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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东周列国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作者：冯梦龙（明）蔡元放（清）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内容概述：作品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3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读后感想：这个帮不了了。我还没看完。 
关于“实录”，司马迁、扬雄和班固都作了定义，虽然他们对“实录”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真实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和内在精神，要求写实，保持事情原貌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史家的实录观。史学家常用这种著史的实录方法来评价小说作品，对古代文学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受史家实录小说观的影响，文学家在创作和批评中也注重实录，但其实质却是不同的，在具体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实录的标准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关于这点，本文主要在小说内容方面作详细论述。 由于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小说内容、小说创作方法方面的实录认识不同，从而有利于小说向追求艺术形式的独立文体方向发展，这使得小说逐渐脱离了史家所要求叙述精练、语言的雅洁和含蓄蕴籍，开始注重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完整和波澜起伏、人物塑造的个性化和心理刻画、以及细节描写的详尽和诗意小说氛围的创造。所以本文主要从小说内容和小说艺术形式方面，来揭示文学家的小说实录思想的实质。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两种不同小说实录思想，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的实录思想，第三章唐人小说家的实录思想，第四章文学家在历史小说方面的实录思想。认识到史家小说实录思想和文家小说实录思想在小说
【今天来看，发现468915767，把我的答案跟楼上的答案复制再粘贴。无语！！！！本人发表回答早于此人，因添加这一句话排其后面。特此说明。】 知道你有没有交作业，如果已经交了，以下的资料也不算浪费，因为既然是中文系或选修中文系的课，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作业。本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太平广记》已经读过，并写过类似的读后感，提供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提示一下，《太平广记》作为古代的小说全集，虽是古文所写，但并不晦涩难懂，无聊的时候作为消遣读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先秦汉魏的志怪，唐传奇等等大都被搜集其中，是中文系，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应该要读的一本书。 1，书名：太平广记 作者：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时间：1962年9月。 2，概述：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馀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 9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於本书。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象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破〈唐人说荟〉》)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3，读后感想：《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 《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但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孔乙己》（1）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作家以极俭省的笔墨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2）本质的具体表现。一个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弱书生，却被另一个读书人丁举人打折了腿，最后是死是活也不得而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孔乙己的悲剧呢？是科举，社会，还是个人？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既是整个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也是他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特征所致：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与“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与痴迷。而这一价值观念的形成对孔乙己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耳濡目染的教育，早已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渗入到孔乙己的心灵深处。但孔乙己却没有丁举人那样的幸运，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而长期为应试科举而埋头苦读的生活已使他手无缚鸡之力，不管孔乙己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连加入“短衣帮”的本钱与资格都已丧失，成了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而他越是在现实生活中屡次碰壁，越是受到人们的取笑和嘲弄，就越是渴望在“高人一等”的幻想中得到心理支撑与平衡。