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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自述 尊敬的各位老师： 下午好！（鞠躬）我叫xxx，是山东微山湖地区的一个农村自考生，我参加了贵校法律本科段的自学考试。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终于第一次来到梦寐以求的南京大学进行论文答辩，接受各位老师对我的指导和考核，感谢南京大学给了我这个求学进取的机会。 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浅谈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论文是在xxx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鞠躬）向参加我的论文答辩的各位辛勤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鞠躬） 下面我把这篇论文的基本内容向各位老师汇报如下： 近几年，农村的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农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农民的生命健康受到极大威胁，其生存权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萌发了我写作的意图。本文试从农民环境权的提出、概念及现实中对农民环境权益的侵害等方面作简要的分析，以期对农村环境污染进行预防和治理，切实保护农民生存权、环境权。 论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即： 第一部分，环境权与农民环境权概述。 第二部分，农民环境权益受侵害的现状，（一）环境污染转移到农村。环境污染；一些排污企业在农村进行“二次污染”。 农村乡镇企业、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日益严重。（二）农村自身的环境污染。农业生产的污染。主要指过量滥用化肥、农药等造成的环境污染。农村生活的污染。主要指村镇等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因缺乏规划和环境管理滞后造成的生活污染。农村养殖污染。（三）农村环境不断恶化，农民的生存权、环境权受到极大挑战。（四）农民环境权维权的现状，长期以来，农民的环境权益被忽视，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一方面，政府在农村环境侵权救济中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农民维权意识薄弱，不懂得应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者，环境侵权的责任认定十分困难，使农民环境权不易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第三部分，农民环境权保护的法律意义，保障农民环境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农民人权、公民权的基本要求。2．保障农民环境权是保障农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需要。3．保障农民环境权是保障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4．保障农民环境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保障农民环境权是实现环境公平的需要。 第四部分，农民环境权保护的政府责任角色定位，政府在对农村环境治理和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中，应该积极作为、依法作为，政府应扮演重要的角色。立法、司法部门：（1）应当把农民环境权纳入宪法中保护。（2）赋予农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让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的事项中去。（3）增加环境公益诉讼。另外，要建立专门的农村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实现环境维权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执法部门：环保行政部门对破坏环境，侵害农民环境权的行为要加大惩罚力度。各级政府：要增加农村环保资金投入，加强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 第五部分，关于农民环境权学理的争议和探讨，（一）环境权在法律部门中是否应该提出或存在。两种观点：反对说。支持说。（二）有没有必要建立一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持赞成的观点认为，环境侵权侵害的是不特定的公共利益，发生的容易是公害的群体事件，危害性大。因此赋予公民的诉讼权利，便于维护公共权益。反对者认为，我国现行诉讼制度完全可以保障公民的合法诉权，如果在法律中增加环境公益诉讼，他们担心这会造成滥用诉权的现象。 第六部分结论，研究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不仅有助于完善环境权理论，而且对改善农民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环境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本次论文的写作，使我受益匪浅。 xxx老师严谨求实的态度，踏踏实实的精神，一丝不苟的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同时，我感悟到论文的写作过程是真正的学习提高的过程。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在论文的内容表述、论证上还存在不当之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钻研和学习，借此答辩机会，诚请各位老师给予批评指正！ 谢谢！（鞠躬）
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十八讲专题讲座，题目是《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主讲。新华社记者 樊如钧 摄尊敬的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纵观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灾荒史，中国的灾荒史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饥饿中艰难挣扎的生活史。“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中央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发展现代农业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特别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今天，我汇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状，二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三是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粮食安全战略，四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一、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状（一） 关于粮食安全的几个基本问题粮食安全，顾名思义，就是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包括三层涵义：一是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三是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粮食安全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目前国内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三阶段论：粮食安全的第一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改革开放以前是比较典型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粮食还没有满足消费需求，需要整个社会不遗余力地将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粮食商品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很低。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问题可以表述为，随时向民众供应足够的基本食品，简言之，就是人人有饭吃，整个社会刚刚进入温饱阶段。这一时期粮食安全的重点是总量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二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其基本特征是粮食生产已经可以在总量上满足需求，社会已经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困扰，其他食品如水果、蔬菜、肉禽蛋鱼等丰富起来，人们的选择性明显加强，小康社会的种种特征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粮食商品化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接近50%。这一阶段粮食安全可以表述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并买得起粮食，整个社会已进入小康。这一时期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流通保证。