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残疾儿麻心理咨询师

文学的白衣天使---柴福善“文学的白衣天使”，是王蒙专门说给毕淑敏的。毕淑敏一方面文学，一方面大夫，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这几个字便太贴切不过地概括了。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了。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前不久，我陪她考察京东丫髻山森林公园，毕竟是春天，天格外地蓝，阳光格外地暖，空气格外地清新，她深吸一口，仿佛要把这蓝天这阳光这空气，全吸进去，而后慨叹一声：藏北哪有啊，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她不明白，那么高的山上，阳光照着，觉不出暖和。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那个部队从来没有女兵，破天荒了。及至今天，军区首长告诉她：现在也没有，她们是唯一的，后无来者了。三年后，她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原本要去军医大的，因受林彪事件影响，重灾区的军医大迟迟未招生，又不能再等，只有先走为上。在校成绩优异，院方要她留校，想把她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如果真的留校了，一心于救死扶伤的事业，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一名教授专家，那么是否还会有今天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出色的女作家，一位国家一级作家？她真心地感谢母校对她的厚爱与挽留，她对我说：部队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她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她毅然回到阿里那个地方，谁料女兵们都调了，报道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做医务所长、主治医师，1991年成为专业作家，前后行医22年，对医生职业，她是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尤其有几条生命就是在死亡边缘，她一把手拉回的。看到一个个生命的复活与重新焕发青春，那份情感非常人所能体味。她父亲也是一位军人，官至师级，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老人家一生戎马，始终未能从事文学。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她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这是1986年，她34岁时。对于一个从未写过东西的人来说，起手就中篇，难免没有底数与把握。丈夫芦书坤骑着自行车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可往往也有例外，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后来，发觉写作与医生是不可以同时做的。她十分敬重医生的职业，尽管她做基层医生，危在旦夕的病不多，但也要全心全意地做好，不能分心，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不能随意夸张修改延误，更不能有丝毫失误，毕竟人命关天，责任感事业心要她必须这样想这样做。所以，她所在厂的一名下岗职工，恰到她朋友家做保姆，谈起她来，连连称赞好大夫，眉飞色舞地谈了半天，结果连该干的活都没干。她深知写作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可以夸张，不满意还可以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即使写完了，发表了好，不发表也无所谓，毕竟是自己的事，与人无碍。她成天在这两个世界跳来跳去，总觉处一种两难境地。这时，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慧眼识才，调她去做专业作家，悬壶济世22年，要她从此脱下白大褂，离开医生岗位，内心很痛苦，实在难下决心，况且她已近不惑之年，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她手里足足攥了两个月的调令，一番痛苦的徘徊思考，最后还是脱下白大褂，放下手术刀，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很难样样兼顾，鱼与熊掌全得。她自此一心一意写作了，写作，又深感底气不足，便想方设法弥补，先是自学广播电大中文系课程，而后又拿下文学硕士，现在正攻读心理学博士。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就是以这样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文坛的今天。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归拢来，一是反映藏北军旅生活，二是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作品中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除去西藏生活与做医生的特殊经历，还有就是她做女人做母亲的天性使然。故此，几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总会造成文坛轰动，引起社会反响，虽没有大红大紫于一时，作品却可持久地一版再版，如散文集《素面朝天》，多次重印；厚厚地八卷本《毕淑敏文集》，2002年1月发行，2月即告脱销再版，在当今纯文学低迷的境况下，“毕淑敏现象”实在值得研究。