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小梁在做一

梁希，原名曦，字索五；后改名为希，字叔五（或叔伍），笔名凡僧、一丁、阿五等。1883年12月28日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幼年丧父，初在私塾读书，稍后就学于蓉湖书院，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16岁便考中秀才，有“两浙才子”之称。梁希青年时期追求进步，适值戊戌变法，更加激发他的民主革新思想。189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目击清廷昏庸腐败，在“武备救国”的思想支配下，投笔从戎，进浙杭武备学堂学习西洋军事。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官费留日，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入第八高等（名古屋大学旧制）农科。在日本，梁希受章太炎等民主革命家的思想影响，与同乡陈英士（其美），一同加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经常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撰写诗文，挞伐腐败辱国的清王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救国热忱回国，投身于革命浪潮，参加了浙江湖属军政分府新军训练工作。辛亥革命后，梁希又回到日本读书。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学习期间，梁希对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更具兴趣。他潜心钻研，学习成绩超群，深受导师们的赞誉。1916年梁希学成回国，初在奉天（今辽宁）安东（今丹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因该公司日本人独揽大权，梁希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离职，应聘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师兼林科主任，历时7年。1923年，梁希辞去教席，自费前往德国德累斯顿萨克逊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 1927年回国，继续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6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任教。1929年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森林系主任。除从事教学外，还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有关林业建设的论著。1933年，梁希因不满浙大校长郭任远排挤一位为人正直的浙大农学院院长许璇而辞职。后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邹树文院长之邀，到该校森林系任教，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1949年8月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后，梁希出任南京大学校务员会主席。在南京期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他在很多政治活动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坚决反对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1951年改为林业部）部长，从此积极参与和指导中国林业建设工作。虽然为时仅9年（到他逝世），但为新中国的林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梁希一生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1935年，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任期6年；1945年九三学社成立，被选为监事，1950—1958年任九三学社副主席；1947年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梁希被选为理事长；1949年被选为常务委员，以后又被选为第二届常务委员；1950年被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1951年当选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全国科联和科普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科联和科普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梁希当选为副主席。开展中国林业教育事业梁希早在1916年任中日采木公司技师期间，就深感中国森林工业很不发达，而森林的采伐及林产品利用均受外国人控制，对于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林业，亟须从教育着手培养人才，从而立下了教书育人的大志。他从事教学30多年，讲授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化学、木材学和木材防腐学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林业专门人才。建国后又为新中国的林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梁希讲授的课程，都是自己编写教材，并不断修改讲稿，补充新内容。上实验课，虽有助教，但他总是亲临指导和示范。对一些难于操作的实验方法，则逐个手把手地传授给学生。梁希既对自己严格，对学生和助手们也同样严格。工作上出了差错，他严厉批评，毫不客气。他不允许上课、上班迟到。按时工作和珍惜时间，是他一贯恪守的准则。梁希不但在学习、工作上诲人不倦，而且在思想、生活和事业上也十分关心爱护学生，真正做到了既教书又育人。他教导学生：人生学习求知，好比建高楼大厦，必须先坚地基，然后博览群书，集思广益。