使得他将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而这件事成为了乐嘉职业生涯的失败转折点，曾经当红节目的金牌主持人，也就慢慢消失在大家的视线当中。
他曾专业进修戏剧，这些经历让他可将舞台表演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融入自己的培训和演讲。对内在的世界他对于人性深入的细微心理有准确的把握。外化的世界中，他具有一种震撼的能量，将他的内涵以戏剧化的手法呈现给他的观众。
他创立的中国性格色彩研究中心，培养出数百名讲师、演讲师和咨询师，从企业培训到管理项目咨询，从社会培训到个人心理咨询，他已成功地将性格色彩的应用从组织中的领导力、管理、销售、客户服务、招聘、沟通、团队合作，延伸到生活中的婚恋情感、亲子、学校教育、心理咨询、压力管理、个人幸福等各领域。但在某些方面，乐嘉却稍显不足。
有人说他是责任心比较强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比较中和的一个人，人性格还是蛮好的，是和人处事这一块儿，会有点感性情，是有味道的，他有自己的观点，不客套也具有一定的剖析和洞察能力，性格也比较鲜明，甚至会有点武断或者自恋。
这是从他的人来讲，他的事业也是起起伏伏的，13年退出“非诚勿扰”，那次的饮酒事端，倒是觉得那不单单是一个醉酒事件，而是一个他自己性格一个展现，毫无掩盖也无需掩盖，他自己也说他对那件事问心无愧，也同样表现得是一个混迹娱乐圈的真实的另外一面，现在我不清楚最近他都在忙什么也不得而知，但有一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他的才学成就是不多的，自己能掏出来的还是不够看的，或者说和在有名一界里小有名气吧，也希望他以后会有更多的成就吧。
虾球麻麻
“我一直是女人，只是在男人的世界卧底28年，仅此而已”金星如是说。
1995年，28岁的金星，忍受着身体的疼痛和外界的嘲讽做了变性手术。从此以后，金星彻底从一个男儿身蜕变为一个女子。在当时那个思想极为保守的年代，我们可想而知，金星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与内心痛苦。
但是，最终坚定内心所想的金星达到了自己的愿望，女儿身的她活的比以前更像电影中的主角。
金星不是我国唯一的一位变性人，但却是变性人中活的尤为精彩的。和金星同为变性人的刘婷，但和金星不同的是刘婷活的更为艰难。
她早年经历母亲重病、父亲出走，之后考上大学却又为了陪伴母亲“背母上学”，最后历经磨难本应享受雨后彩虹的她，却又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困难家庭中不屈的花。
1986年，刘婷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双林镇中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孩子的出生对于母亲而言是幸福的，尤其是第一个孩子降世的时候。刘婷母亲像所有妈妈一样，坐在医院的病床上，手捧着一脸天真无邪的刘婷笑开了花。
但是就像所有故事中的那样，主人公总是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刘婷的父亲是一个下岗工人，他因为下岗而终日烦闷，整天借酒消愁、郁郁寡欢；而刘婷的母亲则是一个全职太太，在刚生完刘婷之后，还没做完月子就要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她一边要安抚情绪低落的丈夫，一边又要为收拾家务而忙碌不已。
刚出生的刘婷很明显是不幸的，他呱呱坠地之时就是受苦之日的开始。
因为刘婷的降生所以家庭的开支急剧增大，生育费、营养费以及婴儿出生之后的压力，让这个下岗之后的父亲焦虑不已，尤其是在家庭仅存的一点微薄收入即将花完的时候，这个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开始和刘婷的妈妈争吵，两人争吵的开端通常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吵到最后两人都会大打出手。
女人的身手自然是不如男性，刘婷妈妈因为多次挨打，身上早已遍体鳞山，但就像所有施暴的男性一样，刘婷父亲家暴之后总是好言相劝躲在角落里默默哭泣的刘婷妈妈，刘婷妈妈每次都狠下心来决定离婚，可是每次又总会因为刘婷父亲道歉和诉苦的话而心软。
每次都是同样的套路，刘婷妈妈却身处其中毫不自知。
当然，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刘婷内心也是早早的就烙印上了对男人的恐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越发厌恶自己的刘婷下定决心，去做了变性手术。
毫无疑问，这个家庭即将走向破碎，但是这个家庭在刘婷父亲的挽回之下，还处在摇摇欲坠的现状。那么，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导致刘婷父亲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家，另寻新欢呢？
一、家庭突生变故，刘婷父亲出走。
转眼间刘婷已经从那个小四脚吞金兽成长为小小少年，但是就在刘婷朦胧间已经快要懂事的时候，家庭又出现了新的变故。
在刘婷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查出患有尿毒症。因为没有合适的肾源，而且就算有合适的肾源，这个微薄收入的家庭也根本承担不起高昂的费用。面对刘婷母亲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透析，一条就是肾移植。但很显然，后者早就被家庭收入所否定，但是即便是前者，这个家庭也根本负担不起。
