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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以劳动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以国家为主导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以自立为主导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放模式转变。 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仅在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障按劳分配的实现，从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的充足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更可持续地向前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以及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虽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有所缓和，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内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停滞交替和全球资本主义局部或整体的经济危机的依旧频繁发生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实践，为重新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借鉴。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首次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两手并用的运行模式，明确地展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特点。这个经济理论观点，使我们深入认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干预，是当今时代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存在的。市场机制虽具有巨大的活力，但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失灵的缺陷，必须需要国家予以干预，使国家制定的计划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 当代，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并用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同时并存。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继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和凯思斯发现“看得见的手”之后的重大发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大波动，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必须发挥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经济，必须深刻明确这一点，而且还要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 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经济的“能见度”越来越高，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驾驭力量也日益增强。国家对经济作用以宏观调控的合理干预，就是自觉利用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把国家干预和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对立起来。因此，掌握现代市场经济，把计划与市场、干预与自由共融一体，两手并用运作的新特点，转变传统的市场经济观念，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应予以深化认识。 二、宏观调控的成效和经验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 宏观调控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每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过热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被动地进行治理。因此，每次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治”过热。而本轮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一直是“防”过热，即在经济运行出现偏快倾向或过热苗头时，就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主动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这样，既控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不大起，又防止了经济增长速度大起之后的大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延长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从增长速度看，据统计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4%；是2000年的96倍，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一个十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际上位次，从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从其中增长波幅看，2002年至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1%、10%、1%、4%、1%和4%，年度间的波幅很小，仅是1至9个百分点，平均为48个百分点。 从继续经济周期的态势看，本轮周期已连续8年处于上升阶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和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也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盛世，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奇迹。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如此新特点，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从而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出现大的起落，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加强了结构调整，把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我国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注意加强了结构调整的力度。这一轮宏观调控首先从加强农业基础入手，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同时，建立农业补贴制度，用于“三农”的支出五年累计6万亿元，地方也较多增加投入。国家采取这些措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亿万农民由衷地感到高兴。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几年，从上述宏观调控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的做法和“从实际出发，注重效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稳定”的原则，不仅取得了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而且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经验。 
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增速略有回落，净出口增速放慢，总体影响是社会总需求的强劲自发扩张势头稍稍减弱，如果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目前的估计基本一致，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正常显现，将使得2008年经济增速呈现高位趋稳、小幅回落的态势，GDP增速将从2007年的增长4%回落到2008年8%，下降6个百分点左右 人口问题: 劳动力过剩，人口素质的提高的比较慢， 人均GDP低，人均收入太低，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 人民币因为美圆贬值从而被动升值: 使得出口企业大多数陷入困境或是倒闭。 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很多企业很难贷到款，大多陷入困境的出口企业就是因为很难贷到款而纷纷倒闭。 失业率升高:由于很多出口企业陷入困境或是已经倒闭，使得最近工人阶级日子有点难熬。 通货膨胀:由于人民币快速甚至是疯狂的升值和央行的高存款利率导致大量国际上的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引起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物价升高 考虑到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继续发展，“三过”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尽管正在或逐步接近经济周期的顶部区域，但地方政府的内在投资冲动仍十分强，另外受政府换届效应及对奥运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等因素的作用，2008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高涨，因此，在继续保持总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性和连续性下，要适当加大货币政 策的紧缩力度，特别是要防止实体经济偏热与虚拟经济偏热的相互强化，形成全面过热的风险。具体的政策建议为: 续抑制投资 结构性调整 要认识到继续抑制投资增长的重要性。2005年之前出口增长是以外部拉力为主，而2006年以来出口增长是以推力为主，强大的推力和拉力的结合是导致2006年以来出口顺差过大的主要原因，推力增大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持续偏热，导致工业产能的集中释放，外部失衡是因为内部失衡。抑制投资增长是解决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关键。要通过继续小幅升息和发行中长期公共债券的措施抑制房地产和工业的投资;完善信贷结构性调整政策，加大对房地产及相关高耗能产业的信贷收缩力度，同时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 价格调控 价格调控的重点是房价而不是物价，同时加强物价监管和调节。今年二季度以来的价格大幅回升是结构性的，并不会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增长稳定和金融危险的价格因素主要是房价的长期过快增长，而不是物价，对股市过热的调控也相对容易，将产业升级与资本市场加快发展结合起来，并配合以合适的金融调控政策，股市会保持稳健增长。价格调控的重点是房价，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主要是要调整房地产政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住房基本政策是只鼓励家庭拥有一套住房，而对投资性住房采取较严厉的抑制政策，同时限制外籍人员购买住房;二是加大税收调节作用，尽快出台征收不动产税政策，促进“卖房”;三是对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采取严厉的金融抑制政策，将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的首付提高到40%以上，并将其利率调整大幅提升，以抑制住房的投资需求。同时，要加强物价的监管和调节。严肃查处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三类不正当价格行为，有关政府部门要及时监测国内外粮油等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同时做好粮、油、肉、蛋、奶等主要食品的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对城乡低收入居民形成较大的支出压力。要建立对困难群体补贴的长效机制，可以将对困难群体的生活补贴分成两块，一是常规部分，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二是根据基本生活品非正常价格变动情况，对困难群体进行相应的直接补贴。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流动性过剩，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十分好的条件。央行主要是管基准利率的稳定及其合理变化，其他利率逐步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应逐步缩小存贷款利息差，减弱商业银行利润对利差和贷款规模的依赖，从而有效地抑制商业银行过强的贷款扩张冲动，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要打破目前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减弱人民币升值固化的预期是金融政策最迫切的任务。 继续调低出口退税率 继续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快外资政策的合理调整。建议进一步降低总体出口退税率水平，重点是降低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率，鼓励一般贸易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总体原则是鼓励出口的政策应与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一致，重点鼓励升级型的重化工业品出口。加快转变引资观念，逐步减弱地方政府的“引资偏好”，淡化对引资的数量考核指标，促进引资从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转变。尽快取消外资在各地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政策，加快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外资的政策优惠要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应把实行普遍优惠转变为实行差异优惠，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的权限应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鼓励引入技术辐射能力强、吸收就业能力强、资源节约型的外资企业，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环保和服务业等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