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受虐综合征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开展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村)的活动，以期在全社会形成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围。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社会工作的良好开展无疑会成为零家庭暴力社区(村)创建的最佳助力。社区社会工作旨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以形成社区多机构的合作，来干预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及其所引发的伤害。 以下措施可以有效的干预制止家庭暴力：

一、设立家庭暴力防治机构，由专业社会工作者负责

从全国范围看，除广州省外，所属社区的专门的家庭暴力干预机构还没有建立。在家庭暴力发生后，有条件的社区可以派出专门的协调人员（专业性不高）进行干预。在反家庭暴力体系中，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挂靠在相应的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或者街道（社区）购买由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在家庭暴力发生之后社区能够采取相应的介入措施，与社区支持系统相辅相成，快速有效地解决有关问题。

自从我国政府认识到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后，我国社会工作尤其是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尤为迅速，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人们的日常问题也可以在社区内解决，因而在社区中由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服务有其现实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发展社会工作以社区为突破口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现实情况是当前我国社区中社会工作者是由社区工作人员转变而成的，虽不具备专业社工的教育背景，但却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加强对其专业技能的培训，培养认同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保证这部分人员能够成为合格的具备专业资质的社会工作者。同时聘请高校社会工作教师作为专业督导为社区社会服务机构提供指导，并评估其工作成效，使其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

二、建立健全社区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机制

1、心理支持

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暴力行为会使受虐妇女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恐惧、抑郁、自责、自我价值感低等心理病症[7]。从国内外的经验看, 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是作为家庭暴力辅导主要的力量, 首先表现在对受虐者的身心辅导上，因为服务对象在遭受其他家庭成员的暴力后，身心承受重大压力和创伤, 若不及时疏导和处理, 常常会形成严重的心理疾病，因此服务对象需要专业性的心理辅导,社区社会工作者帮助她们疏导情绪，恢复自我，增强权能,从家庭暴力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面对生活。其次实施对施暴者的心理辅导和帮助。施暴者往往存在着生活压力大、人格缺陷等社会或自身问题，必须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发生的根源。对施暴者进行辅导时，倡导其学习正确的家庭沟通技巧，从而与服务对象更好的沟通，同时提供心理疏导,减缓其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建设和谐家庭。社区的心理支持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如热线电话、个案辅导、家庭访问、互助小组等等。

2、法律援助

在法律层面上援助和保护受害者是反对家庭暴力的重要措施，目前中国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我国还未出台专门的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损失没有明确地规定，使得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因而在社区中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是十分必要的。而在社区内建立法律援助机构的优势十分明显，社区中只需要少量的配备一定专业法律知识的社会工作者就可以很好的完成法律援助的任务。加强法制意识，使受害者树立妇女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依法处理家庭暴力问题，从而在法律上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三、建立社区庇护所，组建社区支持网络

建立社区庇护所，可以使受害者在第一时间获得保护，并为后续的治疗和康复或家庭的重新融合提供便利的场所。在社区内，由政府出资并建立反家庭暴力的临时避难所，以向受虐妇女提供食宿、法律及心理咨询等一系列的服务，由此促使受虐妇女脱离暴力环境，获得了生活和心理上的支持。如辽宁抚顺成立了妇女救助站，给因受家庭暴力伤害及在家生活可能发生意外的妇女一个安全的空间。庇护所也向有暴力倾向的男士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对施暴者进行劝告、心理疏导、调解，必要时还可以帮助受虐妇女提起诉讼，以寻求法律的支持等。

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和服务、信息和新的社会接触[8]。一个人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就我国当前暴力防治的特点而言, 正式网络的介入有限,主要是指司法、警察和医疗系统的介入。妇联的维权工作和一些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因为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及其他机构的支持, 开展工作举步维艰, 如广州的受虐妇女庇护所曾经遭到受庇护妇女的丈夫攻击[9]。家庭暴力的发生一般是出现在家庭中,家庭又是处于社区内，对于家庭暴力的发生, 社区可以充分借助社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社区社会工作者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介入模式，整合社区资源，加强社区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促进家庭暴力问题在社区内得以解决。社区必须加大对家庭暴力危害的宣传力度、教育力度和打击力度，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关注每一个可能发生暴力的家庭，组建一个以社区为主，由家庭、社区、单位、群体组织、司法部门等组成的严密的支持网络。

四、开展宣传活动，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在社区中，我们可以运用以下方式开展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在黑板报、公示栏登载有关反家庭暴力的常识；印发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小册子；定期召开家庭座谈会、讲座，以了解社区内的家庭暴力情况及开展宣传教育；聘请一些有闲暇时间并愿意发挥余热的社区积极分子，加入到家庭暴力防范的宣传活动中，引导广大社区居民尊重女性权利，远离家庭暴力，由此形成了一个防治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围，进而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应该以社区的全体居民为对象，结合我国社区的特色宣传，注重宣传效果，让反对家庭暴力的思想深入人心。

