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情绪问题

“打工人”话语的流行引起了社会和各个领域的学者的关注。在澎湃新闻（）的专题圆桌讨论里，精彩地梳理了打工人的历史谱系，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分析了“打工人”语录和当今时代的关系。但是“打工”不只是在经济政治层面上产生影响，它带来的精神后果也是不可忽视的：很多的打工人总是会感觉到睡眠不足、疲惫不堪、情绪抑郁、找不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本文试图从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的角度切入去理解劳动和消费的概念。第一部分里面我们将会讨论剥削是怎么在意义层面上起作用的，关于工作的意识形态如何成为一种作用于“言说的存在”层面上的剥削，这种意识形态叙事的崩坏又是如何影响主体的。第二部分我们从生产转入消费领域，通过引入弗洛伊德的“现实神经症”理论，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劳动环境如何与消费主义共谋，这解释了为什么当代的打工人为什么总是会感觉到焦虑、抑郁和疲惫。最后一部分我们将会简短讨论“时间”的问题，时间在劳动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时间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的时间，还是一种主体意义上的停滞的时间，这种时间对于从数值化的劳动-消费的怪圈中走出来是必不可少的。1意义的剥削：“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老板的”在“打工人”、“尾款人”流行之前，“工具人”这一词已经在网络中流行。“工具人”一开始时多用于网络游戏，多指只需要完成有利于过关的某种特定功能就可以退场的角色，这个词很快就超出了网络游戏而被用在生活中，当人们被朋友/老板委托完成某件事，但这件事只是他们计划中的一环，自己只是被当作他们的工具来使用的时候，就会用“工具人”来自嘲。“打工人”和“工具人”的流行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语境，前者的矛盾更加明确地指向职场劳动环境，尤其是劳动者受剥削的问题。关于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理论的科普不计其数，但是我们不妨先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被当作“工具人”的时候是剥削，但当一个真正的工具（机器）被当作机器的时候，这就不是剥削了。工人和机器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根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机器是不创造价值的，它只会转移价值，而人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假设一年花100块去购买并维护机器，生产过程中这部分价值只转移到产品去，这过程本身不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一年花100块去请工人，那么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是把这100块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而是通过劳动形成超过100块的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但是什么劳动才能称为“人的劳动”而不是机器的运作？机器喝油就运转，而人光是喝牛奶——拥有一个生物学上健全的身体是不足以去工作的。人要“运转”起来，除了要有体力还有所谓的“精力”。按照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观点，所谓的精力不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界的实体（尽管一些心理学家还这样认为），而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隐喻，只有隐喻能够产生意义的效应（signification），这种隐喻本质上是妄想性的。比如当一个人去投身工作的时候，他需要构建出工作的意义——为了成就感、为了家庭、为了融入社会或和大家一样等等，企业会制造“企业文化”，甚至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会创造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将工作道德化甚至神话化——这一切都是生产出让人可以的运转起来隐喻。而支撑这些隐喻的生产的最终神话就是死亡——“不劳动的人就会饿死”。这把我们带回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那里——当两个自我意识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畏惧死亡的人成为了奴隶，奴隶负责劳动，而劳动的成果由主人享用，这是剥削理论的雏形。