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筱倩mm
编者按：本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欧阳谦教授于2012年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一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哲学作为实践的现实效用——哲学咨询。在今天这个商业化的社会中，在一个讲求实际效应和兑现价值的现实中，哲学的应用性或者说效用性始终就是一个问题。为何“哲学无用论”可以大行其道？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哲学自身往往与现实脱节。一方面，与现代科学技术相比，哲学显然没有实际的用处而只能甘拜下风；另一方面，自中世纪以来，哲学就逐渐地走进学院围墙而完全学术化，很少为世人提供实践的智慧。在今天，哲学基本上就等同于学术研究，它只是存活在大学课堂、学术研讨会以及理论出版物中。当然，哲学家们也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他们也在积极地回应现实变化，也在不断寻求哲学的突围之路。作为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概括)都在试图改造哲学并发挥哲学的批判作用。但是，在现代人愈发突出的精神健康问题面前，在帮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的思想困惑方面，如果与当下流行的各种心理治疗(还包括艺术治疗、戏剧治疗、音乐治疗、谈话治疗等)相比较的话，这些哲学依然是与日常生活脱节的。哲学起初所具有的思想治疗作用，在今天的哲学中间是难觅踪迹的。于是，在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兴起了将哲学应用于日常生活问题的“哲学咨询”。作为应用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哲学咨询”能够担当起实践哲学的重任吗？按照活跃在美国的“哲学咨询”重要代表L. 马利诺夫的乐观展望：“我们要想过上自由的生活，就要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我们对于自由的坚决捍卫；我们要想活得长寿，就要取决于我们的基因以及我们的健康医疗质量；我们要想拥有理智的、高尚的、正直的、快乐的和美好的生活，就要取决于我们的哲学以及我们的哲学实践。用思想来审视我们的生活，才是更好的生活，也是可以企及的生活。读柏拉图吧，不用吃心理医生的药丸！”①简单地说，“哲学咨询”就是运用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在加拿大从事“哲学咨询”的P. B. 拉伯(他是第一个以“哲学咨询”作为研究选题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曾经用几个“不是”来界定“哲学咨询”：它不是学院式的哲学，它不是哲学的教学，它不是一种心理治疗，它不是一种科学的尝试，它不是一种随意的交谈，它不是一种宗教活动。从肯定方面来讲，哲学咨询就是哲学的实践活动，就是利用各种哲学方法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思想观念问题。按照苏格拉底的古老遗训，哲学家就如同一个助产士，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达到理智的判断②。对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我们都习惯于向别人求教，这应该是各种思想咨询的原生形态。非严格意义上的咨询是在日常生活中向父母、长辈、老师、朋友请教，过去还可以求教于那些智者、圣人、牧师等知识精英。现在的生活节奏变得愈来愈快，许多事情变得愈来愈复杂，就连父母、长辈、老师、朋友们也感到无所适从；与此同时，智者已经不存在，圣人也被打倒，牧师的作用大大减弱。我们只有向专业人士请教，于是各种咨询行业快速兴起。无论是个人的恋爱婚姻家庭事务还是我们的职业选择和投资理财等活动，都需要求教于职业咨询师。正是现代社会的商业化过程滋生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同时也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咨询服务形式。其中，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是最为火爆的咨询业务，因为现代人有太多的焦虑、沮丧、孤独、绝望等消极情绪需要克服。心理咨询既然可以凭借一些哲学理论而通行无阻，那么哲学家为何不直接出手来应对愈加严峻的精神健康问题呢？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一些有着哲学实践志向的学者开始推出自己的“哲学咨询”项目，尝试着将哲学应用到个人日常生活以及群体人际关系等问题上面。哲学开始以思想咨询和生活顾问的姿态介入普通人的生活，如帮助一个婚姻失败的女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让一个企图自杀者放弃自毁生命的念头，为中年人化解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协助公司构建企业文化等。在“哲学咨询”的活动中，哲学就这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问题进行亲密接触，从而显示出了哲学智慧原本就有的实践取向。因为实践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应用，对于“哲学咨询”当然就有不同的叫法，比如使用“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哲学实践”(Philosophical Practice)、“哲学顾问”(Philosophical Mentoring)、“哲学指导”(Philosophical Guidance)、“哲学辅导”(Philosophical Coaching)、“哲学商谈”(Philosophical Consultation)、“哲学治疗”(Philosophical Therapy)、“临床哲学”(Clinical Philosophy)、“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等。