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社会工作者

我研究经济学并且使它成为我的事业有两个原因。这个学科在学术上过去是，现在仍是非常动人而且有挑战性的， 特别对一个有理论推导和定量分析有兴趣和才能的人是如此。同时它曾提出希望，现在仍然提出希望，增进了解可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对于三十年代中长大的我，这两个动力强有力地互相增强。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痛苦的失败是世界性社会和政治灾难的根源。萧条也意味着既不能解释事件又不能开药方的正统经济理论的危机。危机引出一个经济理论中充分酝酿和革命时期。激动人心的事情波及像我那样刚进大学的学生。1936年我的大学二年级开始时，哈佛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斯宾塞.波拉德提议我们一起阅读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写的一本新书，于是我入了迷。我的母亲和父亲铺平了道路。玛格丽．爱裘顿．托宾，今年九十岁，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她在因婚姻和家庭问题中断十六年之后，在1932年的紧急救济中恢复了她的事业，在以后二十五年中，她领导伊利诺州香槟--欧班那家庭服务处。从她的第一手记录中，我了解到人们在失业和贫困中的痛苦。路易．密海尔．托宾（1879--1943）是一位记者，还在我儿童时代的初期，她就是伊利诺大学运动队的宣传部长。在我们的生活中，伊利诺运动队的命运肯定是一件大事。我的父亲也正好是一位知识分子，和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学问，有文化，知识广博而有好奇心。他从不强制而很随便，使我的聪明而和蔼的老师。处在其保守的《芝加哥论坛》的根据地，我家常见到外来期刊，如《民族》，《新共和》，以及孟肯的《美洲信使》。在我们的城市里以及在威斯康星的我母亲的亲戚中，我的父母，有时还有我和我的弟弟，被认为有非正统的但是理由充足的政治见解。1932年在大部分是大学教师的子女的高中二年级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我一个人投了罗斯福一票。1918年我在香槟出生。我从附近的小学和中学到了孽生城市欧班纳的大学附中。这个学校是大学教育学院办的，主要给它的学生以实际教学训练。指导实习教师的主任教师们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教育。每年只有30至40个毕业生，但是他们在全国竞赛中赢得了许多奖学金。两位校友，菲力浦．安德逊和汉弥敦．斯密，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宣布我得奖的同时，传来新闻，该校因缺乏经费可能关闭。对于我来说，大学附中的一件好事是，在一所小规模学校中我能在学校篮球代表队得到一席位置，实现了在我儿童时代似乎无法达到的运动壮志。另一件好事是它使我进哈佛前有极好的准备，虽则学校和我都未曾想到，中西部十几岁的人能到千里以外的一个著名的费钱的东部学院去。我高兴地自以为我会进很好的当地大学，而且大概进它的法学院。哈佛是我父气亲的想法。凑巧那时哈佛的校长詹姆士.B.康南特发起全国性全费用奖学金，目的为了分散学生的地理，学问，和社会来源，而且他正在从中西部各州开始。所有这一切我父亲都知道，因为他有在公共图书馆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所以我在6月份进行了三天的入学考试，对此我未进行任何特别准备。在8月份得到使我惊讶的好消息，在1935年9月份我第一次离开中西部乘火车到波斯顿。四年后我得哈佛学士学位。我的骄傲的父母参加了毕业典礼，自从他们在1916年在纽约度蜜月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东部的旅行。1939年大战爆发后，冲掉了旅行年，为此我已经得到一笔履行奖金，以后两年，我在哈佛当研究生。那六年是一段伟大的经历。我的同学们，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终生好友，有着不同的背景，兴趣，和才能。我的老师是从快退休的阿尔弗雷，诺斯.怀特海，到积极的青年讲师们。我参加了关键的战前年头吸引人的哈佛校园的热烈的政治辩论和活动。在经济学方面，当时学术讨论中心的哈佛正在享有一个黄金时代。约瑟．熊彼特，阿尔文．汉生，西摩．哈里斯，爱德华．钱伯伦，爱德华．马逊，高特弗里德．哈伯勒，生纳．