他还教学生做人之道，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切戒利欲熏心，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决不要有任何骄傲、夸张。梁希最愿意和学生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活动。1941年中央大学森林系（现南京林业大学）5名学生毕业，他在欢送会上即席赋诗一首，并书赠每人一份。诗曰：“一树青松一少年，葱葱五木碧连天。和烟织就森林字，写在巴山山那边。”梁希把5位同学比喻成5棵青松，5木正好构成森林二字，在巧妙的构思之中蕴含了梁希对学生殷切的希望和深厚的感情。学生经济困难，他解囊相助。对学生出国深造，他给予支持，并教导他们安心学习，不忘祖国。1945年8月，吴中伦赴美留学前，梁希赠诗一首：“大火西流七月光，碧天无语送吴郎，定知三载归来后，苍海茫茫好种桑。”联系实际重视实验教学梁希教学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验教学。他在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极为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先后在两校分别创建了林化实验室。1937年中央大学本部因日寇侵占南京而迁到重庆沙坪坝，他领导了3个实验室：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实验室。当时，梁希年近花甲，为了实验室和材料设备常常东奔西跑，有一次为了领取几加仑酒精，竟跑了8趟，可见当时科研工作之艰难。在他苦心经营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森林化学实验室当时已初具规模，图书资料和种种设备，在国内各森林系中是首屈一指的。许多专家学者参观这个实验室时，无不赞叹惊讶！个人作风工作状况梁希作风正派，为人刚直不阿。他为了献身科学，献身教育事业，从不追逐名利，他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崇高品质。梁希在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工程师）时，只同意短期协助制定发展浙江森业事业的规划，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也不额外兼领薪俸。他走遍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5个专区，发表了《两浙看山记》等考察报告。1931年春，新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派人专程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邀请梁希出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他因不愿从事行政工作，到院视事仅一个月，即悄然离开南京回到杭州，并致书朱家骅婉言谢绝。梁希挂冠而去的行动，一时传为佳话。1932年，国民党要人陈果夫要求在浙江大学农学院设一个“火腿系”。梁希和当时院长许璇认为这是干涉学校工作，不予理睬。陈果夫又通过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对农学院施加压力，许院长愤然辞职。政府当局乃请梁希继任院长，而梁希却同情老友许璇立场，断然拒绝出任院长，并与金善宝、蔡邦华等60多位教师一起辞职，离开浙大。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林业大发展，到处感到林业技术人才的缺乏。梁希身为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又身为教育家，深感培养新中国林业技术干部的重要性，立即与林业部几位领导商议，提出了尽快发展林业教育，解决干部缺乏问题的意见。1952年，在梁希的建议下，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林业部配合教育部，对农林高等院校做了调整，分别在北京、哈尔滨、南京成立了3所独立的林学院，并在13个农学院扩大了森林系，增加了招生名额。从此，林业界形成了“办学热”。到1958年全国独立的林业高等学院已达11所，设在农学院中的森林系有19个，在校师生有3万多人，而1950年初全国高等院校森林系在校学生还不到100人，可见发展之快。为此，梁希曾激动地说：“我在旧中国教了30年的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想改变中国林业面貌，想让中国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我的宣传活动只不过是书生的议论，纸上谈兵，毫无用武之地。只有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理想才能实现……。国民政府几十年培养的林业技术人员没有新中国两年培养的多，中国的林业是大有希望的。”林产制造化学的奠基人梁希在40多年林业工作的生涯中，有30多年担任林产制造化学、森林利用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中国是多山之国，林产丰富，大力发展林产制造化学事业是富国利民之道。梁希从1916年开始讲授林产制造化学，使之在中国首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在教学的同时，十分重视科研工作。1919年在浙江大学首创中国第一个森林化学室，尔后又在中央大学创立了同类实验室，进行了如松树采脂、樟脑制造器具、油桐种子分析和桐油抽提、木材干馏、木精定量、木素定量等试验研究。1935年，他在中大农学院将浙江诸暨制樟脑使用的凝结器加以改良，制造成提炼樟脑（樟油）的实验装置，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三浦伊八郎教授改良的土佐凝结器相比，樟脑得率提高110—169%。中国旧法榨取桐油，有25—50%的桐油残留在桐饼（粕）内，十分可惜。梁希于1935年做的化学浸提桐油试验，可获取桐子中的桐油99%以上，大大增加了桐油得率。梁希在3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编写了许多讲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花了一生心血编写成的《林产制造化学》。这是一本60多万字的教科书。林产制造化学是以林产品为原料的制造化学，以前统称林产制造学。由于林产物的机械工艺利用部分已在森林利用学中讲述，因此梁希改用林产制造化学这个名称，专述利用木材或树皮、树叶、树实等副产物为原料制成他种物质的制造化学。