粮食安全的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化水平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得到根本改变，粮食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和机械化。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粮食生产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人口总量趋于平稳或下降，因而对粮食的消费也趋于平稳。在粮食消费中，人们更多的关注已不是总量和品种问题。这一时期粮食商品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在80%以上，城镇人口规模远大于农业与农村人口规模。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可以表述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品，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在这一阶段，粮食的消费在人们日常消费食物中的比重开始显著下降，其他食物消费的重要性逐渐高于粮食，粮食安全将逐渐让位于食品安全或食物安全。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食品的营养和卫生保障以及随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食物偏好。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强调逐步以食物安全取代粮食安全，扩大对粮食安全认知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和历史任务。将粮食安全纳入“三化同步”的历史进程，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粮食安全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粮食安全的保障。同时，我们更是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实矛盾。其中，最核心的矛盾便是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这必然注定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二） 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粮食安全仍然堪忧毫无疑问，本世纪头10年，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历史最好成绩。2004～2011年，粮食总产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八连增”，年均增幅3%，并首次连续五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严峻的形势，可以用三个平衡概括：脆弱平衡、强制平衡、紧张平衡。所谓脆弱平衡，是保障的资源条件贫乏；强制平衡，是经济社会要素投入大，政府强力主导；紧张平衡，是保障食物及粮食安全的总供给能力不宽裕。本质上讲，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有节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近10年，我国粮食供给总量中进口比重越来越大，开始明显突破95%的粮食自给保障线，是粮食安全“弱质三性”加深的重要标志。司马迁讲“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我们虽然创造了粮食生产“八连增”的伟大奇迹，但仍然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一方面，这是恢复性增长，因为自1996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一万亿斤以来，16年中，超过一万亿斤的有8年，另8年低于一万亿斤，处于徘徊状态；二是“八连增”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量由1996年的596斤上升到2011年的688斤；三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主要是增加化肥的投入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85亿亩增加到2010年的10亿亩，只增长5%，粮食的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8亿亩下降为2011年的5亿亩，而化肥的施用量由1996年的3827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5561万吨，增长3%。这既增加了成本，又污染了环境，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源头，难以为继。此外，根据测算，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增长高于产值的增长，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稻谷、小麦、玉米的收益率由1998年的6%下降到2009年的3%，大豆由0%下降为1%；在各类农产品中，粮食的收益又大大低于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经济作物。虽然采取了对粮食的补贴与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其补贴收入仍低于当年总成本增加额与物质费用增加额。这一测算结果可以有力地澄清和矫正那种认为粮食上涨就会拉动CPI上涨甚至引发通货膨胀，于是采取抑制价格政策从而进一步损害农民利益的观念。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这种思维必然使粮食生产特别是商品粮生产陷入产量徘徊局面。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已经由出口大国变为进口大国。自2004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以来，年年大幅增长，2011年达340亿美元，特别是谷物与大豆的进口2010年已经达到580万吨和5479万吨，两项合计604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粮食产业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特殊产业。我们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土地和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未来的粮食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三） 基于粮食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形势巩固农业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大幅增加农业投入，深化农村改革，有力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变，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2011年，粮食产量达到11424亿斤，连续八年增产、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亿斤以上；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供应充足，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其次，农业结构不断优化。畜牧业和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分别比改革初上升了3和7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8：1，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初步形成。第三，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2011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05亿亩，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第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截至2011年底，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7万家，登记成员数43万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11万家，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第五，农民收入大幅提升。2011年农民收入达到6977元，增幅连续两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但是，也要看到，农业仍是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已成为“三化同步”的短板、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主要表现为“四大矛盾”：一是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强与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的矛盾。三是农村劳动力大幅转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滞后的矛盾。四是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矛盾。