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宋华心理咨询师

给你个论文做例子，希望对你有帮助。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出自《论语》，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孔子设教，尤其重视《诗经》的学习和运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专对”，指外交场合独立谈判酬酢，赋诗言志以应对诸侯的意思。因此，这里的“言”不是一般意义的讲话，主要指外交语言（外交辞令），有场合的限制。“不学诗，无以言”是说不懂《诗经》，不会赋诗、用诗，就没法参加外交活动。而赋诗以言志，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重要内容或培养目标之一，在外交活动中，也是春秋时期特有的外交现象。“不学诗，无以言”正是对春秋近四百年赋诗言志活动的总结。春秋时期，大夫们出使别国，根据礼仪，赋诗成为外交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左传》多有记载。那时一个大夫不会赋诗就意味教养的缺乏，没有“出使专对”的资格。在周代，因赋诗不当引起国家纷争的事偶有发生。《左传·昭公十二年》云： “宋华定来聘�6�8�6�8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之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这是对华定不知赋诗的批评。可以想像，赋诗不但是一项基本的外交技能，而且可以从使者的表现看出一个国家的前途。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所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必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末期的孔子，掌握着西周典籍，又耳闻目睹了赋诗言志的事实，颇有感触地讲“不学诗，无以言”，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指导。以诗的语言作为外交辞令，实在是文化史上奇特的现象，它全整地反映了《诗经》作为一部典籍如何作用于一代社会，如何影响华夏族的语言表现力，并进而塑造了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是很有意义的。惜乎学界尚未充分重视，偶有论述，也多对“赋诗言志”作概念、内涵性的解说（如顾颉刚著《古史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本文尝试从《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入手，管窥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概括地说，就是有效地参与外交活动，树立了含蓄外交的风范。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赋诗之能言志，首先在于《诗经》所含的人文精神和内容之广阔适合多种外交场合需要。如《左传·襄公八年》盟主晋范宣子访问鲁国，商量用兵于郑的共同行动，全部外交过程以赋诗完成：“公享之，宣子赋《扌票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将出，武子赋《彤弓》。宣子赋《扌票有梅》，以女子希望及时婚姻作喻寄意鲁及时出兵；因晋为盟主，相较鲁如“草木”之“臭味”，只好同意，于是赋《角弓》，以“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作答；宴会最后，武子又赋《彤弓》（本为天子赐有功诸侯之诗）表达对晋悼公继承文公霸业的赞美、预言和祝福。从提出要求到答复要求以至宴会告结，整个谈判过程简洁而又明了。“春秋无义战”。襄公二十六年晋平公为强齐伐卫，公然干涉卫国内政，卫侯稍有过问，便“执而囚之”。面对这样一个主观、刚愎、暴戾的晋君，其外交争端如何解决？且看齐、郑二君的表现：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6�8�6�8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景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晋侯乃许归卫侯。这次发生在盟国（齐、郑）和盟主（晋）之间的赋诗活动，其核心是讨论对卫侯的处置问题，齐侯、郑伯意图说服晋公，而任务落在国景子和子展身上。如果说晋公赋《大雅·嘉乐》“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是向齐郑二君致欢迎词，那么国景子赋《小雅·蓼萧》“我心写（“泻”，舒畅）兮”、“燕笑语兮”是渲染宾朋相聚时和睦亲密的气氛，“为龙（宠）为光”、“宜兄宜弟”赞颂晋公又自占了身份，这种赋诗是寒喧、客套，然而这种以诗为形式的客套实在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以及子展《郑风·缁衣》“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粲兮”，都以亲密的家人口吻把国际关系人伦化亲情化了，实际是盟国向霸主示意友好，疏通了关系，稳定了外交心理，使谈判在和睦的气氛中进行。接着有了交锋，“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于是国景子赋《辔之柔矣》：“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镳镳，取予不疑。”这首诗以“赋”的手法铺陈马与辔的关系：柔能克刚；马刚，辔则柔，马不刚，辔亦不柔；所以即使“志气镳镳”，也“取予不疑”。其中以宽政安诸侯的道理在以柔驭刚的譬喻中已经不言而喻。令人惊叹的是，这种道理竟用诗的语言唱出来，在“刚”与“柔”的对举中，在“不刚”与“不柔”的逻辑中，在“志气镳镳”的形象中，尤其是“之、矣”辞气回旋，极尽感情变化之能事，形成起伏波澜，带来丰厚的意蕴，比单纯的散体语言更加流转疏放，使得内容与情感、语言与声韵一箭双雕，晋公焉能不动情又晓理？如果说作诗者的动机是感性的（《诗经》作品大部分是民歌），那么赋诗者则完全是理性的，经过了理性的揣测、判断、选择的过程，而赋诗的效果（或者说在听诗者），既诉诸感情又诉诸理智，既有深刻的感染力，又有理性的说服力，这就是赋诗言志独特的效果。回到上例，我们看子展赋诗《将仲子》这一特点更明显。子展借一弱女子的口吻暗示对晋国的态度，赋诗重点在第三章后半：“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原诗直抒胸臆，语气随心理的微妙变化而一波三折，但在特殊的外交场合，字面的意义就突现出来：“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可以看做是一个设问，提供“爱”与“人言之畏”两种选择；然后在“仲可怀也”的坦白中，“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吁叹中，情感的重心逐渐地倾向了后者。而子展借此诗表明对晋对卫侯的态度，颇似“两点论、重点论”的逻辑：虽然一向尊重您，但在这件事上，您要考虑舆论的影响啊。对晋公的劝说明确而又巧妙极了，而听似无奈的语气也透露未失去作为盟国的“谦卑”。两首赋诗，终于使“晋侯乃许归卫侯”，而《诗经》在外交上的说服力也由此可见了。以上摘自：《太原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2年1期 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