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黄色连衣裙

我是谁 从提笔的一开始，我就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自问自答。我是谁？这最末一个小小的“谁”字，在这次的长篇中已然成为了一个无边无尽的黑洞。无数的角色从生活中泛滥开来，最后却只是坠入了深渊，仍然填不满“谁”。就一朵云来说，也许他自认为他只是在天际游走的一片闲适；麦子却因他是一场随时会被赐予给他们的酣畅淋漓而向他顶礼膜拜。他是日出的侍仆；他是喜玛拉雅山的背景；他是蓝色天空中圣洁的礼赞。如此如此多的他。却又真真切切的只是他。这样，以数学的等价角度来看这个三个字的问题，我推出了一个有些怪诞的答案，但我深信不疑。我是谁？我就是一个黑洞，我就是无处不在。妈妈，我是女儿。感谢您让我看见自己的存在，感激您将爱我直至永恒。我一直真诚地爱您，想着尽力作好妈妈的女儿，哪怕再有多少场地动山摇的争吵，再有多少腔对您的埋怨与不解，我都不曾想过要放弃爱您。因为我是女儿，妈妈的生养和关爱，将我们紧紧联系，让我相信这样的爱不会因风而断了线。我要作好女儿的角色，这可以让我埋怨过后无数次站在妈妈的角度去思考，可以让我在军训日子里的夜晚第一次想到有妈妈的家，可以让我乐此不疲地为妈妈做点什么。我知道，我是女儿。遇上困难的人，我愿意是为你伸出的一只手。因为既然好心的人们教会了我善良与热情，我就不会在应该帮忙的时候隔岸观火，这样岂不是对不住良心又拂了他们的好意？既然社会真诚地将我纳入了她的一份子，我也自当担起作为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愿意发自内心地去帮助别人，而不会只因一时兴起而带来半途而废的结局。我知道，我是善良的人，我是社会的成员。梦想，我是你永远不倦怠的追随者和赶超者。但是切记，我绝不会把你当成我高高在上的信仰而跪倒在你的脚下，若真是那样，也许我宁愿去做那赶赴麦加的朝拜者，也总好过在明知你正在离我远去时却还要止住奔跑虔诚地低下头，那该有多么可笑和令人伤心！我要作一个合格并且成功的追梦者。如此的决心让我执着、让我勇敢、让我聪慧、让我理智、让我坚强。我曾经在学习毕淑敏的《我的五样》时毫不犹豫地写下梦想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人生若少了梦想，就如同灵魂被抽出了身体，就算看着躯壳一点一点被风干也不会再心疼。因为，无梦最痛，至少于我如此。想想也许若干年后回首，我那华丽盛宴般的青春，也只有用我的梦想来鉴证最为合适了吧。所以，现在的我告诫自己，不能放弃，勿让人生迷航。我知道，我是一个追梦的人，我的梦想，正等着我实现。写到这里，还不是全部的我，写完我的所有角色，也不一定就是我。只是当我真诚地尽力作好我的所有角色时，这些角色的叠加角就是一个完整的我，全宇宙都独一无二的我！我想，不是我们的眼睛散光，我们所有人是真的无处不在。当我们为处处都感到骄傲时，我是谁，已无需再问。

我是谁（小小说） 我是谁？用当今时尚的话来说我是一名学困生，说直白了就是差生。其实我并不忌讳别人这样说我，因为我的成绩确实不太好。但是我一点也不自卑，我也有自己的特长呀！我个子高，喜爱打篮球，同学们都说我是“姚明”第二；我歌唱得好，又有先天的一副好嗓子，同学们都拿我当校园歌星来崇拜。我还有爱劳动、助人为乐等优点。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老师不喜欢我？想来想去总是弄不明白。还是同桌用手点着我的脑壳提醒了我，你真笨呀！老师们不是常常讲，打球、唱歌能当饭吃？老师不喜欢你的原因很简单：成绩差呗！我决定努力学习，以改变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但是我的基础差，光靠个人的努力很难。皇天不负有心人，你还别说，我真的找到了一条捷径。那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再加上我又十分十分的幸运，发现一则小广告，上面大概是说他们公司能够运用高科技手段造就人才，如果需要就和他们联系。聪明的人会说那是骗人的。可是我笨呀，我还就相信了，并且毫不迟疑的按照地址很快找到了这家公司。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老头接待了我，他说自己是这家高科技公司里的首席科学家，还给我讲了半天的DNA。你还别以为我喜爱打篮球只知道NBA，我也听说DNA属于高科技，懂得DNA的肯定是科学家，我彻底相信了。最后，他告诉我：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需要搞到这个人的头发，提取基因，再移植入你的头发中，便成功了。太神奇了！其实这又有什么呢？