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心理咨询师直播

先看下面一段《宋史》卷四八七，《高丽列传》的记载：徽宗立，遣任懿、王嘏来吊贺。崇寜二年诏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拭往使。顒卒，子俣嗣，贡使接踵，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学，朝廷为置博士。政和中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赐以《大晟燕乐》、笾豆、簠簋、尊罍等器，至宴使者于睿谟殿中。宣和四年，俣卒。初，高丽俗兄终弟及，至是诸弟争立，其相李资深立俣子楷。来告哀，诏给事中路允廸、中书舍人傅墨卿奠慰。俣之在位也，求医於朝，诏使二毉往，留二年而归，楷语之曰：“闻朝廷将用兵伐辽，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扞。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业已然，愿二毉归报天子，宜早为备。”归奏其言，已无及矣。（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084——14085页。）楼上所云，根本无所本。另外，宋时高丽王朝的国君姓王而不是姓李，朝鲜王朝的国君才姓李。《宋史》所云已经充分回答了楼主的问题，这跟抵御金军没有任何关系。高丽所处的位置是强国环列，他谁都不敢于得罪，又怎敢帮助遥远的宋朝呢。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参见《高丽史》中的记载。还有以下这篇文章：宋丽之间的政府交往在中国古代的四裔中，朝鲜半岛无疑是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之一。有宋一代，朝鲜半岛是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进行统治。由于先后与辽、金、（蒙）元交界，使得自身的安全成为高丽历代诸王考虑的重要问题，同时长期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以及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使得高丽王朝与长期同辽、金对峙并代表先进中原文化的赵宋王朝之间的交往成为一种必然。宋丽之间的交往是全方位的，本文仅就宋丽政府之间交往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不当之处，敬请诸博雅君子斧正。一、时断时续的宗藩关系在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四裔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平等互利的外交观，宋丽之间的交往也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外交理念之上的。它们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这种宗藩关系，在中国古代是有着长期的理论基础的。荀子曰： 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 宋丽间的宗藩关系主要体现在：高丽国王接受宋朝皇帝的册封，并向宋朝皇帝朝贡；高丽国王的王冠服为九旒冠九章服 ，这是典型的王爵服制；高丽君臣也以藩属自认，高丽文宗三十二年（公元1078，宋神宗元丰元年）六月甲寅，宋使安焘、陈睦到达高丽，丁卯“王迎诏，礼毕谓左右曰：‘岂谓皇帝陛下不遗小国，远遣大臣，特示优赐，荣感虽极，兢惭实多。’” 就朝鲜王朝修《高丽史》的史臣而言，他们也是承认高丽为藩属的。首先表现在《高丽史》中以《世家》记载高丽诸王，“按《史记》天子曰《纪》、诸侯曰《世家》。今纂《高丽史》王纪为世家以正名份。” 在《高丽史》中称辽（契丹）帝、金帝为辽（契丹）主、金主，而称宋帝为帝，这也是以宋为正统王朝，表示高丽是臣属于宋而非辽金的藩属。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宋与高丽之间的这种宗藩关系是有别于明清王朝与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的。明清的皇帝对朝鲜有着直接的政治性的支配关系，而赵宋王朝主要是通过“册封”、“回赐”和文化影响对高丽产生了间接的政治影响。赵宋王朝与高丽王朝的宗藩关系受到辽、金的影响，因此，表现为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大致是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一）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高丽光宗十四年）至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高丽成宗十三年）高丽太祖王建自称王伊始，便确立了舍契丹事唐尊中国的外交政策。