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语149
主要分类方法： 1、可回收垃圾： 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废纸：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图书、各种包装纸、办公用纸、广告纸、纸盒等等，但是要注意纸巾和厕所纸由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塑料：主要包括各种塑料袋、塑料包装物、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牙刷、杯子、矿泉水瓶等。 玻璃：主要包括各种玻璃瓶、碎玻璃片、镜子、灯泡、暖瓶等。金属物：主要包括易拉罐、罐头盒、牙膏皮等。布料：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桌布、洗脸巾、书包、鞋等。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用，可以减少污染，节省资源。如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每回收1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0．7吨二级原料；每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比用矿石冶炼节约成本47％，减少空气污染75％，减少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 2、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废物，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料。 3、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这些垃圾需要特殊安全处理。 4、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垃圾处理的方法还大多处于传统的堆放填埋方式，占用上万亩土地；并且虫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严重地污染环境。因此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垃圾分类处理的优点如下： 1、减少占地：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严重侵蚀。垃圾分类，去掉能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垃圾数量达50%以上。 � 2、减少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危害。� 3、变废为宝：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40亿个，方便面碗5—7亿个，废塑料占生活垃圾的4—7%。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20吨铝矿。生产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应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 大家也可以利用易拉罐制作笔盒，既环保，又节约资源。 
4 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吕思勉（27—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3 “国宝”—— 陈垣陈垣（12-21），汉族，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2 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 钱穆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1 百年博学人才—— 陈寅恪陈寅恪（3—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对于实在懒得分类的家庭，自然会有商业组织抓住这个痛点，上门收垃圾会成为又一个新兴职业，你不愿意分类，我就上门收，帮你分类，然后收取服务费。这其实就是个辛苦钱，但应该也是有市场的。 促进科技进步，现在很多家庭已经开始大量购买垃圾处理器了一共也就几千块钱，大部分的厨余垃圾，生活垃圾，通过垃圾处理器都会被打碎，这其实也是我们要的一个效果。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垃圾分类把人们的痛点刺激起来，这类科技产品就会有更好的发展。以后你大概只需要扔点瓶子之类的，其他东西，都可以通过自家的垃圾处理器完成。
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吕思勉 一本书畅销80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本中国史，那么吕思勉的作品不可错过。吕思勉是谁？他是“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国学宗师”钱穆的老师。吕思勉通晓文、史、哲，学风严谨，眼界开阔。他的史学作品，总能给出精彩的评论，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白话本国史》初版封面1934年，吕思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顾名思义，是吕思勉先生为当时高中生写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由文言转白话的雅致的民国风韵，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新式通史”。吕先生的这部中国史著作，开了用白话写中国通史的先河，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厚重的历史讲得轻松有趣。