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加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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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它的出现主要缘于人类生存、生活的需要。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古人仅依靠双手或简单的工具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他们对自然事物有了一定的认知，或许受到自然之物的启发，逐渐学会了利用植物藤条扎捆所获取的物品（主要是食物），也学会了利用植物叶、果壳、兽皮等来盛装、转移所获之物。从严格意义上讲，这虽然不能算作真正的包装，但从唯物主义发展观来看，它们应是最具原始形态的包装。自包装产生后，在漫长历史岁月的发展演变中，包装的功能不断地被拓展，由最初始的扎捆、包、裹、盛装，到便于储存、保护商品，再到美化商品、促进销售等功能。需要强调的是，包装上述功能的拓展是与社会发展和物质产品的增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技术的发明与改进密切相关，前者是社会需求的表现，成为包装功能拓展的源动力，而后者成为包装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科技进步对包装的推动作用材料是任何造物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没有材料，任何造物行为均不可能实现，材料是造物活动的基础。而技术则是造物活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它是造物行为实现的保障。纵观我国古代包装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科技进步对古代包装的不断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里我试从陶瓷、青铜、金银、漆器、造纸术及印刷术等方面稍加阐释：从考古发掘的史料来看，陶器出现前，人类的造物仅局限于简单的生产工具，如木器、骨器、石器等，而尚无包装之用的器物，当时主要利用自然之物进行极为简单的包裹或盛装。而随着原始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造型观念的增强及设计艺术能力的进步，远古人们创造性地实现将黏土转变成陶器，逐渐出现了具备、保护、存储、转运等功能的包装容器，如壶、罐等，不仅如此，在造型方面，这些包装容器渐渐地实现了从单一到多样的转变，在功能方面则渐具实用性和功能性，可以说这是古代包装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作为陶器一脉相承而又更为进步的瓷器，自商代出现的原始瓷——“青釉器”始，各类瓷器就以质地细腻坚硬、良好致密性、较弱吸水性等良好的包装适性，相继被应用于包装，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制瓷技术、工艺的精进，瓷质包装以其良好的表面装饰性能，成为古代包装中最为广泛而重要的门类之一，可以说这是古代包装发展史上一次新的跨越。青铜是人类科技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也是人类进入金属时代的标志。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就物理性能而言，与陶相比较，青铜具有熔点低、易成型；硬度大、耐磨、耐腐蚀和不易被碎等特点。以上这些特点不仅丰富了包装材料的选择，而且大大拓展了包装容器造型和装饰的设计空间。据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青铜器，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逐渐取代了陶器而成为主要的器物。[1]在包装容器方面，青铜包装的实用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如密封性、稳固性及装饰性等，其艺术性也是以往包装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在装饰方面，它们更加富含强烈的精神性、思想性，将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融入其中，如此古代包装出现了集功能性、精神性为一体的人造之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代包装外在装饰与内在文化融合为一的造物、创符之道。据考古资料显示，在我国的商代就出现了贵重金属金银制品，至西汉金银器器物开始出现，这标志着我国古代造物工艺技术进入更高的阶段。对于古代包装而言，稀有的金银为包装的宫廷奢华风格提供了物质的可能，另外，金银良好的延展性、金属光泽以及日益精进的加工工艺，使得古代包装容器在造型、装饰方面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同时也使得古代包装的表现形式更趋多样化与艺术化，其艺术价值是以往包装所无法企及的，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重宝函，不仅制作工艺极为复杂，装饰工艺相当繁复，极尽奢华，而且将古代的“系列化包装”演绎得相当完美。[2]在技术的发明和完善改进方面，造纸术及印刷术对于古代包装的发展极为重要，起到相当深刻的推动作用。自造纸术发明后，并随着制造技术的改进，不同性能的纸张相继被发明，其中有些被应用于包装，如防水纸、防虫蛀纸等。造纸术对古代包装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极大地丰富了包装容器造型形式。古代有些纸张具有较好的柔性及耐折度，可加工成不同造型的包装容器，如纸袋、纸盒等。陆羽的《茶经》有关于纸袋的相关记载：“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既而承热用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所散越，侯寒末之。” [3]囊者，袋也。