郑麟趾在《进高丽史笺》中云：“王氏之肇兴，自泰封以崛起，降罗灭济，合三韩而为一家，舍辽事唐尊中国而保东土。” 自高丽太祖十六年（公元933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接受了后唐的册封之后，就一直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 宋朝建立之后，于建隆三年（962，高丽光宗十三年）十一月丙子“高丽国王昭并遣使来贡方物。” 在这次高丽与宋的试探性接触之后，于第二年十二月就正式确立了宋丽之间的宗藩关系，其标志是高丽于该年“冬十二月行宋年号。” 宋朝开国之初，对各割据政权一直处于攻势，与辽虽未发生大的冲突，但也并未向其示弱。在这样的条件下，宋于高丽还是能够维持住宗主国的体面的。然而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后，身体与心理上受到了双重打击，从此不再以武事为意，政治上也日趋保守。相反地辽朝实力增强，在这种大背景下，宋丽之间的宗藩关系也就出现了危机。辽圣宗统和十年（公元992年，宋太宗淳化三年，高丽成宗十一年）“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十一年，王治（成宗）遣朴良柔奉表请罪”。 高丽在经过了辽的军事打击之后，向辽做了屈服，但也并未因此而转投于辽，而是在成宗十三年六月“遣元郁如宋乞师，以报前年之役，宋以北鄙甫宁，不宜轻动，但优礼遣还，自是与宋绝。” 在得不到宋方支持的情况下，高丽方于本年入贡于辽，二月行用辽统和的年号。（二）宋太宗淳化五年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高丽显宗七年）这一阶段是高丽臣属于辽（契丹）的时期，高丽虽在化外，但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文化、经济是远远高于契丹人的。因此虽为兵威所胁，被迫臣属于辽（契丹），却并非诚心归款。如高丽穆宗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辽圣宗统和十七年）十月“契丹遣右常侍刘绩来加册王尚书令”，此后不久，穆宗又“遣吏部侍郎朱仁绍如宋，帝特召见，仁绍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帝赐诏赍还。” 同样，辽圣宗也看到了高丽并非诚心臣服于辽（契丹），因此，辽圣宗也在寻找一个能彻底制服高丽的机会。（辽统和二十八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五月，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穆宗），擅立诵从兄询（显宗）。八月，圣宗自将伐高丽，报宋，遣引进使韩杞宣问询。询奉表乞罢师，不许。 自此之后，辽（契丹）与高丽连年征战，使得高丽苦不堪言。于是显宗在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显宗六年）“遣民官侍郎郭元如宋献方物，仍告契丹连岁来侵，表曰：‘借以圣威示其睿略，或至倾危之际，预垂救急之恩。’” 很显然，显宗遣郭元此行的目的就是在辽（契丹）连年军事打击之下，寻求宋方的救助。然而宋朝自“澶渊之盟”与辽媾和后，早已无心与辽人作战。早在大中祥符七年，高丽曾遣使入贡，并提出“仍请归附如旧”， 宋廷有人担心得罪契丹，而在是否接待高丽使臣一事产生了疑虑： 先是，登州言高丽遣使入贡，未敢迎迓，以须朝旨。上谓宰相曰：“此事如何”王旦曰：“高丽久来进奉，因契丹阻绝，今须许其赴阙，契丹必不敢言。且使离高丽，契丹必已知之，若有所问，即当以诚对也。”王钦若曰：“此使到阙，正与契丹使同时。”旦曰：“四裔入贡以尊中国，盖常事尔，彼自有隙，朝廷奚所爱憎。”上曰：“卿言深得大体。”即遣使馆接焉。 因此高丽君臣指望宋廷能够“或至倾危之际，预垂救急之恩”，大约就只能成为水中花、镜中月了。但是高丽仍然在第二年“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 （三）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高丽显宗十三年）由于上文所述的原因使高丽君臣求救无望，辽（契丹）对高丽的战争一直都未间断，辽圣宗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高丽显宗十一年，宋真宗天禧四年），显宗王询终于承受不了辽（契丹）的军事打击“二月，遣使如契丹，请称藩纳贡。” 辽（契丹）“以询降表进，释询罪。” 高丽显宗“十三年四月，契丹遣使来册王，自是，复行契丹年号。” 