自问世至今，畅销80余年，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读懂5000年中国史”。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钱穆 “一代宗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陈垣 桃李满天下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有两座铜像一东一西，彼此相望，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守望，给这所师范大学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榜样。陈垣这个名字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初，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著名学者胡适、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故事，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同时，陈垣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余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这七十余年中，他还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在学术方面，陈垣堪称史学泰斗。他的专长除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还有中西交通史、校勘学等等，而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而王国维去世后，他又与史学奇才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
垃圾分类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 垃圾分类是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的最终出路。垃圾分类回收最终创造的是一个无垃圾的社会，一个资源循环、永续利用的社会。中国在50年代到80年代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受称道的废品回收，综合利用系统。现在重建中国的垃圾回收体系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转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生活垃圾的清运回收在很大程度上应逐步作为一种产业，由市场和企业来完成。在宣传教育、建立法规等环节，各种民间组织，社会力量也应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主要行使制订规则，实行管理的功能。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产量也急剧的上升。1995年我国由环卫部门清运的生活垃圾就有一亿多吨，是1979年的4倍，仅北京一个城市每天就要生产一万二千吨垃圾。这些垃圾通常被露天堆放或送到郊外填埋，它们不仅侵占土地、污染水体，而且消耗了所剩不多的地球资源。垃圾围城，已成为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公害。 作为一个智力于环境教育公益活动的民间机构，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地球村）把倡导recycle(回收利用)观念、推动北京垃圾分类的系统的建立作为主要的工作之一。从1996年春以来，地球村对北京的垃圾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和宣传教育，并在机关、社区和大中小学建立了北京第一批垃圾分类回收试点。这些工作已受到媒体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此我们愿结合地球村的实际工作，就垃圾分类的意义及实施条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垃圾：魔鬼还是宝贝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怎样用有限的地球资源实现人类的无限的发展？那就必须让地球资源能够永续地循环再生。毫无疑问，生尖垃圾的分类回收应该是这个循环再生狞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垃圾分类是指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和分类清运回收，以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它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少有下述意义： 一、节省土地 垃圾填埋和堆放是目前中国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实质是将垃圾搬了个家。填埋就目前来说是最便宜的处理方式，但从长远看是最昂贵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土地资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均土地特别是人均耕地非常微弱也是众所周知的。将宝贵的土地变成垃圾场，实在是一种如同慢性自杀一样的行为。北京附近就有7，000座垃圾山，有8，000亩耕地被垃圾侵占。投资1亿元，工期近两年、占地60公顷的阿苏卫填埋场不过只解决了北京市1/5的垃圾，其他4/5的垃圾仍在露天堆放，而阿苏卫填埋场将在11年左右的时间内被填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征地建新的填埋场。