另据《新唐书》记载，在唐代就开始使用厚纸板制造纸杯、纸盒等包装容器。其二，广泛地拓展了包装物的范围，使得包装趋向民间化、生活化，拓展了包装的便利功能。有关史料记载，古人常采用纸包装存储、运输一些日常生活物品，如茶叶、药品、水果等。而作为古代另一项重要科技发明——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包装的美化、促销功能，而且完善了包装的构成要素，同时也使得包装装潢成为独立的个体服务于包装，这点自北宋以后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现保存于历史博物馆内的“刘氏商标”，上面雕刻着“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标题，中间是白兔捣药的图案，于图案左右标注“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则刻有说明商品质地和销售办法的广告文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偷工，民便用，若被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整个版面图文并茂，白兔捣药相当于店铺的标志，文字宣传突出了针的质量和售卖方法。二、传统经济结构与包装的关系包装自原始社会出现以后，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一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其发展十分缓慢，没有出现质的飞跃，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结构。自夏王朝建立后，我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奴隶制条件下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奴隶主完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从而迫使无数奴隶为其从事生产，主要提供各类奢侈品满足奴隶主的生产、生活的需求，因此，其物质资料的生产不是以社会、市场的需要为目的的，这样使得产品交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换言之，即社会产品难以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其价值，在奴隶制度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遵循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产品的价值。[4]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产品包装的发展，一方面，奴隶主完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存在和市场交换规模的出现，从而制约了包装风格多样化的产生。另一方面，社会生产不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妨碍了社会市场的发育、形成，使得产品难以进入流通领域，阻碍了包装功能的拓展。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型，由奴隶社会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自此至1840年，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封建社会第三次社会分工的发生，商业从产业中脱离出现形成独立的行业。相对奴隶制社会而言，封建制社会的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商品经济一直未能脱离于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导。尽管封建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商品经济一度发达、商业资本一度变得十分活跃、商业一度出现繁荣局面，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自唐中后期坊市制度崩溃，市场曾一度多元化、自由化。然而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5]再者，广大下层阶级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需求十分有限，无法刺激商品生产地发展。以上两方面使得经济运行链条的生产、消费两环节十分薄弱，极大地限制了产品的多样化生产及多元化市场的形成，从而间接地妨碍了商品包装多样化的发展。
古埃及艺术 古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3000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征服了下埃及，建立了统一专制的王朝。国王被尊为法老，既是人间的君主，又是太阳神的儿子，统治者们利用宗教神秘的力量来统治国家。此后，埃及经历了古王国（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300年）、中王国（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1200年）、新王国（公元前1071年——公元前332年）三个统治时期。 前王朝时期埃及犹处于铜石并用时代，已有城市和最早文字，各小国兼并走向统一大国。早期王朝的第1王朝首次完成全国统一，宣告了古埃及文明的成熟。古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文明的第一个发展高峰，铜石并用文化达于繁盛，金字塔的建造、文字的完善、生产技术的提高与艺术的精美，使埃及文明进入世界古代文明的前列。经第一中间期而到中王国时期，埃及进入青铜时代，这时不再建造金字塔，神庙建筑和岩窟墓流行，文字也由圣书体向僧侣体演变。