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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章类型：现当代文学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 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 �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 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 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267， New York:Routledge， [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 由于小学生在写作时，读书少，写作经验不足，所以写起作文来，一般都会遇到种种困难。长期以来，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费时费力，收效甚微，因此如何调动小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小学生的作文水平，是小学语文老师经常探讨的问题。现就结合我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作文教学体会。一、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激发写作兴趣是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的前提。爱因斯坦说过：“兴趣和爱好是最大的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老师是最善于培养学生兴趣的人。兴趣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倾向，是动机产生的重要的主观原因。小学生普遍感到写作困难，甚至有的学生谈“文”色变，产生厌学情绪。学生厌恶写作，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写什么，如何写。如果老师不及时引导学生，那么作文教学将会遇到很大的阻力。针对这种情况，作为教师应清除学生写作文时的畏难情绪，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性活动，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去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教师要引导学生乐于写，勤于写，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物，写自己最深、最真的感受，让他们用自己的笔来描绘这精彩的世界，以此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因此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我从他们感兴趣的事做起。比如在写《一次有意义的活动》这篇作文之前，我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如：举行跳绳和拔河比赛等。写作时，先在班上进行口头训练，鼓励学生人人参与，把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让他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的讲出来，以此消除对写作的神秘感和畏惧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书面训练，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了作文，写作兴趣随之而来。因此在实践性活动中应以活动本身的生动活泼的形式去激发学生的兴趣。活动为学生提供信息，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就掌握了写作材料的过程。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发挥主动性越投入，占有的材料就越多，对客观事物才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也才有可能写的具体。
李白是继庄子、屈原以后的中国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杰出贡献在于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 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 并使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在诗篇中达到高度的统一， 把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研究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重点应了解他的浪漫主义特色， 才能真正得到李白诗歌的精髓。关键词 李白 诗歌 浪漫主义 表现手法 艺术特色李白是唐代诗坛的一位最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 现存《李太白全集》30 卷， 除赋、序等文章外， 有诗九百八十余首。这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不久， 他的诗歌就已经“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 。就从这余下的十分之一的诗歌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庄子、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并且以他在唐朝由盛转衰， 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 形成了那种坚持进步的理想， 反抗黑暗现实， 相信自己才能， 鄙视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在李白诗歌中， 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达到高度的成熟。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在反庸俗和追求理想的斗争中展示了比屈原更为深刻的矛盾， 更为强烈的快乐和痛苦。因而李白的诗比屈原的辞所概括的生活更深更广， 他着眼的不是一个集团， 而是整个时代。屈原主要是通过浪漫主义的独白， 表达了政治上的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与矛盾， 而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却渗透到一切主题中去， 接触到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 李白在继承庄子、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使浪漫主义的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浪漫主义诗人中， 李白是伟大的， 也是最典型的。杜甫称赞李白的诗说: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这正说明李白的诗歌有着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而这些艺术魅力正是从诗人的种种浪漫主义手法中表现出来的。因此， 在我们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的时候， 应该重点探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元稹说李白的诗歌: “壮浪纵恣， 摆去拘束。”这正道出了李白诗歌的这种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描写客观事物， 表现出不可羁勒的力量。如诗人笔下的黄河: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万里触山动， 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这里， 黄河奔腾咆哮， 冲决一切， 呈现出不可驯服的形象， 确有“落笔摇五岳”之势。再如诗人笔下的长江和高山: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门山》举手可近月， 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庐山秀出南斗傍。《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咆哮愤怒， 一泻千里的江河， 奇险挺拔， 高出天外的峰峦， 都表现出冲决束缚， 追求自由的不可阻挡气概。(二) 抒发主观感受， 表现出强烈、炽热的感情。李白的诗往往直抒胸臆: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 渴望摆脱羁绁， 腾风凌云， 得到自由。他高呼: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行路难》) “摧残槛中虎， 羁绁 上鹰， 何时腾风云， 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 ; 受诏赴长安时， 他高兴万分: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 长安三年无所作为， 最后又受排挤， 他在诗中大呼: “时清不及英豪人， 三尺儿童唾廉蔺。”(《醉后赠从甥高镇》) ; 他憎恨权奸， 诗中表达清除权奸的愿望: “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 直上青天扫浮云。”(《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 他反对安禄山的叛乱， 要求恢复祖国统一， 就在诗中表示: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 ; 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就写下了“君看石芒砀， 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在李白的诗歌里， 或爱、或恨、或兴会淋漓、或嘻笑怒骂， 种种强烈炽热的感情， 汇成一股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震动着读者的心弦。(三) 句法变化多端， 不受格律的束缚。当时律诗正在兴起， 而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歌中， 七律只有十二首， 五律也为数不多。