这样一代代下去，我们还有多少个60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填垃圾？北京市环卫局局长说现在最头痛的问题是给垃圾找出路。甚至郊区也在搞议：我们不让国外的洋垃圾出口，也不能让城里的土垃圾出来占地。若实行垃圾分类，可作为再生资源的垃圾就不再进入填埋场了。目前北京的生活垃圾中至少有40%的成分可以回收，这样就可以减少40%的填埋里，随着可回收的比重越来越大，就会把越来越多的土地从垃圾 威胁下解救出来。 二、减少污染 垃圾分类可以避免由填埋或焚烧引起的环境污染。现代生活的垃圾成分中含有大量化学垃圾，如：塑料（含氯并且不易降解）、电池（含汞，镉或硫酸）、油漆养料（含有机溶剂和重金属）、清洁类化学品和化妆品（含有机溶剂，腐蚀性化学品以及致癌物）等等。这些垃圾堆放在自然界，有毒成分会溢出来污染水源和土壤，并通过农作物、水生生物或其他食物链进入人体。将这些垃圾混合填埋到地下是危险的。现代化的垃圾填埋场也很难杜绝有毒有害物质渗 漏的可能性，埋在地里 许多有毒的化学垃圾以及甲烷、沼气等都是隐患，降入填填埋场的雨水带着地下的有有害物质返回到地面，造成重大污染的事件在发达国家曾有发生。填埋场不可复为耕地，也难以做生活小区。在美国就发生过这样的教训，一片填埋场做生活小区后人畜染病，只好全部迁移而使这小区成为无人区。 三、再生资源 地球上本无垃圾，垃圾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的资源。这种被永久消灭的资源的生态价值是无法估算的，通过垃圾的分类回收，人们完全可以把它们重新变成资源： 好的纸张是木材做成的，我国目前每年流失废纸600万吨，相当于浪费森林资源100-500万亩。回收利用一吨废纸可再造出800公斤好纸，可以挽救17棵大树；少用纯碱240公斤，降低造纸的污染排放75%，节省造纸能源消耗40-50%。我国已有将废塑料还原炼汽油柴油的技术，一吨废塑料能炼出无铅汽油和柴油600公斤，也减少白色污染；但因为废塑料回收困难，这一项技术尚未得到普遍推广；炉灰等经过改造可以做成建筑材料，菜叶、果皮等生物垃圾也可以再生利用为绿色肥料。 有专家算出北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废制约1500吨/天，若回收再造可产生1200吨好纸，节约木材6000立方米，少用纯碱360吨，降低造纸的污染排放75%，节电77万度；废塑料，月1500-2000吨/天，若回收炼油，理论上可节约50万公升无铅汽油、50万公升柴油，仅汽油就可供三万多辆小轿车驾驶100公里；废纸盒约80万个/天，可建成建筑装修用优质强力胶；废玻璃约1500吨/天，若回收造玻璃，可节约石英沙100万吨，少用纯碱375吨，节约长石粉90吨，煤炭15万吨，节电60万度；废织物600吨/天，可用于造纸等；废金属180吨/天；废电池约30万只/天，其中所含的汞、镉是污染性极强的有毒重金属，但回收电池可提取稀有金属锌，铜和二氧化碳。 正因为垃圾分类有上述意义，它已被普遍认为是对付垃圾公害的最好办法和最终出路，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垃圾分类在世界许多国家已成为先进潮流和时尚。垃圾，不分类就是污染环境、耗竭资源的魔鬼，分类回收，这是造福于人和自然的宝贝。垃圾分类创造的是一个无垃圾的社会，一个资源循环再生的社会。 二、重建垃圾回收系统 区许多居民委员会采用”按站定户，专人负责“或按门牌轮流保管公用垃圾筐的办法。西单区有许多居民委员会实行了按时摇铃或吹哨子拿出垃圾箱的办法。西单区北闹市口有一个居民叫朱玉山，已经70多岁了，他对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很热心。从五月间可开始这项工作以来，他每天晚上都在群众抬出垃圾箱的时候，逐箱查看，发现谁家没有分清，就去向人家讲解。” 当时许多想了解中国的西方人都读过次书，当西方国家大量的生活垃圾除了填埋、焚烧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时，他们惊讶的发现，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回收系统：生活垃圾不仅为工业提供原料，而且为农业提供了饲料和肥料。西瓜皮送回去喂猪，粪便也有专门的收集回收，成为有机肥料的渠道。 笔者就垃圾分类问题多次采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时，一再听他说起中国垃圾分类的历史。曲先生作为中国环保界的元老，是94年以前的国家环保局老局长。80年代前，每当他参加国际环保会议的时候，各国代表一致称道中国的综合利用系统。曲格平先生近年访问丹麦时，参观了一座现代化垃圾分类回收工厂，当他问起陪同的丹麦人：这些先进的处理垃圾的方法是从那里学来的时，丹麦人答到：“是向中国人学的。” 当年，被垃圾公害弄的焦头烂额的西方国家，从中国五、六十年代废品回收的老传统中找到了战胜垃圾公害的最终出路，遗憾的是，我们自己却把老传统丢掉了。人家跟我们学会了拣，我们向别人学会了扔。不少有之士疾呼：是拣回老传统重建垃圾回收系统的时候了。然而对于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这种重建，不可能是简单的回复。必须完成两个转变： 第一、对政府而言，变行政包揽为市场扶植 中国过去的废品回收是计划经济和政府包揽的产物，据内贸部官员说，那时每年政府用回收的投资是好几千万。许多西方向中国学习垃圾回收、综合利用的方式，但并不是照搬，而是与市场经济相融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回收体系萎缩，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旧的解体了，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又未建立健全。我们必须明确，重建中国的回收体系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回到依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生活垃圾的清运回收在很大程度上应逐步为一种产业，由市场和企业来完成。在宣传教育、建立法规等环节，各民间组织、社会力量也应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主要行使制定法规、行使管理功能。 第二、对公民而言，变单一的经济行为为环保行为。 