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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羲之

书圣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二王”。王羲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代表作有《黄庭经》《乐毅论》《十七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2、颜真卿

颜真卿，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伟大的爱国主义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709--784），汉族，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3、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岐王赵德芳之后。宋朝灭亡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赵孟頫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受到重视，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

4、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黄庭坚自幼好学，博览经史百家。

5、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一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早在古代就有科举制度了，那时候考场已经开始防止作弊了。进考场之前，考生都是要被搜身的，考试过程中，也有人来来回回的巡场，查看是否有人作弊，考生也有自己的单独考号。

自古以来在人才选拔上，始终就面临着一个地域差距的问题。相比较于注重门第、血统等因素的周代“世卿世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选拔体制，隋朝确立，并为后来的唐宋明清历代沿袭、完善的科举制度，相对来说算是较为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了。但即便这样，由于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日益彰显，导致了科举考试中地域录取数量的差异日益明显，地域矛盾不断凸显。

考科举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时任知谏院（谏官，职掌议论施政得失）的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司马光提出“逐路取人”的建议。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吉州永丰县（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欧阳修，对此持异议。他主张“惟能是选”。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次重要争论”。不过，这次争论既没有旷日持久，也没有掀起什么惊涛骇浪，更没有酿成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惨案，而长期被世人漠视。不过，这一切，被推迟到了333年后的明初。

朱元璋剧照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朝循例举行每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们，荟聚京师南京，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折取桂枝。朱元璋圈定了当时已85岁高龄，人品、才学俱佳，因“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而自号“坦坦翁”的当世大儒、翰林学士、湖南茶陵县人刘三吾为主考官，白信蹈等为考官。

经过考试、阅卷后，刘三吾等录取了51名考生。三月，这51名考生又经过殿试，最终确定陈䢿、尹昌隆、刘仕谔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并张榜公示。因此榜在春季公布，所录51名进士都是南方人，故后人称此榜为“春榜”、“南榜”。

江南贡院（现中国科举博物馆）

此次科举会试，录取的51名进士竟全都是南方人！北方参加考试的举子们，皆名落孙山。这一奇异现象，以往历次科举考试，皆未曾出现。落榜的举子们，尤其是来自北方地区的举子们，自然心有不甘，暗地里频繁串联、密谋。

6天后，会试落第的北方举子们聚集到礼部，鸣冤告状，控告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等偏袒南方人。还有数十名落第考生在南京大街小巷，沿路喊冤；甚者拦住途经的官员们的轿子，上访告状。一时舆论大哗，主考官贪污受贿、地域歧视等流言蜚语，充斥朝野。10多名监察御史也纷纷上奏朱元璋，要求彻查此案。

落榜学子抗议

三月初十日，深感震怒的朱元璋下诏，令也对此次会试结果深感怀疑的侍读张信领衔，率同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等9名官员，及殿试前三甲陈䢿、尹昌隆、刘仕谔12人，重阅落第试卷，增录北方士子。

经过几天紧张、审慎地复核，四月底，“调查组”最终做出了调查结论：此前“春榜”录取的51人，都是凭真才实学被录取的；行贿、受贿、地域歧视等，都是捏造不实的流言。“调查组”还奉诏，将复阅后录取的试卷进呈御览。令朱元璋愤怒、深疑的是，此次进呈的补录考生的卷子，有的语句、文理不通，有的竟有犯禁不敬之辞。

调查结论公布后，各种传言不仅没有消弭，反而再次引起舆论哗然。北方举子们坚信刘三吾等有作弊不法的行为，继续鸣冤控告；有人向朱元璋举报：刘三吾、白信蹈等暗中收买以张信为首的“调查组”人员，并指使张信等，故意将一些文理不通的差卷进呈，以便让朱元璋确信北方落第举子确实水平低劣。

五月，朱元璋下诏，严厉斥责刘三吾、白蹈信等为“蓝玉余党”。加之10多年前，刘三吾曾上奏，为被朱元璋定“谋反”罪而处决的丞相胡惟庸鸣冤。朱元璋由此坚信，刘三吾也是“反贼”。朱元璋或念其年纪老迈，且为当世名儒，故特免死，发配西北戍边。张信、白信蹈等二十余人，被凌迟处死。陈䢿、刘仕谔等，也被定罪，流配边疆。“调查组”中，唯戴彝、尹昌隆二人，因遵朱元璋录取北方士子的诏命，免遭惩处。

朱元璋震怒

六月，朱元璋亲自在奉天殿主持殿试。钦点山东武城人韩克忠为状元，山东长清人王恕为榜眼，山西乐平人焦胜为探花。因此次张榜公布是在夏季，录取的61名进士又都是北方人，故后人又称其为“夏榜”、“北榜”。至此，喧嚣一时，并使数十人死于非命，数十人被发配流放的“南北榜案”，始宣告结束。

其实，前述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并非自明朝开国后，科举考试中南方优于北方的首次体现。《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有关统计表明，洪武年间（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各科科举会试，录取进士867人。其中，南方籍进士620人, 占总数的71%。所以，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之所以酿发讧乱，进而以血案结束，并不是因为此次科举会试中暴露出来的文化、学术南优北劣的现象，因为这一现象已长久存在。对朱元璋来说，或许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对广大的北方落第举子们来说，愤怒、不甘的火种，正在内心慢慢滋蔓。这种情感，或许正象深藏地壳深处的火山熔浆，正在积聚力量，寻找发泄的孔道。.