她的小说，因是医生，笔下便从没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及行为方式。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根本是希望人们更好地活下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我们的世界更美好。可以说，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而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确实，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对所写内容的熟悉，更需要作家真正刻骨铭心的体验，应当是她成功的基础。长篇《红处方》、《血玲珑》也好，中篇《昆仑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也好，短篇《紫色人形》、《一 厘米》、《女人之约》也好，勿庸置疑，她的小说已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至于她的散文，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倒不是因为我写散文就喜欢散文，她的散文实在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对那些矫情造做虚假一类的文章，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我读过她的《婚姻鞋》、《素面朝天》、《大雁落脚的地方》等多本散文集，她认为，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小说常常依心情而写，并无章法可言。散文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有着戒律，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感情的追述。于是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史的品格。在小说里，她躲在人物背后窃窃私语。在散文里，她站在浮动的文学面前自言自语。正因为如此，读她的小说，读出的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形象的演绎。读她的散文，才真正读出一个活脱脱的毕淑敏来，我知道了她17岁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她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她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知道了她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六千多米高山时，心脏仿佛随着急遽的呼吸而迸出胸膛，仰望头上顶峰云雾缭绕，俯视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知道了她给20岁的班长换血染的尸衣，知道了她28岁转业回京，结婚、生子，操持家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能干的事情，她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大夫，优秀作家，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就创作而言，她是当今文坛最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获海内外文学奖30余次。而她依然很谦虚，无论何时何地，从不张扬自己。这种品格，应该说是来源于母亲。她出生新疆巴岩岱，半岁时母亲抱着她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地来到北京。当年王蒙下放落户新疆，也是巴岩岱，一次她母亲与王蒙相见，大谈巴岩岱，谈得她好感动，以至后来竟陪着母亲，专程赴巴岩岱寻根。这次来京东丫髻山，她母亲虽已72岁高龄，也来了，每遇坡坎，她总上前搀扶，有些地方，母亲去不了，她宁可不去也要陪伴母亲。有时我们光顾说什么了，她以为母亲落在了后边，忙喊着回身去找，不想母亲趁说话之机，先慢慢地到前边石头那儿等着了。看得出，她不但相夫教子，而且极孝顺母亲。贤惠善良，以这种品格与心境立身于世，并进而去创作，作品能不感人能不深受读者喜爱能不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么？人品与文品毕竟是统一的。另有《白色的金盏花》被收入教科版《语文》四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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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该男子被警方抓捕归案，法院对该男子进行了依法判决，该男子被判处死刑，最终为自己的恶劣行为付出了代价。

