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genewoo1986
1965年蔡安妮教授刚刚参加工作，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她没有被狂热的运动冲昏了头脑，而是专注于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在那段时间里，蔡安妮担任过电工基础、电视原理、电视传输、同轴电缆等课程，所用的教材几乎都是自己编写的。此外，她还参加了北京邮电大学仪表车间“数字电压表”一型机的试制，在北京电视机设备厂参与了我国第一辆彩电转播车的研制及编码器的调测等工作。蔡安妮的父亲蔡长年，是我国著名的信息论及通信技术专家，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蔡安妮从父亲以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先进技术的前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语。七十年代，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在那个多数人都热衷于自己动手制作家具的年代，夫妻俩经常领着孩子，一边散步，一边温习英文单词，扎扎实实地学起了英语，这就为数年后的出国深造打下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开始向外迈出第一步。1979年，教育部决定向西方派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对每一个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来说，是数十年未曾有过的机遇。教育部举行公开选拔考试，机会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全国有几万人报名参加考试，第一批录取了1700余人，蔡安妮夫妇都在其中。到了美国，已近不惑之年的夫妇二人突然变成了学生。他们在国内掌握的晶体管和模拟电路等技术，在美国则早已被淘汰。他们所熟悉的彩电技术，当时在我国尚属高新技术，而在美国，彩电技术已完全成熟，并不属于高校的授课内容。至于数字信号处理，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技术，在他们出国之前还只是刚刚听到这些名词而已。文化与技术的反差之大，令人生畏。在美国与他们同在一个研究组里工作的，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学者，他们都能和导师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而蔡安妮夫妇当时却只能在旁边做听众。缩小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正视现实，奋起直追。导师看到俩人学习很刻苦，建议他们正式注册读学位。他们也觉得这样能使自己有压力感，能够系统地学到知识。于是向国内提出申请，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但学费、生活费自筹。1982年，蔡安妮夫妇俩双双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系硕士学位，并按大使馆的要求欣然回国。他们俩回国后，受当时的广播电视局的邀请，希望他们能以全国电视台、研究单位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生为读者对象，写一本业务提高性的书。于是他们便写了《电视摄像机视频处理》一书，首先将空间频率和富里叶光学的有关概念引入国内的电视书籍。同行认为，该书完全是以作者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凝结而成的，极具特色。1985年，夫妇俩再次赴美深造，自费公派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图像技术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Glen Wade教授。Wade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曾长期担任世界著名杂志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刊的主编。导师的威望和渊博的学识给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蔡安妮在国外修习了近20门课程，打下了坚厚的基础。在导师的指导下，蔡安妮参与了多项科研的攻关。蔡安妮关于“非线性声参量衍射CT”方面的成果在IEEE Trans获得刊印；关于“雷达目标模型化”的成果，则以加州大学电机系内部报告的形式送交美国海军。蔡安妮夫妇还联名在国外的杂志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蔡安妮在国外就读的是计算机通信专业，属热门专业，美国人才需求很大，很多大公司都到学校要人，导师也主动为蔡安妮夫妇推荐工作。他们俩留在美国将必定会拿到高薪，过着优裕的生活。当时在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几乎都留在了国外。同学们劝他们：“机会难得，应该留在美国。”是去，还是留，蔡安妮夫妇陷入深思中：“留下，生活待遇国内自不能比，但终究还是为人家做事，总有一种不是在自己家里的感觉，物质上的优裕必然会以精神上的、人际间的压力为代价。况且，国内现在改革开放，正是缺人用人之际，许多外国公司都到中国寻求机会，而作为中国人，还有什么犹豫呢？”当他们最终确定回国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而蔡安妮教授的导师Wade教授却理解蔡安妮的心情，不无敬佩地说：“你们是中国的好公民！”。正是抱着“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愿，博士论文答辩后，他们等不及参加毕业典礼，等不及领取校方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就留下一人做收尾工作，另一人匆匆回国，筹划实验室的建设。 回国时，他们带回的是数年来查阅的所有资料和心血成果，总共有几十箱之多。1993年12月，蔡安妮到美国和一家公司进行项目合作，见到了她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同学们，他们均有一种人在屋檐下，低头思乡思国之情。蔡教授由此更坚信了自己在国内，工作同样可以做的很好，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在国外苦读的时候，蔡安妮夫妇俩坚持把一对幼儿留在国内。他们第一次去美国时，大儿子刚上小学，小儿子不满周岁。为了求学，他们把大儿子托付给外婆照看，把小儿子寄养在一个工人家里。第二次出国时，小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难道他们就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大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孙老师经常是头天晚上10点就去医院为儿子排一夜队挂号，对儿子的爱心由此可见。在国外前后历时7年之久，牵挂之心可想而知。他们每3～4个星期给儿子写上一封长信，从大洋彼岸寄回对孩子深深的爱。蔡安妮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自律能力。他们在国外时，上小学的大儿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是取牛奶，第二件事就是去幼儿园接弟弟；小儿子上小学后，大儿子又承担起辅导弟弟学习的任务。需要家长签字、帮助默写等事，都由哥哥来做。 回到国内，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蔡安妮向学校建议，成立了图像通信及现代成像技术研究室，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研究室刚成立时，一无经费，二无设备，三无学生。蔡安妮四处联系，买材料，争取研究经费，招收研究生，甚至连烙铁都是自己上街买的。