不过，比较普遍的叫法还是“哲学咨询”和“哲学实践”。当哲学开始走出教室和书斋，放下孤芳自赏的姿态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思想问题的时候，首先就会引起普通人的怀疑：哲学真的可以为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健康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案吗？哲学可以作为一种咨询服务而产生实际的效益吗？其次，“哲学咨询”还会遭到心理咨询从业者出于职业利益的反对：哲学咨询师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而不能辨别严重的心理疾患，自然就会误导或者耽误病人的治疗。最后，“哲学咨询”也得不到学院派哲学家的认同，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的实际应用势必会导致哲学的庸俗化。因此，“哲学咨询”从一开始就要极力为自己的功效和定位进行证明。“哲学咨询”一直宣称它是对古老的哲学实践传统的复兴，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传承，那么传统的哲学形态在今天能够复活吗？长期以来，哲学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已经变成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问了，它能够让思想与生活重新对接吗？事实上，哲学咨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心理咨询划出一条界线。从目前哲学咨询采取的方法来看，它很难与心理咨询完全区别开来。就咨询的手段方法而言，今天的心理咨询往往也使用大量的哲学内容，不少心理咨询其实就是一些哲学实践的变种。如存在主义治疗，就是应用存在主义理论帮助有心理问题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和责任，让人勇于面对自己的生活选择和现实困境；就咨询的对象而言，有些“来访者”(Visitor)的情况往往就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比如面对一个企图自杀的人，究竟是哲学咨询有效还是心理咨询有效呢？这里就有一个“咨询”(counseling)和“治疗”(medication)的区分问题。哪些心理问题只是需要咨询而已？哪些心理问题还需要进行治疗？加拿大的哲学咨询师P. B.拉伯认为，精神健康问题大多数可以通过咨询得以解决，其中需要治疗的仅占很小的比例，当然还有一些心理问题既需要咨询也需要治疗。可以这样说，“哲学咨询”主要处理的是由于思想观念冲突而引起的困惑和矛盾；“心理咨询”则偏重于精神障碍的治疗，这些障碍往往因为心理上形成的各种“情结”(complex)而起。再简单一点说，「“哲学咨询”是在意识层面进行的思想交流，“心理咨询”则更多的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动机分析」。因此，哲学咨询师总是强调说，“调解是深思而不是治疗”(Mediation means meditation，not medication)。在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之间，大体可以做出以下的区别：首先，“哲学咨询”采取的形式是“对话”(Dialogue)而不是“诊断”(Diagnosis)，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指示与服从的关系。其次，“哲学咨询”不是把来访者(Visitor)看作病人，而是看作神智健全的人，可以进行交流对话的意识主体。“哲学咨询”的基本形式就是在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展开一种自由和充分的对话。再次，哲学咨询师不是居高临下地讲一通深奥的哲学道理或者简单地用柏拉图或康德的观点教诲来访者，为来访者提供一些现成的答案，甚至代替来访者做出选择。最后，与心理咨询最大的不同在于，“哲学咨询”绝不纠缠来访者的隐私和过去经历，不需要躲躲藏藏地进行私密性的谈话，而是可以在公共场所进行探讨，启示来访者以面向未来的态度作为积极改变生活的重要原则。因此，除了一对一的谈话，哲学咨询也可以在一个团体中进行(比如有政府咨询、公司咨询、儿童咨询等形式)，在法国等地所推行的“哲学咖啡馆”活动就是一个明证。作为一种应用哲学或者实践哲学，“哲学咨询”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般认为是德国学者G. 阿申巴赫(Gerd Achenbach)率先举起了这面旗帜。他于1981年在科隆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称为“哲学实践”(Philosophische Praxis)的咨询机构，并公开打出“哲学咨询”的招牌。他还成立了“德国哲学实践协会”(The German Society for Philosophical Practice)，经过一定的发展后又改名为“国际哲学实践协会”(Internationale Gesellschaft fur Philosophische Praxis，IGPP)，这个协会以推广“哲学咨询”为宗旨，积极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创办有理论刊物Agora(原意为古希腊的市民辩论会场)，后正式更名为《哲学实践杂志》(Zeitschrift fur Philosophische Praxis)。在他发表的重要著作《哲学实践》(Philosophische Praxis)中，阿申巴赫提出“哲学的生活咨询”可以作为心理治疗以外的一种选择。