科学家不是早就进行克隆了吗。我深信不疑，于是立即行动。大人物咱不想，面都见不上，上哪儿去找那稀奇的头发。达到老师的水平就足够了，再说，整天和老师相处，弄几根头发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我首先从语文老师家的垃圾筒里寻找毛发类的东西，因为语文老师是班主任，一定先讨得他的喜欢。好不容易找到了语文老师的头发，我欣喜若狂。很快基因移植成功。语文老师发现了我的变化，在班里把我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还特别提到我的作文，说读起来颇有大文豪的气度。我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一高兴，我竟然偷偷地跑到饭馆里喝起酒来，而且上了瘾。我以前可是闻到酒的气味就感到刺鼻的难受，现在怎么了？我想不明白。文豪是否都爱喝酒，我不得而知。语文老师爱喝酒却是众所周知。借着我和语文老师越来越近的关系，我又想方设法的让他为我弄来了数学老师的头发，并且很快进行了基因移植。我的数学成绩又有了飞速地提高，数学老师对我刮目相待，说我照这样的速度发展，将来有望成为数学家。我以前脑子很迟钝，现在特爱思考问题，还不知不觉地染上了吸烟的习惯。我感觉像数学老师那样边吞云吐雾边紧锁眉头很潇洒。后来，煞费苦心的我又分别把英语、物理等老师的头发找到并进行基因移植，我发现自己在各科成绩都有惊人提升的同时，我又沾染上很多我这个年龄段所不应该具有的坏毛病。其实这些毛病也都来源于基因移植，只因为我是学生，这些分别又成为各科老师讨厌我的理由。例如：语文老师批评我吸烟，数学老师指责我喝酒等等。我是谁？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谁。反正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我是很多老师叠加的影子。——发表于2008年第13期《微型小说选刊》，入选滕刚老师主编的《2008年值得小学生珍藏的100篇奇幻故事》一书。

他被数以万计的网友称为“犀利哥”，其实他半点也不犀利，只是一名被社会遗弃、甚至被救济机制遗忘的流浪汉，因为阴差阳错，命运莫名其妙改观。在这个人口流动急遽的年代，或许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流浪汉。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干预和救助机制，挽救了一个“犀利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犀利哥”冒出来。34岁的程国荣穿着父亲遗留下的黑色风衣，两手插在兜里，目光游离地站在院子里。偶尔，他会突然间弯下腰，在酝酿一下之后仰身大喊一声。喊完之后，他就转身走进了自己那间堆满杂物的昏暗屋子。程国荣有一个已经红遍天下的诨号：“犀利哥”。10年前，程国荣孤身一人从家乡江西鄱阳踏上外出打工的长途大巴，随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音信全无。直至不久前，在经历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奇遇后，“犀利哥”程国荣才得以重归故里。家乡的汽车站出站大门口，一幅大字标语仿佛在迎接他：“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只是，此时的“犀利哥”已经迥异于常人——哪怕在阔别多年的至亲面前，也总是一言不发。只有在别人递上香烟的时候，他才会“嗯”地小声回应一声。除此之外，人们在他面前似乎就像空气一样。除了睡觉、吃饭外，“犀利哥”几乎都在那间十平米左右的屋子里呆着，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看着桌上满是灰尘的彩电里播出的节目。他总是频繁地点燃一支香烟，狠狠地抽到快烫到手指时才扔掉。“他现在一天要抽四包烟”，姐姐程国珍说，想到弟弟以前流落街头时只能捡烟头抽，她就难过不已。当年程国荣走出家门的时候，还是一个烟酒不沾的青年。现在，他就像瘦弱萎靡的小老头一样毫无生气。这跟他不久前在媒体和网络上像明星一样备受关注的“犀利”形象截然不同。他甚至还不明白已经无人不知的“犀利哥”指的就是自己。沉默的人距离鄱阳县城大约一小时车程的三庙前乡柘岭村，位于村口的一片看上去楼龄挺新的楼群中，夹着一座陈旧的低矮砖瓦房。这便是程国荣的家。跟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程国荣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户，有着总在田间劳作但又总是贫穷的双亲。