经过蔡安妮夫妇10年的苦心孤诣，到如今已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们所领导的研究室，已成为北京邮电大学为数不多的几个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研究室之一。1989年，他们承接了一个总经费85万元、关于单光子发射CT的研究项目。SPECT是一种大型医用CT设备，技术复杂，难度极大。当时世界上只有国外几家大公司能生产，我国每年都要花大量外汇进口。他们吸取了世界上几种最高档次产品的优点，于1994年完成了SPECT的主处理机的研制，对我国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作出了突出贡献。回国十多年以来，蔡安妮教授和孙景鳌教授先后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其中对非二进制编码孔径的γ射线成像技术的研究，被课题结题评审人一致认为，该项成果“难度极大”，在学术水平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水平；关于自动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也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结题评审“优”。90年代初期，多媒体技术出现。他们立即投入到这一新兴领域，并于1994年承担了国家863高科技通信主题课题“远程信息处理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的项目。而后又开始对综合业务多媒体通信系统进行研究。这是一项由国防科工委支持的国家“九五”大型研究课题，旨在为我军研制一套以声像信息为主的多媒体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包括数字化编辑、压缩、处理、多级存储，以及HFC和IP网上的实时传输和调用。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参加了2000年军工配套科研成果展，受到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的好评。在上述科学研究和广泛查阅国外文献的基础上，他们于1995年在北京邮电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多媒体通信技术”的课程，经过5年的教学实践，合著出版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蔡安妮夫妇在科研领域敢于挑战权威，勇于创新。国际著名光学专家教授的一篇关于菲涅尔环带聚焦特性的论文，被作为经典性的文献，广泛引用了20多年。而他们二人却发现，的结论有些地方是不精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在经过严密谨慎的论证后，他们将正确的理论分析和计算结果在美国光学杂志予以发表，美、英、法、德等国家众多教授、学者纷纷致函，对他们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该论文于1997年被收入SPIE半个世纪内关于环带方面的里程碑文献集。在蔡安妮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她时刻“把工作和生存本身当作一种娱乐”，忙碌不息。她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看作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即使是在最苦最累的情况下，她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在这看似平常的生活态度中，饱含着的深刻的智慧、强烈的责任心与鉴定的意志力，充分体现了蔡安妮教授巨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在学术理论方面，蔡教授以基础扎实、思考缜密、作风严谨而著称。她和孙景鳌教授在国外读书时，常常为讨论一个专业问题忘记用餐。多年后，两位教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捧腹不止。在他俩为美国光学杂志SPIE Milestone Book撰写论文时，孙教授半夜叫醒蔡教授讨论问题，真可谓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在科研上，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责任心，以及永不衰竭的热情和精力。正是由于这种在科学面前激流勇进的精神，使蔡安妮教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多媒体通信领域，蔡教授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国防科工委等多项科研项目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创建并领导了多媒体通信与生物特征识别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研究工作，掌握了视、音频流在IP网上的传输及服务质量控制，视频码流的格式转换与码率转换，视频服务器上视、音频数据的实时提取和并发流控制，海量声像数据的层次化存储及数据迁移以及HFC网和IP网的视频点播等关键技术。在图像识别、自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多模态身份识别，以及弹痕识别等方面，蔡安妮教授苦心孤诣，硕果累累。其中以自动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蔡安妮夫妇针对公安刑事侦察和民用身份认证的不同应用，分别提出了多种先进的自动指纹识别算法。这项算法在指纹图像存在弹性形变、噪声、模糊和断纹等困难条件下，仍有很高的识别率。蔡教授所进行的有关指纹识别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选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三）；在“九五”国家计委重大部门专项“自动指纹识别优化系列产品”中，他们所研制的系统是国内第一个能在53万人库下实际运行的大型系统，通过了公安部科技司的正式鉴定，并获得了2000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蔡安妮夫妇所研制的系统设计先进，性能价格比高，是我国第一个在50万人库上实际运行的大型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早已在重庆、唐山等地实际运用。仅重庆一地，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建库23万人，直接破案99起。“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蔡教授时刻关注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随时了解图象识别的最前沿技术，跟踪各科研组的技术发展情况；在指导学生过程中，对某些新兴技术，她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客观面对。蔡安妮教授真正做到了学术上的与时俱进，体现了学者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蔡安妮教授还笔耕不辍。她及其所领导的实验室已在IEEE Transactions、美国光学学报、电子学报、通信学报等国内、外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7部。她与孙景鳌教授在1991年的美国光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Archaic Focusing Properties of Fresnel Zone Plates”，于1996年被选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的 Milestone Book Selected Papers on Zone Plates。