由于宋廷对高丽的消极政策，最终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宗藩关系。（四）宋真宗乾兴元年至宋亡自高丽显宗十三年四月开始行用辽（契丹）年，奉辽（契丹）为宗主国始，直至宋亡，宋都没有再一次的成为高丽的宗主国，这期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高丽显宗十三年（公元1022年，宋真宗乾兴十三年，辽圣宗太平二年）至高丽睿宗十一年（公元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辽天祚帝天庆六年，金太祖收国二年）。此一时期以辽（契丹）为宗主国，直至睿宗十一年“四月，以辽为金所侵，正朔不可行，凡文碟出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 2、高丽仁宗四年（公元1126年，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太宗天会四年）至高丽高宗十一年（公元1224年，宋光宗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此一时期以金为宗主国，直至高宗十一年“以金国衰微，不用年号。” 3、高丽元宗元年（公元1260，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八月始行中统年号” ，自此高丽王朝开始以（蒙）元为宗主国，建立了宗藩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宋与高丽虽然在这段时间内结束了宗藩关系，但是在某些时期内宋丽政府之间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有时还相当密切，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论述。二、非宗藩关系下的宋丽交往亲密期高丽王朝所处的朝鲜半岛自古为多事之地，无论是中原的汉族王朝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不希图控制这一地区。陈寅恪先生在论及朝鲜半岛的局势时曾云：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 由此可见朝鲜半岛对中国古代王朝的重要影响。从高丽方面而言，长期与其相邻的辽（契丹）、金、（蒙）元皆为虎狼之国，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要保证自身安全的确不是一件易事。宋丽之间保持宗藩关系时期固然是宋丽之间的交往亲密期，然而非宗藩关系下，宋丽交往亲密期更反映了两国之间的内部环境及外部局势，本节将就几个典型时期对此问题详细论述之。宋辽“澶渊之盟”前夕，宋丽之间第一次出现了非宗藩关系的亲密期，然而史书中对此记载较少，笔者将就此详论之。宋真宗咸平六年八月“丙戌，高丽国王诵（高丽穆宗）遣其户部侍郎李宣古来贡，且言晋割幽蓟以属契丹，遂直趋玄菟，屡来攻伐，求取无厌，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诏书优答焉。上谓辅臣曰：‘晋祖何不厚利谢敌，遽以土地民众委之！遗患至今。盖彼朝乏人故也。’” 这条材料很值得我们注意。咸平六年四月宋军于望都之战中战败，王继忠被俘，整个宋廷上下便充满了征辽的议论。 此时高丽是辽的属国，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对宋的朝贡，无异于给宋廷打了一针强心剂。而且此时宋真宗面对高丽“乞王师屯境上”的要求，态度固然不算强硬，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宋太宗时的一个事例： （宋太宗淳化五年六月）庚戌，高丽国王治（高丽成宗）遣使元郁来乞师，言契丹侵掠其境故也。上以夷狄相攻，盖常事，而北边甫宁，不可轻动干戈。秋七月壬子，厚礼其使而归之，仍优诏答之。高丽自是绝不复朝贡矣。 相形之下，宋真宗较之乃父，尚算有些胆色。笔者之所以认定此一时期是宋丽非宗藩关系下的交往亲密期，主要的依据是《辽史•圣宗本纪》所云：“（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己丑，以南伐谕高丽。” 如果不是高丽与宋的来往过于亲密，引起了辽方的主意，是不会有此举的。所谓“谕”既是告知，也是威慑，辽是希望用这种方法警告高丽不要轻举妄动。非宗藩关系下的亲密交往最为典型的时期是宋神宗熙丰时期。自宋真宗乾兴元年，宋丽之间结束了宗藩关系，但是宋丽之间使节的往还并未因此而中断，宋丽之间的“赐”、“贡”也并未因此而中断。然而，随着契丹的军事压力和对高丽的严厉控制，自高丽显宗二十二年（公元1031年，宋仁宗天圣九年）至文宗二十五年（公元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宋丽之间的政府往来彻底被中断了。高丽文宗二十五年“三月庚寅遣民官侍郎金悌奉表礼物如宋。” 