中国过去的分类回收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的原因，或者说是贫困经济条件下不得已的手段。经济条件变了，人们富裕了，这种行为变消失了。地球村的一位志愿者收集办公室的废纸，就曾被他的同事指责为“丢人现眼”。不能指望人们因为经济的原因去卖废品。然而，如果它是一种与经济状态无关的环保行为，是一种关怀地球、关心未来的文明教养、是一项受法规制约的公民义务，那么过去的老传统便有可能变成今天的新时尚，重建垃圾回收系统，是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与个人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他需要政府和公民在宣传教育、建立法规设置容器和清运回收四个环节的共同努力。 三、宣传教育观念当先 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是垃圾分类回收最基础的一步，而日复一日的分类投放是靠广大市民来做的。因此，公民意识的建立是最先行的工作。北京地球村在进行民间环保教育、倡导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深感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宣传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运用传媒手段呼吁垃圾分类，如在北京地球村主办的诸多报刊专栏里发表文章，在为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独立制作的专栏《环保时刻》和《绿色文明与中国》中播出专题，并配合媒体采访发表见解等。二是把宣传与建立试点的工作结合起来，我们通过讲演、漫画、送宣传材料、提供咨询这几种教育形式，帮助北京西城区大乘巷家委会、西城区孝友小学建立起垃圾分类试点，并帮助北京六所高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及北京76中学、北京123中学相继开始了垃圾分类试点。 根据我们的认识，要加强对垃圾分类的宣传，不能局限与卫生意识和垃圾处理本身，而应着眼于： 第一、可持续发展教育 垃圾分类的本质是通过地球资源的循环再生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口号是：“垃圾回收，保护地球，举手之劳，参与环保”，强调垃圾分类对于挽救耕地、减少污染、节约地球资源的意义。今年4月，地球村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该高校组织了以绿色回收为主题的行动，还设置了一些垃圾分类箱和宣传板，请游人把自己的垃圾带出来分类投放。我们告诉游人，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从卫生角度看是100分，从环保角度看是不及格，因为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垃圾混扔在一起，这些垃圾只好被送去填埋和焚烧，其结果，便是占地、污染、耗竭地球资源等使人类难以持续的环境公害。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公害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也是幻景公害的治理者。每个人都可以应该通过垃圾分类来参与环保。 第二、素质教育 如果垃圾分类是一个人文化素质和文明教养的标志，这种行为就容易被人接受了。事实上，环境意识，在现代社会正成为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不论你受过多高的教育，有着怎样的学位，如没有环保行为，就如同文盲一样 ；不论你多么富有，都有责任回收，这种不起眼的琐事事实上是一种时尚，一种很荣耀、很时髦的事，正如北大的同学说，希望分类垃圾箱能成为继北大一湖一塔之后的第三道风景线。第三、爱国主义教育。爱国，首先必须爱这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为洋垃圾激愤的人，也应该为土垃圾而心痛。平谷的六百多吨洋垃圾是因为中国每年都要进口废纸而混入北京的，而北京一个城市每天就要至少生产一千二百吨垃圾，我们每天把大量用木材做的纸张、用石油做的塑料变成垃圾，那一座座垃圾山正是由于我们不能分类回收而堆起来的，爱国，不仅在于有无爱国的激情，关键是，是否能将爱国的激情变成保护家园的具体行动。一个不爱护和保护生存环境的人，很难说是一个爱国的人。林业大学山诺会的同学说的好：垃圾回收，捡回来的是一个尊严。一个国家如果处理不好环境问题、垃圾问题、经济再发展也是没有尊严的。 垃圾分类的宣传是大众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靠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是不够的，必须形成民间新闻界与政府三方面的合力。而这种合力的形成需要多渠道、多形式的沟通。地球村在进行民间环保教育推动试点工作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媒体和环卫局、环保局等政府部门保持经常的联系联络和主动的交流，以同政府部门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落实相结合。加冕6月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女记者与环保”论坛，也是促成沟通的一种方式。参加论坛的有政府官员、民间人士和北京地区个媒体（包括电视、报刊和广播）的女负责人及资深记者。地球村和垃圾分类试点的志愿者们谈了我们的感受与困难。国家建设部城建司、北京环卫局和国家环保局宣教司的负责人介绍了政府部门推行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战略的计划与措施，论坛讨论了如何进一步运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并通过了《向垃圾公害宣战》的倡议书，呼吁新闻界同行“拣回垃圾分类老传统，倡导绿色文明新时尚”，并呼吁各级政府组织，尽快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尽快建立分类垃圾的回收渠道。 