这并非李白不会写律诗， 而正如清代赵翼所说， 是“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 与雕绘者争长”。他大量写的是乐府歌行和五、七言古诗。就是在这格律不严的情况下， 李白也常常打破、突破了一般的规定。表现在句法上， 长短错落， 变化多端。如“噫， 吁口戏，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 等。尤其是当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 李白决不使格律束缚感情， 往往冲破格律的限制， 出现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 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 (《江夏赠书南陵冰》)这样便于诗人抒发感情， 正如宋代曾巩在《代人祭李白文》中说: “又如长江， 浩浩奔放，千里一泻， 来势犹壮。”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一) 丰富的想象。李白诗歌中， 有大量的想象， 有的诗通首是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 在李白笔下， 无不成为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 诗人的想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任意驰骋。而这种任意驰骋的想象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借助梦境， 开展大胆的想象， 描绘了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等超现实的想象， 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 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 表现了崇高的理想。诗中写梦醒后对梦境的议论更直接表示了他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不开心颜”的斗争精神。又如， 在《蜀道难》中借助历史传说和远古神话驰骋想象， 着力渲染了秦蜀道路上奇险的山川， 寄托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忧虑与关切。明月， 是李白经常歌咏的对象。诗中通过丰富的想象， 赋于明月人格化和个性化。诸如: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是诗人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拜访一位姓斛的隐士时， 将空中的明月想象成是含情脉脉、依依不舍与自己随行的同伴， 以此衬托出诗人与斛士之间的深情。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这是在自己受到打击， 政治失意， 感到孤独时， 把明月想象成为自己的友人。(二) 奇特的想象李白诗歌中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 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 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谲。试看《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 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 沽酒与何人?诗中想象纪姓老人死后还应继续酿酒。这本来是不可能的， 但诗人却像真有其事一样，执著地继续想下去: 夜台中没有李白， 你卖酒给谁呢? 这种想象好似出自一个天真的孩子，确实奇特新颖。但正是这种想象把老人“善酿”的形象， 诗人与老人的深厚情谊， 特别是老人死后， 诗人对他的怀念都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完全合乎情理。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李白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手法， 来表现强烈、炽热的激情。从那大胆而恰切的夸张中， 也表现出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李白在《北风行》中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句， 来叙述北方雪大天寒。鲁迅先生就此句作了说明: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 但燕山究竟有雪花， 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 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 那就变成笑话了。” (《鲁迅全集》第六卷185 —186 页) 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 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 恰恰相反， 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 往往越是夸张， 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秋浦歌》之十五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之二“三千丈”、“三千尺”都是极度夸张。前者以诗人自己的愁情之长为基础， 后者以庐山瀑布之高为基础， 不但没有不真实之感， 反而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深长的忧愁和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李白在运用夸张手法时， 非常注重抓住夸张对象的特点， 使夸张本身与夸张对象产生内在联系， 做到既大胆又不失确切。如: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后一句， 诗人抓住远望江水波涛汹涌， 如卷起堆堆白雪的特点， 用“流雪山”来加以夸张， 就更突出了波涛汹涌的阔大景象。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在李白的诗歌中往往通过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如用水比喻感情: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可以看出， 李白运用比喻， 一是做到了形象: 感情本来是抽象的， 而诗人用滔滔江水或千尺深潭水来比喻感情， 就把感情变成了可感可触的形象， 鲜明地呈献在人们的眼前。二是做到了贴切: 比喻与友人别情之长， 绵绵无尽的流水正有长的特点; 比喻友人送我深情， 千尺潭水正有深的特点; 比喻愁情不断， 抽刀断水正有不可断的特点。这都是用与被比喻的事物有共用特征的形象做比喻， 使比喻显得十分贴切。三是生动: 形象本身就具有生动的特质。而诗人关于选择那些容易引起人的丰富联想的形象作比喻， 就更加生动。以“抽刀断水”比喻愁不可消， 不仅突出了诗人的愁情， 而且从“抽刀断水”的动作上， 使人联想到诗人那激愤的心情、豪迈的气概等等， 余味无穷。值得注意的是， 在李白的诗中， 还引用了大量典故。这些典故， 一般也起着比喻作用。诗人把许多揭露批判最高封建统治者不便直言的思想感情， 通过用典故尽情地表达出来， 而且这些典故能够引起人们的丰富联想， 往往比直言表达来得更深刻， 更有感人力量。例如《古风》之五十一中， 就用殷纣王暴虐、楚怀王昏庸的历史传说， 比喻唐玄宗的统治。虽未直言， 但人们从关于殷纣王和楚怀王的历史传说中， 就会联想到唐玄宗的统治该有多么黑暗混乱， 昏庸腐朽。五、清新而自然的语言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又都是通过他那独特的清新、自然的语言而表达出来的。李白主张写诗要“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正是他自己诗歌那种清新而自然的语言风格形象化的概括， 也正是他学习民歌语言风格的结果。如: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人道横江好， 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 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语言朴素简洁， 不假雕琢， 又活泼生动， 音节和谐， 颇有民歌风味， 但他又不是单纯地以民歌语言为模式， 而是经过加工提炼， 既不失民歌语言的本色， 又有含蓄精炼的特点。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回一叫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初看如脱口而出， 明白如话， 但若深入下去， 便觉意味隽永， 经过千锤百炼， 使清新而自然的民歌语言的风格又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李白的七绝也体现了这一语言特色。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沈德潜《唐诗别裁》说: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 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 口头语，而有弦外音， 使人神远， 太白有焉。”他说的这些特点， 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再如《早发白帝城》脱自于《水经注·江水》。我们于此对照一下:《水经注·江水》: “有时朝发白帝， 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 虽乘奔御风， 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 林寒涧肃， 常有高猿长啸， 属引凄异， 空后传响， 哀转久绝。”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到了李白的笔下成了一首优美的诗。语言之清新自然， 心情之舒畅乐观， 与原文风貌，却迥然不同。李白在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中，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取得了不仅是他的前人， 即使是后来者也没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 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