毕淑敏散文自序第一辑 有爱的日子爱的回音壁爱怕什么?爱最怕什么?变化的哀伤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慈悲当我们想家的时候……豆角鼔非血之爱格布上的花购买一个希望婚姻有漏家的疆域家问家庭幸福预报家中的气节性感的进化青虫之爱梅花催女也怕七万小时之外伤亡于家庭危险的花烛我所喜爱的女性修补爱情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做自己身体的朋友21世纪，我们死在哪里？今世的五百次回眸公次于人的动物精神的三间小屋快乐之奖蓝宝石刀蓝色萝卜向红柳忏悔柳枝骨折盲人看美容师的作品魔术上的铁钉泥沙俱下地生活女抓捕手平安扣忍受快乐坦然走过乞丐佑护灾难中的孩子关于爱的奇谈怪论苏珊娜的盘子无形容颜第二辑走进心灵世界书摘爱的回音壁现今中年以下的夫妻，几乎都是一个孩子，关爱之心，大概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家的感情像个苹果，姐妹兄弟多了，就会分成好几瓣。若是千亩一苗，孩子在父母的乾坤里，便独步天下了。在前所未有的爱意中浸泡的孩子，是否物有所值，感到莫大幸福？我好奇地问过。孩子们撇嘴说，不，没觉着谁爱我们。我大惊，循循善诱道，你看，妈妈工作那么忙，还要给你洗衣做饭，爸爸在外面挣钱养家，多不容易！他们多么爱你们啊……孩子们很漠然地说，那算什么呀！谁让他们当了爸爸妈妈呢？也不能白当啊，他们应该的。我以后做了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这难道就是爱吗？爱也太平常了！我震住了。一个不懂得爱的孩子，就像不会呼吸的鱼，出了家族的水箱，在干燥的社会上，他不爱人，也不自爱，必将焦渴而死。可是，你怎样让由你一手哺育长大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爱呢？从他眼睛接受第一缕光线时，已被无微不至的呵护包绕，早已对关照体贴熟视无睹。生物学上有一条规律，当某种物质过于浓烈时，感觉会迅速迟钝麻痹。如果把爱定位于关怀，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对他的看顾渐次减少，孩子就会抱怨爱的衰减。“爱就是照料”这个简陋的命题，把许多成人和孩子一同领入误区。寒霜陡降也能使人感悟幸福，比如父母离异或是早逝。但它是灾变的副产品，带着天力人力难违的僵冷。孩子虽然在追忆中，明白了什么是被爱，那却是一间正常人家不愿走进的课堂。孩子降生人间，原应一手承接爱的乳汁，一手播洒爱的甘霖，爱是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簿。可惜从一开始，成人就间不容发地倾注了所有爱的储备，劈头盖脑砸下，把孩子的一只手塞得太满。全是收入，没有支出，爱沉淀着，淤积着，从神奇化为腐朽，反让孩子成了无法感知爱意的精神残疾。我又问一群孩子，那你们什么时候感到别人是爱你的呢？没指望得到像样的回答。一个成人界都争执不休的问题，孩子能懂多少？比如你问一位热恋中的女人，何时感觉被男友所爱？回答一定光怪陆离。没想到孩子的答案晴朗坚定。我帮妈妈买醋来着。她看我没打了瓶子，也没洒了醋，就说，闺女能帮妈干活了……我特高兴，从那会儿，我知道她是爱我的。翘翘辫女孩说。我爸下班回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因为我们刚在幼儿园里学了一首歌，词里说的是给妈妈倒水，可我妈还没回来呢，我就先给我爸倒了。我爸只说了一句，好儿子……就流泪了。从那次起，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光头小男孩说。我给我奶奶耳朵上夹了一朵花，要是别人，她才不让呢，马上就得揪下来。可我插的，她一直带着，见着人就说，看，这是我孙女打扮我呢……我知道她最爱我了……另一个女孩说。我大大地惊异了。讶然这些事的碎小和孩子铁的逻辑。更感动他们谈论时的郑重神气和结论的斩钉截铁。爱与被爱高度简化了，统一了。孩子在被他人需要时，感觉到了一个幼小生命的意义。成人注视并强调了这种价值，他们就感悟到深深的爱意。在尝试给予的同时，他们懂得了什么是接受。爱是一面辽阔光滑的回音壁，微小的爱意反复回响着，折射着，变成巨大的轰鸣。当付出的爱被隆重地接受并珍藏时，孩子终于强烈地感觉到了被爱的尊贵与神圣。被太多的爱压得麻木，腾不出左手的孩子，只得用右手，完成给予和领悟爱的的双重任务。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这绝非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不要抱怨孩子天生无爱，爱与被爱是铁杵成针百年树人的本领，就像走路一样，需反复练习，才会举步如飞。如果把孩子在无边无际的爱里泡得口眼翻白，早早剥夺了他感知爱的能力，育出一个爱的低能儿，即使不算弥天大错，也是成人权力的滥施，或许要遭天遣的。在爱中领略被爱，会有加倍的丰收。孩子渐渐长大，一个爱自己爱世界爱人类也爱自然的青年，便喷薄欲出了。

王江民，著名的反病毒专家、国家高级工程师、中国残联理事、山东省烟台市政协委员、山东省肢残人协会副理事长，荣获过"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有着20多项技术成果和专利，在信息安全领域更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专家。钟情于残疾人事业，先后向国家残联个人无偿捐资百万元。1951年出生于上海。三岁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而腿部残疾，人生赋予他的似乎是一条不可能成功的路。初中毕业后，回到老家山东烟台的王江民从一名街道工厂的学徒工干起，刻苦自学，成长为拥有各种创造发明20多项的机械和光电类专家。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首批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 1985年，他获得“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称号；1991年，他被命名为“全国自强模范”。1989年，王江民38岁开始学习计算机。不出几年，他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反病毒专家。 1996年的一天，王江民打了一辆黄色的“面地”来到中关村，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2003年，王江民靠着他的杀毒软件，挤身“中国IT富豪榜50强”。成为新世纪“知识英雄”的典范。“38岁开始学习计算机，两三年之内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反病毒专家之一；45岁只身一人独闯中关村办公司，产品很快占据反病毒市场的80％以上。”