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阴心理咨询师

张籍（约766年 — 约830年），字文昌，唐代诗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汉族，先世移居和州，遂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为韩愈大弟子，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代表作有《秋思》、《节妇吟》、《野老歌》等。

张籍写《秋思》，当时他正作客他乡，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富于包孕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作于此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

其乐府诗颇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其诗作的特点是语言凝练而平易自然。和当时的王建齐名，世称“张王”。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征妇怨》，另一类描绘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 如《采莲曲》《江南曲》。

贞元十四年，张籍北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荐张籍，贞元15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年）调补太常寺太祝，与白居易相识，互相切磋，对各自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籍为太祝10年，因患目疾，几乎失明，明人称为“穷瞎张太祝”。元和十一年，转国子监助教，目疾初愈。15年后，迁秘书郎。长庆元年（821年），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又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年），迁国子司业。

《吴中先贤谱》苏文编绘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400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12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魏峻刊刻于平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张籍

2022年的新年开端，对于汤阴人来讲，是极不寻常的开始。迎战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全县、全市、全省的党和政府全部参与。历经一个多月的奋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终于恢复到正常秩序。这一个月，对于我——一名心理援助志愿者更是意义重大，终身难忘。因为这段时间，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离传染病毒那么近。我和安阳市教育局抗击疫情心理援助队的七位老师在2022年1月11日进驻安阳幼专隔离点。听我的朋友讲，这儿隔离的是高二、高三的育才学生和老师，也是病毒感染重灾区。2021年武汉疫情时，我在家隔离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担心，因为觉得武汉离我们太遥远，安心在家休假，不给政府添乱就好了。可是这次疫情病毒就在我们的家乡啊，作为汤阴人，我想为家乡做点儿什么，所以，当看到教育局招募心理志愿者时，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虽然对未来的工作生活一无所知，心情忐忑，但还是凭着对家乡的一腔热血和对心理咨询工作的热爱报了名。1月10号报名，11号就已经进到了安阳幼专，随后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             第一次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们一起工作。司秀玲老师、闵晓静老师、郑涛老师都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11号下午，我们就召开了工作会议，商议如何开展工作，才能让学生有秩序感而不至于慌乱。接着，我们又制定了自己的作息时间，并提出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擅自行动。傍晚，负责学生工作的郑校长才有时间来给我们讲了学生的情况。孩子们是直接从教室来隔离点的，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没有拿，没有任何设备能与外界连接，甚至连时间他们也不知道。司老师给我们布置了第一个任务，每个人给育才的孩子写一封信。我们分头工作。当晚我们召开了工作会议，商讨怎么利用这儿的资源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制定了工作时间表以及第二天要播放的工作内容。因为这所学校有广播站，利用广播系统和孩子们进行沟通，把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爱播送给他们，把他们的心声给播出来。真的佩服各位老师临危不乱的精神，把工作安排的有条不紊。每天晚上都要进行工作总结，总结出我们今天工作的优点和不足，并且制定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及时调整工作内容和方向。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四个人又转移到了安阳护理学院工作。闵晓静老师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更加严格，并且逐字逐句的教我们和学生交流沟通，因为育才学校学生们手里边儿有了平板电脑，我们可以利用微信和育才老师、学生交流。闵老师随时随地的在培训指导我们，她把高深的心理学理论融入到了生活当中，使我们更加便于应用交流。尤其是晚上，省心理教育专家会对疫情期间的个案进行督导，闵老师就针对这些人的发言会为我们一一讲解，并询问我们的感受、体会，她也会随时对我们进行肯定和赞扬，所以这段工作经历也是极其幸福的。         第一次做了播音主持。在安阳幼专广播站播音的那段日子，也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学教师，还从来没有面对话筒讲过话，每次播音我都紧张到衣服湿透，并时时感动到泪眼模糊。第一次为孩子们读一封写给他们的信时，我的声音几度哽咽。尤其是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时，石玉霞老师泪流满面，郭淋萍老师也红了眼圈。后来司老师录了音我们才知道，当孩子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时，也沸腾了，并且和着乐曲共同唱起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歌声激荡在整个校园上空……第二天，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孩子们表现得不再抗拒了，也服从了管理，不再大喊大叫了。听到这样的反馈，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表，成就感油然而生。就更想把工作做得再好一点，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有很多人在陪伴。很心疼这些孩子，正该在校园里无忧无虑的他们，却要为疫情过这种独居的生活。而面对疫情，孩子们表现出来的勇敢、担当、无畏、感恩，常常也让我潸然泪下。         在隔离点工作的这些日子里，我见到了很多单位的志愿者为这次疫情忙碌着，我们有时间匆匆见面，打招呼都是一句“辛苦了”，每天工作匆匆忙忙，就像是在行军打仗，辛苦着，并幸福着。最后，我想以一句话结束，虽然这句话我们读了上百遍。“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还做中国人”。

4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引发网友热议。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近日调查“天价彩礼”后，更新了各地数据，最新“中国彩礼地图”出炉。

“整个家完了，彻底完了。”望着儿子房间门上那个残存的大红“囍”字，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付道镇67岁的陈老汉忍不住老泪纵横。今年春节前，他和老伴以一套在县城里购置的婚房和11万元礼金，给27岁的小儿子娶了亲。为此，老两口不仅用尽了毕生积蓄，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债。没想到，就在新婚之夜，小两口为了这11万元礼金发生激烈争执，小儿子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给两个家庭及社会都留下了巨大伤痛。