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阶段，如果能及时加强农业、发展农村，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就会持续协调发展；如果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就会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等诸多问题，导致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二、 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经验与启示近年来，全球粮食供求日益偏紧，粮食危机的隐患越来越大，确保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基础不同，自然资源禀赋各异，粮食安全战略选择差别很大。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 三种不同类型的粮食安全战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人地关系”特征，将世界主要国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人少地多”型国家。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人均耕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这些国家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粮食生产上，“人少地多”型国家多采取大规模农场式的经营方式，现代农业的实现方式也以资本替代劳动为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粮食供给的压力较小，这些国家的粮食供求矛盾主要侧重在如何保障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粮农收益的稳定性。因此，“人少地多”型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一般是通过相对完善的法律手段和市场自我调节来实现的，很少采取行政干预手段。第二类是“人多地少”型国家。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粮食自给率较低，是世界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他们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如何为国内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尽量提高粮食自给率并稳定国际粮源。由于长期面临粮食危机的挑战，“人多地少”型国家历来多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食物安全。一方面，政府支持下的农业科技发达，且多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为主要取向；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高额的农业补贴、严格的农地保护和完善的粮食流通、贸易体制等手段全方位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第三类是“人地平衡”型国家。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人地矛盾不是非常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处于世界中等水平，粮食供求总体保持平衡。随着全球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国际粮价波动日益加大，“人地平衡型”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当前，他们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如何确保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和供求的均衡，其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备受争议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构建的，主要特点是对内通过巨额补贴维持粮价稳定，对外实行农产品贸易保护。通过内外“两手”齐抓，这些国家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市场，还保证了欧盟的粮食安全。总结世界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无论“人地关系”是否紧张，保障粮食安全一直都是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第二，种类繁多、相互补充的政府补贴是各国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第三，与自然资源禀赋相协调的农业科技和经营体制是各国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第四，完善的粮食市场与贸易政策是各国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第五，符合WTO规则的灵活且有针对性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是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二） 国际经验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启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不仅人多地少，而且人多水少，农业资源环境约束非常大。农业生产条件的地理差异巨大，农业资源分布的时空不均衡问题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总量有限、分布不均的资源条件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保障之路。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总体上实现了三个转变，即由传统的单一粮食观向多元化食物观转变，由“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藏粮于市”、“藏粮于民”有机结合转变，由一般化抓粮食生产向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和优势产区转变。但是，由于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步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显现，供求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国际粮价冲击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粮食安全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从世界主要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经验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第一， 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生产，实现基本自给”的原则。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也应当是世界上最需要重视粮食安全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社会繁荣和稳定就无从谈起，甚至连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可能无法保障。大家知道，这两年，中东很多政权被颠覆。我们不去深究其他原因，单看这些国家的“饭碗端在谁手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例如埃及，它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粮食自给率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埃及人的主食是大饼和面包，都是小麦面粉做的。2009年以来，它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小麦进口国，在穆巴拉克因为政变下台之前，埃及的小麦自给率低于40%，7500多万人口中6400多万人的口粮是国家定量配给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社会稳定就端在别人手里！此外，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还兼有社会保障的重大意义。农民进城打工，如果工作丢了，可以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做，有饭吃，这对社会稳定的意义十分重大。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等于是一种社会保障，否则，大量滞留在城市，会带来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根据目前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和世界粮食贸易规模，我国粮食自给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多消耗世界粮食贸易的两个百分点。如果我国更多地依靠粮食进口，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全球粮食“恐慌”，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借口。再者，如果大量进口粮食，海运的成本和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此，立足国内的原则不仅是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需要，在经济上计算也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第二， 在立足国内供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尤其应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通过农业合作实施优势互补，增加和补充我国的粮食供应。