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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梅，一九九年出生于湖南衡山的一个书香门第，故其印语曰：“家在洞庭衡岳间”。他的父亲陈嘉言，字梅生，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福建漳州知府，也曾在湖南主持过有名的船山学社，思想比较开朗。嘉言先生工诗文，擅书法，少梅自幼即在父亲的督导下赋诗、习字，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他更酷爱丹青，十六岁时参加了北平的湖社画会，故又号升湖。据说，当时他是湖社画会最年轻的一位成员，也是学习最刻苦者之一。当年旧京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画家，许多亦富收藏，陈少梅是借私人收藏临摹起家的。他每借得一件名作来，便如获至宝，躬身烛光之下，彻夜临摹，临习数遍之后，再准时归还画主。经几年磨砺，聪颖加勤奋，使他具备了比较坚实的传统山水、人物画功底；在二十岁左右已于画坛崭露头角。 正在加载陈少梅 一九三年，当他二十一岁时，作品就参加了比利时国际博览会，并获美术银版奖。此时，陈家家境日衰，他不得不以卖画为主。 一九三一年始，他由北京转赴天津，主持湖社画会天津分会，从事绘画创作，兼事授徒，并于京、津、沪举办画展，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位早熟的画家。启功先生说：“我比少梅先生虽仅小两岁，但学画时望先生的作品，已如前辈名家，可见他成就之早。”据吴云心先生回忆，“日军侵占天津时，陈少梅居达文里，志画为主，不求闻达。”当时的老画家赵松声在天津画坛很有声誉，为同道所尊重。赵画黄鹤山樵一派，造诣很深，与陈少梅所宗不同，而对陈却推崇备至，欣然自居陈下。陈则谦虚坦率，从不自炫其能，一无傲气，更无俗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积极努力于新美术事业，焕发了新的创作激情。 一九五三年底，他由天津回到北京，不幸于次年九月因患脑溢血病逝，惜享年仅四十五岁。 陈少梅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本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虽然对中国画坛也发起过冲击，出现了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潘天寿、傅抱石等一批从不同角度进行革新的艺术家，但大部分中国画家特别是山水画家还在继续沿着“四王”的路子蹒跚，显然已远远背离了师造化的优良传统，舍本求末，如无源之水，没办法失去了自己的生机。年轻的陈少梅部分地看出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困境，他感到必须找到一条新途，才能挽救中国画的颓势。当然，由于艺术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局限，他没有找到最根本的艺术源泉，也没有能够从西洋画艺术中汲取可借鉴之处。但他从被贬斥的所谓“北宗”的艺术中，发现了特异的艺术语言，找到了与自己相近的艺术个性，并希图从这里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他首先从郭熙，然后从马远、夏圭，一起到仇黄、唐寅、吴伟等人的绘画入手，仿佛在混沌中找到了一线光明，在当时，就这一点来讲也是颇为不易的。 作品特色 陈少梅早期的作品，尚能见到三十年代所画的部分山水和仕女。山水还处在仿古阶段，如仿郭熙《松溪泛棹图》，完全掌握了郭的绘画特点和笔墨技法，“郭熙山水，其山耸拔盘回，水源高远，多鬼面石、乱云皴、鹰爪树，松叶攒针，杂叶夹笔”，及以弧形线条勾勒山石轮廓等等特点，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影响着他的画风。有时，他又将郭熙的鹰爪树、山石笔法与马、夏的斧劈皴揉于一纸（如一九三三年的《雪景山水》）。有时以郭熙的笔致与青绿重彩相结合（如《江畔山居》），这都可以看出他的变通和融合过程。现在所能见到的几幅早期人物画，多为仕女、高士，受仇英、唐寅影响较多，画风柔秀淡雅。他常将人物置于山水、园林之中，既增加了情趣，也发挥了他擅画山石竹木的特长。三十年代的陈少梅，主要是从“北宗”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艺术个性。 正在加载陈少梅作品 进入四十年代，由于卖画生活的影响，他的选材仍然限于山水和历史人物，但是画风有了新的变化，艺术技巧也益臻成熟。山水已渐渐脱去郭熙的痕迹，更倾向于马、夏和浙派画风。人物工如仇英，放近吴伟，无不精能。因其山水必有人物点缀，人物画必有山水环衬，所以，他能在山水与人物的结合中把各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冶为一炉，并根据题材和情感的要求，创造了谨细、清秀、粗放等不同的艺术面貌，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谨细者，以《西园雅集图》和《桃花源》为代表。