这个消息对于年轻的刘婷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刘婷想握住妈妈的手，把头埋在妈妈胸膛中泪流不止，但是这个懂事的孩子知道，这样做无疑会让母亲绝望，于是他默默忍住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在母亲面前表露出一个小男子汉的坚强。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面对无情的病魔，母子两尚且能咬牙硬抗，但是面对刘婷父亲的言论，两人直接崩溃大哭不止。
刘婷父亲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着尚在病榻前的刘婷母亲就直言你早晚要死！这句话犹如在刘婷母子心头狠狠扎下的刺，但是刘婷父亲却不管这些，丢下这句伤人的话后，就回家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家而去。
噩耗不断传来，刘婷能否抗下母亲卸下的重担踽踽独行？
事实上，刘婷并没有被接二连三的挫折吓到，他反而越来越坚定内心所想。
二、刘婷不甘屈服勇敢面对。
面对着刘婷的现实并不会因为想象而改变，刘婷很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拥有一个健康而快乐的童年，但是这对于年轻的刘婷而言就是奢望。他不得不在课程完成之余，去打零工赚取微薄的收入。
但是这五六十的收入和高昂的透析费用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但好在刘婷的情况下被学校知道后，学校组织学生展开一场全校范围的募捐。
这场募捐不仅仅给刘婷带来了一些看病的费用，也为刘婷迎来了一些社会人士的关注，这为他以后展开全国范围的募捐打下了基础。
在得到社会人士的帮助之下，刘婷依旧兼顾着零工和学业，终于在刘婷的不懈努力下，刘婷在2005年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
但是，喜讯传来的同时，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摆在了刘婷母亲的面前，学费从哪里出？
学费是个难题，但是刘婷最关心的依旧是自己的母亲。
他担心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在家会孤独，会回忆起以前的事情而黯然神伤。出于此种情况的考虑，刘婷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背着母亲上下学。
刘婷背着自己的妈妈在学校当中前行的身影始终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他背着自己母亲上学的事迹被学校报告给了媒体，媒体很快就对这件事情争相报道，在媒体的报道之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刘婷的生活也因此总算好过了些。
但社会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刘婷莫多关注的同时，也给刘婷以后的变性铺上了一条荆棘之路。
刘婷为什么要变性？
原来先天性异性疾病是罪魁祸首。
三、激烈思想斗争之后终决定。
刘婷早在几年前就因为自身的问题做过很多次心理咨询，他向自己的咨询师说他自己很困恼，因为虽然他有着男人的外表，但是他内心始终有一颗少女的心。他小时候喜欢芭比娃娃，他喜欢将自己的房间布置成粉红色。
经过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刘婷到医院确诊了先天性异性疾病，确诊之后，刘婷很像通过变性手术让自己成为女生，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变形还没有被公众所广泛认可，人们对想要变性的人视为异类，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些“不男不女”的人。
刘婷的内心也做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害怕被别人指责的言论，他恐惧变性之后别人异样的眼光。
但好在母亲是刘婷坚强的后盾，母亲很支持刘婷变性的想法，她告诫刘婷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错，于是刘婷就这样在母亲的鼓励下毅然决然的走上了手术台。
手术很成功，如今已为女性的刘婷，长得亭亭玉立。
刘婷就像笼中雀，尽管她被生活的苦难所束缚，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挣扎。
这也许就是她能够成功的原因。
结语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予刘婷以金钱上的支撑，同样也能为刘婷变性事件增添一把无情的流言之火。
身处其中的刘婷若不能坚定内心所想，又怎么能冲破重重阻碍，最终与理想中的自己相遇呢？
生活就是一场与自己抗争的游戏，但是和游戏不同的是生活这场游戏没有关机重启，再来一次的机会，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坚定内心所想，活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不要，等自己回首往事的时候，留下的只是悔恨和不甘。
爱延续泉泉
你为什么会觉得死亡是一种诱惑？
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接受死亡?你会觉得死亡并没什么不好?下面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你为什么会觉得死亡是一种诱惑?