,这些事实已经让我们无法忽视王江民对中国软件开发带来的影响力，在业内被尊称为老师的王江民，凭借坚持而开拓出了杀毒软件市场，这也成为中国软件产业所仅有的几个亮点之一。尽管现在KV系列产品中早已没有了一行他的代码，而且在市场中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但毋庸置疑，KV系列让众多的程序员知道了王江民，而他身残志坚的毅力和品质也让很多程序员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从中得到鼓舞。王江民，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著名的反病毒专家、国家高级工程师、中国残联理事、山东省烟台市政协委员、山东省肢残人协会副理事长，荣获过"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有着20多项技术成果和专利，在信息安全领域更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专家。钟情于残疾人事业，先后向国家残联个人无偿捐资百万元。其开创的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业内技术和资金实力最雄厚，公司拥有中关村地标建筑五星级写字楼近7000平米产权，是中国最大、开发环境最好的反病毒基地。KV江民杀毒王，2001年产品出品日本，2003年销量直逼日本杀毒市场前三强，是国内首家以自主知识产权出口海外市场的软件厂商。公司技术力量在业内名列前茅，1996年和1998年在对付宏病毒和CIH病毒的事件中表现出众，产品受到公安部的肯定和广泛使用。江民公司是2000年度中关村科技园区缴税大户前百名，王江民还十分热心公益事业，2001年5月江民公司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100万元。王江民的经历不可思议谓之传奇。KV300作者王江民初中毕业，却拥有包括国家级科研成果在内的各种创造发明20多项;38岁开始学习计算机，两三年之内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反病毒专家之一;45岁只身一人独闯中关村办公司，产品很快占据反病毒市场的80%以上;没学过市场营销，却使KV系列反病毒软件正版用户接近100万，创中国正版软件销售量之最。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都说中关村不再相信传奇，传奇已为资本运营所代替，但王江民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在继续。无论这个时代多么地依赖和提倡集体协作，但个性的张扬永远不会泯灭，永远让人激动不已，因为它代表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王江民的意义更在于，每一个想在中关村追求成功和传奇的人都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因为王江民各方面的起点都非常之低，低到在外人看来凭着王江民的外在条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不幸的童年在王江民记事的开始，他的腿就"已经完了"。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时候，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 王江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自行车压断了一次;他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一碰，就一头栽到水里去了;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涨潮了，回不到岸上，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王江民，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虽然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从此也学会了抬头游泳;腿不方便，可王江民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王江民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花，但结果他还是学会骑自行车;王江民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对于身上的残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觉但不痛苦"，让王江民感到痛苦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孤独的王江民一边为自己的腿暗自伤心，一边在家里自学了一年针灸，试图医治自己的腿。这期间一个接骨医生曾经想收王江民为徒，但看到王江民身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摁住病人的腿脚，就不提这事了。到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愿意接收王江民。王江民很争气，一两年后就成为该厂的技术骨干，三年之后，王江民上了职工业余大学，等王江民成为工厂里的生产负责人，除了支部书记就数他最大的时候，再想去参加高考，厂里面就不放他了。王江民因此丧失了1977年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王江民是革新能手。直到现在王江民还承认最精通的仍然是机电，“干机电就像我现 在杀病毒一样非常轻松。”