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孔乙己那“高人一等”的幻想如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越是沉迷于此就越可能丧失对社会与生活的抗争能力，越容易被抛入社会的最底层，但那“高人一等”的“精神胜利法”又恰恰是阿Q、孔乙己们惟一的心灵避难所。——其实只要稍具理性，孔乙己就不能不对自己那一套价值观念的虚伪与欺骗性有所认知，对自己凄惨的真实处境有所觉察，但他已习惯于像吸食鸦片一样躲进那虚假而脆弱的“精神胜利法”中遮蔽外来的风雨。一、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一个因素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封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路太难走，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毒害读书人，录取率极低，使得科举取士的范围极其狭窄。封建科举制度使读书人追求功名、鄙视劳动。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除了读书什么也不干，也不会干。孔乙己曾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始终没能爬上去，至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穷极潦倒，到头来却落得个乞丐似的境地。满口“之乎者也”，又穷酸迂腐，不会营生，这就注定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不是科举制度根深蒂固，孔乙己怎么会有着那般清高？他常常把做官与科举划等号，正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这就让孔乙己产生了自己总比劳动人民高一等的错觉，“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不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人们怎么会瞧不起孔乙己呢？孔乙己和丁举人同是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一个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一个中了举，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成了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人的最高权威。短衣帮们对丁举人敬畏有加，对比自己更穷困却以读书人自居的孔乙己便肆意嘲弄他，笑他穷极僚倒，笑他迂腐，笑他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卑贱鄙人，这更加剧了孔乙己的悲剧。不是科举制度的黑暗，孔乙己怎么会去偷窃？孔乙己“身材很高大”，穿的长衫“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有劳动能力却懒惰成性，成了一个不会营生的废物，为了活命，便开始了小偷小摸，穷途末路时，竟偷到丁举人家去，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看来，科举制度的确把孔乙己害惨了。二、冷漠的社会氛围是对孔乙己的又一打击社会环境的冷漠是孔乙己悲剧的重要原因。孔乙己是一个不幸者，他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冷酷的环境之中，人们自私冷漠，无情无义，给人一种冻僵了的感觉。这种社会是孔乙己悲剧的催化剂。对于孔乙己这样一个弱者来说，社会不仅没有关爱他，更为严重的是，人们还把他当作笑柄。老板的无情，长衫的不屑，“我”的鄙视，甚至短衣帮的讥笑，都深深地伤害了孔乙己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心。封建秩序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在这样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下，民众的活力、热情、同情心都被扼杀，变得麻木不仁，自私冷漠。在短衣帮的心目中也以为既然“学而优则仕”，那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孔乙己当然是劣货，只值得奚落和取笑。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与孔乙己同样在封建秩序中处于倍受压迫的社会底层，同样可悲可怜，所以他们对孔乙己这样一个不幸者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相反只知道哄笑取乐，在他们劳累而苦闷的生涯中寻求片刻的快乐。 孔乙己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子的苦人和弱者，用众人的哄笑来贯穿这样一个令人悲酸的故事，烘托和加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这种哄笑是麻木的笑，这使孔乙己的悲剧更笼上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的意味。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面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以乐境写哀，更令人悲哀，表示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作品反封建的意义就更加深刻了。如果人们给他关爱，我想孔乙己可能就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吧！鲁镇的酒店，以其备有曲尺形大柜台的独特格局而区别于其他地方，而位于镇口的咸亨酒店无疑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座。凡是进咸亨酒店喝酒的人，按照其不同的穿着打扮和饮酒方式，就可以清楚地判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有钱有势者穿着“长衫”“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钱无势者则穿着“短衣”，“靠柜外站着”，以“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长衫” 与“短衣”，“房里”与“柜外”，“坐喝”与“站喝”，“十几文钱一样的荤菜”与“一文钱一样的下酒物”，这种鲜明的对比，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正因为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表现得那样复杂：有的奉承，有的傲慢；有的猜疑，有的冷淡；有的责难，有的唠叨；有的担心，有的受气；有的监督，有的盘算。酒店老板认钱不认人，以势利的眼光看待酒客。对长衫主顾拼命巴结，唯恐侍候不周；对短衣帮不屑一顾，酒中偏要羼水；对小伙计极不相信，时常责备。短衣帮深知有钱者的阴险狡诈，对他们既不满又提防，而且累及小伙计。