自杀的棱镜
“在什么情况下，自杀是合理的甚至是恰当的?”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盘腿坐在讲桌上发问。在他著名的选修课《死亡哲学》的倒数第三讲，他向底下的同学提出“让我们谈一谈自杀”。这个课程的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这个让人想起加缪的那句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而在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看来，“自杀，一个已是太多。”他们将这句干脆明确的话当做自己的口号，致力于阻止、减少每一例自杀。这跟许多致力于预防自杀机构的目标不谋而合。
看起来，有两个“自杀”。一个是更为抽象的哲学探讨，一个是挽留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行动。前者借自杀追问生命意义和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后者拒斥自杀以保证“活着”，因为活着才有快乐和幸福的可能。细想一下，两个“自杀”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
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参与的研究报告《2002-2011年中国自杀状况》今年发布。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至每10万人，降幅达到58%。下降主要得益于年轻农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杀率并未随着整体减少而走低。主要的忧虑指向老人，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
因而，自杀问题亦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和人心的视角。这片东方土地上，自杀问题如何发生，有何特点，拯救如何可能?
抑郁症候群
31岁生日那天，木碗在桥上犹豫不决。她不知道这天是否应该服从脑子里不断响起的命令：从桥上跳下去。
电话突然响了。同学祝完生日快乐，顺嘴问了一句你在哪里。木碗支吾着说外面。对方察觉到了什么，不断打电话来问她所在的地点。凭着电话里的风声和汽笛声，他判断她在江边。同学赶来，一把拉下已经跨坐在栏杆上的木碗。这不是木碗第一次企图自杀。她试过割腕、开煤气、吃安眠药、撞车，在跳楼前被人及时阻拦。她后来说自己一再自杀而一再未遂，是罕见的幸运。
这是多年前的旧事了。现在木碗是人妻、心理咨询师，曾长时间服务于抑郁症公益互动机构。2005年4月9日，在经历了四五年黑暗生活，多次自残、试图自杀后木碗被确诊重度抑郁。
几乎是上海最有名的抑郁症患者罗卫平跟木碗有相似的轨迹。这位前任的黄浦区法院高级法官在50岁时因抑郁退休，有两次、共六年的抑郁症经历。第二次是新世纪的头五年，比之前严重得多。
像是陷在最深的泥沼里，活着本身成了痛苦。“能说出来的痛苦都不叫痛苦，我没法准确形容那种状态。整夜失眠，把自己关在家不跟人交流，拒绝一切外界信息，身体虚弱得好像随时会垮掉……这是对自己和生活的否定，说白了就是对活着失去了兴趣。”死可能是解脱，成了想得最多的事情。他设计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又一次他想从楼上跳下去，被妻子一把抱住。而后他成了家人的密切监控对象。
他挺了过来。如今罗卫平63岁，是上海希望24h自杀危机干预热线接线员。他不介意拿着自己抑郁、想自杀的过往，去劝说别人。因为他是过来人，看得见那些人的痛苦。
我们头次见面约在上海的地铁口，他刚给一展览拍完照赶来，风尘仆仆，人总是一副匆匆的姿态。两颊瘦削凹陷，颧骨泛着潮红，像长时间高扬的情绪所致。递来的名片背面，满满地写了十一个头衔，顾问居多，从中可一窥他眼下忙碌琐碎的生活。他喜欢把生活排得满当，以创造价值感的来源。这据说是他远离自杀意愿的“秘诀”。除了这些“虚职”，他去了6次汶川参与灾后心理援助，参与21次大学生支教，援建4所希望小学。
“都是打酱油。”他操着自嘲的语调，“别人说我是神经病。没事儿，我自己开心就行。”这位老人乐于交流表达，但时不时，嘴里的话就跳脱交谈语境，跑偏到别处去。“可能是抗抑郁的药物吃多了，矫枉过正，搞得我有点儿‘躁狂’。”这话听着，像真相和玩笑掺半。