在村里为数不多还对程国荣有印象的邻居的记忆里，程国荣从小就像他的父母一样沉默寡言。童年时代，跟同村其他孩子一起在山坡上放牛，几乎是他跟同龄人打交道的唯一活动。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活动的旁观者，当别的孩子满山坡追逐嬉闹时，他常常远远地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在农村，没有谁会关注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少言寡语。除了话不多外，程国荣倒是颇受村民好评。“他很勤快，愿意帮助别人，割个草放个牛什么的，只要说一声，他很少拒绝别人。”60岁的村民程文美还能记起程国荣小时候的模样。在弟弟程国圣的印象里，哥哥似乎总是抢着干家里的重活，“下雨天在田里插秧，他能从早干到晚。”国圣比国荣小两岁，但是看起来，哥哥比弟弟老了一大截。小学四年级还没读完时，程国荣就辍学回家了。这个10岁出头的男孩不喜欢读书，学习成绩总是排在末尾，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他似乎更愿意一个人去山间砍柴、放牛来打发时间，哪怕是刮风下雨。新衣服是这个农村孩子最期待的礼物。程国圣只记得哥哥发过一次脾气——有一年的春节，当父亲用一件别人送的旧衣服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程国荣时，“哥哥转身就哭着跑开了。”日复一日，程国荣在枯燥繁重的劳作中长大成人。1998年，他的父亲程广南东拼西凑了两万元，托人说媒从邻村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不久之后，23岁的胡清娇成为了程国荣的妻子。这位同样沉默的农村姑娘也只读了几年小学，她像丈夫一样，每天总是从早到晚地埋头干活。结婚两年，妻子给程国荣生了两个儿子。在带来欢乐的同时，这个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加糟糕。每到春节，当那些出门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提着大包小包礼物返乡探亲时，程国荣就会更加沉默。整个春节，他都整天整天呆在家里，不愿意走亲访友。因为身上常常连买一包烟的钱都没有。程国荣家有约七亩的耕地，每年能生产四五千斤水稻，除了留足口粮外，余粮卖出的钱勉强只够购买来年的种子、化肥。如果不外出打工，那些守着几亩薄田老死的农民仅仅能维持温饱。“在农村，这样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程国圣说。1997年，程国荣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到宁波打工的经历。性格内向以及小学尚未毕业的文化程度，让他除了劳力，再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和城市进行交换。他只找到一份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的活——帮别人拉灰浆。两个多月后，他空着双手回到了老家，却一字不跟人提及自己在外打工的经历。2000年，已经入不敷出的家庭经济状况逼得程国荣再次外出打工。这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刚出世不久。临出门前，程国荣告诉妻子，自己不久就会寄钱回家。流浪生涯程国荣又孤身一人来到距离鄱阳县差不多有700公里的宁波市。这是他除了故乡之外唯一熟悉点的地方。在鄱阳县的外出务工青年中，相当多的同龄人都像他一样，只有小学或是初中文化。但他们常常能通过亲戚朋友的引荐成为工厂里的工人，在学到一门手艺之后，如果足够勤奋和机灵，他们就有机会得到职务和薪水上的提升。同样只有小学文化的程国圣和他的妻子胡美华就是如此——他们都在浙江省温岭市的一家皮鞋厂里打工。胡美华现在已是工厂的一名仓库管理员，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但程国荣没有朋友，他只能靠自己解决找工作的问题——看到哪里有建筑工地，就走上去问别人招不招工。像上次一样，他又找到一个工地，拉着上百斤重的灰浆在泥泞坑洼的工地上往返运输。离家初期，程国荣每隔两三个月就给家里打个电话。他告诉大姐，自己在工地上干活很辛苦，“估计是觉得自己没有挣到钱，他不愿意多说话。”程国珍说。而对妻子，程国荣还在勉强支撑着男人的尊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妻子说，自己挣到钱了，还当上了老板。