但王江民也因此被文革中的工作组定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不能重用，不能当领导”的典型。王江民丧失了向仕途发展的机会。�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不管曾经失去了多少，最终能成为全国一百零五分之一，王江民认为自己的努力值了。�38岁开始学计算机�1988年，王江民接触计算机开始于工控。王江民意识到要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会落后。“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仅仅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摆弄计算机，王江民感觉不过瘾，1989年，王江民花1000多元自己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王江民首先学的是BASIC语言。当时，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王江民就琢磨着怎样用计算机教育孩子，就这样王江民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的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这个软件在 《电脑报》交流，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WPS磁盘版。《电脑报》每“交流”出一套王江民的教学软件，就给王江民25元，三个月后，王江民收到了800多元钱。王江民从一开始就是在用计算机，而不是在学计算机。三年级以上的教学软件，王江民没再开发，因为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反病毒公告�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王江民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 是王江民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跟着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王江民第一次编程序 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王江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杀一种病毒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 ，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后来，王江民觉得这些各自独立的杀病毒程序用起来很麻烦，就 把6个杀不同病毒的程序集成到了一起，命名为KV6，后来发展到KV8、KV12、KV18、KV20。 �王江民第一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时，有人讲，中国软件编程人员开发水平怎么怎么低 ，连一个计算机病毒都编不出来，遇到的都是外国人编出来的病毒。两年之后，中国人编的 病毒出来了，而且非常厉害，不像当时外国病毒那样大多是搞恶作剧，而是真正破坏数据。 王江民第二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一些专家们的论调改成了“计算机病毒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研究计算机反病毒不能随随便便研究，研究反病毒软件，最后总要卖，如果卖，难免 要出现前面放病毒、后面卖软件的恶性循环”云云。王江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言论，“无论 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可能发生反病毒的人编病毒的事情，从心理学上不可能，从法律上讲是犯罪行为，而且能够杀病毒也不见得就能编病毒，编病毒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反病毒要复杂得多。”�1992年前后，市面上开始流行防病毒卡，各种防病毒卡多达五六十种。王江民认为，“ 防病毒卡能让病毒吃一个闭门羹，但病毒进不去这台机器，通过软盘会带到别的机器上，装 防毒卡的机器毕竟是少数，所以，防病毒卡越防市场越火。”王江民坚持走杀病毒的路。就在这个时候，王江民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给他的 变形病毒样本，这是王江民第一次遇到，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变形病毒。用传统的杀病 毒方法，王江民想了一周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后王江民想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结合后来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样本，王江民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这篇论文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基础，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但等到王江民真正要把产品商品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它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KV在烟台大受欢迎是因为我就在烟台，因此，我比其它反病毒软件反应及时，但如果在别处，KV会同其它反病毒软件一样严重滞后于病毒。