在中国，63%的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绝大部分是抑郁症。木碗和老罗险些成为 “63%”的一部分。那时抑郁还是件听着挺远的事儿。但近几年，抑郁变得高频，好像大家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了。随着媒体报道的推波助澜，这一病症越发普遍地跟自杀联系在一起。貌似，中国的自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
这一判断值得商榷。在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超过90%的自杀者都被诊断出患有抑郁或酒精、药物滥用等精神疾病。中国的比例相对来说显得低，并不符合西方对自杀与抑郁症等紧密关联的设定。
老罗搞不清这些理论，他的信条是能帮一点是一点。他算了算，自己一共劝阻了16名意欲自杀的抑郁症患者，还不包括对那些自杀未遂者的心理干预。有的是对方拨打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老罗用言语说服，并为其寻找亲友或身边人的支持。有时候，在生死面前，他也违反那个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的“不准私下见面”的禁令，火急火燎赶往现场进行救援。赵嘉曾是他救下的人之一。
绝望的“诱惑”
赵嘉生活中的最后一点希望在1月18日彻底消失。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一年前的上海，冬日，房东上门催缴拖欠许久的房租。可赵嘉口袋里只有二十块钱。外头有数十万的债务，这倒也不急于一时。但五万元的法院到期执行是躲不过的。他被折磨得焦灼不堪，每晚依靠药物才能入睡。
付不起房租的尴尬和窘迫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送走房东，他背着黑色双肩包，一路行至苏州河边。他在傍晚的河畔犹豫不决：要不干脆跳下去，结束无望的生命?这不是赵嘉第一次想到死。他肩上的书包里就放着把水果刀，作为另一种选择的途径。
希望是一点点从生活中剥离的。2002年，赵嘉因一桩自认冤屈的经济纠纷入狱，四年后回到生养他的城市。但本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房子、事业、婚姻、女儿，只剩年迈久病的双亲。基本生存都是个问题。
“我是一个上海人，出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是不是最坏了。”赵嘉那年四十岁，人生过半，从头来过的机会渺茫。但他是从那高的地方掉下来的，“好的几年时光”又都给了牢狱，如何能甘心?赵嘉重新下海，生意起起伏伏，举债维持，还是走向困境。
“只要给我前面看到一点火光，我都能缓过来。但不能一点光都没有。”一年后的上海，初冬，赵嘉坐在我的面前，描述那几年是如何来了又走、不肯驻留。
获释后为了见女儿一面，他在她上学路上候了七个清晨。再相见的时候，小姑娘迎面走来，认不出他。赵嘉假装路人经过，上去撞了她一下。 没反应。再撞一下，女儿抬头愣了：“爸爸!”大男人的眼泪立马掉了下来，他一把抱住女儿。
为了留在女儿身边，也为了有个容身之处，赵嘉向离婚的前妻提议“再试试”。于是他搬进了前妻和女儿的家，又在一家刚成立的文化传媒公司寻得工作。父母在世，儿女在侧，他好像得了转圜。
他最在意的、和女儿的关系也恢复顺利。“回去以后我没有爸爸的样子。我希望跟她做朋友，没有代沟。我把自己的先生请出来给她补课，每周都陪着她去。我们在一起打打闹闹，有段时间也很聊得来。”十四五岁的姑娘生得乖巧，虽早早被母亲告知赵嘉入狱的过往，对此只字不提。父母亲吵架的时候，她不说话，也从不责怪。
结果，生活向赵嘉撒了个谎。前妻没有真正接受他。争吵中，她会暴躁地指着赵嘉：“你出去!”话里隐隐透着“我是主人”的轻蔑。女儿总是跟抚养自己的母亲更亲近些。不到一年，赵嘉搬了出来。一星期的时间，女儿的手机无法接通。前妻隐瞒了女儿的动向，赵嘉再没见过他的孩子。
生意开始亏损，赵嘉需要资金回转，向身边的朋友开口。要面子，他没说亏了，只说想做事、缺钱。几人伸出援手。但生意越做越糟，一败涂地。除了还不上钱的焦虑，赵嘉心上压着对朋友的愧然。他还得瞒着父母。当时的父亲已经三次脑梗，母亲是重度抑郁患者，且被查出结肠癌。
生活就是这样一步步“逼迫”他起了自杀意念。希望湮灭了。作为自杀者的最大特点，绝望是对美好生活可能性的彻底否决。在自杀诱因分析里，常见的女性因为感情、男性因为现实压力、年轻人不够成熟、老人失落于家庭的说法，最终都落在绝望感上。不再能追寻幸福，只能陷入不幸，生活不值得继续。在现代自杀学的源头，这种绝望是英国人波顿笔下的“魔鬼洗澡水”，诱惑人们自杀。
男性、中年、城市
