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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这本书故事跌宕起伏，讲述奇人遇奇事，还有一个个故事充满着人性的光辉！张三丰是太极宗师，是武当一派不世出的武学奇人，他是纯阳童子！宋远桥、俞莲舟、俞岱岩、张松溪……殷梨亭、莫声谷张翠山和殷素素陪伴金毛狮王谢逊在极北荒岛结拜桃园之交，诞下赤子一位张无忌，此子是武林至尊。 
日本文化在历史长河，以“真实”为基础，自力地生成“哀”的特殊品格，并继而形成浪漫的物哀，幽玄的空寂和风雅的困寂三者相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物哀文学观念发展过程中，紫式部作出重大贡献，她在《源氏物语》中，从简单的感叹到复杂的感动，深化了主体感情并由理智支配文学素材，使物哀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含赞赏亲爱、共鸣、同情、可怜、悲伤的广泛含义，而且感动的对象超出人和物，扩大为社会世相，感动具有观照性。在紫式部看来，物哀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层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第三层则属观照性的，它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心。川端康成在《雪国》中表现出的虚无与《源式物语》中的物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物哀的第一层是对人的感动。尤其是男女恋情的哀感。这在《雪国》的创作动机中表现了出来，川端康成曾说过：“《伊豆的舞女》也罢，《雪国》也罢，我都是抱着对爱情表示感谢的心情写就，这种表现，在《伊豆的舞妇》中纯朴地表现了出来，在《雪国》中则稍微深入，作了痛苦的表现。”从男女间的恋情出发来表现悲哀思想，这是日本古典文学传统。《雪国》中驹子真心爱上岛村，不能自持，岛村清楚地知道驹子迷恋上他，但他认为驹子的爱情追求甚至她的生存本身就是徒劳的，可悲的，岛村在驹子为生活而生活，为爱情而爱情这一女性悲哀的苦海是漂荡着，他的内心为苦涩所浸泡。他倾心叶子，叶子可望而不可及，这种虚无感与物哀是相通的。物哀的第二层是对世相的感动。《雪国》整部作品都是在偏僻乡村发生的，似乎与现实联系不大。但联系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发现，在川端康成创作《雪国》时，日本军国主义正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川端康成没有下面反映这场战争，而是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日本评论家岛崎秀树说：“川端康成对军国主义是消极抵抗，《雪国》便是例子。” 川端康成把现实抽象化，把虚无世界把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人情世相中，暗示人生徒劳。物哀的第三层观照性，它是对自然物的感动。自古以来，日本文学家以自然为友，以回时为伴，很了解自然的心，即自然的灵性。他们在自然中发现美的存在，进而创造文学的美。雪国在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山上还有白花、杉树。在雪国，月色也是别有特色，“山头上罩满了月色，这是原野尽头惟一的景色，月色虽以淡淡消去，但余韵无穷，不禁使人产生冬夜寥峭的感觉。”“盈盈皓月，深深地射了进来，照亮得连驹子的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在这些景物描写中，浸透着岛村的主观情绪流露出淡淡的哀愁，这与物哀是相通的，物哀不是直观而是靠情绪，想象力去感受自然，在欣赏自然景物时潜藏着一种爱情的哀愁情绪留有诗韵，包含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 日本传统文化经由镰仓时代禅宗世俗化演绎出空寂幽玄，即强调从“无”的境界中发现完全的、纯粹的、可谓“无中万般有”，平安时代，闲寂与以幽玄为基调表现苦恼的更具情绪性的空寂相分离，表现出以风雅为基调，表现寂寥之情更具情调性的特征。不像物哀那样耽于悲衣与同情的感情咏叹，而是让人们不断体味其不乐的寂寥感，一种精神性的“寂”。川端康成也说：“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 川端康成在《雪国》中不厌其烦地描写雪夜、夕阳、甚至于叶子的死，作者都展现出“银河泻入心理”那种欣赏似的闲寂的虚无。正如川端康成喜叹引用的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里的一句话：“往昔徒然空消逝”。在他眼里，终极的空虚才是真正的美的所在，而对于美，我们还需要感受。这种感受性格是川端康对于闲寂的继承与发展。 总之，川端康成是以“虚无”本来面目表现社会人生的，在《雪国》里，川端康超越了世俗道德的规范，在朦胧中展示事件，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美，超越现实美的绝对境界。他所守望的是一片看不到颗粒的精神田野。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金庸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换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