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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33万元，村一级负债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45万元(其中乡级10万元、村级35万元)占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77万元(其中乡级21万元。村级56万元)，占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48万元(其中乡级72万元、村级76万元)，占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01万元(其中乡级66万元、村级35万元)，占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54万元(其中乡级14万元、村级4万元)，占42%。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2万元(其中乡级72万元、村级48万元)，占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54万元(其中乡级78万元、村级76万元)，占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79万元(其中乡级46万元、村级33万元)，占49%。B、欠乡村工程业主82万元(其中乡级70万元、村级12万元)，占2%。C、欠乡村干部6万元(其中乡干部09万元、村干部51万元)，占93%。D、欠乡村教师4万元(其中乡级30万元、村级1万元)，占57%。E、欠民间个人06万元(其中乡级07万元、村级99万元)，占66%。F、欠其他经济组织74万元(其中乡级24万元、村级50万元)，占7%。H、欠其他债权人58万元(其中乡级47万元、村级11万元)，占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负担30元，较2001年下降42%。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4万元，人均增收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2%，年均递增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3%，2002年较2001年增长7%，2003年较2002年增长5%，2004年较2003年增长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87%、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3亿元，农业增加值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4万亩，粮食总产量72万吨，出栏牲猪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5%、3%、7%、4%、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97%，2001年增长3%，2002年增长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2元/kg跌至4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7亿，尚有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9%；钾肥2200元/吨，上涨4%；碳胺540元/吨，上涨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9%；种子9元/kg，上涨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新农村建设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了快两年，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我们仍然看到一些基层政府不能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真谛，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搞形象工程，或多或少地违背中央政府的初衷，有的还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好“以人为本”原则，做到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人为本” 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然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即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我国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而长期实行工农、城乡二元政策和以农业哺育工业政策，而形成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与城市、工业、城市市民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农村是弱势地域，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具体表现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市面貌反差较大； 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经济上收入水平低，政治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城乡居民在经济上收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差距在拉大“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与持续发展，制约着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近些年来，我党十分重视化解“三农”问题，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规划：“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短短二十个字，却关注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建设，渗透着“以人为本”，把实现农民群众利益，增进农民群众的福祉当作根本出发点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所在。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贯彻“以人为本” 1．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旨在化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又集中体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偏低问题。具体表现在：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负担过重、收入水平低且门路窄、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进城务工受到不公正对待等。因而，着力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与根本目的，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首要要求。正如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指出：“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得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第一，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公共财政向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让公共财政涉及农民关注农业、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整治涉农乱收费，“一事一议”不规范，村务财务混乱以及乡村债务问题，建立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体制。同时，推进以农村税费政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精简机构与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理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公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政策。第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探索“工业反哺育农业，城市反哺育农村”的长效机制。