赵嘉最终没有跳下苏州河。他想起了无所恃怙、自己又亏欠太多的父母。入狱的四年，只有他们去监狱探望、寄钱，等他回家。责任感抵抗了绝望。
第二天夜里，面对自己财务和良心均有亏欠的好友，赵嘉再次崩溃。他拿出水果刀抵住脖子，迅速被在场的老罗夺下。虚弱的身体让他无力反抗。赵嘉告诉我，那是他一生中最糊涂的时刻，幸亏被阻拦。他迅速地恢复了理智。
少数知情者怀疑赵嘉当时得了抑郁症。进修过心理学的他坚决否认，“我还是有自控力的。”他没有接受精神类药物治疗，自己一点点调整回来了。
抑郁症或精神医学并不能解答“63%”以外那些死去生命的苦楚。自杀之所以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因为它指涉的是尘世生活值不值得过，即人类幸福这一根本。生之所以会不如死，一方面是眼前的生活与美好绝缘，充满不幸，一方面是认为这不幸永远不可能或在可忍受的时间内不能好转。复杂的幸福理论告诉我们，通常少有人会真正认为“活着”本身是件好事，在现世考量中生命比应然之意要轻。
但真的毫无希望吗?身处痛苦之中的人是否有能力理性评估自己的真实处境，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所给出的那些绝望的理由，是否经过了通盘的深思熟虑?赵嘉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世界上还有留恋和牵绊。
见面那天，赵嘉重复说了好几次“我是个男人”。自尊和脸面是人生要义。所以，他无法和前妻继续生活，很多事情要瞒着父母，不能跟朋友吐露实情。压力和问题一人独挡，可见其艰难。在社会学自杀研究领域，赵嘉属于典型的自杀高危人群。简单地说，这群人多有以下特点：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
根据研究报告，过去十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至每10万人，降幅达到58%。但下降主要得益于年轻农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杀率并未随着整体减少而走低。城市大部分自杀者集中在35岁至49岁之间。与我们的既有“中国女性自杀率高”的印象不同，在2006年前后，城市和农村的男性自杀人数开始超过女性。
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涂尔干根据他对19世纪欧洲的观察，得出论断：“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推进和现代化的深入，人们的社会整合力减少，失范程度增加。”而这些高危的群体，更大程度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的问题。他们面对自杀的“诱惑”更加脆弱。
我们对此类描述毫不陌生，甚至谙熟于心。这不是眼下的中国，至少是舆论里中国的模样吗?或许，涂尔干一个多世纪前的话语在中国正得到回响。
在回响声中，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出现了。根据去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统计，国内服务机构共设立55条心理热线与危机干预热线。它们向所有能打来电话的人开放，电话那头，应该有一名合格的心理治疗师提供疏导和干预。但现实没有这么完美，不少热线已经提示空号。
苏州河边，当赵嘉陷于愧对父母和渴求解脱的分裂时，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希望24h的电话。希望24h是上海市首个24小时危机干预公益热线。这个电话号码是赵嘉几天前搜索自杀、调整心情的时候从网上捡来的。电话那头的温柔女声听完他的话，急了。
老罗原本是作为法律援助，参与赵嘉的后期干预。按理，两人是不能见面的。但救人心切，老罗坏了这个规矩。他陪着赵嘉去面对有所亏欠的朋友，夺下了他架在脖子上的刀刃。两人结下情分，维持至今。
那些轻生的老人
跟老罗一起支援过汶川的黄卫平至今对两位自杀未遂的老人念念不忘。他是上海一家从事生命教育机构的志愿者，过去数年曾支援社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一次是五年前，他在养老院跟那个割腕自杀的老人聊了一个下午。老头儿是宁波人，七十岁了，有点儿孤僻，精气神还可以。被抢救回来后，老宁波不停地表达歉意，“给大家添麻烦了”，好像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那个清晨，他趁大家吃早饭的工夫，用指甲刀的刃面割伤了自己。他事先在床边放了个脸盆，怕滴下的血弄脏地面。