而她与外国教授合作、由美国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医学成像系统技术与应用》一书，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在紧跟国际技术发展动向、从事多媒体通信方面科学研究的同时，1995年她率先在北京邮电大学开设了“多媒体技术”研究生课程，并撰写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一书，荣获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追求真理，永不言弃的蔡教授正是用她满腔的热情，工作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她时至今日仍然孜孜不倦。蔡安妮教授奉献的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一片赤胆忠心。 作为一个知名教授，蔡安妮教授深知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非常注重言传身教，一直以来都以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工作勤奋、待人诚恳、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着周围的师生。她既是学生学习上的良师，也是生活中的益友，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好评。没有什么崇高的口号，没有什么激昂的誓言，只有蔡教授质朴无华的话语：“教书育人，责任心是最重要的，把学生领入一个有前途的领域，让他们结合项目，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使个人知识体系逐步完善，能力得到培养，这是导师的基本职责。”蔡安妮教授以她“人生奋进无终点，源水长流润无声”的信念，在教学岗位上实践着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蔡教授每年都要招收6-8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在漫长的教育培养过程中，蔡教授始终坚守着“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的原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熏陶教育着学生。她要求学生“既然是来搞研究就得能坐得下来”。讲评学生论文时，她要求学生宁可不发表，也不要抄袭别人的；在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术道德的同时，她注重培养学生的开发创新精神，对学生的惰性给予及时的批评、指导和必要的督促。蔡安妮老师每周都要组织研究生开学习研讨会，学生们要一个一个地上台讲述自己一周的进展情况。学生们都把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各自汇报，遇有问题，大家共同讨论，互相启发帮助，同学之间没有保留。蔡老师理论基础扎实、涉及面广，软、硬件精通，思维敏锐，能够迅速抓住重点，学生在汇报中出现的问题立即就能给指出来，而且意见切中肯綮，极具指导性。对博士生，蔡教授每周都要单独见一次面，分别予以指导和协调。研究室繁忙的时候，往往同时有二、三个课题要做，总共有20名左右的学生，每个人都根据其基础、能力专场等情况，分配以最适合于他的课题，同时又要注意课题的完整性、创新性，使学生能得到全面的锻炼。这样，蔡安妮在总体上对整个研究室进行把握协调，最后从理论上在给予把关，挖掘了每个人的能量，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她的研究生，科研能力强，在社会上很受欢迎。1993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来华，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他们参观了中国各地许多高校关于图像技术的科研成果，最后一行人来到北京邮电大学，蔡安妮研究室的学生用英语把他们的几个项目作了介绍，外国专家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说他们来中国所访问的几个单位中：“The last is the best!”“研究室发展到今天，我可以不用上街买烙铁，晚上能坐在家里写写书了。”蔡安妮说，“科学研究，一要看得远，而要不遗余力，这样才能出成果，看到科研的成果，看到学生的成长，就体验到一种劳动之后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正是我不断自我提高、永不枯竭的动力。”每学期，蔡安妮教授都会给本科学生作前沿知识讲座，并主讲研究生的《多媒体通信》课程。她秉着“使同学们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掌握尽量多的知识”的宗旨认真备课，及时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和业界动态。她的课深入浅出、透彻明白，深受学生的热烈欢迎。在授课中，她非常注意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最新技术发展的介绍结合起来，使课程内容不断更新，与学科发展同步。学生在与蔡老师交流专业问题时惊讶地发现，对于当前最新的专业技术，蔡老师都早已经详细阅读过了有关资料。蔡老师学生众多，方向也不尽相同。她的学生有从事硬件研究的，也有从事指纹研究的。但是，蔡教授在指导上条理分明，她悉心为不同方向的学生指出研究的最佳路径，提点最新技术成果，指点迷津。蔡老师一年到头，每天三个单元都在研究室工作，随时解决学生的问题。她本来周六、日也是在研究室工作的，但后来她发现，这样会对学生形成无形的压力，学生周末也不好意思休息，她这才回家看书。蔡教授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在批改学生论文时，她从单词、语法、结构都逐字逐句地修改；她连一个实验数据的增删都指出来，甚至对导言部分都进行了修改。有时一篇文章要修改3次。论文返回时，文章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经过这样的反复，学生们从导师那里学到如何写学术论文，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此，学生动情地说：“蔡老师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做下来真不容易。老师对学生的重视是我们的骄傲，也是一种督促。她对我们可是说是严字当头，爱在其中。” 蔡教授身教多于言传，2004年7月她因病动手术，8月底她就索要了同学的E-mail地址，向学生推荐英文论文阅读材料；9月份她就恢复参加了组会。学生大受感动：“蔡老师人特坚强，孙老师去世之后，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虽然从不训人，但她的威严使我们更加敬重她。”蔡教授对学生的“爱”不仅体现在“艺精为范”上，还细致的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学生，因为课题要经常出差。蔡老师每天晚上都要打一个长途电话，询问一下技术上是否遇上困难，更主要的是关心他们出门在外的生活。对于女生，蔡老师更是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得说“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学生参加指纹识别国际竞赛，蔡老师象母亲般的无微不至，天天给他们送去可口的水果和点心，使繁忙劳累的学生深受感动；有时晚上例会结束之后，同学们吃饭回来总是能发现蔡老师还在辅导学生。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恍悟发现：“啊，都七点多了？”接着又问一直和她谈话的学生“你有地方吃饭吗”。不仅如此，学生交朋友、谈恋爱的事情也常常挂在蔡老师的心头。