“但他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也没有回过一趟家。”程国圣相信哥哥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妻子。两年后，程国荣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连续几个月没有接到电话，不安的家人担心他在外出了事，开始焦急地询问每一个在宁波打工的乡亲，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的母亲、妻子曾经多次借钱到宁波打探消息，在每次钱快花完时，她们又不得不失望地返回老家。直到2008年，宁波市一位网名叫“老馋猫”的市民留意到了程国荣的存在。这位在当地一家公司任职的年轻人属于城市的主流人群，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住房和轿车。一次偶然的经历让“老馋猫”开始关注城市流浪者这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群体——他在街头目睹了一个流浪者和一条狗争食一个被人丢弃的盒饭，人先伸手抓到了盒饭，然后在狗的咆哮声中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塞肉。“这些流浪者渴了就找个水坑捧水喝，饿了就在垃圾箱里找东西吃。”“老馋猫”说，因为长期不与外界交流，这群人逐渐丧失了正常的语言甚至是思维功能，“他们甚至不会乞讨，就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城市里。”这些目光呆滞、衣衫褴褛的流浪者，白天摇摇晃晃地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觅食，晚上就蜷缩在天桥下、凉亭里蒙头睡觉。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他们被人们远远避开。而在政府的救济体系中，这些流浪者通常也是一个个无人察觉的盲点。“老馋猫”不知道该怎样去帮助程国荣，他能做的就是在看到这些流浪者的时候，跟他们打个招呼，或是递上几块钱。第一次出现在“老馋猫”面前时，已经流浪多时的程国荣正穿着一身女人的服装，走在宁波街头。“老馋猫”递给了程国荣10块钱，以为对方会去买个盒饭。但程国荣转身就到小卖部买了一包烟，然后坐在路边狠狠地抽了起来。问为什么不买吃的，程国荣指了一下身旁的垃圾箱。后来，“老馋猫”才想明白，这个动作是指他能在垃圾箱里找到吃的。垃圾箱是程国荣维系生命的唯一物质来源——这里面有别人扔弃的食品、服装、烟头……在多次碰到程国荣后，“老馋猫”逐渐掌握到了他的行踪——白天就在宁波市商业最繁华的天一广场一带流连，晚上则在附近的人行天桥下睡觉。此后，“老馋猫”不时会去看望一下程国荣，给他买一份盒饭，尽可能地聊上几句。程国荣逐渐感受到“老馋猫”的善意，后者成了他在宁波唯一愿意聊上几句话的“熟人”。心情好的时候，程国荣甚至还会问“老馋猫”自己捡来穿的衣服好不好看。天热的时候，他喜欢穿连衣裙之类的女性服装，“老馋猫”猜测这是程国荣潜意识里希望被人关注的表现。但一提到“家在哪里”的问题，程国荣总是转身快速离开，“他就像在逃避什么似的。”“老馋猫”觉得程国荣的思维有点问题，“他心情不好时有时候会狠狠地用头撞墙、撞电线杆。”在程国荣头上曾经引发众多网友惊讶的“时尚长发”下面，其实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疤痕。此后的两年时间里，程国荣跟“老馋猫”就这样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离奇回家2010年2月下旬的一天，被社会遗弃多年的程国荣的命运因为一组照片改变了——他穿着那套此后在互联网上被无数人浏览过的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长长风衣，像个模特一样表情冷峻地走在宁波街头，一位当地网友在试用新买的相机时，无意间抓拍到了他的这个形象，并随后将其上传到了互联网论坛上。程国荣“惊世骇俗”的形象迅速吸引来网友的围观，这组照片数日之内便被众多媒体和网站所转载，甚至被网友PS成在T台走秀的酷模形象。而此时，程国荣的家人们刚过完一个沉痛的新年——三个多月前，他的父亲跟他的妻子在打算下田收割水稻时，在村口公路边被一辆轿车撞飞，一同丧命。3月3日，一位邻居跑过来，给这个悲惨的家庭带来“程国荣可能被找到了”的消息。这位邻居的儿子在宁波一所大学读书，他在网上看到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认为很可能就是他小时候见过的程国荣，随即打电话让父亲赶快通知后者家人上网观看确认。