怎么办？”王江民联想到了外地用户遇到新病毒，自己打电话、发传真，告诉用户反病毒广谱特征码，查杀病毒的方法。“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 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 》，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软件报》认 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KV100在《软件报》上一炮打响，王江民快速杀病毒网的理想初步实现。“在没有Internet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绝对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上去。”聚散离合�手里有了一个好软件怎样把它卖出去？仅靠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够，王江民开始跑中关村 ，寻求转让对象。第一个识货的是天博公司的李鸿业，但他拿不出王江民开的2万元转让费 ，于是李鸿业就把王江民介绍给了鲍岳桥。当时鲍岳桥很想找一个杀毒软件捆绑到UCDOS3． 0里面，因为用户的汉字系统染上了病毒，老说汉字系统不好。王江民和当时负责UCDOS的宋 明 华谈，宋明华大方地说：不要说2万元转让费，5万元也没问题。但宋明华不同意软件上署名 UC－TB（天博）－KV，只同意署名UC－KV，宋明华问王江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比较尊重 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我说我希望把李经理的公司也带上去。宋明华就不跟我谈了。”“现在来说，多亏希望公司当时没有接受，如果接受了，我就没有今天了。”从希望出来，李鸿业对王江民说：“既然没有人愿意接受，我就给你代销吧。”第一次，王江民给李鸿业留了5套KV100，第二次王江民留了10套，一个星期以后，李鸿业给回到烟台 的王江民打电话：“再寄20套过来。”卖KV100尝到了甜头，李鸿业对王江民讲：“干脆 转让给我吧。不过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先给你一万行吗？”王江民把加密程序给了李鸿业，李鸿业从此卖KV100，只要付给王江民3％的提成就可以了。�王江民转让KV100的时候说得很清楚，20万是独家许可，5万是地区许可，2万是普通许 可，普通许可就是想转让多少家就转让多少家。看到天博卖KV100很赚钱，得力公司也跟着 代销了KV100。天汇也想代销，因为是和当时销量很大的天汇汉字系统捆绑，王江民要 价三万。天汇认为，别人都是两万，为什么天汇代销就要三万，一气之下不代销了。这之后 ，王江民又在广州和西安分别各转让一家。“加上我在烟台，KV100在全国东西南北 全面铺开了市场。”�王江民第一次通过朋友介绍和华星公司接触，华星开始并没有意识到KV100的价值，是 国 外某大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事件，让华星公司认识了KV100和王江民 的价值。�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硬盘启动不了，几个亿的合同在机器里面打印不出来，该公司急 得四处找人杀毒，找国外反病毒软件清病毒，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法子，该公司召集外围技 术支持的计算机公司开了一个会议，承诺谁帮助解决了这次问题，以后的硬件就从谁那儿买 。这样作为该公司硬件供应商之一的华星公司打长途电话找到了王江民。�王江民从烟台来到北京某外国大公司时，正碰上该公司花3万美元请来的美国专家 查解病毒。王江民在休息厅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听到外面的美国专家一个劲儿地说：“NO ！NO！Format！Format！”轮到王江民试试了，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王江民对机器进行的每 一个操作都被身旁站着的记录员记录在案。王江民很快判定机器感染的病毒是火炬病毒，这 个病毒发作只抹去硬盘分区表，不破坏数据。10分钟，王江民让病毒已经发作的机器，重新 启动了起来，20多分钟，王江民指导该公司的人把20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清除干净。该公 司当场留下了20套KV100。华星开始接受转让，销售KV100。�KV100转让的家数多了，市场体系自然会乱。因为大家都有加密程序，都可以无限制地 制作商品盘，为了抢占市场，必定会竞相压低价格，争夺客户。“协议规定大家不准互相抢 客户，都去创建新客户。但我给连邦供货70元一套，从我这拿到版权的公司以50元一套的价 格向连邦批发。”这样一来，KV100的批发价格就从80、70、60、50一路跌了下来。而且， 这时，“为了不付3％的提成，市场上出现了假包装。”�“技术需要进步，市场需要整顿，但用KV100整顿不了市场。因为加密程序全给了他们 。”王江民通过用KV100技术升级到KV200的方法整顿了市场，因为当初谈转让的时候，协议就清楚地写明了只限于某个版本，所以，王江民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这是王江民的高明之处。�为了避免KV200的市场混乱，王江民决定只转让华星一家，原来代销KV100的公司，可以优惠价格从华星进货。协议规定：由王江民统一发放激光防伪，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每个激光防伪10元，各代理的批发价不得低于90元。“谁也不许压低价格，低了之后，协议规定可用任何方法制裁。”�但到后来，王江民发现了假防伪。“我是在做技术咨询中发现的假防伪，等我发现假防 伪的时候，假防伪已经做了3个多月了。”