她常常教育她的博士生“既然一生选择了研究工作，就要不惧清贫，要耐得寂寞；在找女朋友时也要能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多年来，蔡安妮教授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与党中央始终保持一致，以实际行动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热忱忘我地投入到高校教学改革的洪流中。她牢记党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履行党员的职责，身体力行地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并坚持不懈地在工作生活中以共产党员的言行影响和教育周围的师生。 在老伴孙景鳌教授身患绝症期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痛的蔡教授，却总是考虑尽量减少对他人的影响，坚持不惊动、打扰领导、同事、学生。尽管蔡教授的身体也不好，但她却始终以惊人的毅力、执着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奋斗在教学研究的第一线。直到为孙景鳌教授办理丧事之时，许多学生方得知噩耗，无不为蔡安妮教授忘我无私的精神所感动，有的学生流着泪说：“这件事，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在那段煎熬痛苦的日子里，她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认真完成教学工作，辅导研究生和博士生研究课题和撰写学术论文。在孙老师住院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蔡老师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清晨6：00就赶往医院，晚上21：00赶回学校，22：00--23：00工作在实验室，从不耽误组会。尽管如此，蔡教授还反复三遍批改了三个硕士生和两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细心地纠正论文中的标点符号、错别字。为不使个人的感情影响到工作，蔡教授努力地控制情绪，隐藏内心痛苦。即使在她做完手术不久，就坚持每次例会都到场，虽因体虚不能说话却还尽力指导学生，任何细小问题都不遗漏；出院后的蔡老师坚持工作，每天都到实验室阅读专业资料，细致入微地指导学生；上完课后，她也经常把学生再带回实验室，进行相关问题的讲解和答疑。蔡安妮夫妇生活简朴，为了节省出做饭时间，方便面和速冻水饺是他们家多年来的主餐。逛商店之类的事情几乎与他们无关。有一次课题鉴定，蔡老师的丈夫孙老师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前才发现，身上穿的裤子已裂了条缝，家中又无第二条，只好由同事陪着，赶在附近的商店关门以前买回一条。一心专注于学术科研的蔡老师把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她衣着简朴，饮食简单。她热爱自己的专业，工作投入。在实验室，她一向早到晚走；肠胃不好的她，常常是工作忙了就以速冻饺子或泡面充饥。几年来学生都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办公桌和计算机，而她的计算机总是最老最旧的。学生感慨地说：“蔡老师做人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完全舍弃了名、利，名利已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蔡安妮教授积极参政、议政，多次获得优秀提案奖。几十年来，她把对祖国的爱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之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她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教师，总是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人才放在首位。先哲朱子在解释“敬业”二字时说：“主一无适便是敬”，意思是凡是做一件事，便要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头，一点也不旁骛，便是敬。孔子亦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深究蔡教授敬业的根源，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唯一的秘诀就是忠诚，忠实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敬。常人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可是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她真正做到了知难而上，义无返顾地去攻克多媒体传输系统这一新学科领域的难关，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四十多年来，蔡安妮教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在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她自始至终体现了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是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蔡安妮教授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教书育人为已任，乐于奉献，甘于清贫，远离世俗之浮躁，做到“言”上引，“行”上导，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 她真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高尚的师德风范感召学生。在过去的岁月里，蔡教授秉承着“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精神，为北京邮电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在多媒体通信和模式识别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她正为把北京邮电大学早日建设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继续辛勤工作着。在蔡安妮教授看来，一辈子做一些实事，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足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蔡教授都坚守着“能以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这样一个信条。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蔡安妮教授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师生树立了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典范，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书写出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在蔡安妮教授身上所体现出的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从她身上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和坚忍不拔的坚强品格令北京邮电大学全校师生深受感动；她的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对事业不懈追求的执着激励和鞭策着北京邮电大学全体师生。
木小蹬蹬民