随后，“哲学咨询”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在美国，哲学咨询师马利诺夫发表了《要柏拉图不要灵丹妙药——哲学在日常问题中的应用》(Plato，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哲学实践》(Philosophical Practice)等著作；在加拿大，P. 拉伯推出了《哲学咨询：理论与实践》(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Theory and Practice)、《哲学咨询中的问题》(Issues in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等著作；在英国，咨询师T. 利波恩(Tim LeBon，英国实践哲学协会主席)发表有《智慧的治疗》(Wise Therapy)一书。其他比较活跃的哲学咨询师还有S. 舒斯特(Shlomit Schuster)，其代表作是《哲学实践：一种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另外选择》(Philosophy Practice: An Alternative to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法国人M. 苏特(Marc Sautet)，是“哲学咖啡馆运动”的推动者，代表作《苏格拉底咖啡馆》(Un Café pour Socrate)。他们纷纷建立了各种以“哲学咨询”为名的咨询机构，并且陆续成立了相关的专业协会，如德国的“国际哲学实践协会”(IGPP)、美国的“美国哲学实践者协会”(APPA)和“美国哲学、咨询、心理治疗协会”(ASPCP)、加拿大的“加拿大哲学实践协会”(CSPP)和“英美哲学实践协会”(AASPP)，另外还有“挪威哲学实践协会”(NSPP)、“以色列哲学咨询协会”(ISPI)等。这些协会定期举办会议进行同行间的交流，并且开办了专业性的哲学咨询在线网站。1994年，在加拿大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哲学咨询大会，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哲学家和咨询师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他们最新的实践成果。近些年来，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建立起了一些“哲学咨询”机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咨询”的兴起与现代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有关。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使得西方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治疗化的社会”(therapeutic society)。心理障碍与精神疾病的类型愈来愈多，一方面与人们的生活压力愈来愈大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精神病医生的职业利益驱动有关。根据一个美国精神病学分类的统计资料：1952年计有112种精神病；1968年增加为163种；1980年是224种；1994年就变成了374种。上世纪80年代，精神病专家估计每10个美国人中间有1个精神病人；到了90年代，已经变成了每2个美国人中间就有1个精神病患者③。还有，在我国大陆地区，2011年曾经有新闻媒体发布了相关机构的一个研究报告，称中国大约亿人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按照这个统计，岂不是每10个中国人中间就有1个心理疾病患者？当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能看到种种心理问题，尽管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了较多的满足，但是人们的心理却不断地出现问题。当科技文明动摇了上帝的威信之后，当教堂牧师的作用被淡化之后，感到焦虑和沮丧的人们只好求助于心理医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咨询”以一种返本开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以“对话”方式开创了哲学的实践形态，其宗旨就是通过“哲学对话”辨明是非，让世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关切自己”。他每天都要去雅典街市，在公共场所与他人一起讨论“幸福”、“生死”乃至“善良”等人生问题。伊壁鸠鲁(Epicurus)强调哲学是一种“心灵的治疗”(therapy of the soul)，是服务于人生实践的学问；塞涅卡(Seneca)明确提出了哲学咨询的观念，主张哲学就是帮助人们去面对贫困、财富和死亡。他这样说道：“哲学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呢？就是咨询。当一个人面对死亡而另一个人面对贫困之时，他们可以从哲学这里找到希望和帮助。”④今天，“哲学咨询”的目标就是扮演一个思想顾问的角色，发挥哲学自身具有的思想治疗作用，帮助个人或团体化解各种思想问题。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更多的都是思想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当然就需要采用思想的方法。比如，那些伦理道德问题、认识论和人生观方面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思维偏向或者观念选择的问题。就哲学咨询而言，当然不能按照医学方法对来访者进行临床式的诊断，因为来访者并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疾患，也没有什么精神的异常，只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产生观念上的冲突，思想上总是有一些迷茫和困惑。