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中的剥削是一种意义的剥削，那些关于工作意义的隐喻，最终都被用于服务于主人的享乐。而主人和奴隶之间也不存在黑格尔所说的“斗争”，主人也不只是老板或资本家，而是不断自我增值的资本本身。意识形态构筑了我们在世存在的非本真状态，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并不需要反思就可以获得能量轻易投入工作。但是，在刚刚过世的人类学家大卫·伯雷格所说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1】越来越泛滥，恶性竞争的“内卷”越发严重的今天，这种谎言越来越难维持。曾经具有辉煌意识形态色彩的“工人阶级”一词现在变成了具有浓厚反讽色彩的“打工人”，“生计”（“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成为了打工人们最终的妄想性隐喻，但这无疑是脆弱和消极的。一些年轻人并没有充分的热情走进工作，他们或许没有想清楚太多关于剥削的理论，但也会直觉地觉得“那是不对的”，这种朴素的直觉指向了劳动的异化和剥削。但是，一些人虽然不相信工作的“宏大叙事”，但看到工作就可以赚钱买东西，过上更优质的生活，而这个看起来更“实际”的意义也在“打工人”的段子里被解构。2消耗与消费【2】：“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多打几份工可以让你没时间花钱”在传统的分析里，消费是对生存和发展所必要的消费，工资可以让人生存、发展、休闲、娱乐。消费被看作再生产中的一环，工人通过用工资购买他需要和欲望的东西，这就构成了工作的动力，也就是工作必须的隐喻性能量。从生产工作中消耗的能量，能够在消费活动中得到补偿，它构成了中产阶级普遍的意识形态，但是为什么它不总是有效呢？我们首先在语言上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在工作的时候人们“耗费”了精力，而在“消费”里获得了补充，前者耗费的是精力，后者耗费的是金钱，为什么同样是耗费的活动里，前者会减少精力，而后者会增加精力呢？这让我们不得不认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耗费”。现在我们可以从生产的领域转入消耗的领域。思想家巴塔耶提出了一种立足于消耗而非生产的一般经济学，在他看来生命本身就是过剩的能量，它追求的不是像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在异化中无限膨胀增值，而是在色情、死亡和艺术中将自身耗费殆尽。但当人们工作得筋疲力尽的时候，精神却可能丝毫得不到巴塔耶意义上的耗费，在劳动中得不到像色情和艺术一般的快感。劳动的问题不只是生产的意义被剥削，不只是“努力打工，就会让老板过上想要的生活”的问题，还在于在劳动中不能消耗生命的能量。在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和巴塔耶的观点是一致的。所有的活动在身体上造成一定程度的疲劳，但是在精神上的效应是不同的。弗洛伊德称精神上的能量为“力比多”，它本质上是一种性的能量（按照上面说到的拉康的观点，这当然也是隐喻层面的），但是力比多通过升华，可以转化为与性无关的东西。弗洛伊德认为智力劳动往往近似于性的兴奋（GW5，105），所谓的智力劳动可以理解为是作为启蒙的主体以自己的方式运用理性的劳动，这种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处理一部分被升华的驱力（Trieb）。但是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劳动的环境下，劳动者的启蒙主体被排除，主体只是追求业绩的工具人，主体被数值化成算法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体的疲劳没有伴随着力比多/生命能量的消耗，于是只能去寻求替代满足。我们能够在很多上班族那里看到“神经衰弱”的症状——比如疲劳、焦虑、头疼、情绪抑郁等等。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个概念最早也是出现在十九世纪中期，那时候正值美国产业革命，非人的工厂劳动导致了大量工人出现了这些症状。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将神经衰弱的症状归到了“现实神经症”的范畴，而他认为现实神经症的原因是“身体的性的兴奋在精神上的处理不足”，患者在生活上有自慰、梦遗、禁欲、中断性交等习惯（GW1，497）。弗洛伊德的这个论断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莫名其妙的，带有强烈的时代和个人偏见的色彩。但是，“身体的性的兴奋在精神上的处理不足”在今天过劳劳动造成的神经衰弱中似乎还有着充分的解释力。要注意的是，弗洛伊德认为神经衰弱的原因并不是兴奋没有得到处理，而是“处理不足”，患者采用了不充分的替代手段去处理。