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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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之初,一改汉初的无为而治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所有儿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但是一般认为他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是所谓的“儒表法里”。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对司马迁用宫刑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首先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皇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打击地方豪强,他设置十三州部刺史,京师七郡另设司隶校尉监察。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汉武帝穷奢极欲,除大事营造之外,曾为求汗血宝马多次遣李广利远攻贰师城,大耗国力。晚年更迷信方术,追求长生不老,为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又宠信江充,导致太子刘据起兵诛杀江充(巫蛊之乱),因灭太子全家,并逼死太子的生母卫子夫皇后,仅余太子之孙刘病己(后为汉宣帝)一人。汉武帝晚年得子刘弗陵,甚爱之,早有废立之意。巫蛊之乱后,立刘弗陵为太子。因虑子幼母壮,赐死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向武帝哀求,武帝说:“趣行,汝不得活。”汉武帝晚年,由于连年战争及苛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社会动荡不安,全国各地接连爆发农民起义。他颁下《轮台罪己诏》反省自己的施政错误。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前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作战,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西南,消灭了夜郎、南越政权,先后建立了七个郡,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在东方,他于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半岛),并将卫氏朝鲜的国土分为四郡,分别为: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及玄菟郡。 征和元年(西元前92年)十一月,巫蛊之祸兴起。丞相公孙贺之妻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人告发,公孙贺一家被斩杀,同时还牵连到卫皇后所生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其后汉武帝又发动三辅骑士在皇家园林进行搜查,并在长安城中到处寻找,过了十一天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与太子刘据结怨的武帝宠臣江充指使胡巫说官中有蛊气。武帝命江充与按道侯韩说等入官追查,江充诬告太子官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书,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后非常恐惧,就听从少傅石德的计策,派人诈称武帝使者,捕杀江充等人。汉武帝命丞相刘屈牦派兵击太子,太子举兵对抗。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亡,被迫自杀。征和三年,此一冤案真相渐明,武帝感悟,下令族灭江充家;腰斩刘屈牦,其妻枭首。但是因巫蛊之祸牵连受死的,前后达数万人。 历史学家对汉武帝感情复杂。一方面他被公认为打击了匈奴并大大扩张了中国版图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中国疆土扩大了一倍,大部分他新纳入版图的领土都成为现今中国固有疆域的永久组成部分。他缔造的帝国超过了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并领先于整个世界,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他更大的成就是促进了儒学,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直到1911年君主制被推翻。另一方面,许多历史批评家指责他的奢侈、迷信和他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政治负担,就连武帝当朝时期的史学家亦有直接批评者。武帝曾取司马迁的史记阅览,发现司马迁“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大为不满,“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他用严厉的刑罚系统统治整个国家,却又是一个富传奇性色彩的人物。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