所以，哲学咨询的对象与心理咨询的对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主要针对心理正常的个人来访者和公司组织等。比较独特的有法国人M. 苏特开办的“哲学咖啡馆”(philosophical café)。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哲学咨询”活动形式，“哲学咖啡馆”不是一种哲学讲座活动，而是一种由哲学家当主持人或协调人的思想辩论会。哲学咨询主要的对话模式是哲学咨询师运用他掌握的哲学思想资源与来访者进行对话，讨论其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咨询师可以举出某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观点，比如尼采的超人学说、萨特的自由选择理论以及佛教的四谛等；也可以推荐来访者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或老子的《道德经》等。因此，“哲学咨询”对于哲学咨询师的理论储备有很高的要求，他不仅需要具备很好的沟通技巧，而且还要十分熟悉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观点，对不同时期的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关于人生问题的各种主张能够信手拈来。阿申巴赫曾经申明，“哲学咨询”没有什么统一的方法，只是强调了一种开放式的对话方法，即他所说的“超越方法的方法”(beyond-method method)。阿申巴赫的“哲学实践”是向那些愿意寻求哲学帮助的人提供咨询服务，完全依照来访者(Visitors)的具体问题情景选择不同的谈话进入方式。所谓“超越方法的方法”，就是不要像心理治疗那样用事先规定好的心理类型套在“来访者”(Clients)的头上，并且按照一定的治疗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哲学咨询不要划定只能用某个哲学家或者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概念，不要有那种固定不变的和封闭僵化的咨询方法。哲学咨询师和来访者进行一对一的真诚对话，双方要敞开心扉排除偏见。通过真诚的对话，可以使存在的意义逐渐清晰起来。来访者求助于“哲学咨询”，就是为了寻求生活问题的解释或者答案。哲学咨询师不能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强加给来访者，因为哲学咨询的目的是开拓思想空间而不是封杀思想活动。用哲学咨询辅导来访者的积极结果，应该是唤起来访者的生活热情和自我信心，而不是给来访者一个标准答案或最终结论。不过，在“哲学咨询”的实践过程中，哲学咨询师还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力求提炼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咨询方法。我们这里试举马利诺夫的“平静法”(PEACE)和P. 拉伯的“FITT”作为哲学咨询方法的两种模式，以便了解哲学咨询的具体实施步骤。马利诺夫的“平静法”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找出思想冲突的“问题”(Problem)所在。在生活中，父母亲人的病故、夫妻的离异、朋友的背叛、工作中的矛盾等，都会引发精神上的痛苦。在内心思想的冲突之中，往往是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导致思想矛盾而难以化解。所以，哲学咨询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问题的来由。第二步是把握由问题所引发的“情绪”(Emotion)。这是一个内在的反思过程，对自己的悲哀愤怒进行有意识的深思，由此达到释放情绪的目的，这是哲学咨询必需的过程。第三步是对于出路的“分析”(Analysis)。既然烦人的问题找到了，情绪也缓和下来了，那就需要选择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总是有许多选择，这就需要进行分析，从中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第四步是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有一个必要的“概观”(Contemplation)。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我们都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需要用一种哲学的眼光总览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需要一种能够引导生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第五步是达到思想的“平静”(Equilibrium)。当抓住了问题且生活的前景明朗之后，思想也就有了着落，走向了“平静”。这五个步骤用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正好就是“peace”，即“平静”。在拉伯的“FITT”咨询方法中，第一个字母“F”代表“Free-floating”，指舒缓心情和减轻压力从而达到思想的“自由浮动”。在哲学咨询的对话过程中，哲学咨询师的职责是让来访者尽量摆脱心里的阴影，消除原来的偏见，克服观念的冲突，使来访者的精神压力得以缓解。第二个字母“I”代表“Immediate problems solution”，指促使来访者跳出问题的陷阱而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一旦来访者有了解决问题的念头，哲学咨询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第三个字母“T”代表“Teaching as an intentional act”，指哲学咨询师讲授一些哲学理论为来访者提供一些思想的工具，改变来访者自以为是的思维惯性。