四、让回收成为法规 垃圾分类回收，既是一种行为和习惯，又是一种经济体系，它的建立，是与相关得法的建立分不开的。欧盟各国自90年以来为推行“零污染”的经济计划而努力，有一整套法律约束，使垃圾的生成逐渐趋于“零”。德国从19996年10月24日开始实施了循环经济和垃圾法，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条规法例，旨在使德国从一个“丢弃社会”变成一个“无垃圾社会”；奥地利制定了法规，到2000年，废物回收率达到80%。法国要求回收75%的包装物。规定只有那些不能再处理的废物才允许填埋。瑞典的新法规要求生产者对其产品和包装物形成的废物富有回收的责任。美国的一些州政府从87年开始制定关于回收的地方法规。 美国一个叫诺尔的小城市，在87年把回收定为法规，有力地促进了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96年已发展出80多家回收公司，这些企业成为该城市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随着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的环境管理正在完成以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制手段为主的过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于垃圾分类有一些初步的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综合利用资源，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和利用，并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活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产品应采用易回收利用，易处理或者在环境中一消纳的包装物。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应当能够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可以回收利用的产品包装物和容器等回收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到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警醒。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处理的危险废物。受到固体废物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依法赔偿损失。 然而，要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还需一系列部门性和地方性的具体法规。这些法规大致有如下四类： 一、垃圾分装：今年不少省市的政府环卫部门要求居民将垃圾由散置改为袋装，颇有成效，然而混袋装只能解决卫生问题，分袋装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应明文规定垃圾分袋装及定时定点投放，使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一种公民责任和义务。 二、垃圾收费：根据“污染者付款”的法则，垃圾的回收费由垃圾的制造者来负担，以解决源头分类和回收费用的问题。垃圾产量越大，所付的费用越高。法的作用不仅在于约束制造垃圾者，而且在于帮助回收处理垃圾的产业。所手费用便可用于清运回收。 三、回收责任：今年6月，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通告：凡在本市生产、经销一次性塑制餐盒的单位或个人必须负责回收利用废弃餐盒，也可以委托其他单位回收利用。1998年废弃的一次性塑料餐盒回收率必须达到30%，1999年达到50%，2000年到60%。 四、监督惩罚：在纽约，有专门的环保警察检查垃圾分类情况。如果谁家不在指定的地方分类放置垃圾，一次罚款便是25美圆，第二次50美圆，第三次便是100美圆。在中国环卫部门应当有罚款权：如果垃圾没有分类，使回收部门无法接纳，环卫部门应有对其罚款的权利。 垃圾回收法规的建立，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事，新闻界、民间环保机构和个人同样负有重要的责任。除了专门的立法执法机构，公民作为个人也可通过新闻界和民间环保机构和其他一些社会性渠道来参与环保法规的健立和实施。笔者就垃圾回收法规的原动力分别问过美国和日本的环保官员，回答均是：公民推动和公民压力。例如东京的垃圾战就发端于市民，20年前，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东京，不仅使垃圾量大大增加，而且也给原本并不完善的垃圾制度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五、谁来设置分类垃圾箱 以教育宣传和法律来建立垃圾分类的公民意识和行为，这是实施垃圾分类回收的基本前提，同时还必须解决两大具体问题。一是容器设置，而是清运回收。 垃圾投放分类多少类别？各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常见的分三类：废纸废塑料，金属，或废纸，废塑料，金属，通常称为threebins(他们的生物垃圾一般有特殊的处理渠道)，总的原则是便于采集和回收。在北京尚未建立垃圾分类体系的情况下，我们的试点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大乘巷家委会根据家属区特点分为塑料，废玻璃和其他三类。由于中国居民生活的空间相对狭小，有人建议在家里至少分为两类，即生物垃圾和非生物垃圾，居民再将非生物垃圾按三类和五类分别投放在社区的大分类垃圾箱中，并将生物垃圾送到回收部门统一分类回收。 第二种：由负责社区管理的物业回收单位来提供。北京已有物业管理公司主动和地球村联系，愿意在所管小区投资购置分类垃圾箱并进行分类回收。他们希望通过回收所获的价值能够尽快收回买垃圾箱的成本。 第三种：由市政府统一要求，制订统一标准，要求各单位自行购置分类垃圾箱。特别要求盈利性单位负责人如：大小公司，商场商店，饭店餐馆等先行一步，并负责向顾客做好相应的垃圾分类宣传。 