《西园雅集图》作于一九四五年，是一件大幅工笔山水人物画，描写北宋时画家兼文人的苏东坡、李公麟、米芾等人在王诜家聚会的情景。当年，李公麟即绘有《西园雅集图》，但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南枕头画家马远也画过一件同名长卷。他没有把这一故事局限于王诜的家园，而将那些赋诗、作画、弹琴、题壁、问道的文人置于近乎大自然的环境里，以衬托文人志在山林的情趣。就形式而言，他以鸟瞰的构图为文人画家们提供了可游的深远空间，并将仇英秀雅纤丽的笔法与夏圭劲爽刚健的小斧劈皴交互使用，整体淡彩中局部辅以重彩，形成了一种秀逸而不媚弱、清劲而不霸悍的格调。 与《西园雅集图》同年所作的扇面《桃花源》，是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作，他在区区小扇之上，同样以鸟瞰视法展现了广阔的空间，仔细把玩，右下角岩下溪中泊一叶渔舟，往左往上便是横互在桃花源头与那世外村舍上的人物，显然就是文中的那位渔人，他刚刚穿过岩隙正执着地前行。扇面上部深远处即是那“土地平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境界了。读此画，如身临其境，也仿佛随同那渔人一起弃舟登岸，穿林过山，奔向那无纷乱之争的世外桃源，心境亦会为之“豁然开朗”。睹此，我们不能不佩服画家构思和布局之巧，竟那样贴切地将语言艺术转换成了视觉形象，那样自然地体现了中国山水画可居、可游的审美特点，并那样巧妙地通过画面或紧或疏的安排，不仅与渔人也与观众由惊异而豁然的心理取得了共鸣。另外，我想，当时，在日寇铁蹄下的一位画家，选取这样的画材不是没有想法的。它很可能借此说明身隐囹圄而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希望人民能过上桃花源般的安静生活，从面临的战乱中得到解脱，它反映了画家这一善良愿望。《桃花源》虽然只是件很小的扇面，但从创作态度和构思技巧来说，足可称为陈少梅的一件精品。一九四七年，他再度以此为题，作《桃花源诗意长卷》，在另一种章法里把我们带入了那诗的境界，不仅章法更加奇异，语言更加熟练，他那借古喻今的艺术思维方式也进一步趋于高妙，“想得耕田并凿井，依然淳朴太平民”的人生理想是益加深沉了。 四十年代，陈少梅还创作了一批格调清秀的人物画作品，《采菱图》、《芦汀渔女》即属此例。《采菱图》作于一九四一年，表现了一位水乡妇女驾舟采菱的情景。中部画一株枝条秀美拂垂水面的秋柳，右下、左上芦草坡角映衬，加以水墨淡彩，交织出一首采菱的清歌。右上题七律一首：“苕溪秋高水初落，菱花已老菱生角。红衣绿髻谁家娘，小艇如棱不停泊。月落青山起暮烟。湖海十里镜中天。清歌一曲循归路，不似耶溪唱采莲。”此画以秋景点缀，仿佛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哀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就其山水技法而论，由于题材和情思的特殊性，处理得比较柔秀，它们虽然都有马、夏和浙派山水画家关于处理的墨色韵律，常常在州头、坡角形成墨色浓度的焦点等特色。然而又不似前人那样刚硬乃至霸悍，这是经过作者的个性消化过的艺术语言。 陈少梅四十年代的作品，还有一种较为粗放的意笔，这显然是他在笔墨成熟以后放笔直干的一种变格。人物如《东方朔》、《达摩》等笔法率简，有吴伟、张路遗风，与他所画仕女迥然不同；兼及山水、人物者，如《风雨归舟》（一九四一年，又称《江风海雨》），得益于古代浙派大家健拔劲锐之力，其技巧绝不在古人之下，他在题记中说：“郁郁勃勃觉江风海雨瑟瑟生指腕也”，并非虚语。更加简炼些的《秋山赏云》（又称《琴罢赏秋》），人物视线投于飘渺空际，尽得画外之画、诗外之诗的余韵，均可见其一番超俗之心。直到五十年代初，这种清逸心境仍有表现，如《观瀑图》，石用大斧劈皴，苍劲泼辣，松用中锋笔，劲如屈铁，水纹则流动似狂草，观画如闻瀑泄浪激松鸣之声，在此自然之仙李白呢，还是词人苏轼呢？如果我们广义地认识“画如其人”，那么，艺术家对于某种形式风格的偏爱，也无不透析出他的气质和精神面貌。由此，也可以说，这种粗放的意笔，流畅的气韵也体现了青壮年时代的陈少梅在那污浊的社会氛围中，对于生命力的渴求。 正在加载陈少梅山水画 在吴派艺术走向下坡路的情况下，陈少梅传浙派薪火，对于继承和发展浙派艺术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体现了欣赏趣味的一种除旧更新的规律，他当时的局限是还没有最终跳脱传统的范畴，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诚然，艺术的欣赏有传统的继承性，如同京剧的传统剧目一样，山水、花鸟、古装人物等传统艺术样式也会世世代代传下去，并对后代提供它的艺术价值，借古人之形言今人之意也仍然是一条艺术思路，但它毕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相应地发生变革，因为艺术最根本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否把握了时代脉搏，反映了时代精神。这个命题，陈少梅如同一大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画家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真正踏上这一新的探索途程。 