事后老宁波充满了罪责感。他最在意的是给大家添麻烦，所以有了那个脸盆，所以他许诺不再犯相同错误。黄卫平对老宁波的评估结果是“配偶去世后的创伤和孤独问题”。妻子三年前去世，随后他被送进养老院。虽然有两个儿子，但绝少被探望。但这简简单单的评估能否全然地诠释他的痛苦?黄卫平说他自己也怀疑。
另一次是三年前，独居的老太太自杀三次未遂。也是家庭矛盾，她把房子给了小女儿，伤了另一个的心。老太太后悔，成天叨叨，于是跟小女儿关系也不好了。她开过煤气，跳过楼。到后来，女儿觉得老太太是以此要挟，不是有必死的`心。她是个多病的老人，抓着上门的志愿者一直絮絮叨叨地说。可能，碎嘴的表达方式也增添了子女的反感。
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通常被视为老人自杀的最大诱因。这不难理解。当生命的光焰日益萎去，疾病带来的无力、困顿和疼痛是折磨的一大来源。自身社会性发展的可能性急剧下降，老人将期待的目光转向家庭，一旦家庭成员不能满足自己感情的期待，无法提供支撑和依靠，就会因爱生怨，容易绝望。
在近十年中国自杀率总体下降的背景里，不论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眼下，中国老年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
在香港大学的办公室，参与那份研究报告的叶兆辉教授告诉我，随着老年人群体的壮大，他们的自杀问题将会成为预防干预工作的主要忧虑。在展开研究的最后三年，中国自杀人群的近半数是65岁以上老人，其中79%来自农村。
谁来挽留这些意欲离去的老人?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的接线员申晓艳的印象里，她从未接到老人的求助电话。仅有的一次，是一名男士替母亲求助。因为两名女儿的相继离世，母亲精神恍惚，有自杀倾向，于是儿子打了这个电话，咨询如何保护母亲。常见的自杀干预热线看来收效甚微。子女亲朋的关怀劝说也难以保证。如果尚无法照料他们的现实生活，谁有闲暇来关怀老人的内心呢?一种错误的理解是，心灵会跟着身体一起衰朽。老人好像什么都不用讲究，一切凑合就行。
但这些自杀老人正以生命为代价，用最激烈极端的方式发出求援的呼吁。如果说涂尔干的描述和论断体现了当下中国自杀问题的重要一面，但显然不是最严峻的一面。
绝望和希望相互纠缠
希望24h热线的办公地点设在浦东东方希望大厦的负一层，和英语培训机构、某社会组织办公室，还有整座大厦的食堂靠在一起。自2012年12月开通以来，它一年里共接到2941人次“自杀者”的来电。发起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秘书长林昆辉说，热线目前最大的瓶颈是跟警方的沟通合作尚未建立，跨省市报警和救援工作也难以开展。
相似的问题也在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出现。尽管已经成立十年，挂靠在深圳市康宁医院下的干预中心仍没有建立单独的和警方、医院的沟通合作渠道。这意味着当情势危急，它也只能通过“110”、“120”发出现场救援的请求。
中心“元老”朱方方现在想起一个电话仍然心有余悸。大概六七年前的深夜，一个失恋的女孩在电话那头哭诉男友的离去，说觉得头晕，站在楼顶边吹风，失败的爱情让她心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在朱方方的劝慰下，她不愿意跟父母联系，却同意再见见男友，要一个答案。等待的折磨中，女孩开始了倒计时。从十开始，十、九、八、七……朱方方说她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在团队帮助下，“110”、“120”都已拨打，但朱方方觉得那一声声数数是在考验自己。她记不清是倒数至四还是三的时候，那个女孩的男友到了。危机最终解除。
那个女孩的做法有多少姿态的成分?朱方方迟疑了一下，说可能有。但她马上强调，在自杀干预中，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发出求援信号的人就不会自杀。绝望和希望相互纠缠。哪个取胜，就看那个瞬间哪个的样子清晰一点。抓住绝望里的那一点点念想，放大它，恰好是干预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如果女孩没有拨打那个电话，结局有可能不同了。作为最常见的自杀干预方式，热线无疑是全然被动的。它只有先接收到求助信号，才会启动干预模式。而那些没有能力发出求助信号的人要如何是好呢?
