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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正当性/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1]。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法定其一，知识产权的受保护条件和程序法定。并不是一切知识或者知识产品都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对其所保护的知识或者知识产品的类型和范围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知识产品只有符合法定保护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时，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其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地域范围法定。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一般规定，在一国赋予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受该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而对超出该国领域范围的知识产品不予保护，并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法定。知识产权立法对各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都规定了特定的保护期限。对于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而对于超过法定保护期限的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其四，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为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充分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类型法定、侵犯知识产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类型法定、不同类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额法定，等等。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和规范之中。可以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没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像知识产权这样能够将权利法定原则体现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充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色之一，并成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则。由此也使其确立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必要。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则，又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所谓方法性原则，即为了科学、完整地表述知识产权立法内容而采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则。方法性原则不仅涉及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的立法技术，是准确表述知识产权制度内容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基于实现对知识产品保护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据和正当性。（一）知识产品“天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其一，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存在不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2]，即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实际控制。一项知识产品“可以为若干主体同时占有，被他们共同使用。知识产品一旦传播，即可能为第三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占有’”[3]。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条件之一是该权利客体应具有排他性。权利客体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确保权利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该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识产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况下，要实现对知识产品的法律保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使知识产品具有排他性。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赋予当事人对一部分知识财富有权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其二，知识产品具有源自其无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导致难以确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进而使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无法实现其利益，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无法依其本身来确定，而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的规定。在限定的保护范围内，权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可以行使各种专有权利”[5]。因此，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明确界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为界定的一个无形的利益边界”[6]，“是由法律强行为权利人划出一道无形的边界”[7]，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人实现其利益提供条件，并依此确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二）知识产品的社会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品具有源自于知识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识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产的知识成果，容易扩散或者溢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所公有的知识的性质。知识的外部正效果能够给知识的非产权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8]，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而知识产品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通过私人手段很难控制，即具有难以控制的特性”[9]。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克服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弊端，赋予知识产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或者相关的特定主体享有对于知识产品的垄断性权利或者享有基于知识产品而垄断市场资源的权利，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赋予知识产品以财产属性或商品属性所必需的一种标的要成为一种财产，一种利益或者权利要成为一种财产权，应具备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个条件。[10]而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三个条件都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予以赋予。其一，知识产品的有用性须由法律加以确认。一般说来，知识产品对其创造人、对他人具有价值性和可使用性，但为了更加体现出他人对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对知识产品的有用性加以强调；其二，知识产品的稀缺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品本来具有源自于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物质损耗性，不会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载体”[11]，知识产品“永远不会因为不断使用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完善，越积累越多，是永恒资源”[12]。“知识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后，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识产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这种非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本人无法实现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护。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具有“依赖于人工的、自我创造的稀缺”[14]性，以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其三，知识产品的可界定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使知识产品具有可界定性，成为人们可以拥有、愿意拥有的财产。”[15]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必备条件，进而使知识产权具备了成为财产权的必备条件。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功能确立知识产权法定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一）有利于实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战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鼓励人们进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创新，增长社会财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应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已于2005年6月正式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基于此，应通过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将一切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和战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并以此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二）更加强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知识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自己难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只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国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识产权制度中蕴含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倾斜。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有效的扶持、鼓励措施有利于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国家的强制力能够为之提供坚强的后盾。因此，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发挥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效益。（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16]知识产品同时又是知识商品，“知识产权是指知识商品的产权”[17]。“知识经济的精髓在于把知识变成财富。”[18]知识产权作为商品，只有转化为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因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经济效益都反应在知识产业上”[19]。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赋予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知识产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产和经营的垄断权，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周全的保护，从而增强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识产品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商品转化率，进而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品所享有的垄断权。但是，若对知识产权实行绝对化的保护，就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就应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恰当划清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合理界限，划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范围界限和时间界限。即在法定范围和期限内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的、排他性权利，为权利人实现其个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护，而在法定范围和期限之外，知识产权人不再享有专有性权利，可由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共享权利，并借此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五）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解决或缓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知识产权的垄断使用与公共利用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的社会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和协调，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为不同法律主体配置均衡性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设计出能够消除或者缓解各种矛盾的知识产权制度。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知识经济是一场巨变的社会革命。它不仅要求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因为“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创新越是高，知识价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的社会”[21]。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其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才能使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分析和论证，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贯彻和实现的。该原则并不片面强调只采用某一单一立法模式确立知识产权制度。为了更好地贯彻该原则，我国应根据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和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需要，选择适宜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内容；既有私法性内容，又有公法性内容；既有国内法内容，又有国际法内容。为了准确表达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设计出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立法应采取适宜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设立了专节对知识产权做了列举式、概括式规定，并根据不同知识产权的类型分别制定了若干知识产权单行法，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内容予以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若干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如何处理和链接民法通则、单行法、国际公约和条约等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间关系，颇值研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应规定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设计其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民法典与单行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如何协调，也需对其科学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二）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知识产权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知识产权是法律对知识产品确认和确权的结果。