蔡芸芝蔡芸芝老师手捧学生魏巍著作魏巍的散文《我的老师》中的女主人公。蔡芸芝生于1910年7月27日（农历6月21日）。2010年7月27日是蔡芸芝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蔡芸芝的儿子在1983年第6期《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发表了《怀念我的母亲蔡芸芝》一文，那时蔡老师已经去世八年了。摘录该文中的两段：“《我的老师》全文最早发表在1956年10月1日的《教师报》上。那时偃师高中有位韩老师 (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 看到了这篇文章，酌度再三，最后他从文中‘右嘴角边有榆钱 大小一块黑疙’中，认为确实是我母亲。于是，他就把这篇文章给母亲看，母亲默认了。后来，设法询到了魏巍同志的地址。从此，阔别了30年的师生又重新恢复了联系，以后就经常书信拄来，从魏巍同志的信中，看到了作为当代的著名作家对于教师的尊敬和爱戴。记得，每次信来，母亲都要念给我听，还教我模仿他的字体，练习写字。”“当她44岁那年，即1956 年，司马私立中学聘请她任教。记得，那时她非常高兴，精神焕发，感到能为国家培养人才而欢欣鼓舞，魏巍同志的《我的老师》又给了她极大的力量。对于魏巍同志给她的评价，她很自谦，认为自己只是做了教师应该做的事情，一个教师就应该具有爱生的品德。”蔡芸芝是山东兖州人，其父蔡仲荷一直在陇海铁路上工作。蔡芸芝是蔡仲荷的二女儿，蔡芸芝家中姊妹五人。她在洛阳女子小学附设的一年制师范班毕业后，考上了开封女子师范。1928年，她父亲在郑州铁路上工作后不久失了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蔡云芝在毕业前一年，决心辍学自谋职业。经人介绍，她到郑州东门外东大街关岳庙小学（一座破庙改成的免费平民小学，即现在的创新街小学）任教，当时她还不足18岁。1928——1930年，在蔡云芝任教的三年里，魏巍（魏鸿杰）就在这个学校读二、三、四年级，他跟着年轻的蔡老师培养了文学爱好。1930年8月，蔡芸芝离开了郑州前往开封女师复学。平民小学设在郑州东门外的一所破旧关岳庙里，这是一所义学，既不收学费，又可不做制服（校服），这对穷家孩子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蔡芸芝出身寒门，对这些无钱上正规学校但又同样聪颖的孩子充满了同情和爱。蔡老师的文学爱好，对魏巍影响很大，蔡老师后来发表在郑州一家报纸上的文章《断鸿声里》让魏巍一直念念不忘，可以说，蔡芸芝是魏巍在文学上的启蒙老师。魏巍送给蔡芸芝老师的照片1930年，蔡仲荷去世，蔡芸芝再次辍学，到洛阳老城东华街小学教书。1936年再次复学，1937年总算在开封女师毕业。家庭的变故使蔡芸芝在开封女师断断续续读了十年！毕业后仍回洛阳教书，直到1940年，才与洛阳复旦中学教务主任王秋秩结婚，当时蔡芸芝已29岁，是当时少有的晚婚青年。王秋秩思想较进步，曾以国民党洛阳县参议员的身份掩护过纪登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进步学生。洛阳沦陷后，王秋秩带着一家人回诸葛老家躲避。1945年抗战胜利后，蔡芸芝应聘到诸葛中心小学任校长，王秋秩仍回复旦中学教书。解放后，蔡芸芝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欢天喜地的迎接社会大变革。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56年诸葛镇司马民中成立，蔡芸芝才受聘到民中任教。当时的民中也像郑州的平民小学一样设在一所古庙里，条件非常简陋，但复出后的蔡芸芝精神焕发，全身心投入了工作。司马民中当时作为偃师西南的一所民办中学，为偃师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从1957年到1966年10年间，魏巍和蔡芸芝书信不断，不断把自己新创作的作品和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告诉蔡老师；每出一本书，总要亲笔签上名子送给蔡老师，并且一直亲切地称她“芸芝师”。每次收到魏巍的来信，对蔡芸芝一家和司马民中的师生“都象过节一样高兴”（王书法语），蔡芸芝不仅把来信读给儿女听，也读给自己的学生听，让他们和自己一样分享这份快乐，勉励学生象魏巍那样立志成材。这十年是蔡芸芝最快乐的日子。后来文革开始了，司马民中停办了，蔡芸芝也因丈夫王秋秩的历史问题受到了冲击。突如其来打击，把蔡芸芝击倒了，病情一天天加重， 1972年夏，蔡芸芝带着满腹冤屈离开了人世，终年63岁。蔡芸芝有四个孩子，老大王亦平、老二王如平和老四王青平是女孩，老三王方（又名王书发）是惟一的儿子。王如平、王书发、王青平三人都在司马民中毕业，都是蔡芸芝的学生。1966年，王书发作为返乡知青，回到了诸葛村，参加了修建陆浑东一干灌渠的水利工程建设，并一直在村里的工程队做技术工作。1976年，村里推荐王书法到该村中学任教，先后当过初中和高中教师。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1987年至1989年间，王书发自费到洛阳教育学院进修学习。此后，他一直在初中教毕业班，直到2006年退休。从教三十年来，他先后送走了3000多名学生，有不少学生考上了偃师高中，有两名学生考上了北大，一名学生考上了清华。长期的劳作，使王书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多次劝他手术，他一拖再拖，直到退休后才在北京做了手术。1999年，王书发的二女儿、蔡芸芝的孙女王新晓从洛阳二师毕业后，被分配到司马小学任教。王新晓教学生涯的开始和蔡芸芝教学生涯的结束，竟然在同一地点，历史竟然有如此惊人的巧合！王新晓现在在诸葛小学任教，她的爱人袁平伟也是一名教师，在洛阳旅游中专任教。二女儿王如平的丈夫徐长生在洛阳市聋哑学校从事特殊教育工作，他用手语和爱心，让一个个残疾孩子也拥有了健全的人生。受徐长生的影响，王亦平的女儿、蔡芸芝的长外孙女张瑞红也爱上了特殊教育，她在洛阳市残联康复中心工作，用心帮助残疾人进行语言和听力康复训练。在蔡芸芝女儿和孙女的婚姻问题上，似乎大多数都倾向于选择教师。王书发说：“无论是做教师，还是选择教师做配偶，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她老人家曾说过‘当教师，教书育人，挺好！’”。蔡芸芝用她的行动和精神哺育了一个教师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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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洪滨老师祖籍江西新余，在江西景德镇长大，出身于工科世家，父母都是昌河汽车的工程师 。人们常说，国企是个小社会，因此在国企成长的孩子接触社会也比较早。他从国企的子弟小学读到子弟中学，这样的环境也确实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成熟起来。1984 年，蔡洪滨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且红火一时的时候，关于改革的各种流派、思潮和争论很多，武汉大学学风也非常自由。得益于这样的大环境和小氛围，蔡洪滨对社会经济现象和观点产生浓厚兴趣，业余时间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到后来便开始自学一些经济学教材，大学毕业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报考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经过自己的努力，1988年，蔡洪滨如愿以偿，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厉以宁、秦宛顺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这以后，北大严谨而自由的学风、老师们渊博的学问和对经济学理论的细致讲解，尤其是厉以宁老师针对当时中国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和探讨，给他在学识和思想上以强烈的震撼。北大的求学经历对蔡洪滨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他慢慢学会了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原理，也逐渐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思索。