第四个字母“T”代表“Transcendence”，指思想不再沉溺于过去和现在，而改用一种超越的心态来面对将来的生活。拉伯特别强调哲学的思想治疗功效，因为哲学可以增进个人的自我理解，而且还可以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哲学咨询的要旨是以来访者为中心，其方法也是完全开放的。哲学咨询不能局限在某种哲学理论之中，而是要持博采众长的态度，让来访者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哲学咨询”并不是从零开始的。事实上，哲学咨询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传统。前文已经提到，古希腊哲学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品格。最初的哲学是在用哲学思想来处理“人的问题”而不是去争辩“哲学家的问题”。哲学家应该做思想的医生，应该担负起生活顾问的职责。从词源上看，心理治疗一词Psychotherapy，就是由两个希腊词psukhe和therapeuein组合而成的。这两个词的意思原本就与医学无关：psukhe是灵魂和呼吸的意思，而therapeuein是关注和照料的意思。在古代哲学传统中，哲学思考主要被看作一种导向幸福生活的思考活动。苏格拉底喜欢用他的“辩证法”帮助人们澄清概念，让人们丢掉自以为是的思维习惯。他只是希望人们想得更清楚一些，活得更明白一些。在古代，哲学家或者智者当政治顾问、军事顾问、生活顾问，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当别人的顾问，似乎就是古代哲学家的主要实践活动。尽管今天的情形与古代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哲学是不是就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呢？世人是不是就不需要哲学呢？今天，商业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存在主义在心理治疗中的流行，《心灵鸡汤》一类的图书在市场上的畅销，包括近年来在中国哲学通俗读物的大量出版，都是一些很好的例证。这些现象说明哲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个人都会形成一些难以摆脱的“心结”，而这些问题仅仅使用药物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心病”只能用“心思”来改善，思想的问题只能用思想的方式来解决。正如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所倡导的那样：哲学应该从事苏格拉底2500年前所指定的助产婆的工作。哲学从思辨走向实践，从书斋走向生活，并不是在降低哲学的尊严。哲学应该改变它的现状，“它必须成为可操作的和实验的”⑤。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生活本身就是实验的，因此思想也应该采取实验的方法。“哲学咨询”的理论基础及其方法体系都还处于定型之中，但是“回到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简单地说，哲学咨询就是要复兴古老哲学的实践传统，与现实生活紧密地关联起来。因此，“哲学咨询”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去挖掘古老哲学的思想资源，从哲学史中吸取自身发展的必要养分。马利诺夫曾经列出了一个可供我们采纳的哲学思想资源名录：古代有西方的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泰戈拉、塞涅卡、奥古斯丁，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孙子，近代有培根、贝克莱、霍布斯、笛卡儿、休谟、洛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卢梭、康德、黑格尔，现代部分有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皮尔士、詹姆斯、杜威、摩尔、罗素、萨特、怀特海、维特根斯坦、奎因等(只是近现代部分就没有中国哲学家的名字了)⑥。对于“哲学咨询”在我国大陆地区开展的可能性问题，除了借鉴和采用西方学者已有的方法和理论资源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丰富资源。我们只要去读读古代圣人的思想著作，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品格，有着它得天独厚的思想治疗功效。尽管其中的道德理想成分很多，农耕文化的思想成分很多，但它仍然保存有人类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就是贴近社会生活的，从来就十分注重修身修心修行修德。特别是儒家，它自有一整套从“忠孝”、“仁义”、“学问”入门的修炼方法。阅读孔子的《论语》，似乎就是一种一问一答的“哲学咨询”过程。其实，复兴儒学是可以从微观层面开始的，即改造和运用它的修身养性方法。在哲学的思考和传授方面，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或许，“回到孔子”也不失为一种在中国本土开展“哲学咨询”的有效方法。注释：①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9. p. 260.②Peter B. Raabe, Issues in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Westport: Praeger, 2002, pp. 14-17.③See 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④Seneca, The Epicurus Reader, Cambridge: Hackett, 1994, p. 48.⑤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p. 120-121.⑥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 p. 271.