金悌的出使标志着宋丽两国中断了四十余年的政府交往得以恢复。这一次的外交关系恢复，是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的。从高丽方面而言，在契丹的军事压力下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奉契丹为正朔，然而从其本心而言却不是心甘情愿。且高丽一向“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中国。” 因此，高丽君臣从内心而讲，是极度瞧不起契丹的。早在高丽文宗十二年（公元1085年，宋仁宗嘉佑三年，辽道宗清宁四年）“王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 然而遭到大臣的反对未果，而丽朝大臣反对的主要原因则是担心契丹借此再兴兵祸。但是却反映出文宗想与宋恢复外交关系的意图。从宋方来看，在仁宗“庆历新政”时期，枢密副使富弼主北边事，他就曾上书力陈联合高丽对抗契丹为“中国大利” 。因此，宋丽双方高层都有恢复外交的意图，只是时机尚未到来。辽朝到了道宗统治时期，国势逐渐式微，契丹贵族的叛乱也屡屡有之。如道宗朝皇叔耶律重元之乱就是一例。而此时宋朝神宗即位，极力想摆脱颓势，积极酝酿变法。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联合高丽就又被提到了宋廷的议事日程上来。《高丽史•文宗世家二》云：（高丽文宗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宋神宗熙宁元年，辽道宗咸雍四年）宋人黄慎来见，言皇帝（指宋神宗）诏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发运使罗拯曰：“高丽古称君子之国，自祖宗之世，输款甚勤，暨后，阻绝久矣。今闻其国主贤王也，可遣人谕之。”于是拯奏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王悦，馆待优厚。 高丽文宗二十四年八月己卯“宋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复遣黄慎来。” 在宋方的积极努力下，终于在神宗熙宁四年恢复了与高丽的外交关系，也就是高丽金悌的出使宋朝。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宋丽政府之间都保持着频繁的外交使节来往。对于此次宋丽之间恢复邦交，宋丽双方都是非常重视的。如宋廷对送往高丽的文书是十分仔细的，“帝（宋神宗）以本国（高丽）尚文，每次数诏必选词臣着撰，而择其善者。所遣使者，其书状官必召赴中书，试以文乃遣之。” 对待高丽的使臣也是极尽地主之谊。丽方亦是如此，如高丽文宗三十二年（公元1076年，宋神宗元丰元年）六月，宋使安焘、陈睦使高丽，文宗“命太子诣顺天馆导宋使，至阊阖门下马，入会庆殿庭，王适不豫，使左右扶出受诏。” 可见丽方对宋使的重视。然而宋丽之间的这种非宗藩关系下的亲密期并未保持多久，随着辽的败亡，金人崛起，对宋丽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一时期，无论是金灭辽、宋取辽幽燕、金攻宋的战争中，高丽都成为了战争双方所争取的对象，而高丽的国势，又无力承担任何一方的争取，它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屈从于武力，因此在最后的角逐中，金人最终获得了胜利，成为高丽的宗主国。而高丽也看到了偏安东南的南宋根本无力保护自己，因此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其不敢开罪于金朝，自然也就无心与宋交往。故自宋孝宗乾道九年后，宋丽之间的使节完全断绝。三、宋丽之间的“赐”与“贡”宋丽政府之间的交往，主要是依靠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得以互通有无。使节出使往往都带着具有本国特色的大量货物，用于互相交换，其本质而言则是一种官方贸易。这些货物于宗主国一方而言就是“赐”，而于藩属一方而言则为“贡”。在中国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政府间的友好往来主要依靠的是这种形式。而中国一向以大国自居，凭借自身先进的文化和发达的经济傲视周边的国家，因此在周边国家入贡之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富足或显示广阔的襟怀，往往回赐货物的价值远远高于入贡的价值，这也是周边国家纷纷入贡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丽之间的“赐”与“贡”的官方贸易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与宋的官方交往能够使高丽方面获得厚利，同时能够吸收宋朝先进的经济文化用以自身的发展。