洪武年间科举统计

此次会试之所以闹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关键原因，或许就在于此次会试，全部录取的竟然都是南方举子，北方参考举子皆名落孙山。这一“怪异”现象，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北方落第举子们无尽的“遐想”，最终毫无实据的将其与行贿受贿的科场舞弊生拉硬拽的牵扯到一起。朱元璋之所以用血腥暴力的方式，解决此案，一则他认为，皇帝的权威，受到了少数“贪污腐败”官吏的挑衅；尤其对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以残暴铁腕治理贪腐而闻名的朱元璋来说，刘三吾等公然在他眼皮子底下“贪腐”，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二则，朱元璋表面上通过近似小孩子“赌气”发泄的“夏榜”，全部录取北方士子的方式，实则是暂时满足北方举子的诉求，达到打击和限制江南利益集团势力、平息舆论风波、收揽北方举子人心、消弭南北歧视、对峙等目的。

不过，自唐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而导致的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因此引发的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超越北方的客观现实，可不是朱元璋凭借几纸诏书，或简单地使用血腥暴力手段，就能解决、消弭的。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

有学者统计，从建文元年（1399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间，举行了9次会试，录取进士I938名。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等南方省籍进士有1621名，占总数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的进士有91名，占；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省籍进士有225名，仅占。上述统计表明，南、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南、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时，要实现100%的公平公正，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会试取士的南北地域差异问题，依然无法得到真正公平、公正的解决。

明仁宗（1424年9月—1425年5月在位）即位后，大学士杨士奇上奏，认为北方士子“长才大器”，南方士子虽有才华，却多轻浮。他建议，今后会试结束后，“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人用矣。”明仁宗认为杨士奇的建议合理，因此颁诏，令大臣们讨论“自今科场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的方案，是否合理可行。只是讨论尚未有结果，明仁宗即于1425年五月去世。这一提议，也被暂时搁置。

明仁宗

明宣宗即位后，于宣德二年 (1427年)下诏：“礼部科举岁取百人，南士六十，北四十，著为令。”

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礼部上奏，会试不分南北，择优录取。虽有大臣对此提出异议，但礼部的建议，仍然被采纳、施行。不过，经过一次会试后，礼部的建议被撤销。南、北分卷的制度，再次被恢复实行。

明代宗剧照

景泰五年，明朝进一步对南、北、中卷的区域范围，进行了明确划分。南卷，包括应天（今江苏南京）、苏、松诸府，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省；北卷，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每次科举会试应录取多少人？明初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录取数额多寡不定。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辛未科，只录取31名进士；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竟录取472名进士。录取数额，主要取决于应试者的考试水准。若成绩优异者多，多录；反之，少录。然后由皇帝临时定夺。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会试，录取300进士。这是明朝科举会试录取名额的正式开始。当然，明宪宗虽规定录取300名，但他也指出，若有特殊缘由，可扩招50—100名。此后，明朝科举会试录取名额，基本稳定在300名。有几次会试，分别录取了320名、350名等，略有变动。

明宪宗剧照

明朝中后期，权臣、阉宦乃至普通士子，都曾出于私利，对科举会试的定额录取、分地域录取等相关制度，进行过变更、欺诈手段。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当时深受明宪宗宠信的万安（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尚义镇万冲村人）、礼部尚书周洪漠（今四川长宁县人），采纳四川布政司潘稹的请托，将南、北二区进士录取名额各减二名，将这四个名额，拨给四川。这次破坏祖制，有违公平的变动，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即被废除。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给事中赵铎为逢迎当权的宦官刘瑾（陕西兴平人）、内阁大学士焦芳（今河南驻马店地区泌阳县城南草店人），增加了四川10名录取名额后，将其由中卷区划入南卷区；南、北会试录取名额，均增至150名。这实际上是大大提高了北卷区的录取名额。

不同于权贵们随心所欲公然变改考试规则，一些普通的读书人，为增加录取的机会，采取了假托亲属改附籍贯，占用竞争较小地区的名额等投机取巧的办法。（现代谓之“高考移民”）。明朝政府对待“高考移民”，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妄报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参退。”即取消其录取资格。

随着科举考试成为古代中国后期人才选拔主要，甚至有时是唯一方式地位的确立，围绕科举考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冲突，随着明朝时南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日益巨大，而轰然爆发。

现有史实表明，明初“南北榜案”不是科场舞弊案。它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因无法妥善解决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矛盾，而引爆的一个极端事件。朱元璋以残杀无辜考官、补录北方举子等方式，达到压制南方势力、笼络北方士子，进而巩固明朝统治基础的目的。不过，这些解决手段，只是权宜之策，不可能有效的解决问题。建文帝、永乐帝年间，南、北举子在科举会试录取进士中所占比例的高低，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明仁宗倡议，明宣宗正式实施的南、北分卷制度，明代宗时实施的南、北、中三区分卷考试，明宪宗时正式实施的科举会试定额录取等，都是明朝统治者为消弭南北经济、文化差异，解决考试公平、地域公平，而采取的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上述方案陆续实施后，举子们只需在各自区域内竞争即可。就北方士子而言，竞争范围无疑大为缩小。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必再与经济、文化高度发达，远超北方的江南举子竞争，无疑极大提高了考中、入仕的机会。上述举措，极大促进了北方地区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增强了北方地区对朝廷的向心力、凝聚力。

由于上述措施比较有效兼顾了考试公平、地域公平，因而，除少数时期，由于权臣、阉宦干扰，而暂时遭到破坏，且不久就恢复原制外，大体运行平稳，显示出上述制度的优越性。不过，明朝官僚重“乡党”，拉帮结派，进而酿成明朝后期“齐党”、“楚党”、“浙党”地域党争，恐与科举会试南北分录制度，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