坚持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全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兴办符合产业政策和地方特色产品的乡镇企业，大力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第三，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加强对农村道路、通信、电网、供水、校舍、卫生所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同时本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原则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改变以前农民住宅与禽舍混杂的脏乱现象。做好农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问题。第四，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逐步提升农民在各级人大中的代表地位，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话语权利。目前，重点在于治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及拖欠问题，探索务工农民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问题，认真解决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 2．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能简单地把农民当作被同情、关怀、救济的对象。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农民和农村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部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只有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曾充分肯定我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他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他看来，要解决农村农业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因此，新农村建设要突出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要把农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下转第30页） （上接第17页）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败的根本标谁。做到凡事都要和农民商量，广泛征求农民的意愿，随时接受农民的监督，而绝不能搞强迫命令、搞政治运动。同时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农民创业的宽松环境，充分下放农民权力，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总之，要使建设新农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 3．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我国尚有八亿左右的农民，而且我国农民由于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熏陶之下，在历史的最底层，导致他们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整，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些缺乏至今仍在部分农民身上体现，它们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障碍。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固然有体制方 面的原因，但跟农民整体素质偏低、观点落后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而，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 提高农民素质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大力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强化普及农村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确保每个农村小孩都接受基本的国民教育。同时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种技能培训，让每位农民掌握至少一门生产技能与技巧，提高农民的发展致富能力，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第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革除千万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家族观念、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等落后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逐步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睦、邻里相安、创业光荣等新文明新风尚。第三，加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教育，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化，提高村民民主自治的素质，实现由“村民”向“公民”转变，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第四，培育各种农民组织，增强乡村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成立由全体农民加盟由能人负责的现代农会，负责乡村的生产与经营；成立老年人协会，为新农村出谋献策，同时监督和制止农村发生的各种不良现象：成立妇女协会，负责农村孩童，特别是留守孩童的教育，以及家庭感情联络等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深远背景摘要：一直以来，农业问题始终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近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十分突出的摆在了社 会发展的前沿，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的延伸，是中国政治、经济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断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 表现。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诸多领域，内容 十分宽泛。 关键词：三农，新农村建设，农村教育 三农现实远没有大家了解和预想的那样乐观，2000 年 8 月 24 日， 《南方周 末》头版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全文 只有 1595 个字却点出了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文中堪称点睛之笔的三句话即 “现 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深刻反映了当前“三农”问题的现状。 一、历史的、制度的原因迫使农民赤手空拳进入市场经济环境单兵作战。 众所周知，我国农业生产从来就是自给自足基础上的“果腹”农业，人均耕 地面积和的人口数量所造成的“安全”问题一直左右着农业生产战略的定位。 如此严峻的农业生产形势，在加上资金短缺、素质不高、农资涨价、市场发 育不良、非涝即旱的气候，没有一整套体制创新、制度改造，没有城市优势资源 （资金、技术）的直接参与，没有金融机构的宽松信贷支撑，没有科学合理符合 各地发展条件的农产品区域规划，没有政府引导下农业相关企业的生产环节前 移、仅靠农民自身已没有能力发展生产。 发展农业生产痼疾深重、千头万绪，1、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基本具备法律意 义上的所有权，但由于一些基层组织在利益驱使下操控土地流转、乱征滥占，失 地农民利益受损。相关法律需要完善，土地制度需要规范。2 免除农业税后转移 财政支付资金相对巨大的三农管理成本杯水车薪，全系统、大范围、外科手术式 的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将要引发的“管理者”的“抵制” “扭曲”结果已有多次前 车之鉴。3 一家一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怎样在粮食主产区实现机械化？良种推广等 科技手段如何快速应用？农业设施谁来投资管理维护？4 农业产业化链条如何 保证环节联接顺畅和上游利润不被剥夺？5、农业经营组织怎样建立健康运作机 制，避免中途生变？