到新王国时期，埃及成为东方帝国，青铜文明达于全盛，首都底比斯的阿蒙神庙、王陵之谷及尼罗河西岸墓地的数以千计的墓葬，构成古埃及文物的大宗。这时雕像、壁画遗存丰富，技艺完美，建筑工程和各类工艺品反映了古埃及生产技术的最高水平。新王国时期留下的众多铭文、纸草文献和丰富文物构成埃及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后王朝阶段埃及与欧洲接触渐多，古希腊文献反映的材料丰富了埃及学的内容。希腊人统治埃及时期，埃及文化和希腊文化进一步融合，此时留下的罗塞塔石碑因有古埃及文与希腊文对照，成为法国学者商博良释读埃及古文字的钥匙。 由于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决定艺术的发展，艺术为国家政权服务，另外，就是为满足统治阶级的精神需求。这是艺术在当时的两个作用，为了神化法老和贵族，在题材和表现方法上必须严格服从统治者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艺术的基本法则和程式，并且迫使艺术家用梅花的方法来表现对象。 因为宗教对埃及的影响很大，埃及人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甚至法老也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来统治国家。埃及人相信“灵魂永生”，认为人在肉体死后，灵魂不灭，只要尸体保存完好，灵魂可以得到永生。因此，当时的雕塑家被认为是能让人永生的人，艺术受宗教的影响很大。 埃及著名的建筑金字塔，就是专门为保护法老的遗体而修建的，金字塔在当时那些国王及其臣民眼里只有其实际的意义。国王被认为是掌握权力统治臣民的神人，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就有升天归位，金字塔高耸入云大概会帮助他们飞升，他们还在墓室里写满符咒，帮助他们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 封闭的地域，封闭的民族，其艺术形式单一，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里，埃及艺术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无论是绘画还是浮雕，也无论哪一种事物，他们都从它最具有特的角度去表现。只有一个人曾经动摇过古埃及风格的铁门槛，他是第十八王朝的一个国王，第十八王朝在所谓的“新王国”时期，那是古埃及遭到严重入侵之后建立的，这个国王叫埃赫拉顿，是个异端派，他的艺术打破以往的庄严、肃穆，更多生活气息性，但这一行趋向没有持续多久，其代表作品有《涅菲尔蒂》。 几何形式的规整和对自然的犀利观察二者相结合，这是古埃及艺术的特点。 在古埃及的艺术里，“装饰”这个词可能很难使用，因为除了死者的灵魂以外，这种艺术无意给别人观看，事实上，那些作品也不想让人欣赏，他们只意在“使人生存”。在残忍的上古时期曾经有个惯例，有权势的人物死后，任他们的仆役和奴隶陪葬。牺牲他们为的是让死者带着一批合适的随从进入冥界。后来，这些恐怖行径不是被认为太残忍，就是被认为太奢侈，于是艺术就来帮忙，把图像献给人间的伟大人物，以此代替活生生的仆役。在古埃及的坟墓中发现的图画和模型就跟着种想法有关，为的是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有得力的伙伴。 英国艺术理论家赫伯特?理德说，“整个艺术史是一部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关于人类观看世界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的历史。”从埃及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同我们的今天的艺术家在观看世界的方式上确实有许多差异。埃及人遵循严格的法则，采用几乎千年固定不变的手法进行创作，他们不太讲究画面的美观，更看重的是画面的包罗无遗，把美术作为尽可能清晰地记录事件的手段。埃及艺术不以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看到的对象为基础进行创作，而以艺术家所知道和固有的东西为基础．即是说不以观察为基础，而以头脑中的概念为基础进行创作，我们称之为概念写实性，这就是埃及艺术的第一个重要特点。 埃及艺术第二个特点是稳定性相纪念性。 在埃及社会中最令人惊异的是一切都近于一成不变，艺术风格也相当稳定。因为埃及法老拥有无上的权威，使古代埃及形成一个封闭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艺术主要服务于统治者，艺术个性和创造精神被窒息了．另一方面，为显示法老的权威，同时让法老有永远享乐之地，埃及人修建了大量的金字塔、陵庙和神殿，雕刻了无数巨像。它们都显示出永恒纪念性，使我们今天一看到这些金字塔和石雕就联想到了埃及的古老历史。 在古埃及浮雕和壁画有着共同的程式： 正面律：表现人物头部为正侧面，眼为正面，肩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侧面； 横带状排列结构，用水平线划分； 根据人物的尊卑安排比例大小和构图位置； 填塞法，画面充实，不留空白； 固定的色彩程式：男子皮肤为褐色，女子为浅褐或淡黄，头发为蓝黑，眼圈为黑色。 雕塑的程式在古王国就已形成，以后被当作典范沿袭下来： 姿势必须保持直立，双臂紧靠躯干，正面直对观众； 根据人物尊卑决定比例大小； 人物着重刻划头部，其他部位非常简略； 面部轮廓写实，有理想化修饰，表情庄严，几乎没有表情； 雕塑着色，眼圈描黑，有的眼球用水晶、石英材料镶嵌，以达到逼真的效果。 埃及艺术特征 埃及艺术产生于漫长而稳定繁荣的河谷农业的基础上。 表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对大众生活的信心和对文明成果的骄傲。 它具备普遍的社会功能，表现了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用以维系社会精神。 其永恒不变的艺术形式源于长期稳定的社会形式。 庄严肃穆的气氛产生于稳定的社会精神体系和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 埃及艺术宏大而细致、庄严而温和、肃穆而明朗、骄傲而谦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