花香盈路
［别样生活，万卷书万里路］2020年5月30日，周六，晴，连续1000天阅读日记第574天。 近日跟朋友聊天。他说，看你每天写文章，一年一定可以赚很多钱。以他的理解，应该一年至少上10万。 我笑笑：不赚，一分都不赚。没有任何人和机构因为我写文章给发工资。 他觉得难以置信：天哪，没有收入你还天天写得这么起劲？竟然把这么多时间花在做无用的事情上。 我依然微笑：对啊，我不但不赚钱，因为读书写文章，还需要不断买书，一年都要买几万块钱。这些年怕是买了有将近20万块钱的书了。 然，我又问他：难道不赚钱就表明这件事没有用吗？ 朋友说：是啊，都没有收入啊。如果把精力花在炒股上，说不定可以赚很多钱，可以多买一套房，可以买一辆好车。或者，把钱花在美容买衣服买高级食品，享受生活上。这才是有用的嘛。 我不能说朋友说得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吃喝拉撒睡是一个人生活最基本的需求。能够吃得更好，喝得更欢，睡得更舒服，出行更方便，那自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肉体的物质的需要得到满足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生活还有另一部分呀——那就是精神的部分，灵魂的部分。 这两部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满足任何一个部分的需要对于一个人都是有用的。 当我写文章读书买书的时候，我在物质方面不仅没有收益，更只是花费。但我喂养、丰富了我的灵魂。我用阅读和写作疗愈自己饥渴的心灵。读书时，我时而激荡起伏，时而伏案而泣甚至潸然泪下。这时候，我内心深处郁积的情绪块垒随即冲破躯壳，灵魂被洗刷得干净透亮。而当我码出来的字被他人读到，他们说，这些字也疗愈了他们，他们想的正是我写出来的。我的那些育儿的文章，正是他们需要跟孩子去沟通的内容。他们读了，或许也是有用的。 这就够了。对于我个人或许没有用。不，不是没有用，是在物质方面没有用。但在精神方面是有巨大作用的。更何况，还有可能对别人有用。 或许，做一件对自己表面上没用，但对别人有用的事，我们就不能说这件事情是没用的。因为，人是一个社会人，离开了他人我们甚至连人都不是。所以，我们不能狭隘的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看问题想事情。 当然，感谢朋友那天跟我聊天的内容。以至于这些天来，我头脑里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有用和无用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为此，我读了很多的心理学，哲学类的书，试图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 20世纪流行于欧美的实用主义者说，有用就是真理。有效果就是真理。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 然而，对于有用还是无用，中国古代的第一哲学家庄子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以极度的清醒和高超的生命智慧，以开阔的视野、豁达的心胸和高远的精神境界，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对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做出了清醒的区分和界定，他说“无用乃大用”。 他曾在公元前341年28岁时，去见自己的好朋友惠子。其时，惠子是魏国的宰相。惠子担心他是来夺他的相位，派人搜寻三日夜。庄子却主动出面，跟惠子说了一个寓言故事，其大意是，与他而言，惠子的相位不过是犹如猫头鹰得到的那只腐烂的老鼠，而他，不是猫头鹰，而是“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鶵。这三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梧桐树它不歇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食用，不是甜美的泉水它不饮用。也就是说，相的高位对于庄子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没有任何用处的。 某一日，庄子在家乡见到了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讽刺他“舐痔得车”。也就是说，对于通过这样的方法和手段得来的富贵和名利，庄子是完全不屑一顾，认为它是无用的。 有一次，楚威王得知庄子的贤明，专门派出特使，带着厚重的礼金前往，许诺要请庄子出任卿相。然而，庄子说，自己宁可整日游戏在污泥之中，自得其乐，也不愿意受统治者的羁累。这里可以看出，班子认为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辉煌腾达、光宗耀祖、立功立德对于庄子来说是无用的，苟全性命、自食其力、洁身自好、特立独行、身心自由、生命自主、保持自我人格的尊严和独立是有用的。 庄子曾在《逍遥游》中说过一个这样的事，惠子得到一颗大葫芦种子，种下去养大以后果实非常大。惠子认为用它盛水，它的坚固程度承受不了自己的容量；把它破开做成瓢，那么大的瓢无处可用。因而，这个东西是大而无用，只能被打碎。而庄子却对惠子说，那是因为你的心像蓬草一样闭塞不通，你完全可以用一个这么大的葫芦把它当做腰舟系在身上，去浮游于江湖之上。 在这里，庄子认为，一物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取决于你的境界是否高远、你的心灵是否通透。 不仅于此，庄子推崇的是“无所可用”，因为，“无所可用”，就可以得以保全自身性命，这正是“大用”。