第四种：在垃圾分类的起步阶段，各种设施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由公民自己解决。大乘巷家委会成员用自己的年终奖购买了分类垃圾筒。几个大学的学生用废旧的大纸盒子来代替，67中用大塑料袋装在铁架子里，北方交大附二中甚至用旧的大米袋子来作分类筒，孝友小学则用废的开水筒来盛放分类的垃圾。今年5月，地球村联络光彩技术公司组织了专门的损赠仪式，为6所高校、3所中学和两所小学捐赠了80多个分类垃圾桶，作为对学生们绿色回收行动的支持，使三色分类垃圾箱第一次是了中国的校园。 六、清动与回收一体 垃圾分类回收由个部分组成：分类投放，由市民完成，清运回收，由专职技术和行政人员这些专职人员可能是政府环卫部门，也可能是政府和企业要使市民的分类投放成为习惯和时尚，必须保证清运回收渠道的畅通。 中国过去的分类传统，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回收系统支撑着的。而这个回收系统，是靠政府行为为依托的。近些年，原有的回收系统萎缩了，规范的市场为依托的回收系统尚未建立，现在的回收渠道是一些拾废品者和在垃圾场进行后置分类的垃圾大军，他们对目前的回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着缺陷，首先，他们只回收眼前被认为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如易拉罐、报纸、啤酒瓶，而其他具有资源价值和容易造成污染的东西，如废电池、废塑料、废纸片、废玻璃和大量生物垃圾不予收购第二，这种方式难以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的趋势，第三，对卫生的负面影响，由于垃圾大军到胡同的垃圾桶，塔楼的垃圾道掏垃圾，翻拣垃圾，已经装入塑料袋中的垃圾被倒出来或被扒拉开，以寻找废品，使垃圾在树枝街头四处飞散。 建立清运回收体系也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是由政府部门来做。这就需要改进目前的清运系统。 首先，建立分类车或分类收集制度。比如生物垃圾可以用专车每日收集，其他垃圾可分日定时定点来拖，如周一专门收废纸，周三收废塑料，周五收废玻璃。 第二，建立回收中心，环卫部门与回收部门接轨，环卫部门分类收集后不是垃到送填埋场，而是到回收站分类打包，这是一种可带来利润的市政投入，如运用目前的新技术可使生物垃圾在24小时内还原为优质肥料，半年就可收回购买这个回收设备的成本，既不用另找堆放地，也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第三，设立固定或流动的收购站，并提供收购清运车的进城证等便利条件，把建立垃圾回收渠道作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部分。 另一条腿，委托民间的企业来直接进行清运回收。笔者曾到美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小城市了解那儿的清运与回收情况，参观了两个中心，一个是政府的清运与回收一体的回收中心，一个是私营的回收公司，该公司的清运车每天到指定社区去收集分类垃圾，直接拉回厂区进行再分类清理，打包后送到专门的再造的工厂，由于管理有方，加之政府在征地和税收方面有优惠，这个公司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在中国，许多原来由政府环卫部门包揽的社区都可以委托回收公司或物业管理公司来进行清运回收，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鼓励了中国的回收产业。 与常规产业不同，回收产业具有货源采集成本高和微利的特点，回收产业的生长，即使是在传统市场经济社会里，也在很大程度上掺和了政府行为，例如税收、贷款等多方面的优惠。处于转形时期的中国，整个市场发育的条件都是政府给予的，做为回收产业赖以生长的市场条件，更需政府在下述几个方面给予扶植： 一、委托收费，如授权物业管理公司向社会区居民征收垃圾费，用于清运回收政府的职能在于制定规则和监督管理，一方面规定收费标准并确认市民的付费责任，一方面检查和约束回收企业的经营是否符合有关法规。 二、政策倾斜，在税收、贷款等多方面给予优惠。 三、创造市场。提供使用再生品，扶植再生品市场。很多时候，庞大的政府消费本身就是这样的市场，如克林顿政府规定，政府用纸的60%必须是再生纸，很快扶植了美国的再生纸行业。 资源再生不仅意味着保护生态环境，而且意味着发展经济。随着生态环境的恶习化和自然资源的剧减。事实上，回收产业在许多发展国家的产业结构中正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美国三个城市巴尔的摩，华盛顿为例，混合垃圾每处理一吨要花费40美元，分类处理以后，1995年的时候，这些回收的垃圾创造5100个就业机会，在美国，这三个城市只是很小的一个地区，回收不但节约开支，而且创造了5亿元的财富。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但每年浪费，损失的资源数量又相当大。据内贸部统计，全国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资源损失价值达250~300亿元。因废弃圆珠笔芯一年浪费的铜就有几十吨，因废电池损失的锌一年有数十万吨，牙膏皮一年也损失掉几万吨铝，如果全面实行垃圾分类，回收行业有理由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垃圾分类不同于其他环保问题，如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治理那样受技术、资金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过去中国的经济技术远比现在落后，却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而文化是一种历史，一种积淀，一种潜力，只要我们教育、法及政策到位，这种潜力就能被燃发出来。目前美国的回收严格说来只有30%，日本不到40%，中国完全有理由发挥文化传统的优势，尽快建立垃圾分类体系，在环保的这一个具体的领域，走到世界的最前面。这与其说是为了尊严与荣誉，不如说是为了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