而且，自杀似乎是任何公共职权机关逻辑之外的事情。警方、医院所关心的都不是自杀本身。这也确实不是他们职责所在。而关心自杀的干预热线呢?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热线至今没有专项经费，费用来源于深圳卫计委统一划拨到医院的公共卫生经费。民间的如希望24h热线，是全然的志愿者组织。
这些困境最终指向一个问题：谁有权利干预他人的自杀，以恰当的理由不允许自杀?或者，谁能强迫人们获得生的智慧和勇气?
曾长时间呆在华北某县观察研究自杀问题的吴飞指出了根源所在。在一系列关于自杀的论著里，这位北大的哲学系教授说：自杀问题的真正悖谬之处或许正在于此。一方面，自杀意味着人们的幸福生活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这种极为私人化的幸福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外力难以干涉的。
自杀问题在某层面体现了现代性的两难。在个人权利、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的眼下，谁能扭转凭借自由意志做出的决定?
拯救之后
课堂上，雪莱·卡根提到，即使自杀危机解除，那些为之困扰的问题并不会凭空消失，痛苦而绝望的人们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幸福。
哲学老师的话有道理。赵嘉到现在还没有把债务还清，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慢慢来嘛。”他努力着把自己搞得忙碌一点，少想一些。赵嘉喜欢跟孩子在一起。他组建了一个300多人的球迷QQ群，从里面挑人建了两支青少年球队，多是学生。虽然还没有经济效益，但已经拉到了赞助商。另外，他给两个初三的学生进行课程辅导，免费。
在其中一个叛逆的初三女孩身上，他花费了太多精力。除了自己免费给孩子补语文，他掏钱请数学、英文老师，给孩子买善存、红景天。甚至在跟她父母商量，等她念大学时，由他出钱把孩子送出国去。
寄托是情感的投射，让我想起他给前半生作结时说的话：“(原本)家里也有一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去，找不到了。所以我的身世，前半生就这样。”
赵嘉说快乐是比较重要的，能改变心里很多负面的东西。他老教那些孩子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但快乐对他来说仍是困难的，“我自己也做不到那个境界”。
那些过往的挫折和痛苦，并不会变成宝贵的财富或者正能量的源泉。赵嘉明白，痛苦还在那里。“说白了，我不能保证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不会自杀。因为这么说是虚的。人总有一个情绪的边界，一旦破了人就崩溃了。心态就完全坏了，还会走这条路。”
这种“脆弱”牵连着赵嘉的生活状态。除了经济压力，赵嘉仍孑然一身，父母是仅有的亲人。他承认这种漂浮在半空中的不安定状态对心理影响非常大。赵嘉羡慕老罗“有个家庭、有个伴侣、有个孩子，有一个安稳的念想”。
不幸的因子不会自然消失。叶兆辉懂得这个道理。“自杀不单单是医疗问题，而是整体的社会健康问题。”他说，在干预自杀个案的同时，同等重要地，是要改善整体环境，避免导致绝望的不良因子出现。整体环境的改善有内外两个方面。外在的是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医疗保障、工作环境的改善，内在的是要提升人们承受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过去十年间，他领着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团队，在香港持续不断地寻找改善环境预防人们自杀的方法。
这些努力包括了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建议把木炭集中售卖，不能随意摆放;在地铁月台上安装安全闸门;关怀自杀者家属，防止其自杀;在网络上搜寻边缘的可能有自杀倾向的人群;深入社区，关怀其中弱势群体，宣扬干预知识。
在《死亡哲学》的最后一课，仍然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的雪莱·卡根谨慎地得出结论：“假设有这种情况，有人能力理性地评估自己的处境，发现自己死了更好。全盘考虑，而非仓促行动，深思熟虑，完全自愿，有很好的理由的决定。自杀就是可接受的，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中。”