马端临曾云：“高丽之臣中朝（宋）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 这一点在《高丽史》中也有所反映：王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内史门下省上言：“国家结好北朝，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昔庚戌之岁，契丹问罪书云：‘东结构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是欲何谋？’又尚书柳参奏使之日，东京留守问南朝通使之事，似有嫌猜，若泄此事，必生衅隙。且耽罗地瘠民贫，唯以海产乘木道经济谋生，往年秋，伐材过海，新创佛寺，劳弊已多，今又重困，恐生他变。况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实无所资，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从之。 从以上丽朝大臣的上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高丽不敢与宋通使的原因除了辽人的威胁和国家“劳弊已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实无所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丽朝与宋通使的很大一个目的就是要“有所资”，也就是要从宋的回赐中获得好处。所以在丽方认为与宋交往获得不了丰厚的利益之时，且有为辽（契丹）提供入侵之口实之时，便极力反对与宋互通使节。同时，高丽地处强国之侧，其本身并无实力与辽（契丹）及后起的金抗争，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使其在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巧妙的周旋于各政权之间。因此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利用贡赐关系结好于宋，也作为牵制辽（契丹）、金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方式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姑且不论，但从丽方的主观方面是有着这样的想法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辽金乃至蒙元大都没有吞并高丽之心，但是它们极力将宋排斥出高丽的贡赐圈子之外。因此，它们以武力压服高丽，使其奉自己为正朔，建立起与高丽的贡赐关系，其主要的一个目的在于压服宋，并竭力使自己取代宋朝，成为中华帝国的正统代表。从宋朝方面来讲，如果缺少了“四夷宾服”，又怎能称得上是“中国”呢？因此，利用回赐的手段对高丽进行笼络，也成为宋朝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杨渭生先生在其论著中曾详细的开列了宋丽之间贡赐物品的情况， 此表史料详尽，将两宋与高丽之间的贡赐搜罗殆尽，故在此不再重复开列。从杨先生所列之表中可以看出，高丽入贡的主要物品为：锦罽、兵器（包括刀剑、漆甲、兵仗、弓箭等）、马匹、金铜器皿等。而宋方回赐的物品则主要集中在礼服衣带、佛经道藏、布帛织锦、各类书籍、珍贵药材、金银玉器等。同时，由于高丽方面是以入贡的形式遣使入宋，故宋在回赐高丽时往往还伴随着诏书奖谕、加册、加官爵等。从宋丽双方的贡赐物品中能够看到，丽方入贡之物，基本都是本国的土特产品，缺少政治的因素，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也可看到，高丽对宋的入贡主要体现在经济的目的，除了一些特殊时期外。而宋方则不然，它要在属国面前展示其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因此政治的目的性很强。比如宋方所赐的礼服冠服就是一例。如《高丽史•舆服志》所云：“（高丽文宗）三十二年六月，宋神宗赐衣二对……紫花罗夹公服一领，浅色良罗汗衫一领……”； 所赐的礼服冠服，其政治意义就在于，将高丽国王的穿着形式纳入到赵宋王朝的百官体制当中，承认其属于中华传统的礼制圈子，确定其臣属的地位。另外，赵宋王朝对高丽所赐的佛经道藏、各类书籍就是在向高丽方面传播中华文化，使其有强烈的归属感。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高丽仁宗六年）高丽仁宗遣礼部侍郎尹彦颐入宋，并上表云： 天地之仁，各令万物以咸遂，帝王之道，不责众人之所难，敢吐忱辞，仰于聪听。窃念本国地分东鄙，世事中华，守千万里之封疆，未躬于朝请，顾二百年之恩礼，但誓于忠勤。昨者闻两圣之播迁，举三韩而悲痛，既不能奔问官守，以申臣子之诚，又未得首倡义兵，以循国家之难。