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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学研究政府吗 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 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 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 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 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 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 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 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2 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 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 威尔逊行政之研究[A]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 我的回答可以吗？如果可以就采纳吧，谢谢 
革命党和执政党有何区别？ 当各路时事观察家纷纷按照自己的视角来解读中共16大的新气象时，这是一个最终无法绕过的话题。 新党章里开宗明义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补充的后一句表明一个政党的使命在悄然改变，或者说扩大。概括而言，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同为政党，两者在最大限度追求权力的诉求上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使命的差异使这两者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上又截然不同。这种不同让新一代共产党人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学习执政。 学习执政？对于执政50多年的共产党来说还是一个问题吗？不过，虽然掌握政权50多年了，一些领导干部仍没有完全树立执政党的意识，依然按照革命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来运作。比如，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并依此确立分享权力的资格；以内部纪律和规定代替法律来管理社会事务；以严密组织、高度统一的方式来规范全国性事务—即使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这些革命党的行为模式在革命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显然不是完全适合对现代政府的管理。 自1911年清朝垮台，中国建立现代政府的历史还不到100年。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政府及随后的国民党政府中各种“硬件”要素一应俱全，但要么照猫画虎，不伦不类；要么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党国一体实行军政训政。而新中国的前30年，革命仍然是非常时期的政治主调，离正常的执政始终有一定距离。对于现代政府的执政运作，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够。这是对新使命下的共产党和新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考验。这种考验下，有许多执政的新课题需要学习研究。 在16大的新气象中，至少有两点可以看作是“执政思路”的结果： 1、把党的组织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这意味着对原先不同“阵营”的优秀分子，不仅仅是允许其参政议政，而是进一步欢迎加入执政的行列。建立更加开放的组织体系正是执政党的显著标志。 2、过去，在中国政坛第一方阵—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员中，一向是以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为主。如15届政治局23名成员，除了7名常委，2名军方代表，其他的名额分配是：书记处3名、副总理3名、国务委员3名(其中一名兼任书记处书记)、人大系统2名、地方代表4名。而新一届政治局的25名成员中，竟有8名现任地方首脑。如果加上新晋京的前地方领导，总数已达13人。显然，这样的权力结构更能反映现实的权力要求和实力分布。多种利益代表声音的加强，意味着更多的谈判、协商、交易、平衡和透明，而非传统金字塔式权力下无条件的命令和服从。 现代政府所讲究的权力艺术，归根到底是谈判机制的引入。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代议制和分权方式，对谈判和协商的信任是前提，这代表着对不同利益诉求的尊重。当这样一种机制不能顺利地建立和运作时，往往会出现“语言统一在先，行动异议在后”的混乱局面。而非充分争议，坚决执行的现代决策模式。 在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拉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甚至决定着中国经济乃至其他事务的兴衰起伏。就像中国特色的经济周期，总是与中央对地方经济政策的一收一放紧密相关。利益差异本身并不可怕，让人担忧的是处理差异的方式。温州是一个例子。当温州政府忠实地执行国家统一的土地政策时，众多无地可用的当地企业只好停止投资而纷纷外迁。为什么不能让温州拥有更多的工业用地而让其他的农业地区储备更高的耕地比例？在现有的利益博弈方式中，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中国太大，而大部分社会事务都是地方性的，需要区别对待，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政策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不同利益，如何处理争议，如何倾听多种声音……这都是执政党的新课题。 在以成熟的革命经验取得政权后，需要学习执政，需要训练执政的技巧，这不是让人难堪的事，而是所有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正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 早发内生型（西方国家）； 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 差别： 第一：早发国家政治发展起步较早（英法于公元1500年）； 后发国家政治发展起步较晚（二战后）。 第二：早发国家最初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 后发国家动力与外部文化传播和外部挑战密切相关。 第三：早发国家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市民阶层和资产阶级；政治变迁一般自下而上； 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来自国家和政府，政治变迁一般自上而下； 第四：早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随贸易扩展和工业革命而运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基本同步进行； 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一般发生于工业化之前，在经济起飞后，政治发展往往滞后于经济发展，两者不能同时推进。
当各路时事观察家纷纷按照自己的视角来解读中共16大的新气象时，这是一个最终无法绕过的话题。 新党章里开宗明义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补充的后一句表明一个政党的使命在悄然改变，或者说扩大。概括而言，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同为政党，两者在最大限度追求权力的诉求上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使命的差异使这两者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上又截然不同。这种不同让新一代共产党人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学习执政。 学习执政？对于执政50多年的共产党来说还是一个问题吗？不过，虽然掌握政权50多年了，一些领导干部仍没有完全树立执政党的意识，依然按照革命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来运作。比如，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并依此确立分享权力的资格；以内部纪律和规定代替法律来管理社会事务；以严密组织、高度统一的方式来规范全国性事务—即使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这些革命党的行为模式在革命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显然不是完全适合对现代政府的管理。 自1911年清朝垮台，中国建立现代政府的历史还不到100年。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政府及随后的国民党政府中各种“硬件”要素一应俱全，但要么照猫画虎，不伦不类；要么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党国一体实行军政训政。而新中国的前30年，革命仍然是非常时期的政治主调，离正常的执政始终有一定距离。对于现代政府的执政运作，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够。这是对新使命下的共产党和新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考验。这种考验下，有许多执政的新课题需要学习研究。 在16大的新气象中，至少有两点可以看作是“执政思路”的结果： 1、把党的组织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这意味着对原先不同“阵营”的优秀分子，不仅仅是允许其参政议政，而是进一步欢迎加入执政的行列。建立更加开放的组织体系正是执政党的显著标志。 平等观念是一种现代的政治思想。古代思想家一般倾向于认为等级制是自然的或者不可避免的。而现代思想家们很少有人公开反对平等观念。因此可以说，现代人都是平等主义者。所以，平等问题上所展开的现代论战，决不是平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论战，而是在什么领域和如何实现平等问题上不同观点之间的论战。在上述4种平等概念中，前面3种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分歧。分歧主要产生在第4种概念，即结果平等上。