小伙计在掌柜的责难与顾客的冷眼中工作，两面受气，因而在冷漠中又显示出不满。这种跃然纸上的生活图画，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富欺贫、强欺弱、尔虞我诈的本质特点。正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孔乙己倍受奚落与摧残，逐步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悲剧性格。三、孔乙己自身悲观、懒惰的性格也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孔乙己自身的懒惰以及自甘堕落是孔乙己悲剧的主要原因。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活动，仅仅是他整个生活的片段。然而，这个片段又能够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饱受封建文化教育毒害的可怜虫。他曾读过书，灵魂深处浸透了孔孟之道，能说“满口之乎者也”的文言，又“写得一笔好字”，“但终于没有进学”。他向往科举，虽然连半个秀才也没捞上，又贫穷如洗，可是向上爬的思想依然没有丧失。他认为读书人高人一等，就自命清高，摆出一副读书人的臭架子，不会营生，也不屑与劳动者为伍。这就形成了他的独特性格：迂腐麻木，屈辱懦弱，好喝懒做。 在长期的封建教育熏陶中，孔乙己鄙视体力劳动，养成好喝懒做的恶习，不会营生，“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这样尽管生活窘迫，但做到糊口却并不困难。可孔乙己就是不争气，偏要去偷，自己断送了活路。俗话说：“命运之门由自己掌握。”孔乙己的命运当然应该由他自己掌握，但他却只幻想自己哪一天会坐在金屋里，俯视群儒，而并不为之付出任何努力。凡事不能靠别人，况且社会又那么黑暗，只有靠自己。孔乙己的好喝懒做，为自己种下了厄运的种子。这样看来，孔乙己的悲剧也是他一手造成的。总之，孔乙己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科举之害，社会之冷，自己之惰，正是这三者，导致了孔乙己以悲剧而告终。四、孔乙己悲剧的社会意义《孔乙己》不足2500字，但极为真切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生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被社会扭曲灵魂而最终被吞噬生命的悲剧性格。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已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残暴的统治阶级在疯狂的政治压迫和严酷的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利用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来奴役禁锢人们的思想。1905年，清朝政府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但盘根错节的封建文化教育依然还在继续摧残人们的心灵。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封建势力仍旧猖獗，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们拼命宣扬尊孔读经，封建文化教育的妖氛毒雾还在毒害着中国人民。就连所谓“维新”的学校，也是上午“声光电化”，下午“子曰诗云”。面对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鲁迅先生出于“揭露社会弊端，引起人们疗救社会的注意”的目的，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雄健的笔触，写下《孔乙己》这篇力作。由于鲁迅先生从幼年到中年亲受过封建教育的毒害，又接触过许许多多从科举途中沦落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因此，能以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出孔乙己这一典型性格，并通过他揭露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文章截取孔乙己一生中的一段生活，把最能显示孔乙己生活、性格和命运的情节浓缩在几个场面，这样写便使故事情节集中而凝练。作者通过小伙计的眼光，用了几个特写镜头把孔乙己的外貌，他的遭人轻视和奚落的情状表现出来，然后转入对孔乙己遭受残害即将死亡的描写。简简单单的故事情节依据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极其深刻的主题。通过作者的构思意图，我们清楚地知道19世纪末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所受的迫害及其人们的觉悟迟钝！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五、对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反思分析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了解当时社会的同时，我们更应从中反思，更应清醒、冷静的去思考同样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当今在人格培养、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及和谐人际关系的优越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当今社会，人们的知识结构、经济意识、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归根结底都源于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 “以人为本”的理念正在不断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庆幸之余，我们更应反思。1、 良好人格培养体制不断完善。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受教育体制及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养成了鄙视劳动人民，不愿与劳动人民为伍，好吃懒做、热衷功名、自命清高等不良性格，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造就着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能力，在人格上更具有来自群众，扎根农村沃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品格，更具有亲和力，“爱国守法、名利诚信”等是他们坚守的信条，更多的群众尤其如此，他们在继承传统美德诸如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等人的同时，人格的内涵也不断创新，适应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当然在健全人格培养中，也不乏滑坡现象，诸如知识界的剽窃成风、粗制滥造；商界的利欲熏心、取财无道；无业游民的好逸恶劳；教育方式上的重智轻德等，让人颇感忧虑，如此诸多不重视培养人格和人格沦丧的现象，会否就是当年“孔乙己”等麻木人群的影子，良好的社会氛围极美好的人格的养成，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但愿在当今的大好社会形势下，有关人士及部门更能“以人为本”不断健全人格体制，不断加强人格培养，使人格中的不良现象尽快消失。