此书初稿虽完成于30年代，但由于他治学严谨，不愿草率付印，以致初稿虽经多次增补，也未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林业部部长期间仍继续收集资料，充实内容。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见到该书的出版，直到他去世后，1983年才由他的学生们将原稿加以整理出版。该书内容充实，体例严密，立论精辟，堪称价值很高的林业科学巨著，对当前中国林产化学生产的发展仍有重要指导作用。全面发展林业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森林生态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人们对森林的效益和林业经营的意义认识还比较模糊，经营林业的方法也不科学。但梁希根据观察与切身体会，对森林生态学的观点已有了基本认识，并反复宣传这些观点，提出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1941年，梁希明确指出：“森林不仅仅各个树木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就是它周围的条件，也处处和森林相关联的……，并且森林附近的居民和动物，也影响到树木的发育”，“森林和周围一切条件即使是政治（也可以说尤其是政治）也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如果要把它孤立起来，单独地研究栽培，不顾到一切环境，恐怕造林要失败的，即使一时造成，也要被毁坏的”。1954年，他在《森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一书中，又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说：“森林是森林本身和它的环境的统一体”，“所以它对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有相当的控制能力，从而对农田水利有显著的效用”。这就是梁希对森林与环境是统一体的基本认识。民生问题与森林森林与环境这个生态系统对人类生活密切关系和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早在1929年梁希撰写的《民生问题与森林》一文中就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人类早在猴子时代就生活在森林中，“森林是人类的发源之地，人类所以发展到现在地步，都是森林的功劳”。后来农、林分业，“农家管着‘衣’食’，林家管着‘住’‘行’。所以那个时代的民生问题，一半是靠着农业，一半是靠着林业”。到了19世纪，“森林不但管着‘住’‘行’，而且管‘衣’‘食’的一部分。国无森林，民不聊生”。“我们若要教我们做东方的主人翁，我们若要把我们中国的春天挽回来，我们万万不可使中国五行缺木，万万不可轻视森林”。梁希从历史到现实非常深刻地分析了森林和民生的关系，体现出森林综合效益的基本思想。进入50年代，梁希把森林的作用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多次讲话著文论述森林与农业、森林与工业、森林与环境的多方面的关系，科学地论证森林可以防止旱灾、防止水灾、防止风沙灾害，深刻分析了森林主产物（木材）对工业建设的作用，详细地阐明了森林副产物对人民生活的作用。他特别关心的是森林与农业、森林与水利的关系。1958年，他又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造林就是保水保土的最有效而且最经济的办法”，造林后就会“万山留有甘泉，森林就是水库”。“而且由于山区防止水土流失，还可庇护农田，减免灾害，保障农作物的丰收”。“由于森林资源的增加，出产的木材又可支援工业建设。所以林业建设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建设之一”。他还归纳提出林业的目的就是“一部分为农服务——保护农田水利；一部分为工服务——保证供应各种工业原料及建筑用材”。梁希根据多年观察研究的结论是：“水保是治黄之关键，森林改良土壤是水土保持工作中基本环节之一”，“造林是保水保土最有效的途径”“林业是农业的根本”“林业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梁希早年这些对森林的功能和森林作用的理论和基本认识，对当前的林业建设仍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梁希基于新的林学理论，产生了新的林业经营思想，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他针对中国森林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繁的现状，极力主张发展林业不能只砍木头，必须普遍护林，大力造林，增加森林资源，提高覆盖率，全面满足社会经济对林业日益增长的需要。他在许多著作中多次讲到，既要满足人们对林、副产品的需要，又要满足全社会环境美化的需要。他在1948年视察台湾林业时就提出了经营台湾林业“应有一最合理之经营系统，则林木生长可以增进，经济价值可以提高，恒续作业可以保持，使该事业得以发展，经济得以繁荣”。梁希任林业部部长后，在党和政府发展林业的方针指导下，对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1949年，他在一次林业座谈会上提出：“伐木务需依照一定计划，伐木必须注意某地点之应伐与不应伐，而不专顾某地点之便于伐与不便于伐，就是说，按照预定的施业方案进行，才是正理”。在1950年2月首次全国林业业务会议上，梁希根据大家的讨论，并和林业部其他领导人研究，提出了建国初期林业方针任务是：“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经营森林和采伐利用森林”。梁希还多次提出全面营造各林种的计划，其中包括用材林、防风林、防洪林、薪炭林、果木林以及特用经济林等。1950年，梁希又在西北农业技术会议上提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西北建设防沙林带和黄河水源林”，“在宁夏东边、甘肃北边，……筑起一道绿的长城，制止沙漠的南迁”。1951年，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又提出在西北东北西部造成大规模防沙林带的设想，为今日建设的“三北”防护林定下了基调。1956年，他在《青年们起来绿化祖国》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要绿化村庄，绿化道路，绿化河岸，绿化城市。要绿化中国的山，从而绿化中国的水”。梁希营林思想的要旨是全面造林，彻底消灭荒山、绿化全中国，争取做到“全国山清水秀，风调雨顺”，从而实现他早年就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梁希认为一是要向自然开战，一是要与人们的传统经营方式斗争。