研究生二年级时，系里选拔他参加中美福特经济学培训班，于是他有机会到了复旦大学，参加现代经济学的高强度培训。之后的1991年，蔡洪滨远赴美国留学，1992 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这里遇到的老师和同学，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他直言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聪明和勤奋的一群人，而且自己一下子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这些都让他兴奋不已。而他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终身做研究的志向，因为做研究其实是最有挑战和最有趣的一件事，总要创造最新的东西极大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解释说，做研究总是试图把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弄清楚，并且同时有这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在研究这些问题，虽然过程很辛苦，一旦做出成果来，就好像艺术家创造出了新的作品一样，那时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1997 年，在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蔡洪滨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之职，先后获得青年教师发展奖、经济系优秀教学奖，其中在2000 年至 2001 年之间，还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访问助理教授。2005 年，蔡老师应邀正式回到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任教，并于一年后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2005年7月，他调任院长助理，分管教员引进，及本科、硕士、博士项目和学科建设等；8 月，根据学院安排，他不再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职务。昔日光华的优秀学子成为了今日光华的知名教授及教学、科研管理的带头人。 蔡洪滨老师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和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很多创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他已在国际顶尖经济和金融学术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金融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 蔡老师还为三十多 家学术期刊（包括AER、JPE、QJE 等世界公认的经济学顶尖 学术期刊）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作匿名审稿人。他对经济学研究持续的投入，正体现出一名学者对追求知识的热情和执着。让我们来看看蔡老师的研究中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新政治经济学吧。他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系的学术新星Daniel Treisman 合作，重点研究政府集权和分权对各级政府行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挑战了该领域的流行观点。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认为，分权能够促进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效率。而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则用理论模型说明，只有当各个下级政府是均等时，分权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否则分权反而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加剧各地区间原有的不平衡。这一结论的含义是，竞争对地方政府会有激励，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地方政府之间的出发点必须是平等的。通俗地讲，当两个竞争者在赛跑时，如果起跑线是一样的，并且两者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竞争者才有足够的动力来争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制度设立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竞争者之间起跑线是不一样的，例如，让西部城市与上海一起竞争，那么就起不到激励作用；因为上海本身就比西部城市发达，不用努力也要比这些西部城市做得好，而西部城市再怎么努力，短期内也很难追得上。这样的竞争态势就达不到预期的激励竞争的效果。尤其在中国，由于许多地方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如果政府过分分权，不仅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还会加剧地方之间的不平等。这样一来，发达的省市利用原有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发达，落后的地区由于没有竞争动力就会越来越落后，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贫富差距会更大。此外，蔡老师及其合作者还研究了分权与投资环境、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分权的关系等。国际理论界对于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了更有说服力的新观点的出现”。 蔡洪滨老师之所以回国，主要是希望把经济学前沿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努力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蔡老师认为，这是个非常高的目标，需要一大批经济学研究者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机制改革的深化，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策选择越来越复杂，对经济学研究和相关政策分析的要求大大提高。蔡老师指出，由于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往往体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现有理论。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基于我国实际情况而得出的一些新的理论成果、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在全世界都会有其意义。由于这种共性，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应能极大丰富经济学的内容。所以，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既有很强的现实性，也越来越具有可行性。关于做学问的心得，蔡老师给我们区分了国内外做研究的区别。在他看来，与国内不同，国外的研究是细致的分工下非常专业化的工作。