得到报信后，程国圣一路小跑冲进了镇上一间简陋的小网吧，他一眼就认出了屏幕上已失踪多年的哥哥，“很激动、很高兴、好心痛。”提到这一次的“见面”，程国圣直到现在还对哥哥的落魄形象哽咽不已。值得一提的是，直到媒体对程国荣的生活和身世进行大幅报道后，这名不知在宁波街头流浪了多少年的落魄汉子，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宁波市政府派出工作人员寻找“犀利哥”，说要让他“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在全民热议“犀利哥”时，只有程国荣自己对“犀利哥”事件一无所知。大量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注让他感到恐慌——不少人开始主动递给他食品、零钱，但也有人嬉皮笑脸地蹲在他身边，摆出各种造型合影，在一次被媒体围堵着拍照时，程国荣浑身哆嗦着说了一句“我害怕”。这次采访后，他突然间逃离了自己以往活动的地方。3月2日，宁波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程国荣平时出没的地方没有找到他，当天，宁波下着小雨，夜间的室外温度只有两三摄氏度。次日，在接到救助站的求援电话后，“老馋猫”也开始寻找程国荣。但寻遍所有认为有可能的地点，也没有看到程国荣的身影。当晚，“老馋猫”把车停在了程国荣以往睡觉的一处地下通道口旁，他想程国荣“晚上总得找个能躲雨的地方睡觉”。此时已是深夜12点，寒风裹挟着冷雨绵绵不绝飘在宁波街头。一个小时后，程国荣晃晃悠悠地朝地下通道走来了。对于“老馋猫”提出要送他去救助站的建议，程国荣哆嗦着一直拒绝。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不去救助站，我就再也不来看他了。”程国荣最终妥协。“老馋猫”说，程国荣也提了一个条件，“他坚持要先走一下路，结果一走就从凌晨2点走到了5点。”3月4日清晨，他们一起走进了宁波市救助站。当晚10点，程国圣跟母亲坐长途客车也抵达宁波。此时，程国荣已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精神病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在这里，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中午，程国荣终于跟自己十年不见的亲人团聚了。“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只想着立刻把他接回家。”像所有传统的中国农民一样，程国圣相信“家”是在外飘泊多年的哥哥最好的归宿。两天后，程国荣回到了早已物是人非的老家。回归社会“可能是因为这些年他的命太苦了，感动了神仙吧。”程国珍直到现在还觉得弟弟回到家的事情就像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她打算等弟弟的神志恢复之后，想办法再帮他娶个媳妇。但她也不知道这还得等多久。被社会遗弃多年，自我封闭起来的程国荣已经丧失了社会交际功能。重新社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剪掉长发，穿上干净衣服，回归家庭的程国荣再也没有了“犀利”的气势。唯一还让他显得另类的是头上戴着一顶有着醒目“PUMA”标志的毛线帽，家人不想让他头上的伤疤被外人看到。吃中午饭时，程国荣的大儿子在记者建议下，害羞地夹了一块肉扔进父亲碗里，但程国荣似乎没有看见一样，只是埋头吃饭。这让儿子很难为情。这个11岁大的小男孩不久前把自己的一部分头发染成了黄色，他觉得这个发型很好看。但在跟陌生人说话时，他几乎从不抬头看人。对程国圣来说，哥哥的回来，既喜且忧。“如果兄长生活上不能照顾自己，对家人便是一大负担，希望社会人士能够给予经济援助。”不过，程国荣回家几天后，当地县、乡政府的领导就登门慰问，并送上社会各界近三万元的捐款。三庙前乡的党委书记叶文华说，乡政府已为程国荣和他的两个儿子办理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而且在程国荣康复之后，乡政府会为其在附近的工业园区安排一份工作，“在回归社会之后，他还得要自食其力，这才是长久之计。”一次有如神助的“被拍照”，一场网络和媒体上非正常的“被围观”，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救助，让“被犀利”的程国荣原本凄凉的命运在阴差阳错中得以改观。但不是所有流浪者都能像他这样“幸运”。叶文华坦率地说，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像程国荣这样需要救助的流浪者还有很多。