尽管，王江民面对合作方的背信弃义内心很难过，“他们靠KV200赚大钱了，连个小小的提成费都不想给我！”但是为了KV这块牌子不倒，为了顾全大局，王江民找到当事人，单独对他说：“只要你承认你做的事，以后不再做了，我们还能合作下去”。这次谈判之后，王江民每个月收到的防伪提成，从2万元长到了5万元 。�尽管如此，王江民心里清楚，这种方法不可能彻底杜绝假防伪的问题，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王江民又一次用升级的办法争取了主动。等硬盘分区表修复技术成熟后，王江民把KV20 0升级到了KV300。被KV100、KV200市场混乱搅得头昏脑胀的王江民，决定干脆一些，KV300 一次性出售版权120万元，前80万一次付清，后40万卖了再付。“我不想像以前那样一点一点提成了，免得合作方作弊。”�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从KV100、KV200发展到KV300，并不是一帆风顺，但王江民都挺了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手中始终掌握着软件的版权和主动权。不管王江民当初有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他就是在自我创业，从一开始他就是在为自己打工，就是在创KV的品牌。“我是自由撰稿人，不 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我掌握着版权，谁犯了错误，我都可以加以纠正。即使是最后卖KV300 版权也只是卖了一年的许可权。”�但是，在1996年的中关村，没有哪个软件一年的版权能卖到100万的，所以，王江民开出的120万，没有人愿意接受。但王江民觉得自己的软件值这么多钱，“我知道我发出去了多少KV200的激光防伪。”王江民决定停薪留职，亲自出山。王江民从KV100、KV200中挣的 钱总共不到50万，这些钱对于办公司而言，只够打底用。�后来KV300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有人说，王江民捡了个便宜，是华星们把KV这品牌炒红了，王江民在后面收钱。但是当初王江民要卖KV300版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买呢？后来被“炒”的反病毒软件也不少，但又有哪一个成了气候呢？王江民说：“自己是被逼着挣钱。”王江民不相信几个经销商就能左右一切，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你们只要下苦功夫，开发出一些新东西，中关村这个环境，我的体会是，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海淀区注册登记的高科技企业一万一千多家，加上柜台商不知道有几万个。这些经销商每天都要进货，每天都要吃饭，都要卖东西才能维持生存。我刚到中关村， 不熟悉行情，中关村有经销商压制我，逼迫我，要挟我，要我给他们一个好价钱，但后来， 你不卖，有人卖，新的经销商都起来了，因为市场需要这个产品。”�王江民来到北京的第一周就挣到了150万。王江民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策略，他很清 楚中关村喜欢“拼货”（多家经销商联手加大进货数额，求一个好的批发价格），所以把50 00套的批发价定得很诱人。这样两个“拼货”的单子下来，定货就上了100万，再加上连邦的单子，三个合同就订了150万的货。“没想到这样火，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 。”�KV靠什么�有人把KV的成功归功于反病毒公告的宣传作用，王江民认为，这种解释言不及意：“后 来 可扩充的反病毒软件不止我一个，去年软交会一下冒出来十几个杀毒软件，大约有一半以上 兼容KV病毒特征库，但最后谁起来了？有了Internet和光盘之后，我们就较少在报刊上公布 反病毒公告了，但KV300依然旺销，仍然把KV300的成功归功于反病毒公告，在时间上总说不 过去了吧。”�还有人把KV的成功归功于竞争对手犯了错误。如果说竞争对手犯的错误对王江民来说是一个机遇，那么王江民告诉你：“机遇都在空中飘着，到处都是，关键是你有没有本事抓住它。”�王江民认为，KV能够成功的基础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的定位”。“杀毒不能靠‘ 炒 作’，而是要看是不是真正能为用户解决问题。我们不是站在战术基础上，而是站在战略的 高度上，想方设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广泛而又非常有效的反病毒网络。我们的竞争对手一 会 儿这个上来了，一会儿那个下去了，全在那儿拚广告，消耗实力，浪费资金，而我们则按照 既定的方案行进，不为它们所动。”�“长期稳定地发展对江民公司至关重要，因为现在的用户已经从原来选产品和技术，逐 渐转变为选公司，用户现在根本不敢去买明天或许就不存在的公司的产品。”“快速反病毒网和服务网这两个工程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拥有这两个工程，我们就 能快速杀毒，解决问题，我们就拥有用户，拥有中国杀病毒的80%以上的市场。我不会在具 体细节上，钻进牛角尖不出来，比如，杀毒种类KV300不是最多的，但KV杀中国病毒总是最 实用的，而且，KV的广谱杀病毒理论基础也非常先进，更为先进的‘神经网络系统’也即将 加入KV300之中。”�在宣传上，“我们绝不说同行不好，我们怕让用户产生逆反心理。我们的产品做到哪一步， 就说到哪一步，说到而做不到，口碑就会不好了，我们最怕让用户失望。”王江民平时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撰写反病毒文章。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个KV品牌的小文化，做到 提到。杀病毒不能不提到KV品牌。王江民表示，等他腾出时间，会总结自己多年来的反病毒 经验，写一本书。�与病毒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