2、教育人才选拔机制不断优化，和谐社会正不断形成。近几十年来，人才的选拔机制不断得到优化，人才选拔多层面没、多方位、多途径，面向社会的科学选拔体制逐步完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自考、函授到其它各种进修，从纯文化知识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等，都使得当今的人才选拔机制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具有优越性。当年“孔乙己”所面对的单一的科举选士已成为历史。教育体制也在不断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教材不断更新，内容越来越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材不再束缚人的思想，图书和网路图书市场更是大放异彩， “八股文 ” （3）越来越让人不敢想象，基础教育改革正在逐步推行。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精神，社会各处都闪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5）的文艺思想火花。新的文艺及科技著作层出不穷，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无不体现着和谐社会人才选拔体制及教育方式的优越性。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仍不能忽视人才选拔教育中的缺陷。“高分低能”现象仍屡见不鲜，素质教育在某些地方仍有“形式”之嫌，束缚人性的“四书”“五经” （6）等时有挥之不去之势，高额的读书费用让人望而却步，如此种种，会不会出现“新八股”“新科举”，会否再出现几个“孔乙己”，我们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才选拔和教育体制会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大氛围中日趋完善，但愿我们各级教育工作者，能在大好大社会氛围中建言献策，顺从民意，顺应历史及社会实际，不断创新出更新的选拔人才及教育人机制方法，然更多的受教育者后正在进修的人们各得其所，不再步孔乙己的后路，为创建和谐社会尽一分力。3、 新型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完善。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当年在“咸亨酒店”的酒客取笑声中死去，在那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封建腐朽思想等因素影响还不能觉悟，人与人之间冷漠、猜疑，没有同情与爱心；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中，新型和谐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到处呈现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喜人景象。“非典”肆虐，各级领导沉着指挥，医护天使身先士卒；“洪涝”侵袭，各级民众捐资捐物，武警战士充锋陷阵；“贫困失学”各级组织举行捐募，陌生路人出手相助；特别像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界纷纷为贫困群体捐资捐物层出不穷，更是让人感到社会主义的温暖，更体验到了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充满人情味。我想，当年“在众人说笑声中，坐着用手慢慢走去”的孔乙己先生，如果还健在，会否再遭不幸，也不只会做何感想。当然，路见不平，见义不为的想象还大有人在，道德沦丧的也不仅仅是个别人，但愿再出几个鲁迅先生，能为“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高唱赞歌了，给那些麻木、冷漠、无聊”的看客们以警钟长鸣。为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呐喊助威”。总之，在咸亨酒店这个典型环境中生活的孔乙己，是一个被封建教育和封建势力扭曲了灵魂，最后无声无息地被吞噬了生命的典型性格。他的遭遇和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社会的无谓过客，他只能连狗也不如地在无人知息的情况下耗尽自己的生命。在孔乙己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千百年来无数堕落文人的共性：死啃书本，迷于科举，动辄满口孔孟经典，实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自命不凡而清高不已，只能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孔乙己与《儒林外史》中“中举发疯”的范进(7)，何其相似乃尔！当然，孔乙己本身具备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他自负清高而不歧视小孩，偶事偷窃而不拖欠酒钱，与人争辩常露屈辱懦弱，落魄潦倒仍旧好喝懒做，站着喝酒依然穿着长衫，生活无着还不忘上爬，有几文钱便傲慢不已，被打折腿还否认原因。如果说“疯”是范进的独特个性，那么“迂”便是孔乙己的独特个性。与范进一样，孔乙己是封建社会儒林画廊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其悲剧性格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造成的。鲁迅先生用笑中含泪的讽刺，深刻地批判了孔乙己性格中的迂腐麻木，屈辱懦弱，好喝懒做，又对他的悲惨遭遇寄寓某些同情。鲁迅塑造孔乙己这一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其用意在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深入剖析并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反观现在，当今社会在人格培养、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及和谐人际关系的优越性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我们的反思，正是为了长足的进步，由此观之，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