有用之才会招来祸患，就如山上的良木是自己招来砍伐，油脂可燃是自己招来煎熬。桂树由于可以食用，所以遭人砍伐；漆树由于可以做涂料，所以招人割取。 庄子感叹，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途，却不知道无用中的用途。 庄子还有一个论述，他说，我们一般人总认为，自己站立的脚底下的那块土地是有用的，因为它支撑了我们的身体。而离我们远一点的其他地方的土地对于我们是无用的。然而，倘若有人把我们周围的土地都挖空，我们脚下站立的那一块土地必然也会崩塌。所以，表面上的无用，实际上却是有用的。 了解了庄子这么多有关有用和无用，小用和大用，一时之用和长久之用，自用和他用，物质之用和精神之用，根本之用和表面之用，本质之用和现象之用，必然之用和偶然之用……等等的论述，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世人对此的看法和体认。 作为大学老师，我每每强调学生一周必须读一本书，争取4年读完200本书。然而，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哭丧着脸对我说：殷老师，我看着别人都在读专业书，我却在读小说这样的闲书，我觉得自己内心特别有罪恶感，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再问她，如何区分“闲书”和“有用之书”？她说，专业书能让我获得学分，取得文凭，并且在未来的时候以此谋生。而像小说这样的闲书，只是供消遣和娱乐的，没有实际用途。 我深深理解这个学生的想法。因为，很多年以来，我们很多中小学老师、广大家长都是严禁孩子们读小说的，那时候这些书统统被称为课外书。读课外书是十恶不赦的，被抓到了是有可能把书全部烧毁的。所以，每个爱读课外书的同学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内心带着深刻的负罪感的。 然而，随着阅读学知识的普及，今天我们已经深深懂得了，像小说这样的闲书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 比如，有一本非常著名的阅读学书——《朗读手册》说到人们为什么要读小说的理由有如下这些： 我们喜欢小说。 小说中有冲突——而冲突是生命的核心。 生命的冲突把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烦闷中唤醒。 小说让人抒发情感，发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我们希望小说中的故事能为我们如何生活提供线索。 小说允许我们逃避到他人的生活中，以舒缓现实生活的压力 …… 以上这些理由，任何一条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孩子很有用。只是，读这样的书不如读教科书那样，对于成绩的提高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的用，不是一时之用，不是物质之用，而是精神之用，长久之用。 然而，遗憾而又可怕的是，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来，能看到一件事物的精神之用和长久之用，无用之用的人太少了。绝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一件事物的权宜之用，短期之用，物质之用。 再比如，多少年前，中国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理工科的专业变成香饽饽，而学文史哲的文科生却找不到工作。因为，数理化，在现实生活中有直接的物质之用，权宜之用。而文史哲却被认为是最没用的学科。 因而，我们的大学里，专业课老师在学生中的地位高得多，专业课在学生的心目中比人文通识课重要的多。很多学生上人文课的时候，桌子底下摆着一本四六级过级宝典、计算机二级证书考试书。问她们理由，思想政治课没用，大学语文课没用。 我们的大学生们，有多少人读过庄子？甚至都没听过“无用乃大用”这句话。殊不知，数理化固然有工具之用，但所有的人文学科，却是以“文”化“人”，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人文思想，人文底蕴，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的人。而这，其实才是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培养人、养育人真正的目的之所在。而数理化，其实只是工具，是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学技术，可能只是短期就可以完成，而做人，才是一辈子的事情。就像大哲学家康德说的，“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才是唯一的目的”。就像我常常对学生说的，你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法律人或者学计算机的人，学核工程的工程师……人，永远排在任何专业称谓的前面。 既如此，一味的强调数理化的重要性，而忽视人文学科则几乎有本末倒置的危险。 因而，才有那么多的高中毕业生，高考一结束，就把书全烧掉；大学毕业生，一旦跨出校门，终生不再摸一本有一定深度的书。从而，他们的一生，沦为专业的奴隶，沦为技术的仆人。而忘记了自己的首要责任，是做好一个需要终生学习终身成长，堂堂正正，心灵丰盛繁茂，精神自由独立的大写的人。 就我自己的职业而言，我更是感慨深刻。经常有孩子得了抑郁症甚至精神分裂的家长来找到我，让我帮帮他们的孩子。然而，当一个孩子精神分裂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心理咨询师几乎无能为力的时候了。而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早期是有一个发病的过程的，尤其是抑郁症。但，病情最初的时候，大家往往并不重视。绝不会想着去找一个专业咨询师做咨询。他们的观点往往是：花几百甚至上千元做一次咨询，只是面对面聊聊天，能有什么用呢？所以，咨询纯粹是浪费钱。 