具体原因包括：第一，国外的数据很多，并且分工很详细，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收集、分析与总结数据和事实。这些基本的素材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方便。国内则由于各种原因，缺少对数据和基本事实的归纳与系统总结。第二，国外的情况比较简单，一项政策或者一个数据的意义比较直观，只要描述清楚，就很容易被理解；但是，中国的情况复杂许多。一项政策出台后，执行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中国的数据背后有自己的故事，包括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填数据的人当时是什么想法等等。如果对这些政策或者数据的背景不了解，而只是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并机械地得出结论，那么对事实的掌握就会出现偏差。因此，蔡老师认为，在中国做研究，就必须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等深层次的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和判断。这是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需要向老一辈和回国比较久的学者学习的地方。例如，像厉以宁老师、张维迎老师和邹恒甫等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就得益于他们平时大量地接触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实际。通过到各地考察，与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交流，再加上他们自身的接收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能感觉到和把握住哪些问题比较重要和新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最后再借助恰当的研究工具去分析，在此基础上才不断出现有创新性的成果。那么在中国要怎么做才能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问呢？蔡老师认为，我们必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努力使用现代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上和实证上的方法，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问题。所做的研究不仅要具有国际水准，研究成果也能对中国的政策分析和公众的讨论有所帮助。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蔡洪滨老师领导建立了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集中了国内一些最出色的研究学者、国际经济学界最出色的华人学者，以及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国外顶级学者。蔡老师希望研究所能够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从实证角度深入地分析我国的经济政策问题。他们的目标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中国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得到发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另一方面希望一些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能够对国内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参考意见或者产生积极影响。 光华的应用经济学系规模并不大，建系历史也不算悠久。 然而光华管理学院重视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学院正式成立之前。早在1985 年北京大学成立经济管理系时，就由厉以宁老师出任系主任，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今的光华管理学院正是在当初的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多年以来，在厉以宁、邹恒甫、秦宛顺、朱善利、张维迎等老师的建设下，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氛围，积累起雄厚的研究实力，并取得了一系列广为重视的研究成果。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包括许多从国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也在加入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后很快成长，逐渐崭露头角。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应用经济学系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瞩目的进步。首先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一学年，应用经济学系共有四位老师在国际A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也屡屡见诸国内核心期刊。更为可喜的是，系里的年轻教员以及研究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这也正是光华应用经济学系蓬勃发展的佐证。蔡老师说，这样的进步与应用经济学系对学术研究的强调密不可分，也是全系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次是每周二的学术研讨会。蔡老师认为，以国外的研究经验而言，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讲座不仅能保障良好的研究氛围，也能促进师生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因此，应用经济学系在过去的一年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研讨会制度，定期邀请相关领域内较为活跃的学者来光华展示研究成果。参加研讨会的师生与演讲者充分交流，双方都能从自由讨论中受益。同时系里还会安排年轻教员及学生与国际知名学者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蔡老师希望这方面的举措能为年轻教员和 学生提供参与国际顶级研究的机会，最终增强应用经济学系的研究力量。再者就是研究生教学培养计划的调整，课程设置在广度和难度上更加贴合国际标准，研究生不仅相互之间更为积极地讨论，与老师的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提到研究生自发组织的好几个讨论班时，蔡老师说，研究生在现阶段体现出的这种对于研究的热情和自主性，正是他们将来进一步出国深造、或是在国内高校和相关机构任教研究的基础。作为新任院长助理的蔡洪滨老师，主要负责教员引进、学科建设和本、硕、博项目管理。他希望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内，通过引进高水平研究人才、鼓励研究和加强管理等多种手段，提升光华的总体研究能力。蔡老师还介绍说，由于经济学在培养分析能力方面的卓有成效，学院将加强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并争取在下一年落实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本科项目。而同时还作为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的蔡洪滨老师，将继续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经济学研究中去。刚刚卸下系主任担子的他相信，应用经济学系将在新一任系主任龚六堂老师的带领下，一致努力，取得更大的发展。