五十年代初，陈少梅曾游京郊各地，在此期间产生了一批新作，从意境、笔墨、章法来看已脱去古人成法，逐渐化成了自己以细密秀雅为主调的艺术语言，有的以完全崭新的面目表现了现代生活。如《江南春》，作于一九五三年，为细笔青绿山水，近景是莲叶初露的水塘，高远处是葱翠的春山，中景绿柳掩映着农田、村舍，点以插秧的农民，一前一后往田中送饭的小姑娘和老奶奶。这是一幅比较完美的新农村风景画，此画大量地运用了小而密的苔点，谨细秀丽，新颖可观。《小姑山》亦为一九五三年所作，这是一幅很可爱的写生画。画中圆如樵髻的小姑山屹立江心，半山有小姑庙，山顶有梳妆亭，右有彭郎矶与之呼应，仿佛他在作画时脑际始终萦回着民间关于小姑与彭郎的传说。他用墨赭细笔勾皴山石，以花青细笔密点丛树，山石尽以赭石染出，画法新颖，画风明净雅致，极富装饰趣味。这些艺术处理手法，和四十年代的作品有一定的联系，但整个情调却比《西园雅集图》和《桃花源诗意长卷》更亲切温馨，因为它来自作者自己的生活感受，来自作者自己对美的发现，是他自己独到的艺术符号。 由于新生活的启发，陈少梅的人物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三、四十年代，他主要画仕女、文人学士和神话人物，惟有一九四八年所作之《卖饼儿》等少数作品为现实中人物，并题以“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的诗句，这令人心酸的卖饼儿题句道出了贫苦人民的心境。五十年代，他除致力于山水画的创新以外，也开始了现实人物画的探索，创作态度非常认真。如《浴牛图》，表现了翻身后的农民对牛的惜爱之情。图中牵牛的农民的背影和牛都画得自然生动，认真严密。画面右上角垂下的那一组柳丝，穿插巧妙，笔法干净利落，既点出了初春的季节，又从形式美的角度使此图大为增色。由此我想起了画家夫人冯忠莲所说的一件事，她说：“陈先生口袋里经常揣一个小速写本，发现了好看的树，就用铅笔把它勾下来。如果和他一块出门，他常常走着走着就不走了，准是前面又发现了入画的事物。”我想，这组绝妙的柳条，不仅因为画家懂得平面构成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源于大自然。 陈少梅上承马、夏、郭熙、浙派戴进、吴伟衣钵，兼师周臣、唐寅、仇英，一生转益多师，能工能简，水墨与重彩并长，山水、人物、花卉和书法均有一定造诣，为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同时我认为，马、夏也好，浙派也好，他们的表现技法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笔墨的造型意义多于笔墨的书法趣味，陈少梅由此转入表现当代生活无疑是较为便当的。他沿着自己选定的路子诚挚地探索着，终于把那几欲断绝的薪火重新点燃起来，形成了自己寓柔于阳刚的清劲画风，于艺坛独树一帜。 陈少梅在继承传统方面是集大成者，他心怀虔诚地对待所有优秀绘画传统，以北宗为体，以南宗为用，以北宗蓄其势，以南宗添其韵，博采众长，擅长山水、人物、走兽，工写兼长，传统功力深厚。他的山水画和人物画成就都非常高，在艺术上继承了郭熙、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唐寅、仇英等人的绘画风格，豪放处有戴进、吴伟之风，但无粗糙的习气，精细处与周臣、唐寅相近，笔墨潇洒而不失法度，艺术面貌渊穆清华，洋溢着和谐的节奏与优雅的韵律，形成了自己清逸淡雅、寓柔秀于阳刚的清劲画风，于艺坛独树一帜。尤其是他的人物画更为人所推重，张大千先生曾称赞陈少梅的人物画“衣纹有宋人风格”。 陈少梅辞世已四十余年，画界无不为他英年早逝而惋惜。如果天公识人，假其高寿，这位具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又找到了艺术新途正在向着新的高峰攀登的丹青妙手，必将对中国艺坛有更大的贡献。 拍画价格 正在加载陈少梅画 陈少梅是一位很有才气的画家，本应在绘画艺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惜在他45时候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存世作品较少，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作品在市场上亮相不多，价格始终处于小名头之列，超过10万元的寥寥无几，画价与任伯年、潘天寿、李可染等大家有着天壤之别。进入21世纪后，陈少梅的作品开始被专家和画坛前辈所推崇，成为海内外藏家追逐的热点之一，其作品价位呈平稳上升之势。2001年，陈少梅的精心之作《夏山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备受追捧，经过几十回合的竞价，以140万元成交，这是其作品首次突破百万元的大关。时隔两年，香港苏富比再次推出两幅陈少梅的作品，一件为《仿郭熙山水》，尺幅仅2方尺，该作是物主1968年在北京琉璃厂购入的，结果以高达54万元成交；另一幅是《春游载洒》尺幅也只有2方尺，物主在1967年天津文物商店购入，成交价高达万元。 2004年陈少梅的作品在市场上更是势不可挡，他的《仕女》四屏尽管品相不够完美，但仍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以 99万元拍出。在2004年天津文物公司拍卖会上，陈少梅画作《二十四孝图》长卷以60万元起拍，引来不少买家争夺，最后以561万元成交，是目前陈少梅作品拍卖的最高价。2004梅于1950《松涛归帆》和《深林多秋》，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分别估价为4港元和5港元，结果上拍时受到热烈的追捧，均拍出180余万港元的佳绩。现陈少梅的一般作品也在数万元，大幅精品每幅在百万元以上，后市值得关注。素材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邱shannon