他非常明确地反对毁林开荒，指出：“开垦山坡不能增加社会总产量，被开垦的土地充其量不过在最初一、二年内略有增产，可是陡坡开垦必难久保，迟早要造成山坡光，河川恶，坡地变石地，川水变沙田，走到山穷水尽，不可挽救的地步”。1956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只有搞好山区规划，特别是做好合理利用土地的规划，解决农、林、牧之间的矛盾，才可以给群众指出美丽的远景，才可以防止群众滥垦山地”。中共中央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采纳了梁希的主张。梁希这一整套关于全面发展林业的指导性意见，经中央同意，由林业部统一安排，在全国加以推行。50年代，全国林业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大幅度增加，人工造林的质量好，成活率高。全国各地群众在那时所造的林木，都已郁郁葱葱蔚然成林。新中国林业建设1949年5月上旬，梁希作为民主人士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筹备会议。在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梁希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回复给梁希。梁希看了回条，激动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周恩来。从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林业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的林业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创新的工作局面梁希在林业建设工作方面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又非常注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善于抓重点，掌握要害，开创新的工作局面。旧中国没有林垦部的机构，新中国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梁希和林垦部副部长李范五等商量，决定首先抓3件事：一是搭架子，组建林垦部机关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林业机构；二是摸清情况，查明全国现有森林资源；三是打好基础，为林业事业的大发展做好准备。为了办好这几件事，梁希常常是亲自动手，细查、细问、细算，并和周围同志反复研究，甚至连一个数字也不草率马虎。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他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地建立和恢复了一些林业机构，并根据中央民主改革工作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东北、内蒙林区改造与建设工作，有秩序地将旧林区把头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又将一部分手工作业逐步改造为半机械化或机械化作业，为中国林业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梁希领导工作最大的特点是“求实”的作风，他非常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再表示：“虽然我的年龄大了一些，只要我能行走，我就要争取到全国各地多跑跑、多看看。”1950年至1955年，他先后6次，用300多天时间亲赴西北、东北及浙江等地林区进行实地考察，其中花时间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是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林业建设问题的考察。1950年9月，梁希率领6位林业科技人员，赴渭水和小陇山林区（在甘肃天水专区）调查，并与当地干部反复磋商一个事关子孙后代的林业方针问题：在国家建设事业严重缺乏木材的情况下，风沙弥漫的大西北究竟如何解决采伐与营林的矛盾？黄河又如何彻底整治？这一连串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他，竟至夜不能寐。渭河是黄河的缩影。梁希在宝鸡时，站在渭水桥头望着夹着泥沙混浊的河水，心情十分沉重。他从渭水看到：土是怎样流失的，河床是怎样淤塞的，水灾是怎样酿成的。解决西北风沙、水土流失的根本办法就是“坚决地、勇敢地、不厌不倦地和它斗争，且必须和它做持久战。战争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森林。”“要正本清源，只有护林造林。”这就是他夜以继日地思索和实地调查的结论。实地考察为了弄清在小陇山林区东岔河右岸修筑一条森林铁路进行采伐是否科学合理，梁希在考察完渭水后又亲赴小陇山考察。小陇山在渭水南岸，那里的森林起了保土作用，流出的水透明见底。如果继续大规模采伐，可能会导致河水变浊。林区道路十分难行，梁希只得乘牛车，最后又换骑小毛驴，行走20公里才到伐木现场。在现场连续好几天，早出晚归，进行调查，最后做出决定：停建即将开工的办运输木材而修的窄轨铁路，设立育林实验站，把秦岭林场在小陇山的业务范围扩充到护林造林，伐木为副业，调东北枕木支援大西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而又大胆的决定。梁希离开小陇山时为伐木场负责人题写了两句诗：“却愿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原句为“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个愿望如今已经实现了，据当年在育林站工作的人讲，当时采伐迹地上，已经郁郁葱葱，长满了粗壮的树木。为了解黄河另一重要支流——汾河的情况，梁希不顾辛劳，于1950年10月又赴山西考察。1952年11月，他考察了泾河流域；1953年3—4月又在延河、洛河和无定河流域考察。在考察前，他先与农业、水利两部和西北地区农林、水利、畜牧3部开座谈会。在考察中，凡经过专区皆邀请党政人员座谈，经过重点县，还和县长、县委委员谈话了解情况。梁希把考察的情况归纳综合，分别写成了详细报告，提出了水土保持、造林防沙的初步意见，为制定黄河流域水源林和水土保护林的营造方案作了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