爱吃烤鸭的小猫
蔡老师毕业于洛阳女小附设的一年制师范班。1928年秋到郑州一平民小学任教，当时只有十七八岁，1928—1930年正值魏巍在“平小”读二、三、四年级。1938年8月蔡老师考上开封女师。1956年在司马私立中学任教。蔡老师一生热爱孩子，热爱教师职业。同时，她还酷爱文学，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学生时代发表过《断鸿声里》等作品，但这方面始终没有得到发挥。蔡老师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在她所从事的平凡工作中，却体现了一个人民教师的优秀品德。 蔡芜芝老师的儿子的回忆。 蔡老师的儿子在1983年第6期《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发表了《怀念我的母亲蔡芸芝》一文，那时蔡老师已经去世八年了。下面摘录该文中的两段： “《我的老师》全文最早发表在1956年10月1日的《教师报》上。那时偃师高中有位韩老师 (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 看到了这篇文章，酌度再三，最后他从文中‘右嘴角边有榆钱 大小一块黑疙’中，认为确实是我母亲。于是，他就把这篇文章给母亲看，母亲默认了。后来，设法询到了魏巍同志的地址。从此，阔别了30年的师生又重新恢复了联系，以后就经常书信拄来，从魏巍同志的信中，看到了作为当代的著名作家对于教师的尊敬和爱戴。记得，每次信来，伞亲都要念给我听，还教我模仿他的字体，练习写字。” “当她44岁那年，即 1956 年，司马私立中学聘请她任教。记得，那时她非常高兴，精神焕发，感到能为国家培养人才而欢欣鼓舞，魏巍同志的《我的老师》又给了她极大的力量。对于魏巍同志给她的评价，她很自谦，认为自己只是做了教师应该做的事情，一个教师就应该具有爱生的品德。” 讨论并归纳：“温柔”是从老师的性格上写；“美丽”是从老师的外貌上写的,蔡老师温柔，热爱学生。。《教师报》增加了副刊，编辑同志嘱咐我给教师朋友们写篇文章。写些什么好呢，想了好半天，也没有一点儿进展。写些大家都知道的话吧，自己也觉得害羞。写些有见解的话吧，自己并没有体会过教师这种职业的甘苦。多年以前，我上过几年初级师范，也想过从事这种职业。可是那时候的社会，包括那些培养师资的人们在内，连八块钱一个月的教书的活路，都不肯施舍给过。我只有“逼上梁山”，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去尝受这种职业的甘苦了。 我想来想去，记忆解救了我。我想起了一同和我度过童年的几位老师。他们的样子甚至他们的衣服样式和颜色，都是这样清晰地浮在眼前。童年的记忆是多么珍奇!愿这些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我愿永远地感念他们。当然，在我想起他们的时候，也不免回想起我自己——当时一个孩子的一些甘苦。而这些甘苦，却未必是他们能够知道的。因为这些是存留在距成人很近又很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今天让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孩子来谈谈心吧，这对许多教师朋友，纵然无益，也会是有趣的。 在我八岁那年，我们县城的一个古庙里开办了“平民小学”。这所小学有两个好处，一是不收学费，二是可以不做制服。这对县城里的贫苦子弟是一个福音。也就在这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变成了学生。我们新领到了石板、石笔，真是新鲜得很，整日在上边乱画。新领的课本，上学下学都小心地用手帕包起。回家吃饭，也觉得忽然高了一头，有了十足的理由。如果有哪一个孩子胆敢说我们的学校不行，那就要奔走相告，甚至立刻动武，因为他就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总之，我们非常爱自己的学校，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而且自满。 可是过了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班上换来了一个姓柴的老师。这位柴老师是—个瘦瘦的高高的个子。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下面三点：一是他那条卷起裤管的灰色的西装裤子，这也许是在小县城里还很少见的原故；二是他那张没有出现过笑容的脸孔；三就是他手里拿着的那支实心竹子做的教鞭。终于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也许我歪着头正看窗外的小鸟吧，或者是给邻座通报一件在当时看来是应当立刻通报的事情，总之，冷不丁地头上挨了重重地一鞭。散学后，我两手抱着头哭着回家，头上起了像小馒头那么大的一个血包（当然，今天也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当时哭着说：“我再也不上学了。”妈妈也在心疼的情况下对我采取了妥协。可是呆了不几天，我就又蹦蹦跳跳地跟同伴们一起回到学校里去，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然而今天我愿意揭开当年儿童世界里的一件秘密：我之所以又重新走进学校，实在是因为我舍不得另一个程老师，舍不得那些小伙伴，特别是舍不得学校里的那个足球！ ……（中间省略的是蔡老师的片段）虽然这时候我同样具有鲜明而坚定的“立场”，就是说，谁要说“五小”一个“不”字，那就要怒目而过，或者拳脚相见。可是实际上我却失去了以前的很多欢乐。例如学校要做一律的制服，家里又做不起，这多么使一个孩子伤心呵!例如，画画儿的时候，自己偏偏没有色笔，脸上是多么无光啊！这些也都不必再讲，这里我还想讲讲我的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姓宋，是一个严厉的人。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走不整齐，那就要像旧军队的士兵一样遭到严厉的斥责。尽管如此，我的小心眼儿里仍然很佩服他，因为我们确实比其他学校走得整齐，这使我和许多“敌人”进行舌战的时候，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引起我忧虑的，只是下面一件事。这就是上算术课。在平民小学里，我的“国语” (现在叫“语文”)比较好，因而跳过一次班，算术也就这样跟不上了。 来到这里，“国语”仍然没问题，不管作文题是“春日郊游”或者是“早婚之害”，我都能争一个“清通”或者“尚佳”。只是宋老师的算术课，一响起铃声，就带来一阵隐隐的恐惧。上课往往先发算术本子。每喊一个名字，下面有人应一声“到！——”，然后到前面把本子领回来。可是一喊到我，我刚刚从座位上立起，那个算术本就像瓦片一样向我脸上飞来，有时就落到别人的椅子底下，我连忙爬着去拾。也许宋老师以为一个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羞惭！ 从这时起，我就开始抄别人的算术。也是从这时起，我认为算术这是一门最没有味道的也是最难的学科，像我这样的智力是不能学到的。一直到高小和后来的师范，我都以这一门功课为最糟。我没有勇气也从来没有敢设想我可以弄通什么“鸡兔同笼”！并且叙述着他们的时候，我并不是想一一地去评价他们。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意思。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一点意思的话，我想也就是在回忆起他们的时候，加深了我对于教师这种职业的理解。这种职业，据我想——并不仅仅依靠丰富的学识，也不仅仅是依靠这种或那种的教学法，这只不过是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假若没有这样的心，那么口头上的热爱祖国罗，对党负责罗，社会主义建设罗，也就成了空的。那些改进方法罗，编制教案罗，如此等等也就成为形式！也许正因为这样，教师——这才被称作高尚的职业吧。我不知道我悟出的这点道理，对我的教师朋友们有没有一点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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