通过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家庭美德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得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和世界观，建立和谐、友爱、美满的婚姻家庭关系，从而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社会工作介入儿童虐待问题伦理困境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孩子和父母是怎么理解虐待儿童问题的?父母打孩子是不是儿童虐待?他们怎么解释暴力发生的原因以及对亲子关系的影响?那么，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介入儿童虐待问题伦理困境分析，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2014 年4 月-8 月，笔者在广州市某中学做驻校社工服务，同时参与了一个关于儿童保护的项目，便在实习站点所在的学校开展了“防止儿童虐待小记者行动计划”小组。该小组通过观看国内关于儿童虐待的新闻报道、观看国内外宣传儿童保护的海报及公益片、扮演情景剧、外出采访社区居民、共同拍摄宣传公益片等形式，让青少年(初中生)结合自身的经验及一些新闻报道，表达对儿童虐待的看法，增强他们对任何有可能造成身体伤害的行为有分辨能力，提高他们对儿童虐待事件的敏感度及社会责任意识，并到社区里进行社区倡导。

在小组开展过程中，组员能够坦陈自己童年被“家暴”的经历、对经历回顾的感受和现在的看法，他们对小组的信任和坦诚让社工感受到了小组的力量。但笔者发现，有的组员遭受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笔者的想象，而笔者在介入中也遇到了一些困境。

案主GXS 即是其中一个严重的被虐个案。她常在大热天穿着长袖衣服，社工怀疑她目前存在被虐待的危险，便邀请她参与小组。在小组活动中，GX S 曾四次因看到社工分享的图片、听到组员分享的信息而哭泣。GX S 袒露她从1 岁到上六年级一直受到父亲的暴力相待，母亲在她3 岁时因受不了父亲的家庭暴力而离婚。她也很想逃离父亲，曾在很多亲戚家居住。其父曾用皮鞋、皮带、木棍、铁水管、煤气罐威胁爆炸等方式对其打骂，父亲喝醉酒、不高兴、没钱都会拿她出气。她5 岁左右时，一天在房间里睡觉，父亲偷偷进来摸其性器官，她日后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狠狠地咬父亲的手臂。因为过去父亲的暴打很严重，致使她的手臂在夏天很容易发炎流脓，所以穿长袖以免被别人看见。

在小组的第四节活动中，社工翻到一个海报时，有组员表示，“受过虐待的孩子即使事件过去仍会记住受虐的经历，甚至像海报中的那个人一样自己去伤害自己”。这时GX S 大声喊：“对，就像我一样!”当时，G X S 一个人走到笔者身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说：“M i s s，我跟他一样，经常拿这个割自己。”原来案主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想起那些受虐经历时，便时不时割伤自己。案主向社工展示，她的十个手指头都曾被自己割伤，都是小小的割痕，说这样很容易复原。

四个月里，社工与G X S 进行了六次面谈，发现老师对她过去的受虐经历和现在的自虐行为全然不知，其亲生母亲虽然知道却无法帮她离开父亲。社工作为改善案主发展环境和处理案主危机的主要干预者，在介入该案例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伦理困境，包括文化上的、法律上的、情理上的，笔者希望能够对这些困境进行分析和思考，以促进社会工作对儿童受虐案例的介入和思考。

社会工作介入儿童虐待问题的伦理困境分析

传统文化中父母与孩子对儿童虐待问题的建构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孩子和父母是怎么理解虐待儿童问题的?父母打孩子是不是儿童虐待?他们怎么解释暴力发生的原因以及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在小组进行过程中，社工引导组员分享自己曾经受到的严格管教方式或家庭暴力。组员T X 笑着说，爸妈曾经用衣架、扫把、棍子、皮带打她，她当时觉得爸妈很过分;F Y H 说母亲曾因他常常上网而让他跪下;L CH 说父亲曾让他在沙子地上跪了半个小时，膝盖都流血了。这些组员都认为，父母的这些体罚并不是虐待，自己当时的确做错了一些事情，父母是为了自己好。组员LZJ和案主GXS 则认为父亲对自己的暴力行为就是虐待，因为父亲经常把自己当成出气筒。而组员T X 的母亲认为，“父母打孩子只是为了管教孩子”，并反复强调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是“气急了”才对孩子进行适当体罚的，她认为只有那些故意、恶意地打骂孩子的才是虐待。