当然，做咨询有用还是无用，从外边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做咨询改变的是人的心灵，人的认知。只能通过改变人的认知，去改变人的行为和情绪情感。他确实不像当我肚子饿了就去吃一碗饭，肚子立即饱了那种感觉；当我身体不好体型不佳，我去练瑜伽去跑步，身体变好了，体型改变了那般可视。 但其实，认知决定情绪，认知决定行为。通过做咨询去改变我们的认知，再改变情绪和行为，这是曲径通幽，却也是必经之路。 然而，只看到可视可感之用的人们，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 再说“说无用的话”。我们都希望自己一言九鼎字字珠玑，说的话有人听，有人照做。倘若孩子不听我们的话，我们便怒从心边起，恶向胆边生，有些开始辱骂甚至对孩子大打出手。做领导的，不希望自己说的话遭到任何下属的质疑和反对，倘若有人提出异议，便视其为刁民，给他穿小鞋，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样，社会表面上一片和谐，实际上死气沉沉，了无生气，没有思想的碰撞和激发，社会是岌岌可危的。所以，或许，我们要允许自己说无用的话。允许别人觉得我们的话是无用的。 君不见，多少父母，不愿意学习育儿之道，却总是期待用自己家长的权威逼迫、命令孩子就范和听话，他们期待，自己发出一个命令，孩子就100%照做不误。他们认为，学习育儿的理论没用，他们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所以学道理是没用的。然而，很可能他并不真正懂得那些道理，而只是看见字面意思，或者那些道理，并没有真正的深入他的骨髓深处，因而行动起来的时候，其实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就误以为是学道理无用。再比如，多少父母，把孩子的课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让孩子像一部机器一样连轴转。孩子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甚至8:00放学之后时间都不是自己的，都要继续弹钢琴，学书法，练舞蹈……在这些家长眼里，孩子玩游戏没用，孩子休闲没用，孩子跟同伴在一起没用。甚至，现在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委实令人担忧。因为孩子们的运动时间实在是太少了，睡眠时间也根本不够。当然，他们肯定会认为运动、睡觉是有用的。但只是，跟学舞蹈、弹钢琴、学书法比起来，运动和睡觉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在大用和小用之间，他们选择了他们以为的大用。 然而，运动，睡觉，游戏甚至适度的发呆，才是有用甚至大用的。只是，运动的作用，是孩子一辈子有强壮的体魄，睡眠，让孩子健康长寿有更好的记忆力理解力，而这些，乃是根本之用。而游戏，是表面无用，实则大用。发呆，是孩子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培养反思和辩证思维能力必须的。 有一个很好的事例能说明这一点。近代大哲学家笛卡尔，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哲学观点。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也跟我们大多数孩子一样，早上起不了早床，即使起床之后，他一定会在床上发半个小时以上的呆。然而，他的母亲没有因此而责备催促他去上学。而是跑到学校，跟老师说，我的孩子早上要发半小时的呆，所以他要晚上学。老师竟然也同意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大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大家知道，笛卡尔把他发呆的习惯保持了一辈子。他的解析几何里的坐标系的建立，就是他在做士兵期间，呆坐在床上观看蜘蛛结网吐丝时灵感一现而来的。 笛卡尔的母亲没有认为发呆是没用的。她允许孩子发呆，甚至为此不惜去跟学校和老师沟通。她们对于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是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判断的。 又如，大家知道电影《美丽心灵》的主角是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 他在博弈论和微分几何学领域颇有建树，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而他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在他犯病期间，他美丽的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更难能可得的是，纳什工作的大学从没有因为他得了精神分裂症而开除他、歧视他，照样让他在那里工作。这一点，真是让人惊叹。相比我们国内的某些高校，经常规定老师们一年要发几篇论文，搞几个课题，否则便似乎不作为，有被开除的威胁。于是，我们的老师们往往忙着做这些“有用”的事情，而可能忘记了知识分子最重大的使命。 然而，只看到物质之用，看不到精神之用；只重视短期之用，看不到长期之用；只看到有用之用，看不到无用之用；只看到自用之用看不到一件事情对于他人、社会、国家、民族和全人类之用；只看到表面之用而看不到根本之用；只看到偶然之用而看不到必然之用；希望做的事、培养的人马上有用，时时有用，处处有用……是人们的通病和本能。要能反过来、两者兼顾，需要“反本能”，需要后天的培养，需要不断的修炼，需要庄子式的广博的胸襟、开阔的视野、高超的智慧，需要不停的哲学式的追问和反思。而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需要读许多无用的书，说许多无用的话，做许多无用的事，培养一些看起来是无用的人。 倘如此，则我们的社会，国家和个人的面貌和精神状态，定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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