6、如何掌握农产品的大体市场供求动态、保证无毒、无污 染、高品质的产品供应以及参与国际竞争？7、如何拓宽投资渠道、放宽信贷条 件、破除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瓶颈？ 三、农民最大的痛苦不是疾病而是医疗体制造成的。 2005 年，每户农村家庭年均医疗医药费用为 8 元，医疗费用占农村家 庭收入的比重（8%）大大高于城市（1%）和小城镇（7%）家庭。医疗费 用导致农村家庭“因病至贫”也绝非少数，7%认为自家生活贫穷的农村居民 提到“家里有病人”是致贫的原因之一。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 80%集中在城市和 大医院，9 亿农民仅有 80 多万乡村医生，他们中一部分还是当年的赤脚医生。 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还 没有根本扭转。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要到外地、到大医院就诊， 不仅造成了看病困难，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因为药价高，农民常常买不起药。更严重的是假劣药、过期药大行其道。一 些游医药贩把医院淘汰的过期药低价收上来，卖到农村去。 但是，新的合作医疗制度项目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因为地方财政局限， 中西部地区一些试点的资金形成不了规模；另外，大量农民外出打工时，有的农 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农民不愿意出资，但是如果农户不出最 基本的 10 元，那么另外来自政府的 20 元就不会进入农民的账户。而合作医疗制 度最大的问题是， 县级和乡级医院能不能有效地利用这笔钱来真正地为农民谋福 利。 四、农村教育之痛比患病之痛更加剧烈。 我国农村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7 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 近 3 年；在 15 至 64 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 1%，比城 市低 13 个百分点。全国现有 8500 万文盲半文盲，3∕4 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 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二○○五年社会蓝皮书」说，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 中排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也超出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准，导致民众削减消 费开支，增强储蓄力度。子女教育成了大多数农民心头最大的痛。社会学家在多 个省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人均纯收入约 3200 元的中国农村，仅供一个孩子接 受一年的中小学教育就要支出各类学杂费约 800 元。 教育费用过高已成为农村孩 子辍学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 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 45%和 91%，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在甘肃民勤县， 家中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的，大多收入的 60-70％交了学生的学费；土地 少一点的人家，这个比例会更高。谁家如果有了孩子上大学，很快就可能变成贫 困户。 三农现状成因复杂，新农村建设步履艰难。 我们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解，要放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来进行， 中国和欧洲承重着不同的历史包袱， 这种历史包袱成为两方面现代化的不同的起 点，我们至今也并没有抖落掉自己的包袱。我们认为，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农 村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变时期， 传统乡村社会制度的常态是一种低发展水平的制 度均衡，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正在发生，而解体的类型也丰富多彩。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需要我们有足 够的认识和应对措施： 1、农民的医疗负担、教育负担仅靠增加财政投入，不进行国家医疗体制、 教育体制改革，面对巨大的利益黑洞，不但解决不了农民的负担问题，反而会更 加刺激相关行业的利润追逐，靠庞大的旧有体制、机制稀释农民的“国家补贴” 。 2、现行国有土地政策、农非户口政策虽备受责问，但它们并未失去灵活性， 并未影响城市化的有序推进。 怎样在更大的程度上弱化相关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制 约成分？怎样更好的发挥土地、户口政策对社会发展的方向控制、顺序控制、进 度控制、数量控制的积极作用？ 3、几经减编却越来越大的乡镇机构在免除农业税后靠有限的国家转移支付 资金将无法生存，村级管理人员也将“无米下锅” ，义务教育有国补、教师工资 有国补、农村五保有国补，可行政管理成本支付却杯水车薪，靠怎样的体制、机 制保证农村政令畅通、政策落实、政体维护运行顺畅？ 4、 “农村集体经济”概念应归位于“股份化” ，由互助组-—合作社---人民 公社形成的经济存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没有顺势促成农民股份 合作组织的形成。 现实社会发展水平又要求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化 程度，平等、公开、公正的现代组织运行机制不可能在疮痕累累的“旧集体”建 制中产生。 5、农村党支部、村委会靠不同的产生机制形成，个发个令、争权推事的“内 耗”状况怎样消除？农村民主到底怎样抵制家族意识、金钱引诱、恶人威胁？怎 样改变农民表达诉求、主张利益的“上访” “聚众”方式，更多地使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身权益？ 6、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农村经济被放活后，国家监管部门（公安、工商、 税收、药监、文化、卫生、防疫、劳动、安全、 ）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经济活动 守法和规？实现有效监管将要付出多大的行政司法成本？ 7、新农村建设不是扶贫运动，不是福利配送，就我国国体而言谈不上欠账、 反哺，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和农民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企业转制、工 人下岗所涉及到的人口不在少数。怎样提高农民全局意识，避免怜人自怜，甚至 不思进取、等靠要拿？ 8、新农村建设的破题之举是加大农村基础市政设施建设，村村通油路、通 电话、通电路的普遍开花到底需要多大的资金支撑?在人员稀少、生活条件恶劣 的边远山区继续进行和村并镇、集中迁移是否更加符合长远发展规律。在大城市 周边的发达农村是否继续彻底城市化进程? “十五” 期间浙江省的成功推进的 “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应成为标杆之作。 9、机关干部下乡、大学生插队无疑给农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个别成 功事例也确实促进了一些乡村的积极变化。但是农村情况错综复杂，新农村建设 任重道远，加强农村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农村年轻干部执政技巧的培养应成为农 村干部队伍建设的首选。 10、近几年大部分农村地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呈弱化趋势，党员在农村社 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一般群众并无两样， 同样处于贫困中的大多数农村党员能有多 少钱、物可供贡献不言而喻。目前进行的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结 合点是什么？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基本成员，对基层政权事务不具备实际的影响 力，又得不到哪怕是一点点“机会优先”“身份强调”“政治预期” 、 、 ，怎能让他 们无比光荣的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策已就，亿万农民激情涌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市场 化的继续推进，随着体制改革的努力攻坚，依靠全国人民的伟大智慧，依靠党的 坚强领导。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危险和阻碍，尽管历史境 遇如此之艰难和困苦，但是出人意料的惊喜还会像以往那样眷恋着我们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