兰州大学2007届硕士 周显波 2021年10月22日晚，我出差在天津，刚在酒店落脚，就接到了冯欣老师的微信，手机上的字没来得及细读，一个哭泣的表情符号在屏幕上面显得格外刺眼，把文字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确认了消息：我的硕士导师常文昌先生于当晚在上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因为疫情原因，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在北方感受深秋了，当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置身在北方辽阔的天空之下，往事历历在目，先生的音容笑貌也瞬间浮现上来。 我是2005级硕士里和先生接触比较多的。 2005年3月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兰州大学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这是我第一次到西北，坐了两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由西安中转到达兰州。人生地不熟，我在兰州大学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当时还停留在互联网时代的尾声，信息技术远不如今天发达，我不知道复试，特别是外语口试的形式和规则是什么，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到，这是我心里焦虑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外语口试相关信息难以问到，在于我考试的公共外语语种是小语种——俄语——学的人少，学俄语考研的人更少之又少。经过了笔试，终于捱到了外语口试的时间，当我来到考试教室的时候，已经有两位考研的学生和一位考博的同学坐在那里。随后，门开了，一位西装革履、特别清瘦的老师拿着几张A4纸走了进来，轻轻地落坐在我正对面，我当时刚出校门不久没什么经验，加之特别紧张所以看不出这位老师的年龄，只是觉得他不像考官，倒好像是专门来疏导我们考生心理的朋友。考官面带微笑，声音很轻，不做自我介绍，也不着急考试，先是安慰我们四个考生不要紧张，然后让我们逐一作了自我介绍。这样一轮下来，我们几个学生都放松了不少。至于当天我的人生第一次外语口试的考试内容现在已经全部忘掉，但当时轻松的考试气氛一直储存在我的记忆里。当考试结束宣读分数后，大家满意的表情还挂在脸上的时候，同为考生的辛明霞小声地说，这个考官好像是常文昌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常先生，所以记忆里的常先生一直是微笑着，不论是说中文还是讲俄语声音都是轻轻的，除了普通话有一点口音外，和我印象中的西北汉子完全不一样。 研究生复试的重头戏是面试，面试的形式是每位同学走进考场随机抽取考题，两个题目中任选一个来回答。走进考场，几位老师背对着阳光而坐，考生直面老师，也直面下午兰州橙黄色的太阳。我依然紧张兮兮，低头抽取了题目，选了自己相对有心得的那一个，开口语音颤抖，当我抬起头看到面前竟然是昨天那位清瘦的外语口试考官常先生，他依旧是面带微笑，好像在鼓励我，好像还是像面试那样嘱咐说：别紧张！这次面试的过程我太紧张了，时至今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常先生的微笑。记得我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先生和其他两位考官（后来我知道是赵学勇教授和武文教授）说，这个学生是东北的，不知道哪位老师还感叹，真够远的哈。 这是我和老师的第二次见面。 2005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硕士研究生录取结果在一分部逸夫楼公示，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我顺利“上岸”了。欣喜之余还是忐忑，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我，一方面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录取了，而且录取在常先生门下，另一方面，“上岸”之后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毕竟我远在东北，联系多有不便。因此我辗转问到了先生的电话，当天晚上冒昧给先生拨通了电话，话筒里传来的依然是温和的声音——先生竟然记得我！