对新型知识产品的确认，就意味着知识产权新权利类型的增加和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深刻变革，知识产品的新类型必将不断产生和涌现。为了更好调动知识产品创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品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及时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确认和增加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如商品化权、基因与转基因专利权、创意权等。[22]即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要遵循法定的内容，又不宜将该原则僵化，更不能过分强调“知识产权法定”而封闭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和权利体系。（三）知识产权制度应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知识经济化的特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应符合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而且更应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首先，应在知识产权立法中强化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应全面规定和充实知识财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知识财产权的内容较薄弱，为此，应予以强化。再次，应确立以知识产权的利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识产权的静态保护转向注重知识产权的动态利用保护的转变。知识产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财产法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财产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注重财产的静态所有到注重财产动态利用的转变。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应更加注重和提高知识产品的利用效率。与传统的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属于新的民事权利类型，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特征。“相对于以保护物质（能量）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传统民事权利原则理念、规范体系而言，知识产权有着太多的特殊性。”[23]传统民法设计的保护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制度和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创造和构筑符合知识产权特征和保护规律的特殊规则。首先，应更加全面地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定内容，及时克服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应恰当地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长短不同的保护期限。也就是说，应结合具体情况，使所确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既不能过短，也不易过长，而是长短适中。再次，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制度，如应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应探求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立法应及时吸收通过总结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归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将凝聚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内容及时、全面地规定于立法中而加以推广。（四）知识产权制度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不仅应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而且应吸收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成功经验，寻求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共同规律和共同规则，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别性而给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造成的障碍，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进而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注释:[1]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3[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5]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6]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7]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8]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9]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0]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p47-[11]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p210[1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5]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6]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7]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1]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2]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运用[J]法学研究，2005，（3）[23]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P90-9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论文摘要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是一种特殊而且重要的民事权利。著作权主要的是财产权利，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符合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公民正当的民事权益，保护了创作者的正当权益，调动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本文从分析著作权的概念出发，阐述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保护著作权的意义，以及侵犯著作权的种种表现，然后分析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归责原则，从而论述了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关键词：著作权 侵权行为 归责原则 过错原则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是一种特殊而且重要的民事权利。著作权主要的是财产权利，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符合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公民正当的民事权益，保护了创作者的正当权益，调动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本文从分析著作权的概念出发，阐述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保护著作权的意义，以及侵犯著作权的种种表现，然后分析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归责原则，从而论述了著作权的法律保护。一、著作权概述 （一）、著作权的概念著作权，也称版权，是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而产生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是指作者基于对特定的作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是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对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等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权以及全面支配该作品并享受其利益的财产权的总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包括程序和文档），以及其他法定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作品。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以及外国人的作品，均可以依照我国著作权法受我国法律保护。同时，我国实行著作权自愿登记制度，著作权人可以依法就计算机软件、各类作品、著作权合同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申请著作权登记，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作为享有著作权的有效凭证 （二）、著作权的分类：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除外；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二、保护著作权的原因（一）、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公民正当的民事权益，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著作权法》的实施，标志着文学艺术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的结束，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建立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保护了创作者的正当权益，调动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著作权法》从法律上确立了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人身权的财产权，这就为作者进行再创作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著作权法》禁止以剽窃、篡改、假冒等不法行为侵害作品，这为保护作者的正当权益，尊重创作者的创作成果，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当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受到了法律保护，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就会不断推出，新的作者也会成批地涌现出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三）、从调整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看，也有利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著作权法》不仅要保护作者的正当权益，也要保护传播者的正当权益，还要保护公众进行学术活动和掌握知识、分享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成果的权利。一部作品创作出来，通常不是为了自我欣赏，它要与公众见面，以某种物质形式为广大公众所使用。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要学习、吸收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知识，在别人智力劳动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因此，其作品包含着他人的劳动。除了传播者根据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获得相应的权利外，公众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也有权利使用作品。鼓励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鼓励广大群众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国家的宏观利益。为此，对作者和传播者的专有权作必要的限制是需要的，也是合理的。《著作权法》在保护作者利益，规定作者、传播者和公众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协调三者的利害关系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四）、实行著作权法律保护，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我国是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早在南宋时，我国就已经有了著作权保护的观念。但到了近代，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落后了。为了促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开展国际版权贸易，我国《著作权法》吸收了国际版权保护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国民待遇”原则等，这对于我国有效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从交流中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成果，锻炼我国的作家队伍，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开展著作权法律保护，也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是落实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有了《著作权法》，就为我国同外国签订有关著作权保护双边协议或参加国际版权组织，创造了条件。总之，实施《著作权法》实行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对于造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促进优秀作品的大量产生和传播，促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极其重要、深远的意义。三、侵犯著作权的种种表现（一）、侵犯著作权的主要表现：1、《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侵权行为：(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2)、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3)、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5)、剽窃他人作品的；(6)、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7)、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8)、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9)、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10)、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11)、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2、《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侵权行为：(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3)、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4)、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5)、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6)、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7)、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8)、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二）侵害著作权人的人身权： 侵害著作权人身权的行为有：1、剽窃、抄袭；2、未经许可发表著作权人的作品；3、未经合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的作品当成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4、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在他人作品上署名；5、歪曲篡改假冒他人作品。 （三）侵害著作权人的财产权： 侵害著作权财产权的行为有：1、擅自使用；2、擅自复制；3、制作出售假冒他人作品；4、擅自制作、转播；5、未按规定付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