他举例说，有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因为没有挣到钱，“宁愿在外面捡破烂也不好意思回家，这些人很容易就成为下一个‘犀利哥’”。非营利性组织、江西上饶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姜福炎正计划为程国荣提供免费治疗。3月14日，他邀请了两位同行一同驾车前往程国荣家了解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犀利哥，而那些文化程度偏低又性格内向的人在受到挫折、伤害之后常常会自我封闭，如果外界不加以干预，他们就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姜福炎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理性正常的社会心态，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干预和救助机制，治好一个‘犀利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犀利哥’冒出来”。姜福炎告别时，程国荣意外地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姜福炎说，这一刻，程国荣就像正常人一样。

前不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泌尿科病房出现感人的一幕：杭州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副主任何剑兴受该市总工会的委托，把5000元救助金送到曾于3年前因病被摘除右肾、近确诊左肾长有巨瘤准备做手术治疗的江西宜川籍农民工潘菊兰手里时，眼里噙满泪花的她顿时泣不成声地连声道谢：“当我生活和疾病医疗陷入严重困境，在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你们为我雪中送炭，真好比送来了一场及时雨啊！”原来这是杭州市总工会紧急启动“急难险”救助基金、帮助外来女工潘菊兰解其燃眉之急、传递爱心接力棒的一个感人场面。10年前，为了抚育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潘菊兰只身来到杭州。3年前，潘菊兰因病切除了右肾，为了还清债务，她一边吃药，一边打工。尽管知道自己的身体并不允许这样做，但她不顾医嘱，吃药断断续续，甚至停过一段时间……两个月前，在杭州西湖区一家服装厂务工的潘菊兰突然感到腹部疼痛难忍。经检查发现，肾上长出巨大肿瘤，急需手术。在面对高昂的手术费，她不想拖累两个孩子，思前想后，决定放弃治疗。但孩子们不答应。在萧山一家工厂做电焊工的大儿子潘斌听到妈妈患病的消息，哭成了泪人。在医院里，潘斌见到了憔悴的妈妈，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取出2500元钱塞到妈妈的怀里。母子俩抱在一起泣不成声。潘菊兰心里明白，这些钱，是17岁儿子的全部积蓄。“孩子越是懂事，我越是不愿拖累他们。”潘菊兰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暗下决心，回家陪着14岁、正读初一的小儿子度过最后一段幸福时光。然后，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潘菊兰的不幸遭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她的侄子、在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工作的潘老师将此情况告诉了学校，引起广大师生的同情。学院领导带头捐款，数千名师生慷慨解囊，短短两天时间，就筹集了1万多元“救命钱”。潘菊兰务工所在地西湖区袁浦镇政府闻讯后，给潘菊兰送去4000元补助金，该区总工会也启动“急难险”资金，给予了2000元补助。杭州市及西湖区慈善总会获悉情况后，在第一时间赶到潘菊兰的务工地看望她，并给她送去慰问金。5月3日下午，在潘菊兰住院的第二天，杭州市慈善总会又到医院看望潘菊兰，再次送上慰问金。几天前，护士交给潘菊兰一只装有500元的信封，说是一名不肯留下姓名的人送来的……这样的事，这几天总能碰到。杭州人的热情友善让潘菊兰重新燃起生的希望。参考资料：浙江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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