正如弗洛伊德认为自慰是相对于性行为“不充分”的替代手段，那我们可以说，消费是弥补劳动中享乐不足的“不充分”的替代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话语下，消费具有“越喝越渴”的特征，购买的商品并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反而是让我们不知餍足地购买新的其他商品。这不只是狭义的购物，广义上的文化消费——比如无所事事地刷抖音、打游戏等等，同样会让人陷入抑郁。这里说的抑郁不只是对什么也提不起兴趣（和精神病性的忧郁症（melancholia）完全不同），失去了获取快乐的能力，而是尽管在消费和娱乐中感受不到快乐，但仍然像毒瘾那样沉溺于其中，这种重复所带来的已经不是快乐，而是拉康所说的“享乐”了。“享乐吧”成为了超我的律令本身，抑郁不是对消费主义的反抗，而是对它的全面投降。今天的劳动环境，就像弗洛伊德时代的禁欲文化一样，将人逼成消费者（pousee a la consommation），让主体自己消费自己，将自己作为欲望的废品那样排出去从而陷入抑郁。如同打工人不只在劳动中启蒙的主体性被排除，他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欲望的主体也是被排除的，因为按照精神分析的定义，欲望具有“不可能”或“不满足”的特征，在不断追求目标（goal）但追逐不到的过程中驱力达到了满足的目的（aim）。但是在消费中，一时的爽快带来的是却是空虚、焦虑和抑郁——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慰习惯所招来的恶果。当主体和欲望的客体不能保持距离，欲望被过快地满足时，驱力的处理就总是不充分的。在这次“打工人”的流行中，可以看到一些反消费主义的情绪，比如有这样的流行语——“想买iPhone 12吗？想买就对了，但iPhone12是留给有钱人的”。这当然和劳动的报酬情况有关，但或许在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消费的神话被解构，工人们意识到消费并不是劳动的归宿，生命能量的消耗不能仅仅通过消费和消遣来达到。3时间“你的朋友圈好久没提到梦想和文学，怎么，是不是跟我一起去打工了？”在对于劳动环境的改革方向中，时间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工作时间长、无个人发展和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时间造成了大量工人现实和精神上的困境。但是我们从前面的论述能够看到，劳动对人的影响不只是量的层面，而且是质的层面。改善劳动环境，包括降低和灵活化工作时长，给予灵活就业更多政策机会等等，这些对于一个主体而言是必要的——弗洛伊德也认为过重的劳动会导致自我强度的低下，从而更容易去寻找替代满足（GW16,70），而替代满足带来的又是驱力的处理不足，陷入恶性循环。但是仅仅是简单地给予时间是不够的，在疫情期间很多人赋闲在家，但是状态却没有变得更好，相反，在家无所事事地打游戏、刷抖音、看直播会让人更加地焦虑、抑郁和疲惫。寻求“非充分的满足”（即所谓的“奶头乐”）-疲惫-再次寻求“非充分的满足”，这种恶性循环并不是打工人的专利，相反很多赋闲在家的人也陷入了不下于打工的疲倦之中。给人工作外的时间以及必要的生存资料并不是重新获得自由和主体性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需要问，怎么样的劳动（或者是更广义上的“活动”）能够“充分地处理兴奋”？《忧郁 I》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所创作的版画《忧郁 I》给我们看到了某种可能性。虽然这幅画名为忧郁，但是和精神病性的忧郁（melancholia）没有关系，相反，画里的少女从身边的圆规、天平等将主体数值化的仪器里脱离了出来，陷入了孤独的沉思中。与其说这是忧郁，不如说这是对于数码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抑郁（神经衰弱）的一种反抗。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劳动环境，还是各种奶头乐的消遣和消费，都倾向于抹杀主体，将主体还原成数据并加以控制。从这些劳动和消费中暂时地脱离，以一种泰然 (Gelassenheit)的态度停顿下来，这似乎是打工人夺回属于自己的时间的第一步。这里说的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消极抵抗，恰恰相反，主体可以凭借这个契机来重新定位自身与工作的关系。对于精神分析来说，重要的不是重建意义，而是到达支撑着主体存在，深入骨髓的无意义的能指，拉康把它称为一种“愉悦的知”（gay sçavoir‎），它能够为主体“表明自身构成的场所”。这种并非任何知识的“知”标记了主体独一性的享乐，不可能被理解也不可能被夺走，它处于生产和消费的抑郁和悲伤的对立面。我们需要这种独特的愉悦（而不只是）来支撑劳动，也需要新的劳动环境去允许主体在工作中寻找到自己的独一性，在工作中体验到一种专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不只是在生产链条上被剥削的时间。现有的劳动体系已经不能满足主体的实现，改善劳动环境，重新“创造”工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