例如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以全国农协联合会和综合商社为中心，在海外搞农业开发，把在海外生产的谷物直接运回日本。我们国家搞农业“走出去”还有更进一步的国际政治意义，到海外搞农业开发，援助亚非拉国家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保障他们的粮食安全。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实施中国特色的农业对外援助。第三， 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要健全和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其他政策扶持。例如美国，它的农业法案里面特别强调，要给农民提供一种收入的安全网。这不仅是要支持粮食生产，还要给农民提供一种收入支持。美国农民的收入40%来自农业补贴。再看我国，2002年开始搞种粮补贴试点，2004年全面推开，现在已经有“四补贴”，每年1000多亿下去，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200多元人民币，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很难可持续保障。因此，在发放补贴的同时，还要注意价格支持，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另外，要给农民提供优质低价的社会化服务，农民现在种地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做到种粮少花费，甚至不花费呢？当然，这个补贴政策要在WTO的框架下，用足、用好。第四， 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世界各国都是把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点。美国的农业教育、科技和推广是“三位一体，政校合一”的。美国农业部农业合作局和农业推广局是联邦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重要机构，联邦政府在各个县都有派出机构，负责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提供服务。美国的州立大学农学院是大学系统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重要机构，州立大学有很多附属的农业实验站和合作推广站，这样，农业科研成果就能够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我国受土地和水资源的约束，未来实现粮食持续增产的根本出路也在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说到底，就是提高单产水平。主要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开发新的种子，研制新的肥料，提升灌溉技术，等等，还要把技术切实推广下去。第五， 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粮食立法工作。例如日本，早在战后初期就制定了《粮食管理法》，对粮食批发、零售、加工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这部法律非同小可，在日本大米实现自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的粮食法也在不断修订。立法是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当前，中国的第一部《粮食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通过。同时，还要深入研究，制定涉及粮食价格保护、粮食储备机制、预测预警体系建设等相关的配套法规，并适时予以修订完善。全文见这里：-html
_free/3_shtml这上面的都是，都是免费的。你可以上去看一下。绝对安全。没有病毒。给你的参考题目：·《关于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反倾销问题研究》 ·《近期美元贬值的成因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美、英、德住房金融分析》 ·《美国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中美股票期权制度的比较研究》 ·《美、德、日信用体系比较分析》 ·《美国风险投资发展及其趋势研究》 ·《欧洲会展经济研究》 ·《战后日本政府投资研究》 ·《财政投融资体制国际比较研究》 ·《战后日本物流业发展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政府采购制度研究》 ·《跨国并购风险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跨国并购与我国对策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战略对策研究》 ·《安然事件之后美国证券监管制度的改革》 ·《“雁行模式”的变革与中国产业发展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美国为例的分析》 ·《日本现代物流的发展经验及借鉴》 ·《日、韩、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比较研究》 ·《日本城市地价变动及其经济影响分析》 ·《韩国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探讨》 ·《美国二战后的贸易政策研究》 ·《世界银行业国际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美国金融信托业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政府应对经济长期衰退政策的评析》 ·《主要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比较研究》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进程、动因及战略意义》 ·《借鉴日本经验，提高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 ·《试论日本的通货紧缩》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经济职能的国际比较与研究》 ·《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及启示》 ·《美国风险投资运作方式及成功经验》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国际比较》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就业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OECD国家环境税制的国际比较》 ·《日本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借鉴》 ·《日本环境政策的变迁对中国食品贸易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 ·《国外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与引进》 ·《2003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研究》 ·《美国转让定价税则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 ·《对我国区域金融的风险及防范的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论经济全球化效应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改革研究》 ·《我国利用外资中“超国民待遇”问题研究》 ·《供应链上的客户关系管理研究》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信用风险衡量方法对在华外资银行运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开放与QFII制度》 ·《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补贴改革研究》 ·《APEC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研究》 ·《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汇率波动性对国际贸易流量影响研究》 ·《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 ·《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及管理》 ·《跨国并购中我国反垄断问题研究》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 论文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现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 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 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 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4] 李晓西：《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5-6期。 [5] 张宝珍：《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世界经济》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