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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曙光——论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文化撞击与文化自洽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相对落后的，也正是由于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器物发明的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而当时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却滞后了。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基础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其背后的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 1979年改革前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1979年之前，中国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此后的25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3%的成绩。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20％。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政治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再造内部自洽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调适，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顽固、保守、落后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他不创新。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大了中国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在那里停止。到了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 “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的。 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的，并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是顽固、保守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首先写这个贴子是具有一定压力的写这篇贴子并不是在为共产党说话，也不是在为那一个人说话而是从一个历史的全局系统的分析一个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在建国后为什么要与苏联建交 近代中国的矛盾是什么 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的灾难史于1840的鸦片战争深究这场战争的原因可能有的人会说，英国人太坏清政府太腐败无能而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但是其根本原来如何这是要从系统上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全面分析的当然不能说清政府就没有责任关键是在于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形成了两种社会根本矛盾即:1资本主义与国内买办构结的势力与普通民众的矛盾不法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历史上的矛盾人民也就无从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民也就不会有民主民权民声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与这两大势力做斗争的力量无论是清时的小刀会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甚至是戊戌变法的梁启超谭嗣同他们从根本上只想到的是赶走外来入侵者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利益也就是分别代表着广大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皇权 那么历史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对立宪就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对任何有可能侵害到其自身利益的任何变革所抱的态度就是杀无赦 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是不是可以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答案是否这的因为早在本世纪初这种悲剧就发行过 孙中山先生做为中华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丰功伟绩是后人所不能够抹杀的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在进过无数次的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五千年的封建历史便是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近代的两大根本矛盾有没有结束呢，答案肯定是否的，为什么呢``因为封建王朝是结束了`但是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又出现了``那就是军阀主义再加上中国资本阶级本身就具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一味的与国外帝国主义妥协忍让而结果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更加的放肆出现了军阀或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为代表的某些有权有势力的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加害普通民众而不受任何处罚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有一种阶级他必然要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必然要与不法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做斗争而这种新的阶级的诞生 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
中国工业化发展与农村环境问题 [摘要] 中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不得不应对环境问题，乃至由环境问题引发的风险问题。农村日益成为污染的聚集地，在环境权益保护方面，农村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笔者认为，在应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问题之时，必须更加重视保护好农村居民的环境权益；同时，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行为要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积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关键词] 工业化 农村 环境污染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一、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我们以他者即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时候，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然而，依凭这种“落后—进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得不应对另外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有时是风险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发展时段上的不同，也就出现了中国自身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是没有他者经验可以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依次进入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然而，中国必须同时面临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之难题。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在制度和结构及其后果方面为当下的“世界结构”对中国发生影响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国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进入“工业社会”；二是中国在西方价值的“裹挟”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运动，尽管它的展开极其艰难；三是中国发展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导致了环境危险与科技——工业危险并存，而这一情形与近年来所建设的众多核电站叠加在一起，则标示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第二现代世界的风险社会。”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之际，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工业社会的逻辑与风险社会的逻辑是不同的，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 他又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性代替了需求的共性。” 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中国对这两难问题的处理。由于作为后发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试错”的方式前进的。同时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等诸多问题又增添了这一两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亦或风险防控——问题的复杂性。 二、企业效益与农村环境保护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已不容忽视。正如前述，中国需要在世界格局之下，处理好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不同的挑战。而在应对这一挑战之中，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行为及其结果将会与每一位中国人的利益相关，也与企业的效益相关。一般来讲，处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比较而言，在这一挑战之中却处于弱势地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地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村居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无疑的是，某些地区在发展工业经济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防治污染的技术手段、法规及相关制度，使得该地区的环境处于受破坏状态或是危险状态，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乃至生产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糟。农村居民这种弱势地位可能来自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用于农村环保建设的基金投入不够，工业生产的特点使得污染性企业集中于市郊或偏远乡村，民间缺乏非政府环保组织，等等；二是，源于农民自身的原因，环保维权意识不充实、农业生产劳动量大用于维权的时间和经历少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妨碍农村居民对于自身正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 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企业的效益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益，而且也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长久获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效益，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话，那么企业的声誉很难被社会认可，企业也难以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提高技术含量，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减少排污量。同时，政府要给于大力支持，制定可行性办法和标准，为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间。简言之，改变工业化发展的方式，必将增进企业的长远效益并为有效地保护农村居民环境权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在清楚地认识中国社会于当下时段的特性——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双重挑战的前提下，要想有效地保护农村环境和农村居民环境权，必须改变工业化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