老师也同意了我登门拜访的请求。当晚，我买了一束鲜花来到了一分部家属区先生的家里，生活里的先生依然是对我鼓励多多，列了参考书目，临别时还赠了我一本他的专著《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可惜我当时没有请先生在书上题字，深深遗憾！ 当年9月入学后，在衡山堂的教室里，先生给我们上课，依然身着西装，非常儒雅，他手拿讲稿站在讲台之后，一讲就是一个下午。因为我从初中起就一直学俄语，所以有幸参与了先生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负责东干文学的俄文资料的翻译与研究，老师把李福清几种俄文专著和东干语词典拿给我学习，又因为我对东干文化一无所知，所以赠了我《东干形成发展史》《东干文化研究》等，为了我翻译方便，老师还专门送我一本厚厚的《便携俄汉词典》。这些书、词典和资料一直被我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不论我后来因为工作和求学走南闯北到了什么地方。正是因为先生给我的机会，我才得以初步了解东干文化、东干文学，通过尝试以一个初学者的水平翻译俄文资料，也通过和老师的交流初步了解了何为学术以及做学问的方法。可以说，在先生这里我受益匪浅。先生2005年底赴中亚负责建设当地的孔子学院，因为两国电脑系统、网络等种种原因，和老师联络多有不便，也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的东干文化研究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2009年，我已经在东北的一所高校任教，有一天，先生从我同门叶非那里问到我的电话，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又再次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之所以我和老师联络较少，原因全在于我自己——就是我没有把东干文化研究坚持做下去，非常羞愧。但先生一点没有责备愚钝鲁莽的我，依然还是鼓励我，安慰我，正因为此，在电话的这一边，我已经热泪盈眶了。通话持续了很久，在临近尾声的时候，老师很不经意地提起：国家社科基金已经结题了，因为你对团队的贡献，所以结题证书里有你的名字，过几天师兄杨建军老师会联系你，你把地址告诉他，由他给你寄结题证书复印件和著作。 我的眼泪瞬间掉下来了，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中途做逃兵而责怪我，而竟然因为我做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工作，还把我列入到研究团队之中，我能有一位这样宽容的老师是多么多么幸运和幸福！国家社科基金证书和厚重的《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中亚东干文学论纲》，这凝聚了先生的研究心血，但老师不知道的是，这些成果之于我，绝不止是学术上的启发，它还教我怎样做一名好老师。 毕业后我再未去过兰州，和先生联系就是通过电话，我考博、读博等都曾打电话打扰过先生，每一次他都是用沉静、舒缓的声音为我耐心解答，当然，更多地是鼓励。直到2017年8月11日的甘肃宁县，我才在同学巴陇锋的作品研讨会上和老师再次相遇，此时距离我们师生上一次的见面已经过了12年！老师依然清瘦，的确上了年纪，满头白发，精神还好，但身体不如从前。记得上学时的早晨我还经常能在一分部的老操场上遇到跑步的先生，而当这一次再见老师时，他的步履、讲话底气都已经与我记忆中的他差别不小。甘肃宁县的那几天，除了和老师相聚、散步、聊天，我也再次见识到先生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的学术严谨，哪怕是面对自己学生的作品研讨会上，他也依然在爱护文坛后辈时，有坚持自己学问的一面。而在与学生私下交流时，先生依然儒雅绅士，总是记得每位同学的优点，听先生的话用如沐春风这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这几年，我在广东为了自己的生活忙忙碌碌，也碌碌无为，加之2020年以来的疫情，一直没有机会去沪探望先生，实在没想到2017年宁县一别，竟成了我们师生的永别。 再没有机会聆听老师的教诲了。回看我的生活，我人生的路正是因为与先生相遇而改变，对我的选择，老师自始至终都是宽容的，鼓励的，也是及时点拨的。先生就像一条温暖的大河，推着我前行，我想我能遇到先生，是幸运的，是先生最初引领我走向学术之路——尽管因为我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我取得的成绩还非常不够。也因为先生，遇到了冯欣老师，遇到叶非、姜贵珍等同门，虽然常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我在兰大遇到的好老师，我的好同门还会继续过好人生，这也是先生的希望看到的。 愿先生一路走好！写于2021年10月24日-25日天津、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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