斯里希特，和华西里．列昂惕生，保罗．萨缪逊，劳合．梅兹勒，保罗．斯威齐，J．K．加尔布雷思， 阿伯兰．伯格森，理查．穆思格来夫，理查．古德温，理查．吉尔伯特，劳合．雷诺，约翰．P．米勒和其他人，他们在以后的年代将是这个行业的领袖。1941年春我离开哈佛。我参加爱德华．马逊的研究班时曾写过一篇关于应用统计预测与稳定经济的论文。这时我被介绍到华盛顿的一个新机关工作，它负责限制发展国防生产需要的金属和其他材料的民用，例如用于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除麦尔文.德.卡韶和亚述．R．伯恩斯外，我们都是年青人，忽然担负规定分配额并向做出牺牲的单位进行解释的责任。在美国参战后，我加入海军后备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集体宿舍花九十天学习当一名海军军官。我的朋友，按字母排列，有西乐思．万斯和海曼．沃克。沃克在《凯因兵变》中以稀薄的伪装提到了我，直到最近以前是我的恶名的主要来源。我花费将近四年时间，在驱逐舰基阿尼号上当一名战斗军官，以后当炮兵军官，然后当领航员和指挥官（第二位）。我们的船大多数从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护航以及其他反潜艇任务，但是我们也参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我喜欢并且珍视这些经历，正因为它的要求和测验与学术工作如此不同。但是，当护送占领军船只到日本之后，我们把船丢在查尔斯顿海军船坞封存起来的时候，我和船上的同伴们都兴高采烈。有机会引诱我回华盛顿，但是哈佛经济系主任哈罗德.H.布班克及时地来了一封信，指明我的前途是在学术界，于是我回去在1946--1947年完成我的哲学博士学位工作。我永远感谢布班克教授，主要为了一个原因，在这个故事的下文将说清楚。我写了一片博士论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这是我的一项长期兴趣。在1947年我当选研究员会的副研究员，这项任命给我三年的自由，可以学习、研究和写作。像我所上的高中一样，研究员会出了若干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今年就有四位。哈佛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延伸到战后这些年代，这是几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汇合在一起。我利用我的副研究员薪金补习我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一本社会学---经济学书，《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写一些宏观经济学，统计需求分析，和配给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0年在英国理查．斯通的剑桥应用经济学系做的，在剑桥我特别因与亨德里．郝塞克的有效合作以及和他及已故密海尔．法来尔的生动讨论得益匪浅。1950年以来我一直在耶鲁。它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教学，和生活的地点。经济学系的规模和地位都在增长，1955年考尔斯基金会（以前称为委员会），由于它的卓越领袖佳林．库普曼和雅格．马夏克的来到，得到很有力的帮助。在他们的指导下，在芝加哥时的考尔斯委员会是历史上最有成果的研究中心之一，创始了现代的经济计量学和活动分析。曾在该会工作过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罗，赫伯特．喜梦，和劳伦斯．克莱因。从1955至1961年和从1964年至1965年，我是在耶鲁的基金会的主任。那时我个人的研究目标是为凯恩斯经济学提供更严格的基础，并且加强和发展宏观经济和货币理论的逻辑。我的诺贝尔讲演在一种意义上是一个总结性记述。主要由于我的兴趣，基金会在它以前的研究路线中增加了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考尔斯基金会的后勤支持，研究帮助，和学院背景是极其可贵的。最重要的是我从我的同事和学生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使我得益最多的是已故的亚述．奥昆和威廉．布兰纳德。我与他们一起教学，一起协作；我与他们争论，而他们通常是对的。在我的讲演有关的题目上我曾与之密切而有效工作的其他人包括大卫．巴克斯，马丁．奈尔．贝来， 威伦．毕特，约翰．西梭罗，华尔特．道尔德，哈罗德．