惨剧让人唏嘘，沉重的彩礼是始作俑者。从20世纪50年代的几尺花布，到改革开放后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再到如今一些地方用百元钞票“称斤论两”，国内一些地方不断加码的“彩礼”正在将像陈老汉这样的普通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来。

本来是礼节性的民俗，彩礼缘何不断走高？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这种社会陋习？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调查。

彩礼地图

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

4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以地图形式标注了中国各地的结婚彩礼金额，引发网友热议。本报记者经过调查发现，4年时间里，这份“彩礼地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了结婚标配。

今年27岁的小安（应被采访者要求化名）是河北省保定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去年年底，他和爱人经过自由恋爱结婚。他告诉记者，由于是自由恋爱，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女方家要的彩礼相对少一些，一共是礼金万元加买房买车。他同时表示，“这属于双方都有正式工作的情况。”

“在保定农村，如果男方没有正式工作，彩礼是10万元起步，还要在县城里买房、买车。”小安说，这几乎是现在本地农村结婚的“标配”。据他介绍，当地农村还有很多讲究，比如礼金要“万紫千红一片绿”，即1万张5元（紫色）钞票、1000张100元（红色）钞票，再加一把50元（绿色）的钞票，需要花费至少15万元以上。还有的地方讲究“三斤三两”，即用3斤3两重的、崭新的100元钞票作为礼金，一共大约15万元。

根据2013年的“彩礼地图”，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为1万元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花费大约为3万元。也就是说，4年时间里，即便不加入买房买车的花费，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也增长了2—5倍。

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而且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4年来，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一线城市的彩礼涨幅存在差异。4年来，北京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礼品上涨为20万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礼保持不变，维持在10万元加一套房；广州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三金”上涨为总价值5万元的彩礼。

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彩礼情况差异也比较大。在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对结婚首饰（耳环、项链、手链、戒指）更为看重，礼金可以商量，大体3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地汉族男性结婚则需要20万元的礼金加一套房子（男女各付一半，或者男方买房、女方买车）。4年前，新疆的彩礼还是8888元礼金加双份礼品。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男子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娶新娘不需要送礼金，只需要送数量不等的牦牛（8000至1万元一头）、羊或者汽车就行。

经过调查，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

可喜变化

华南降幅大，长江流域“零礼金”

可喜的是，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

罗观林是素称岭南古邑的广东省英德市的一个普通农民。老罗1982年结婚时，给女方的礼金是900元。2000年，他的儿子结婚，礼金是8000元。去年，当地的彩礼是1至2万元。

据了解，1982年，当时农村基层公务员每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老罗订婚的礼金900元相当于当时农村公务员30个月（即两年半）的收入。2016年，英德市乡镇干部的工资收入大概为每月6000元，1至2万元彩礼相当于农村公务员3个月的工资。可以发现，如果以农村公务员工资作为参照，当地农村的彩礼水平下降了90%。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的彩礼是大幅度下降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率领的课题组经过调查后认为，一方面，华南农村多是宗族性村庄，受到宗族抵制，外来男性娶本地女孩的力量大为减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华南农村女孩很多外出打工，自由恋爱的越来越多，家境逐渐殷实的父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也乐观其成。

此外，长江流域如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贺雪峰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地方属于分散性的原子化村庄，男孩生育偏好少，父母因此可能对儿子女儿同等看待，同时自由恋爱的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彩礼和嫁妆相当于双方父母的财产完成了代际转移。

这种势头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在这些城市工作、结婚的受访者告诉记者，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观念的普遍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出于对女儿未来幸福的考虑，很多女方父母不再将男方的彩礼数额作为强制性要求，一些女方父母还会出钱和男方合力买房。

天价彩礼

男多女少、盲目攀比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地彩礼数额差异大，但大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在不断走高，“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声波技术兴起并开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检测，让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术基础，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走高。与此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分析，农村本来就是男多女少，随着城市化发展，女孩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更加剧了农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很多女性即便无法嫁进城市，也希望嫁给当地经济条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长则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也助推了“天价彩礼”的出现。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同时让一些职业媒婆有了“两头通吃”、漫天要价的市场。

“很多人因为付给别人‘天价彩礼’，就想着通过收受‘天价彩礼’来补亏空，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蔡劲林分析道，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既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行者。

“当彩礼逐渐成为一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越来越多的穷人娶不起媳妇，或者为了娶媳妇弄得“全家返贫”，光棍村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陋习。

移风易俗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为应对越刮越烈的彩礼之风，2016年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委印发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强调，“十三五”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将加强引导，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意见》同时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不断提高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趋向自然平衡等提出要求。201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倡导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电视电话会议，农村“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现象被点名批评。

那么，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天价彩礼”的土壤呢？“这需要综合施策，仅仅靠单纯的引导、宣传很难奏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治本之策。”朱信凯表示，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他建议，目前，政府应尽快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完善农村养老政策，减少城市落户限制以及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等。

从更深的层面看，“天价彩礼”也暴露了农村社会治理的缺陷。吴国宝建议，可以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各种社区协会甚至传统组织，通过制定一些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来遏制“天价彩礼”；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改变观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觉摒弃陋习，培育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要内化于心才算成功。治理‘天价彩礼’，既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社会合力。只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为此应该做什么，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天价彩礼’的歪风就一定能消除。”吴国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