但他马上接着说：“当我们看到某人试图自杀时怎么办?我们能够确定他满足了所有上述限制条件吗?我们应该谨慎，应该假定这个人悲伤过度，一叶障目，无法清晰思考，丧失正确的判断能力，没有正当的理由。”
难以把握的现实境况和人心，决定了“自杀”这个选择是非常难全然符合理性的。哲学讨论是一回事儿。而面对每一个柔弱的心灵和生命，都应该要竭力挽留。
岁月若如世
虽说乐嘉没有强吻到谢娜，但他过于亲密的行为，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更何况谢娜那个时候已经嫁为人妻，要是她老公张杰在现场的话，估计早就翻脸上演拳王争霸赛了。说真的，乐嘉有没有强吻谢娜的想法，其实对于大众而言并不是最核心的点，而真正让人反感的就是，他的言行举止太过于热情奔放，几乎不会去考虑女嘉宾的切身感受。幸好谢娜急中生智躲闪了一下，否则还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或许，这就是乐嘉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他最致命的缺点，要不然他也不会突然在荧屏面前消失。
千年紫檀
从男人的角度出发，婚后，自己升级为丈夫，以及父亲，除了主动承担赚钱养家的重担之外，理应对家庭的方方面面有整体的安排和大局的把握，包括收支情况，生活安排，娱乐生活，假日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你不管为工作忙到什么地步，都应该抽时间好好的陪陪家人，要知道你是“一家之主”，千万不要辜负了你的这个称号。对妻子要体贴，关心，对孩子更要陪伴和教导，家里如果缺少了你的真实加入，她们会幸福吗？丈夫和男朋友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男朋友可以随意的显摆，显示自己多有能力，多有上进心，多有“钱”，多么大方，等等，因为那时的你只有一个目的：讨得女朋友的欢心。而一旦成为了丈夫，一切尘埃落定，水落石出，你有几斤几两，对方心知肚明，根本不需要显摆，你只需踏踏实实的在外努力赚钱，回来好好的照顾好家，就可以了。因为无论对外对内，这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理，女人也应该做好这种角色的变换。要知道你不再是那个娇滴滴的公主，被人捧在手心里，想要什么，只要自己一开口，一撇嘴，自己的另一半就会马上满足自己。身为人妻，身为人母，同样任重如山，家务事，带孩子自然不容推辞，还需要关心，体贴老公，理解他在外工作的辛苦和赚钱的不易。女人婚后在家带孩子，老是被男人说没用，从这点来说，虽然男人不该说这样的话，但是换一个角度，其实并不是男人认为你在家带孩子，没有事做，没有赚到钱，而是你把重心全都放在了家庭上，放在了小孩上，而忽视了对他的关心罢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男人一回家，女人就围着唠叨，都是家里长家里短的话，丝毫没有对他在外的所作所为有任何的关心，如果长期如此，他自然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认为这个家是你们的，他应该在外面才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凡事都有两面性，别人出问题的时候，自己也一定有问题，这是一个定律，任何人和事物都逃不过。因此，作为女人，如果你还抱怨自己的男人不顾家，请你尝试着关心一下他的事业和工作，围着这个话题转，一段时间后，他自然就会主动关心家里的各种事务，不信，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谁说爱情不能保鲜，谁说婚后的爱情就名存实亡了呢？只在于你自己会不会经营而已，犹如一个小孩，能否将他培育成才；一个公司，能否一步步从小做大等，都如出一辙，凡事以同理心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相信你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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