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掠影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某一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基本关系：以“言志”说为代表的诗化关系，以“美刺”说为代表的批评关系和以“文道”论为代表的超越关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元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深于热情的时代。”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成教化，明人伦”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与“文”的自觉相对应的是“人”的自觉。虽然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但其影响力已明显削弱。与儒家思想的式微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的升温和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的汇聚与流行打破了汉朝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促进了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这一切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黄巾起义前后起，短短不足二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疾病霍乱，导致死亡枕籍，民不聊生。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因而研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 
文学很难和政治划清楚，政治是上层建筑，它很自然地要影响到文学。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有两派，毛爷爷就教导我们说：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是想周作人等也提倡为文学而文学。
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我见 文学一直情愿或不情愿的扮演着一个悲情者的角色，一直，主动或被动的处在悲剧的中心位置。在中国，政治与文学的联系之密切，可是世间罕见，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氛围中，政治悲剧使文学无从逃避，只能选择近于宿命的悲剧命运。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主要是史书著作，到后期有词，诗，曲等出现，但很难形成一中文学。古代主要是武力征服，男子很多被征去当兵，女子在古代更是没有文化没有地位很多时候只是被作为生产工具。而君王也只关注于政治谋略，选拔制度在古代更是禁桍了人的思想，导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文学著作。不过在国外其他国家也是差不多的，毕竟文学的出现也是在近代才提出的，但也说明了，政治不发达的时候，文学也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所以要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要从近代说起。 中国从明清时期，从文学的发展开始，文学就与政治紧密相关。中国四大名著，要知在写完后是被视为禁书的，可见政府对文学的干预之深。政治干预文学的极致要算中国建立之初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在于，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个文学家，在那个时代，个人改变历史的社会现象成了可能。为了巩固政权的稳定，他不能不用政治的思维来思考文学发展方向，无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以政治的运行规则发展，造成中国文学的一大悲剧。 中国文学发展怪圈，作为文学的主要创作者的种种特性也难逃其咎。传统的中国分子属士大夫阶层，他们被政治所逼，肩挑经世济困的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特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致使传世佳作的题材都是具有国家意识，忧患意识类型。当国家安稳社会太平时，那些曾经的大作家，就没有什么著作了。一旦安稳，似乎作家就失去了创作的灵感，很难写出名著。钱学森之问，更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担忧。 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千丝万缕。上文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其中更有数不清的间接联系。这就要说到政治的开明，民主与政治的闭塞，专制对文学的最底层最深入最危险的毒害。国外西方国家的政治是民主的，国民拥有言论的自由，这种自由虽然也是相对的但比中国就自由很多很多倍了。外国自由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这里不多说，下面要说的是言论自由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各大网站上关于政治的负面言论总是被禁止的，政府以网络文明为由干涉网络上的言论，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这从侧面就反映，中国的文学要是与政治牵扯到关系，那么要么是被禁，要么必有宣扬现任政府多么伟大的言论。这就是文学的禁区。 作家，无非是一个人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民众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一个国家会被文学击败，那也是这个国家的趋势，为什么政治要干预文学以维护其统治，这是统治者心虚。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去改变以使更多的人生活安稳，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只是去用文学控制人们的思想，去压抑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是不完善的，是不稳定的，文学的繁盛也反映了政治的昌盛。如果一个国家，只吹嘘自己政治的强大，经济的繁盛，但文学确没有什么作为，那么这必然是一种病态的吹嘘，一种没有底气的吼叫。所以作为结束语，我想说，文学与政治互相映衬，相辅相成。文学昌，政治则强！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文学与政治该如何相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既不能完全将二者割裂开来，幻想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也不能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的工具，这就丧失了文学的初衷。在我看来，二者关系紧密，不可能像某些人所幻想的完全割裂，互不干扰，也就是政治可以适当给文学“松绑”，但绝无可能“解绑”。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现象：凡是政权割据、天下分裂的时期，这时期的思想论争就比较自由；凡是国家统一、政权归于一统，相应地，思想论争就会相对谨慎，甚至沉寂乃至于“万马齐喑”。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井喷现象，那时候诸侯纷争，政治无暇大规模干预这种文化活动。自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大一统政权时，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就显得从心所欲，统一文字、焚书坑儒就是典型的政治干预文学现象。魏晋时期的政治高压使得文人崇尚清谈，喜论玄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等，都是政治干预文学的典例。反过来，文学对政治也不是束手无策，听之任之。史官的如椽大笔、言官及谏官的“犯颜直谏”“风闻言事”、帝王的《起居注》都是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刘禹锡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招来的是被讥讽的新权贵再次贬黜地方；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换来宪宗的“夕贬潮阳路八千”；戴明世、吕留良之徒再不必说……当然，以上只是历史上文学与政治间的部分较量，在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只能是提供经验，而不能一以贯之。 在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即政治可以适当给文学“松绑”，但绝无可能“解绑”。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照搬以往的“工具论”和“平行论”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一方面政治需要文学来提供舆论，来实现一些政治目的，政治也约束着文学，政治不可能放任文学游离于政治之外：另一方面，文学既回应着政治的召唤，为政治提供服务，但文学也试图尽量削弱政治对文学的关照。一言以蔽之，文学与政治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他们好比是一对情侣，相爱相杀。在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政治依然是相互渗透，互相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