我国传统文化对家庭暴力有一定的容忍和认同，不少人都认同甚至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打是亲、骂是爱”等观念，只有少数经常把儿童打得半死不活、遍体鳞伤的人才会受到指责，人们往往对那些由于目的和动机的善而实施虐待行为的人报以宽容和谅解，而很多孩子往往也认同父母是“为了孩子好”。因此，社工在面对儿童虐待问题时，要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非常困难。同时，当孩子面对被虐问题时，若社工告诉孩子说“你的父母正在伤害你”，是否会强化孩子对父母的敌对情绪呢?在这样的问题上介入，实质上社工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精神虐待难以评估与介入

长期以来，很多人习惯于把儿童虐待单纯地理解为对儿童身体上的伤害，对精神伤害则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由于这种认知上的片面性，一些家长经常采取冷落、拒绝、孤立、恐吓的方式对待孩子，自觉不自觉地实施了精神虐待。

组员X LY 在小组中说自己小时候经常在吃饭时被爸妈赶出家门，这个自我披露得到了组员的共鸣，纷纷说自己也曾被父母赶出家门，不给饭吃。多位组员都表示自己曾被父母羞辱过，让他们感到自己笨、坏、毫无价值;被家人威胁丢掉或赶出家门;目睹父母吵架或有暴力行为。作为独生子女的T X 和L S X则表示被奶奶一直冷落，并被指责“你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以上种种虽然没有给孩子带来身体上的伤害，但给孩子造成了心理上的创伤，以致某些组员看到一些相关图片或视频会流泪。

社工感受到组员的苦恼与沮丧，但孩子所受的精神上的伤害难以评定其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否具有经常性和反复性、次数是否频繁、后果是否严重等，在没有把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很多精神上的伤害不了了之。但社工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责任感要求社工需在改变亲子关系上做出努力。为此，社工尝试与组员的父母取得联系，询问可否进行家访聊聊亲子关系，但大都遭到家长甚至组员的拒绝。一位家长甚至指责女儿不应参与社工站的活动，并以“学习为重”为由不让女儿继续参与，这让社工感到很无助。

专业伦理与法律法规的两难冲突

社工基于“保护生命”“最少伤害”的专业伦理原则，要确保案主不再处于受虐的危险处境，保护案主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减少案主的心理创伤。但我国的法律体系目前尚不够健全，现有法律对儿童的保护远远不够。此外，社工没有合法的权利介入儿童虐待案件，介入时要冒一定风险，介入后极有可能使施虐者得不到惩罚，反而变本加厉。法律没有规定可剥夺虐待父母的监护权，也没有机构可以收留受虐儿童，受虐儿童无法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虐待消除的可能性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社工想为案主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也是非常困难的。

专业界限与双重、多重关系

GX S 向笔者坦陈，她是因为当笔者是好朋友才将自己过去的经历告诉笔者的，她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这些事情，并强调若社工跟任何人说她的事情，便不再当社工是朋友。但社工初次接触这样严重的受虐并有自虐行为的案例，自身没有相关的实务经验，需要跟督导、导师探讨，这必然会泄露案主的某些信息，违背对案主“保密”的承诺。

此外，案主对社工的倾诉是基于把社工认定为私人的朋友关系，甚至曾让社工请她喝饮料或买零食吃。“当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产生超过一种以上的关系，不论是专业的、社交的或商业的关系，即是双重或多重关系。双重或多重关系可能同时存在或接连发生。”由此可以看出，社工与案主之间的关系是单一的有限关系，一旦出现朋友、伙伴关系甚至性关系等，双重关系便形成。而对于我国社会工作而言，完全禁止双重关系的产生是不现实的。在中国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中，没有与案主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是难以让案主信任社工的。但若放任这样的关系形成，则有可能在进一步的服务中产生伦理困境。在介入儿童虐待这样隐私的问题时，双重关系更容易产生，这是否会使专业边界模糊，导致社工的专业角色混乱，或者过分关注案主，或者忽略了案主的实际需要。这样的双重关系无论对案主还是社工都会造成困扰。

结 语

儿童生存和发展不仅是父母的责任，也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有责任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提供服务等防止儿童的权利受到侵害，法律制度的完善、儿童保护机制的建立也能有效地支持社工承担自己的职责任务，减少在法律制度等伦理困境上的徘徊与挣扎，为儿童争取最大的权益。

同时，由于家庭是个私人领域，即使是专业社工，不经父母同意也难以介入家庭和接触需要帮助的孩子。同时，由于亲子之间特殊的感情和权力关系，儿童很少主动向外人求助。因此，对于较常见的父母打孩子的情况，社工的介入首先应该是帮助父母，通过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去帮助儿童，仅仅给儿童“充权”收效不大。

伦理困境是贯穿社会工作过程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每一个社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社会工作在介入儿童虐待问题时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和原则：一是确保儿童在家庭中不受到伤害， 二是确保父母在家庭中的责任和权利不受到损害。因此，社工应思考：在尽量不破坏家庭的前提下， 如何设计一个合法介入私人家庭领域的权利以保护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