古斯里，卡里斯．霍尔，考其．哈马达，唐纳德．赫斯特，苏珊．雷派，乔治．德．马奇多，哈里．马可维兹，唐纳德．尼柯尔斯，威廉．诺德豪斯，爱德孟德．S．费尔浦斯，詹姆士．庇尔斯，理查．C．波特，理查．罗赛特，加里．斯密，克来格．斯万，哈罗德．华茨和李乐．威勒；而且系里有了来．费阿，威廉．费尔纳，雷蒙．高尔斯密， 理查．路格斯，罗伯特．特里芬， 和亨利．华里奇，使耶鲁成为一个从事宏观经济学，货币，和金融工作的深受鼓舞的环境。在耶鲁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逊，与我有许多共同兴趣和观点，使我得到很大好处。同样，由于若干年来与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乔治．卡顿那，詹姆士．摩根基其他人，以及与已故的哈里．约翰逊保持友谊和接触，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我的讲演中说明了在学术上得到其他人的教益，包括这个领域内的巨人们的教益，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通过他们的著作而产生的。耶鲁非常重视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我喜欢教学，并且教了不少。我从未忽视为了达到清晰地向学生们陈述思想的要求而必须学习东西。我交到了许多不同年龄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持久而丰厚的报酬。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有时写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文章，给普通读者看，不只是给职业经济学家们看。这些文章的一个集子，《国民经济政策》，于1966年出版。我常在国会各委员会前作证，而且我向政府机关和政治候选人提供意见。从1966至1970年我是新海文市计划委员会主席。我的主要一段公共生活是在1961--1962年当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与华尔特．海勒主席，及已故的寇密特．高登一起。在我回到耶鲁之后，有好几年我是委员会的一名积极的顾问。肯尼迪委员会网罗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包括奥昆， 梭罗， 和阿罗。我们的集体主要著作是1962年《经济报告》，它对与那时报界称为“新经济学”的东西有关的稳定和增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充分陈述。在委员会工作要求高，令人激动，而有时令人失望。但是我们的意见逐渐得到很大程度的接受，并且到了1965年末，我们的基本宏观经济目标实现了。可惜，在越南战争期间和七十年代的滞涨中失去了这些胜利。1946年我回到坎布里奇，遇上了最大的好运气，那年春天我认识了伊利沙白．费．林哥。几个月后我们结婚了。碰巧蓓蒂是萨缪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新学生，我们会面是在威斯里学院教经济学。更大的巧合是，她在威斯康星杯部长大，离开我一生中几乎每年夏天必去的家庭休养所不远。我们现在仍到那里去。我引导蓓蒂的兴趣离开经济学，她有时候说救了她。但是她对有意义和无意义，是和非，公正和不公正，穷和富有清楚的辨别能力，使我在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有明确的爱憎次序。在我们的前三十五年中我也学会许多其他东西，分享她对动物，特别是纽芬兰狗，棒球，火炉，鸟，自然，钓鱼，跳舞，和爵士音乐的热心。我们是热心的不过是平庸的滑雪运动员，登山和横越全国的游行家，以及网球运动员。在威斯康星我们喜欢在河里划船以及在我们的小湖上游泳和划船。在六十年代，蓓蒂回去教学八年，是在城里公共小学，它比大学教室的要求搞得多，并且远远更具有挑战性。我们共同养育了四个优秀的孩子，一个大女儿和三个儿子，我们目睹婴儿很快长大成人，共享迷恋，欢乐，以及有时焦虑的感情。他们的个性，兴趣，和才能不同，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都不比我们教他们的少。我们的女儿是一个时装设计家和作家；两个儿子都已结婚，是律师；最小的是物理学研究生。我们的第一个孙女在1981年诞生。我们仍住在我们在纽海文头一年买的房子里。我们全家常常在那里，或在威斯康星， 或在维尔蒙州我们的滑雪小屋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