今伏遇皇帝陛下起从元帅之府，光袭先王之基，冀与臣民共迎銮辂，诏书下而老幼垂泣，德意形而遐迩宅心，至诚感神，岂无厥应，宸极反正，今也其时。臣属室家焚荡之余，当军国扰攘之际，愧未遑于庆礼，辱先遣于皇华，虽命出重严，乃事艰尊禀。盖彼金国，接我鸭滨，既乘猾夏之威，又有害隣之意，常令密谍，以待衅端。如闻仗节之假途，则必应时而生事，或扬兵可畏而加责，或复礼为名而请行。在此路冲，将何辞拒，彼众我寡，既难可以与争，唇亡齿寒，又焉知其非祸。岂徒今日之扼腕，必有他时之噬脐。职此多艰，理非自慢，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内怀向慕，悯臣外迫侵陵，山薮示藏，雷霆收怒。小国有保全之幸，上朝无藩屏之危。率诸候而尊周王，非敢期齐、晋之故事，任厥土而作禹贡，愿不失青、徐之旧仪。丹慊不诬，皇天是证！ 在高丽国王的上表中，之所以说出诸如“窃念本国地分东鄙，世事中华，守千万里之封疆，未躬于朝请，顾二百年之恩礼，但誓于忠勤。”“内怀向慕”之类的话，并非全是外交辞令。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长达几千年的密切交往中，文化交往是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朝鲜半岛不但汉化很深，而且对中原王朝有极强的认同感。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古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文化输出，赵宋王朝对高丽回赐的书籍之类，正是这种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在赵宋王朝回赐的物品当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具有笼络作用的，它们也承载着政治意义。如高丽文宗三十二年（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6年）安焘使高丽，在其回国之时，“王（指高丽文宗）附表谢之，且自陈风痹，请医官药材” 。宋神宗闻知此事后，于当年十月立即“诏遣翰林医官邢慥、邵化及秦玠医高丽国王王徽，内殿承制王舜封管押。以徽婴风痹，因安焘等使还上表乞医故也。又诏舜封如徽病不能躬承诏命，宜授其世子勋。” 此一行人于高丽文宗三十三年七月辛未到达高丽 ，并带来了神宗问候的诏书，云：“且闻疹痗之久，未遘医剂之良，念来谂之勤惓，轸永怀于恻怛，特驰信介，参挟善工，博求百药之珍，再越重溟之阻，俾加攻治，行即夷瘳。况忠义之所存，宜神明之来相，更维慎啬，庸副遐思，今差合门通事舍人王舜封、翰林医官邢慥等往彼看医，兼赐药一百品，具如别录，至可领也。”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宋的回赐物品的选择大都是要承载着一定政治作用的。这也是宋的回赐与高丽的入贡最大的不同之处。四、结 语 宋太祖建隆四年，宋廷给高丽国王的制书中曾说到：“古先哲后，奄宅中夏，曷尝不同文轨于万方，覃声教于四海？” 大约在建国之初，宋太祖是颇有些豪情去实现其“同文轨于万方，覃声教于四海”之理想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并未沿着宋太祖的理想行进，宋先后与辽金对峙，而且一直在军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宋与高丽之间的政府交往就是不充分的，受到限制的。就高丽方面而言，高丽太祖王建在临终前曾告诫其子及众大臣说：“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殊方异士，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虽说如此，但是强敌在侧的客观情况，是不容高丽君臣有所选择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宋、丽、辽（契丹）及后来的金就形成了一种十分微妙的三角关系，在辽宋丽三角和金宋丽三角中，高丽都是最弱的一角，其与宋朝宗藩关系的变更受着辽宋、宋金之间实力消长的影响。另外，宋朝在经济文化上发达，以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居，高丽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倾慕，也出于“远交近攻”安全战略的考虑，尽管受到辽、金的军事压制，仍不失时机地与宋朝保持了密切的邦交。宋丽之间展开的所有政府交往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它既不同于后世高丽与蒙元的关系、朝鲜王朝与明清之间的关系，更不同于汉唐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府交往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